著名詩人蔣藍詩集《霜語》出版面世
 
 
著名詩人蔣藍創作的詩集《霜語》日前由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四川省迄今唯一入選“天星詩庫——新世紀實力詩人代表作”的詩集。
 
蔣藍，先鋒詩人，新散文代表作家，人民文學獎、中國西部文學獎、布老虎散文獎得主。已出版《蔣藍作品系列1—16卷》（東方出版社2014）、《一個晚清提督的蹤跡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等專著多部，與凸凹聯袂主編《2006-2007中國詩歌雙年選》（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曾任《青年作家》月刊主編，現供職于成都日報報業集團。
 
蔣藍已經是蜚聲在外的散文家、思想隨筆作家，15年來他以200多萬字的散文隨筆作品，峨眉凸起于西南場域，讀者熟悉他的往往是讀書訪談、歷史文化講座；他詭異而精怪的斷片式思想，一如反手之劍，成為了思想言說界的黑客。其實，他葆有的卓異詩性，恰恰是他的文本區別于尋常言說的根本所在。對一個獨立寫作者來說，蔣藍關注的領域，還是兩極領域，即對向下的深切和對形上的追問。
 
詩集《霜語》7.625個印張，230頁。收錄了蔣藍自2000年以來迄今創作的一百余首詩歌，集中反映了蔣藍清晰的創作成就。詩集編排按照時間倒推，以組詩微結構單元，逆向梳理了詩人的詩歌創作精華，收入了引起廣泛關注的《豹詩典》《經驗之書》等佳作，展示了一個獨立于四川詩人群體冷抒情的“詩人思想者”的獨到言路。詩集內附有詩人、小說家凸凹的評論《文本風骨與思想洞見》。
 
“天星詩庫”是當代中國較具影響力的詩歌品牌，多年來，這一詩歌品牌始終強調作品品質的先鋒性與成熟度的綜合與平衡，精選有較好市場表現和一定行業美譽度的詩人，每年推出兩位詩人的精選詩集，具有較大的社會知名度，詩人朵漁、雷平陽等人的作品曾先后入選。2015年入選“天星詩庫”的除蔣藍詩作之外，還有青海詩人郭建強的詩集。
 
  
附：評論
 
詩人南野指出，蔣藍的詩使我想到一個久懸未決的論題，那就是詩與思的關系。在一個流行搞笑、娛樂與小趣味的博客時代，轉瞬即逝的日常性書寫被一再夸耀張揚，思的力量卻在逐漸從詩歌的想象中被剝離出來。我所理解的詩歌當然不是思想的直接表述，但詩歌必然溶解著沉思的滋味，它是一只血色果實。蔣藍的詩即可視為蘊含著哲理味道的幽寧意象的鮮果。 　　
在蔣藍的詩中，火是一個主意象。這一意象的哲思性質明顯,因此它不是日常意義、也不是平常抒情性質上喻示著熱烈的詞語。它在相對性中獲得一種思索的張力：它被置于靜的情境構造，處于水中，處于鏡子之間，甚至“我正在學習冷卻”(《火焰褶子》)。詩人善于制作令人訝異的言語圖像，并把握住語言的能指(包括直接的所指)與生活中詩(思)性的微妙關聯，如《困境》：“這就類似于/我在玻璃上/釘釘子。”詩之思的表露在此源于對生存動靜的敏感和對事物的體會，而且每一樣事物被觸及都是一個過程，不是停滯中沉湎式的歌唱，而是旅行中遭遇式的筆記(見《大黃蜂》：“對不起了，我要趕路”)。《十陵鎮》又是一首別有意味的詩，描述的場景由近而遠，在對照中到達詩人的心之所向
 
批評家朱大可指出，蔣藍是大批四川先鋒詩人分化后的“剩余價值”。他是非非主義的第二代傳人，多年來保持了跟詩歌相關的書寫，成為盆地寫作的晚期代表，在他身上，延續了八十年代川籍詩人的各種特點：非非式的語詞營造、鐘鳴式的知識考古、以及以“流氓”和世俗的方式在世，跟日常生活保持良好的關系。
中國詩歌界，沒有詩人能夠讓筆下的詩與思想隨筆“并駕齊驅”，蔣藍成為了個案。同濟大學哲學系副主任、批評家張閎指出：“仿佛蠶叢時代的縱目人，蔣藍看待世界的眼光奇特。縱目看到的世界，乃是垂直的立面，從這個立面上，可以看到時間斷層的沉積物，把過去、現在和未來，放置在同一平面上觀察。消失已久的古蜀國的文化幽靈，扇動著現代主義的巨翅，盤旋在蔣藍的言辭‘城堡’之上，呈現出一副玄妙而又怪異的話語奇觀。由對歷史幻影的玄學冥想，突然間變成現實的文化意識形態的犀利批判，蔣藍在虛構話語世界和現實經驗世界之間，建立了一條隱秘的通道。但這是一條人跡罕至的幽暗小徑，其間隱藏著蔣藍詩歌話語魔術的大秘密。”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張清華指出，正像在南方、在四川盆地很少見到他那樣高大魁偉的身軀一樣，在時下的詩人中也很少見到他這樣富有理性思維和學養的分子——比“知識分子”還要知識分子。平心說，蔣藍的散文隨筆要勝過他的詩，不是他的詩不好，而是他的散文更佳。他詩中的理念和思想有時候看來稍稍硬了那么一點點，而在他的散文中，思的東西和靈感之間、與感性的敘述之間，達成了完美的結合。
我一直認為，最好的敘述者一定兼有詩人的形而上能力，有小說家設身處地的敏感，散文家激揚文字的功夫，和戲劇家多重角色的推演設計能力，而蔣藍是這樣的敘事者和詩人。文字在他那里是活的，飛行和潛躍——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紋，敏感和綿密，精細和犀利，甚至有神秘和暗示的詩性氣質。很少有人能夠抵達他那樣的境地，很難言喻的精準和超越性，思化為了神，知變成了識，察生成了悟，腦轉換為了心。

蔣藍接受采訪

寫作是對自由的依賴和衛護
——蔣藍訪談
 
王學東
時間：2015年4月
地點：成都順江路
 
 
王學東：作為鹽都和恐龍之鄉的自貢，歷史不僅有熊過、宋育仁、趙熙、李宗吾、王余杞等文化名人，也出了傅仇、李加建、張新泉等著名詩人。那么，你早年所經歷的自貢詩歌環境是怎樣的呢？
蔣  藍：生養我的小城自貢市，距離成都不過200公里，但空間形成的經濟、文化距離卻至少要以10年計算。1986年，當第三代詩人開始旁逸而出、朦朧詩的余緒呈現出回光返照的輝煌時，家鄉的文人仍然在熱烈陷入關于后者“懂”與“不懂”的口水爭論。他們被制式賦予的創作圭臬牢牢控制在本地的公共空間，當地幾乎無私人空間。這就是當時自貢的詩歌環境。
 
王學東：那么在這樣的環境中，您對現代詩歌的理解來自何處呢？
蔣  藍：當我首次從一個去成都開會的評論家手里接過一張《非非評論》時，一種濃重的陌生化的感覺自始至終籠罩著我的閱讀和思考。記得首版上是周倫佑的長文《論第二詩界》，我已經記不得他的定義了，但是他提出的這個概念，卻明確給了我一種異端的、要從制服一樣的詩歌隊伍里突圍而去的勇氣和底氣。
 
王學東：在您詩歌的道路上，給你較大影響的人是誰呢？
蔣  藍：在這個時候，一個人恰到好處地出現在我的視野里，他就是尚仲敏。他因為女朋友是我鄰居的原因，他經常出沒在我的居所附近。來無影，去無蹤。我注視著這個昂首挺胸、氣質十足的詩人，注視著他的一言一行。他發表在《詩歌報》上的《我對詩歌的看法》等文章，成為了我們開始交談的話題。他很少從座位上起身，但滿臉的笑意打消了我的疑慮。口語。語感。還原。舉手為聲。騎在牛背上找牛。卡爾·馬克思。橋牌名將。啊，祖國……他在口語里復活著他壯麗的詩歌風景。比如，那從《月兒彎彎照高樓》的冷峻筆法里，突然彌漫開的感動。偶爾，他用特立獨行的沙啞聲帶朗誦起一些詩句，抑揚頓挫，額頭放光，引得周圍的聽眾大受感染。尚仲敏經常說出周氏兄弟的名字，并描述周倫佑在成都和西昌的一些事情，引起了我不少興趣和想象。記得是在1989年，久不見面的尚仲敏突然落座在我家的椅子上，他拿出了2冊雜志，送給了我。這就是我保存至今的《非非年鑒》1988卷和1989卷。
 
王學東：您一開始談到了非非，而且您也是后非非寫作代表詩人之一，您與非非主將周倫佑怎樣相識的呢？您對他有怎樣的印象呢？
蔣  藍：1986年的秋季，在一陣沖動之下，我提筆給周倫佑寫了一封信，訴說了我對“非非”的粗略印象以及一些近于混亂的認識。大約二周以后，收到了周的回信。他對我的一些認識予以了糾正，簡明地提出了創辦“非非”的目的及其意義。原信至今保存在我的老家，因為不在手邊，無法引述。應該說，這封信對我的意義十分重大。因為透過這頁32克的白打信箋紙，我似乎看到了一幅正在展開的無法預測的畫卷。我陸續寄了一些詩作給周倫佑，他每信必復，認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有些作品，經我修改后又回到了那個叫“西昌市急救輸血站”的地方。記得有《死亡》等3首詩，被他留用了。我必須承認，在我詩作逐漸形成自己的語體之前，尚、周二人起到的引領作用，是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在這期間，我去過成都幾次，但每一次都沒有見到周倫佑。但他留在成都詩友耳朵里的一些聲音，就被別人轉述出來。他幾乎成了神龍見尾不見首的人物。
直到1995年冬季的一天，由于東北詩人楊春光的緣故，周倫佑和在蓉的近十位詩人擊鼓傳花一般，楊春光邀請他們來到我所在的位于東門街95號6樓的文化經濟研究所。周穿一件短嗶嘰大衣，雙手深深插進衣袋，戴著眼鏡，目光犀利，顯得有些矜持。哦，他戴了一頂鴨舌帽，很少說話，在一大幫詩人中顯得卓爾不群。他與我握手時，我覺得他的手掌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粗糙。幾杯啤酒下肚，酒力足以擊退寒風，周脫了短大衣，談了一些近年他經歷的事件。搜查。自主出版。煽動。打鑼坪。想象大鳥。反暴力修辭。他說，要使暴力失去耐心……這次與周的見面，強化了我的一個觀點，一個人的學術、思想觀點，與他的人生經歷有著無法割裂的血肉關系。周的經歷深深感動了我。從那次見面以后，我與周倫佑的聯系多了些，也差不多是在這個階段，我開始了《詞鋒斷片》的寫作。
我的工作室搬到中央花園以后，周倫佑經常來我處，處理有關詩歌的稿件、對外聯絡、“非非”網站的設計、內容編排，一干就是一整天。間或對我正在推進的思想隨筆提出他的不少意見，這對我十分有益。他成為了我的文章的“第一讀者”。這就像我在荒原里跋涉，終于找到了一個確定方位的覘標。因此，自己的思想，伴隨著文字的反復推演，逐步得到了清晰和明確，并呈現出鋒利的刃口。
 
王學東：對于“非非”這個命名，周倫佑有自己的闡釋。那么，作為后非非寫作的重要成員之一，您是怎樣理解“非非”的？
蔣  藍：是是非非，誰是誰非，是非不分，是非分明等等，“是”與“非”永遠是對立的動詞。所以，“非非”不是“永遠正確”的。它是連續的飛翔；是永不停止的動詞；是不斷的解構與結構；是對立的緊張；是悖論構成的聚力與張力所組合出來的力的流程圖；是如魯迅所言“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于無所希望中得救”；是一道續接生命斷片的黃鐘大呂，為漢語寫作和思想，送來了聲震五內的金屬之聲。它們構成的糾結的“非非系”，將是“非非”既留給世界、也是留給自己的客觀存在。在對立、對創生成中成長的“非非”，所形成的“非非系”，其實就跟古希臘哲人對哲學的解釋一樣，“非非”，就是關于生與死的學問。
 
王學東：那“非非”的群體寫作有思想變化的過程嗎？
蔣  藍：2005年的一個雨天，在成都中央花園側的茶坊里，我問周倫佑：迄今為止，在思想史上有三種最主要的思潮：激進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從思想譜系著眼，你認為“非非”屬于哪一種思潮？周沉思半晌，朗聲回答：“非非屬于激進主義與自由主義。”在我看來，“思潮”是一種流行的思想和觀點，它固然不可能“純而又純”，它體現出來的主要價值傾向則是可以判定的。因此，我認為，縱觀“非非”20年以來的推進與它經歷的三次轉型（20年以來，非非主義已經從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批判（反文化、反價值），90年代的道德批判（紅色寫作、宣布西方中心話語權力無效），進入到當前的意識形態——歷史的批判階段），“非非”無疑是急進主義的典型闡釋者與實踐者。
“非非”經常使用的所謂后極權時代，其實指的就是“權威主義”。在這一認識前提下，我們可以把“非非”的批判向度予以明確化：肇始于80年代的“文化批判”——就是針對集權主義的批判；90年代的“道德批判”——就是針對極權主義的批判；21世紀初葉的意識形態—歷史的批判——就是針對后極權主義（威權主義）的批判。深入當下的漢語處境，堅持從藝術的立場而非政治博弈角度介入寫作與思想，承擔責任，正是“非非”不同于往常急進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地方。
 
王學東：當下學界對非非主義詩歌流派的研究，一般更為看重的是“前非非”，而忽視“后非非”詩歌創作及其理論。您是如何看到“后非非寫作”的？
蔣  藍：“后非非寫作”不過是“非非寫作”的當下美學狀態，它不但是“體制外寫作”的命名者和實踐者，也是這一陣營中當仁不讓的前鋒。前期優秀的非非詩歌因為其語境具有歷時的特征，其文本非凡、鮮活、始源、個別性突出；后非非的優秀文本則因為其具有共時的特征，逐步展示出成熟、圓滿、囊括、普適性等特點。周倫佑的《遁詞》、《變形蛋》和你的《影響三部曲》就是其中十分優勝的佳品。“后非非寫作”與我們向更廣闊的領域所提倡的“體制外寫作”具有相同的內核——在對一切“肥詞”進行大清洗的同時，以自己的動詞確立非非主義跟精英文化、與自由思想的承載關系、互位關系。與其說非非是在反抗專制寫作體制，不如說非非是在反抗肥詞對自己寫作使命的壓迫，它實現著自律的自由。非非詩人用自己的動詞置換了歷史肥詞的核心位置，在它延宕而行的道路上，展開的是“體制外寫作”的新一頁。
 
王學東：在非非主義的轉型中，“體制外寫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你是如何理解的呢？ 
蔣  藍：波普爾堅持的一種基本原則是：“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如無必要，它的權力不應增加。”他把此原則稱為“自由主義剃刀”。如果我們再套用這個奧卡姆剃刀的派生物，得出的結論則是：體制寫作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如無必要，它的權力不應增加。周倫佑等人在漢語寫作界率先提出的“體制外寫作”，既不存在“強力話語”，更不存在讓“讓另外的寫作人去嘗試一種他們認為的美好的自由寫作”的幻覺。首先，“非非”不掌控任何權力麥克風，更沒有成為一些官方媒體“影子內閣”的企圖；其次，提出“體制外寫作”，不過是希望廓清長期籠罩在寫作域界的瘴氣，彰顯自由寫作的本來形態。這就必須觸及體制寫作的死穴，指出它對自由思想的空前蔑視和威脅，這是“非非”的第一要務；闡明“體制外寫作”的價值構成與廣闊緯度，彰顯自由與對筆力、對現實的深度進入，就是一切自由寫作人無可回避的本質工作。一言以蔽之，用銳進的命名和策略，彰顯自由寫作的精髓，就是“體制外寫作”提出的動因。
 
王學東：那在你看來，何為自由？
蔣  藍：首先在我眼中，自由、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者是三個不同的概念。自由主義就類似于一團霧氣，從外說是一種格局；從內講可以成為一些人的價值核心，它的確是人類思想發展到近代的常態。但每每在需要對極權話語說“不”的時候，他們就很自然地土遁于“自由的畫餅”中，繼續其主義的臆想。而漢語版的自由主義，更就是身著改良主義道袍的硬殼禮帽。我們目睹了太多的這類禮帽的反光。但是，我們又必須承認，自由主義的最大貢獻，正是提出文化多元主義或價值多元主義。也就是將生活或寫作的問題剝離于政治，使它成為私人問題，政治只解決秩序問題，就是讓俗人、庸碌的普羅大眾能夠過上一種和平生活。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價值多元主義，它把解決美好生活的任務交給個人，交給各自迥異的信仰。別爾嘉耶夫曾經說：“自由高于存在”。自由充滿張力的，自由是擴張和永不停息地創造，自由是個性力量充盈并向真理敞開的的呈示。自由是歷史賦予人們追求真理的義務，盡管求真之路遍滿危機和火焰的荊棘。自由精神正是在這樣的認識下產生的，就像漢語中“非”字的意義，在對立中打開翅膀。自由精神統領的是飛翔的生存。
 
王學東：那是否存在一種自由主義寫作？自由與寫作之間又有著怎樣的關系呢？
蔣  藍：自由主義的寫作人往往只能以純文學、純藝術的面目的出現。但是，我尊重這種蘊涵著理想的“沉默的大多數”，“非非”只不過是在自己的具體寫作里，更實際地開始反對那種對自由大施暴虐的鐵幕語境。哲學家霍布斯對自由的定義為人們所贊賞：對運動不存在外界障礙，是謂自由。也就是說，自由與必然性是一致的。同樣的道理，自由寫作是對必然性的深刻反映，是寫作的應然狀態。所以，寫作對自由的依賴和衛護，就如同人類對空氣的需求一樣自然。
 
王學東：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文學與政治又有著難以厘清的復雜關系，您如如何看到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呢？
蔣  藍：體制從來沒有忘掉它與文學的聯系。它總是希望把文學施以一種外部強加的塑造策略，從而形成澆鑄意識形態的水泥。就非非的宿命史來看，非非總是被一些低弱且頭腦進水的官員視為某種具有干擾大合唱因素的異端之音，尼古拉一世的主檢查官烏伐洛夫就希望文學全部消失，或至少安靜它一二十年。大審訊官康斯坦丁·波比多諾采夫希望“凝固”文學以阻止它擾亂現狀。而在體制外領域，非非的理論與實踐甚至被一些詩人誤為“意識秀”。我們應該注意到，一個寫作人連這個起碼的、嚴重的是非之論都企圖避而不談以示清高以示純詩，這不但是一種典型的鴕鳥策略，恐怕還有一種等候招撫的心理起著自慰作用吧。
“詩歌應該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詩歌”，布羅茨基說得真好，就像周倫佑眼睛里的蠟燭，微弱的火苗要使暴力失去耐心！也如索爾仁尼琴的著名宣言：一個偉大作家是第二個政府。也許，時代會應證了黑格爾的比喻，我們注定要充當“歷史的鼴鼠”——當地面塌陷時，并非沒有我們的辛勞。
 
王學東：回到詩歌問題上，您是如何看待詩歌語言的？ 
蔣  藍：語言絕對不再是一個構成問題的問題。記得詩友袁勇說過，非非寫作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在變構和超越語言自身的同時，完成語言的人類使命，找回語言的靈魂，提升語言的精神。在語言中閃光到死為止！這就是嚴肅詩人的宗旨，也是后非非寫作的信念。思的定位讓詩歌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和開放性，納入更多的甚至是“非詩”的甚至“反詩”的東西，德性不僅加強了詩本身的還原，也把詩歌導向一種與當下局勢、內在語境的關聯意義。我認為，正是在關注的領域與思之間，清楚標識了一個詩人的位格。
 
王學東：您如何看到詩歌的本質呢？或者說詩歌寫作的最重要的通道是什么呢？
蔣  藍：對詩寫者而言，擁有不死的隱喻的確是一個神話。就像周倫佑與我交談中所言，實際上一個成熟的詩人一生就是依靠幾個不死的隱喻，來集聚、來呼喚他們散落在這些隱喻四周的言辭斷片，這些階段性的隱喻就像他們的脊椎，最終擦亮了那詩意的額頭。隱喻既是詩人的面具，也是他們的臉。既是自己的異形，最終異形也成為了自己的主腦，自己反而消匿在隱喻的濃蔭之中。中國當代最為重要的女性思想家、詩人萌萌說得好：“字、詞，從它們一誕生起就攜帶著隱喻。即在字、詞的具體性和單一性的后面隱藏著它們與生俱來的、甚至是促成了它們誕生的象征性和隱喻性。詩，或許就是對原始語言的追問、追逐。”
 
王學東：那您所謂的隱喻是什么呢？隱喻與詩歌是怎樣的關系？
蔣  藍：從根本上講，隱喻已經是一種認知現象，是我們理解世界、進入事物的唯一口令。隱喻既是人類固有的思維方式，也是共時性和歷時性、中斷性與連續性、單向性和重復性的雙重結構以及多重遞進模式。隱喻是在三個層面獲得生衍的——作為修辭的隱喻（修辭手法）、漢語固有的“隱—喻”范疇（比興、意境等古典詩學概念）和隱喻性（包括了詩學、語言學、修辭學、意識形態學等等），考察部分非非詩人近年的隱喻寫作與寫作隱喻，我將更多的使用第一義和第三義，但有時會混同使用。在這個意義上，個別詩人“拒絕隱喻”的美學自況，如果可以立論的話，即便是在狹義修辭方面也是難以立足的，更何況他不可能拒絕隱喻性，否則就沒有詩性寫作這碼事。英國學者C.路易斯說，隱喻是詩歌的生命原則，是詩人的主要文本和榮耀。我贊同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在《活的隱喻》中的結論：隱喻不僅提供信息，而且傳達真理。隱喻在詩中不但動人情感，而且引人想象，甚至給人以出自本源的真實。他甚至指出，隱喻的詩歌性與詩歌的隱喻性乃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
 
王學東：那在非非的修辭體系中，隱喻又有著怎樣的特點和意義呢？
蔣  藍：非非的修辭話語體系當中，隱喻已經遠遠不止是狹義修辭了。隱喻是非非詩歌的動詞，隱喻對文本的“深度撞擊”，完全動搖了以往建立在隱喻基礎之上的四平八穩的、靜態孤立的修辭論、方法論、本體論，在隱喻的策反之下，隱喻的修辭論、隱喻的本體論、隱喻的方法論轉換生成，互為依托，逐漸構成了非非寫作一種良性的、日益深化的文學生態。
 
王學東：這里說到的“詩性”，是當代詩歌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有著復雜的內涵。你是怎樣看“詩性”的呢？
蔣  藍：學人劉小楓在1980年代中期出版過一本《詩化哲學》，講的是德國浪漫派自席勒、費希特等人以降的羅曼蒂克式的美學思潮。即把詩不只是看作一種藝術現象，而更多的是看作為解決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問題的重要依據，并把美學視為人的哲學的歸宿和目的，成為一種泛美學化的哲學。如此看來，作為一種思想系統，詩化哲學的終極，恰恰是人生的非“詩化”，它作為反抗單鞭權力與極權的操縱術，顯得是那樣的柔性。詩性不同。詩性以智慧整合、貫穿了整個文學形態。作為人類文學精神的共同原型，詩性概念屬于本體論的范疇。回到詩性即是回到智慧，回到文學精神的本原。作為對感性與理性二元對立的超越努力，詩性是對于文學的本體論思考，“它也是一種超歷史、超文化的生命理想境界，任何企圖對文學的本性進行終極追問和價值判斷的思維路徑都不能不在詩性面前接受檢驗。”在此意義上，非非提倡的詩性精神，是指出乎原初的、直面現實、崇尚自由的人類普遍精神。
如果從微觀角度考察，詩性當然擁有更加繁復的姿彩：語言結構上的延宕與濃化、消解隱喻、重構隱喻，力圖實現整體架構上的詩性彰顯。從內在事物的隱喻化，到精神的詩性張揚，非非的詩性精神尤其體現在如下方面：消解宏大敘事；再現詩歌場景；張揚自由精神。在當代漢語譜系下，非非主義的詩性是最深植的根性，它深于策略意義的詩化。詩性大于詩意，詩性也高于詩格。
 
王學東：您是一個多面手，您是如何處理隨筆、斷片、詩歌創作三者之間的關系的呢？或者說您是如何理解散文隨筆、斷片和詩歌三種文體的。
蔣  藍：對我來說，這三種文體恰恰是我存在的三種向度的展開。散文是我的生活寫照；隨筆、斷片是我的思想存檔；詩歌則是我的神性禱詞。我的寫作是三位一體的，因情緒季節性的不同而用力不同。
隨筆是我高度重視的文體，我寫有長文《一個隨筆主義者的世界觀》，就是對穆啟爾這一概念的鍥入了個體生命體驗的推衍。
斷片的書寫生活以及呈現經驗的斷片，詩與文之間完全獨立，但因缺乏深刻的聯系，單件作品可能完美于一個命題。
詩歌則是我的神性皈依所在。所以在我的寫作中，詩歌必須在意象、語言、精神上保持純粹，最終是目擊黑暗，以穿透整個世界的黑暗……我對這個世界不抱有什么希望。
 
王學東：最后，您是如何看到文學中的“經典”問題？
蔣  藍：經典是一件道德含量極高的指稱。每當我們面臨這樣的判斷，總應該提醒自己極度小心。經典是不能自證的，經典必須經歷一個相對寬容的時代的檢驗，要被好些資源不同的價值梳子反復梳理，就像從多面鏡子中返回來的物象。我們在贊美經典的同時，其實沒有放棄以經典的坐標照應自己寫作的雄心。在一些人眼中，他們未必是注目于那些可見的文字與形象，而是矚目于那些不可見的德性，因為在時間長河里，可見的畢竟太短暫太可憐，不可見的德性普照反而是經典的宿命。在《論土地與靜息》中，加斯東·巴什拉說，經典寫作中的詩歌“不是游戲，而是產生于自然的一種力量，它使人對事物的夢想變得清晰，使我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比喻，這類比喻不但從實踐角度講是真實的，而且從夢的沖動角度講也是真實的。”這個說法有些神秘意味，我想，朝著這樣一個巨大的目標，經典寫作的價值會逐步成為使當下寫作歸位的決定性力量。
我認為經典寫作不同于經典本身。經典寫作具有兩種傾向性，如果說經典是一個美學的常數，那么經典寫作就是向其無限接近的一種趨向，是一個永不停息的動詞。其一是具有一種向上超越的動姿，它突然向上，并持之以恒，是趨向于恒久的愛的行動；其二是具有一種普照性，接近博爾赫斯所言，一切都是深思熟慮的，天定的，并且是深刻的，有如宇宙般博大，并且一切都可以引出無止境的優美歧義。在“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的趨向過程中，行動（寫作）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已經足已告慰經典了。在這個意義上，博爾赫斯的話就顯出了一種通透的高度，他說，“寫作者的榮耀在總體上還是取決于一代又一代無名的人們在孤寂的書齋里對其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激情或冷漠”。
 
——原載《山花》（B）2015年5期
 
 
 
附：

文本風骨與思想洞見：蔣藍詩集《霜語》閱思碎屑
◎成都凸凹
 
 
1.
在“打碎”與“重建”工作中蔣藍踐行著自己的詩歌主張和詩歌理想。他一開始就做了“打碎”的活兒，并在“重建”的過程中清掃著殘渣余孽。二三十年來，蔣藍一直在詩歌內部工作，一直以驚人的定力推動并偏執于自己的詩行——這個異數，這個落單者，他的踽踽獨行拖掛著一位詩歌僧侶的幾多壯麗。
 
2.
“生活畢竟是一次偉大的失眠，我們做過或想過的一切，都處在清澈的半醒狀態之中。”（費爾南多•佩索阿）蔣藍奇特至古怪的語峰與想象，成就了他輝煌的白日夢，并以此作機栝為我們創造更多生存空間、精神世界的可能提供了新的憑證。
 
3.
蔣藍的詩歌行動與詩歌作為，除了獵險，其實是一次又一次揭秘。讓障眼的那片葉與礙心的那團霧在詩歌的鋒口上化水四散，叫血流動，叫骨頭說話，叫真相還原出本來的相與命運。
 
4.
蔣藍慣于十面埋伏、圍點打援、引蛇出洞，以及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一切鬼斧神工的詭計他都慣于。比如《銅河》，寫銅河（大渡河的古稱）而不涉及銀河，更不直言時間坑槽、文明遺址，蔣藍在用迂迴的、隱蔽的、奇形怪狀得不能拿捏的線路逼近和撩開簡單事物的復雜原相。劍走偏鋒，踏無人之境，仄身偏門、窄門、秘門、反門、空門、死門，是蔣藍進出詩歌的眾多路線和唯一路線。
 
5.
蔣藍挑戰詩藝極限的勇力，其險，其厲，其血腥，堪用與虎謀皮來對應。“血肉從流暢的性欲之巔/挪移而出/皮相呆在原地相思/只用一具森然的骨架/成就了曠野上最燦爛的子夜”（《出位》）。語出驚人，熬骨煉字，是蔣藍詩歌的重要表征。
 
6.
沙漏一樣勻速、節制，瀑布一般陡峭、斷裂，蔣藍的思想生發與思想敘述，因此獲得幽狹的深細與大開大闔的廣格繃成的巨大張力。這一點，恰如《收刀的時候》。
 
7.
風骨一直持續不斷地筋布在蔣藍二三十年的詩性歷程與詩歌文本中。將風骨撐開并釘死在人生歷程與詩歌文本中的，是他的定力沉著、向度清明的思想。“就像一個謎/底牌很簡單/被人猜中或故意猜錯/但刀身保持平靜”（《脆刀》）。蔣藍的詩中，處處都有刀的風聲，骨的風聲，而其文本價值，也因為透明的力（氣）與反透明的力（鈣）的雙向反勾，呈現出經典寫作的趨動與特性。
 
8.
對低矮弱勢事體的細碎悲憫和對高大強勢制式的剮剖批判，在蔣藍詩中屢見不鮮。《雷擊之樹》中，“雷擊之樹”只是一根“火柴”，讀完全詩，我也沒能知悉這根“火柴”是否被暗夜流云的“肚腹”擦燃，以及擦燃后的“火柴”與“雷”構成了何種緊張的反抗與對峙？而這，又形成了蔣藍詩歌的另一自證：吊詭。
 
9.
蔣藍高海拔的軀干并未與高蹈的詞語結盟，你去挖刨他詩中和思中的骨筋，就一定能沾上地氣，看見土地年層中的老泥。“深夜的岷江/……塵封的紙頁用黃繼光的方式撲向星空/……我能看見火焰的/農村包圍城市”（《焚手稿》）。如果說蔣藍的詩作盈溢著入史的鴿哨，那么，樂于地域勘探和善于田野考察的他，則是在用東方的地氣和中國的老泥入史，并藉此接上國際的顯軌。
 
10.
蔣藍是隨筆、詩歌、專欄、評論、講學集于一身的學者型文化創作者。我無法擅忖他一首詩歌的始初生發與緣起動議，但就成詩分類與統計來看，有一部分詩，當是為著一種思想洞見的目的，設立與創意的，即先有思再有詩，比如《以刀殺火》。我以為，就詩歌創生論，詩與思，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詩歌文本/產品的質量如何。這里，蔣藍寫的是思想含量極高的詩歌，而非分行寫就的哲學論文與思想隨筆，這是無疑的，這也是研判蔣藍詩歌藝術價值的核心窗口與鑰匙。
 
11.
“穿過雪景的月光/同樣在馬槽留下水跡/這讓秘密/看起來如同草料”（《雨雪與風月》）。詩歌在蔣藍這里是時間的黑匣子——時間不見了，人類開始尋找詩歌。對日常物事的揣摩，對過往雨雪的翻耕，對未來風月的預見，對普遍真理的尋找、把定與擦拭，詩歌的這些擔當職能，讓詩者蔣藍如履薄冰又踉踉蹌蹌大踏步前行。
 
12.
蔣藍似乎是一位“體制外寫作”者，但他同時又是一位操持意象兵器的“隱語寫作”者。按說，這是一對矛盾的標簽：目的一致的兩匹反向的馬。但我以為，隱語，恰恰是蔣藍自由大海的鹽與重要元素。他在隱語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詩藝認知與思想創識。《銀杏花》中的銀杏花肯定是銀杏花，但它僅僅是銀杏花嗎？
 
13.
蔣藍的詩歌有玉翠的品相與白銀的格，純粹、清潔、高貴，這得益于書齋氣場、實地考察和思想導體三合一的搓揉與捏實。書齋氣場、實地考察和思想導體，是蔣藍萬變不離其宗的殺手锏。
 
14.
我在蔣藍的詩歌方法里看見了小說方法。那把敘述趨動前行的，那讓思想之核展露畢現的，正是詞與詞、詞與物的矛盾、對立和舒緩的回漣。
 
15.
我幾乎讀過蔣藍的全部散文與詩歌，這不是因為我有廣闊的時間，恰恰相反，我是因為沒有時間讀那些比時間更廣闊的劣文爛詩。這有點針尖對麥芒的意思——促狹選擇促狹，逼仄追尋逼仄，陡峭賞識陡峭。不用說，你肯定比我更沒有時間，所以讀蔣藍之詩，你可以首先讀他的代表性作品，比如《出位》。“篝火把血捧往高處成瀑/雷電在灌醉山巔之余/沒忘記用山巔的鋸齒/撕開昧心者的夢田/當一朵花越來越逼近豹紋蝶/花就反穿豹皮，掩住私處”，《出位》就這樣開始了——就這樣把你硬生生拽進了詩歌之豹的齒爪漩渦，與蔣氏詩歌的空谷幽境和驚心動魄。
 
16
一首《出位》，幾乎可以對蔣藍詩歌一以貫之的價值觀與思想譜系作舉一反三的完美指證——《出位》的經典性異稟性正在于此。
蔣藍詩歌是動詞的。詩的內趨系統，詞語的發動機，須臾不歇地一直在前進，左沖右突，上飛下潛。名詞、介詞、虛詞、飾詞，在他的詩中都是動詞。它們是動作的動、行動的動，更是動物的動，如豹，馬，蝴蝶，更如一只倏忽間來自空無時空的怪兇：梼杌。蔣藍詩歌是叛逆的。面對碌碌世界，置身庸庸之境，蔣藍策動的身形是，反飛、倒懸、后翻、出位，按他自己話講，就是“不合作”、“不寬恕”。知道了這個，才能恍悟蔣藍那本死后可以當枕頭的皇皇四五十萬言的《一個晚清提督的蹤跡史》，為什么拿一個叫唐友耕的叛將作為聚光燈下T型臺上赫然在目的活體秀物。蔣藍詩歌是哲學的。“看看那頭一頭暗中的豹子/血肉從流暢的性欲之巔/挪移而出/皮相呆在原地相思/只用一具森然的骨架/成就了曠野上最燦爛的子夜”。這頭豹子，多像我們親愛的莊子啊！蔣藍詩歌，哲得堪比鬼神，堪比蠱術，堪比巫。蔣藍詩歌是黑色的。烏鴉，銹刀，黑鐵，深坑，血痂，在為他的詩歌上色。他追求的成色是不變的、最后的、戰無不勝的，是對千顏萬色最大公約數的求和。黑暗是他詩歌的一盞馬燈，他的語匯在黑暗場閾里光芒四射。蔣藍詩歌是俠氣的。他讓一寸平地揭竿而起成千里崢嶸，又路見不平拔刀相向，把崢嶸一寸一寸收回刀鞘。有荊軻的劍膽，有魯迅的憤怒，更多的時候，他在把他的詩骨淬火成冷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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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價值觀恒持、鮮明、銳利，并作藝術化給定，是蔣藍對其作品品質、美學意義及創作姿態的檢索尺度和自我框束。米蘭·昆德拉說：“探詢一種美學價值意味著：試圖限定、命名一部作品對人類世界進行的發現、革新和給它帶來的新觀點。只有被承認具有價值的作品(其新穎性被把握、被命名的作品)才可以成為‘藝術的歷史演變’的一部分。”蔣藍深諳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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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目四野，詩人星羅棋布，磷光一樣鮮艷而嚇人。蔣藍卻是一位埋沒的詩人，這是詩壇對他的不公——他不欠詩歌，但詩界欠他。究其里因，或許，思想隨筆與紙媒主筆的聲名，遮蔽了他的詩歌沉寂而晦明的光芒：那種即使不被人發見但某一天一定能陡壁一樣沖出地表把我們完全籠罩的光芒。對此，我們應該拿出他深究詩歌的沉潛與精力，去深究他，讓時間的秤桿在他顯身的時代相對公平。關于這一點，南野給出了自己的洞見：“蔣藍的詩使我想到一個久懸未決的論題，那就是詩與思的關系。在一個流行搞笑、娛樂與小趣味的博客時代，轉瞬即逝的日常性書寫被一再夸耀張揚，思的力量卻在逐漸從詩歌的想象中被剝離出來。我所理解的詩歌當然不是思想的直接表述，但詩歌必然溶解著沉思的滋味，它是一只血色果實。蔣藍的詩即可視為蘊含著哲理味道的幽寧意象的鮮果。”
 
2012/11/29—30成稿，2014/10/13改定
 
 
——原載《山花》（B）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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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網編輯：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