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塔詩學文選《照亮自身的深淵》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北塔詩學文選《照亮自身的深淵》于2015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本書書名由謝冕先生題寫。
書名取自尼采詩作《憂郁頌》:“不能眺望最遙遠的云海波浪,/它卻因此而沉得更深,以便/像電光般把自身存在的深淵照亮。”因為尼采是對北塔影響最大的西方思想家和文學家。
本書內容共分六輯: 理論:修辭與音韻、序與跋、隨筆、評論、論外國詩歌、論詩歌翻譯,精選了詩人北塔歷年來關于詩歌的理論、創(chuàng)作和翻譯等領域的各類文章,其中有些曾在海內外重要刊物發(fā)表,備受佳評。

附錄一:封面
附錄二:自序
詩論是照進詩歌深淵的探照燈
一 愧悔,一篇自序居然寫了半年
昨天從青海湖國際詩歌節(jié)回京,我的身體被青海詩友們的熱情招待得有點招架不住了,但奇怪的是:我的心卻像青海湖一樣,比去之前平靜了許許多多。我終于可以靜下來,寫這篇序了。
我是懷著愧悔的心態(tài)寫的,因為半年前我就該寫了,因為這本書的選題半年前基本上就定下來了。3月15-22日,第二屆東盟文學節(jié)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中國作家協(xié)會派出的代表團由四人組成,即張陵、北塔、彭學軍和吳欣蔚。代表團團長張陵先生就是本書的東家——作家出版社的領導,因此,大會期間,我們就在那個萬島之國,深入聊了這個選題。大概一個月后,我就編好了書稿,呈了過去。之后不久,謝冕老也幫題寫好了書名。萬事俱備,只欠自序了。但是,四、五個月來,稿債、詩會、授課和編輯等各種忙碌的事情壓得我?guī)缀醮贿^氣來,真的是沒有時間更沒有心情寫序。期間,其實我還給別人出書寫了幾個序。除了“先人后己”的所謂美德之外,更關鍵的是,我得坦承:我做事的習慣是先輕后重,其實,對我而言,近半年來,沒有比這件事更重要的了。因為,本書可以說是我近些年來出版的諸多作品中最重要的一種。自然要讓她哪怕不是驚艷也要體面地亮相,豈能隨便給她戴一頂新編的帽子呢?
作家出版社的公益之心態(tài)和事業(yè)之情懷,令我沒齒難忘,也更讓我在寫序時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深怕對不起她的厚愛。
二,理論:不敢妄稱“繼往圣之絕學”
我大學里學的是英文,眾所周知,在中國,英文系本科階段幾乎都不開設文學理論課,所以我看的社會科學方面的理論書要多于文學理論的。上研究生之后,中國新詩研究所要培養(yǎng)的,不是詩人,而是詩評家,所以,我開始壓抑自己的創(chuàng)作沖動,勤奮地一本本讀中外文學理論書,思考所謂的理論問題。從那以后,我的思維就開啟了雙頻道模式,具象與抽象,兩者有時和平相處,有時慘烈相斗,更多的時候各行其是。
本書第一篇——《論詩歌中比喻的功能》,作為文章,可能太長了。因為那是我的碩士論文,算是我三年理論學習階段的一個成績單。我知道,很多嚴謹?shù)膶W者,比如錢鐘書先生,是悔其少作的,甚至會毀其少作;可我卻斗膽把它放到這樣一本在我敝帚自珍的心理看來已經(jīng)是相當堂皇的書里來,而且放到最前面,原因還在于敝帚自珍,文中有我36個月的苦讀苦思苦寫啊。當年,我曾用文言文寫了篇跋,用以憶苦思甜。可惜,我自己手頭已經(jīng)找不到那篇跋了。我自己保存的唯一一本打印件,很多年前就被某好學之徒借而不還了。這次用的還是我?guī)熜值芟蛱鞙Y教授幫我復印的呢,我不敢再度勞煩他幫我復印那篇跋。他居然經(jīng)過數(shù)度搬家,還保留著我的學生時代的作品;真令我感動唏噓。本書所選的不少文章在寫作和流布過程中,都有這樣感人的細節(jié)。后面的文章我就不一一交待了。
關于此文,我還想說明一點。那三年,我羞于當一個外語系出生的“假洋鬼子”,惡補中國文學尤其中國古代文論,同時又深愛錢鐘書的“流毒”,所以,用了許多文言文的詞語、句式、典故。同時,我畢竟更喜歡的是或者說更拿手的創(chuàng)作,所以,我用了許多不符合現(xiàn)代流行的學術論文規(guī)范的語句和修辭。這兩點一開始惹得理論造詣甚深的導師陳本益教授煞是不悅。后來,我適度進行了兩個方向的修改,把有些佶屈聱牙的語句改得更像現(xiàn)代口語,把有些隨筆雜文的風格改得更加正經(jīng)危坐。當然,大部分那樣的現(xiàn)象都保留了下來。因為陳老師后來也妥協(xié)了。那是在我據(jù)理力爭之后,我的理有點強詞奪理:柏拉圖和劉勰不也用了許多隨筆雜文的風格嗎?只要思想觀念現(xiàn)代化就行,那些不過是修辭而已。我這篇文章專門研究的是修辭美學,難道不應該自己先亮亮修辭功夫的家底嗎?實際上,在收編進本書之前,我又花費了好幾天時間,進行了修繕。因為一篇文章一旦發(fā)表,就像是一間移動到了公路邊的房子,肯定有人要來張望,說不定還是進來避雨的呢;我不能讓它的屋頂留著頗多漏洞。
除了修辭詩學,我那幾年,同樣深感興趣的是音韻詩學。《論十四行詩式的中國化》算是我在這門學問中的一些心得總結。在古代,音韻學是詩學中的蒙學;但到了現(xiàn)代,詩歌音韻學幾乎成了絕學。很多文學教授都搖頭以對。當然,我一方面研究西方尤其是英國傳統(tǒng)的詩歌音韻學,另一方面研究中國古代的,目的是在兩者中力圖找到共通的規(guī)律,從而服務于我們的現(xiàn)代漢語詩格律體系的建設,并期望對現(xiàn)代格律詩的寫作有所幫助。我的另一外導師、詩人翻譯家鄒絳教授有個綽號,叫“鄒格律”。我算是對他的衣缽有所繼承。不過,他不太研究中國古代的。我算是有點“青出于藍”了。當然,其實,在這方面,我也只是做了個開頭,絕對不敢妄稱“繼往圣之”“絕學”。我后來由于時間所限,興趣所轉,就不再用功于音韻詩學了。我真心希望有更多學者加入這門相當寂寞的學問。
三,序跋:為自己做嫁衣裳
我已經(jīng)出版了大約30種書,而且我還喜歡在書的頭尾加點文字,有的可能是點睛,有的則形同續(xù)貂。
這10多年來,希望我給他們寫序的詩友不成千,也上百。其實,我不太喜歡這項“為他人做嫁衣裳”似的工作。您瞧,為了給別人做嫁衣裳,我自己的嫁妝拖到現(xiàn)在才置備。我一般都會尋找各種借口,委婉拒絕別人。但我不能一塌括子拒之門外。好友三番五次來說情,我就磨不開面子了。還有一些詩人一根筋,等我半年也不在乎,我就被感動得動筆了。累積起來,我?guī)蛣e人寫的序恐怕也有數(shù)十篇了。將來可能還得寫,那么最終我似乎也會出一本序跋集那樣的書,所以,這里我干脆沒有收錄任何一篇給別人寫的序跋。
本書只收錄我為自己所著或所編的幾部詩歌之書所寫的序跋,這些文字應該說大多數(shù)是對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現(xiàn)象的概括或描寫,顯得更加鮮活坦誠。通過它們,感興趣的讀者能了解我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夫子自道”。序跋這樣的文體往往會寫得比較拉雜,就像本序。因此,我只選取了其中詩學理論性比較強的文字。
四,隨筆,才是我最愛的詩學文體
其實,我最喜歡隨筆式的詩學寫法,有感而發(fā),隨意而為,止于所當止,行于所不得不行,有類于詩,幾乎臻于寫作的自由境界。
關于詩歌的各類話題,包括詩人、詩作、詩事,我都寫了不少隨筆。比如,蔡其矯先生仙逝,我應《新京報》之約,急就了一篇悼念性的文字。再如,我去新疆采風,聽幾位維吾爾族詩人朗讀,聽出來了不同的調子,即吟調和誦調,于是我做了總結和闡發(fā)。我去外蒙古參加世界詩人大會,蒙古人居然把成吉思汗當作詩人,這完全顛覆了偉大領袖給我們塑造的“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武夫形象。因此,我在這一名句后面加了“嗎”和問號,做了篇翻案文章。
還如,我寫過不少文史隨筆,其中有關于《詩經(jīng)》的。我最近在青海師范大學里碰到《詩經(jīng)》學領域的專家,還表示我將來要更多地寫關于《詩經(jīng)》的隨筆,最后希望也能出個專門的集子。所以,這里只收了一篇。
五,詩評,似乎是我的飯碗
大概許多人想當然認為,我從研究所到學術機構,是搞詩學這門專業(yè)的,甚至是吃文學這碗飯的。所以呢,我寫詩評是天經(jīng)地義、責無旁貸。很多詩人,一動手指,就給我的郵箱里發(fā)來一大堆作品,要我寫評論。我當然也寫了很多,甚至還頂著評論家的帽子。本書一開始的設計是我的一本專門的文學評論集。但我想讓讀者打破一下他們對我的文學形象的一點固定思維——除了詩評,我還寫了很多其它文體的文字。
我時不時想,我的不少詩評文字,或許對所評的詩人有些助益,對我自己其實并沒有多大意義,既沒有解決學術上懸而不決的問題,也沒有表達我的真情實感,甚至沒有刷新我的語言感覺和修辭手段。所以,詩評文字,我是寫得越來越少。
不過,有些詩評文章,我自己和別人都還是比較看重,或許將來也能留得下去。比如,《舉世價值觀語境中的〈我,雪豹……〉——兼談“高大全”形象的歷史反思問題》。吉狄馬加先生去青海赴任之前,作為中國作協(xié)的領導,分管我們文學館,但我沒有給他寫過一個字的評論,直到他給我發(fā)來當時尚未發(fā)表的長詩《我,雪豹……》,這是他青海八年“外放”生涯的心靈史,也是他以往詩學經(jīng)驗的總展覽,我一讀之下,就情不自禁地寫下了這篇有點長的評論文字。也許是因為我深入到了他精神和文本的深處,也許是因為我談論的不拘泥于他一個人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而且還是一個關于時代精神的普適話題。他相當重視此文。時至今日,全國各地爭先恐后為這首杰作寫下的評論文章有近百篇,但四川的《當代文壇》雜志社選取關于這首詩的評論專輯時,只選了4篇,其中就有我的這篇。
詩評文字比詩歌本身更能產生現(xiàn)實效果。在我們這個非讀詩時代,許多讀者喜歡看的或者說更看重的,與其說是某位詩人的詩歌文本,還不如說是別人為這些文本寫的評論文字。大約是2000年吧,詩人張楠從河北跑到北京,她得了幾乎是致命的腎衰竭,而她所帶的值錢的東西幾乎只有她新出的詩集《溫柔為弦》。我通過協(xié)調,在文學館給那部詩集開了研討會,親自主持,還親自撰評。她的苦況很快就見諸媒體了,受到了社會的普遍關注,不久,她果然得到了好心人的救助。所以,我在本書收錄了《從死亡縫隙里擠出來的詩歌》這篇當年發(fā)揮過實際功能的文章。
六,外國詩歌評論:還債式的寫作心理
毋庸諱言,我這一代中國詩人,從小有多個外國奶媽,從她們身上,我們不知吸吮了多少營養(yǎng)。
后來,我翻譯并研究我從小就喜歡的外國作家,比如莎士比亞,比如泰戈爾,與其說是有成就感,還不如是有還債感。
我的詩歌創(chuàng)作受到象征主義的極大影響。由于我不太懂法文,所以,象征主義的大本營雖然在法國,但法國象征主義對我的影響雖然甚巨,畢竟有點隔靴搔癢。象征主義在英語文學中的變種是奇葩似的意象主義。埃茲拉•龐德當然是意象主義的頭一把交椅。為此,中國的絕大多數(shù)龐德學者都圍繞著“意象”這個中心詞來做文章,我談的是更重大而廣泛的龐德話題,比如意識形態(tài),比如高利貸、烏托邦以及法西斯。其實,這也是龐德學中的大問題,而且也是龐德自認為更重要的問題。實際上,從某種程度上說,“意象主義”只是他年輕時代的詩歌玩具或修辭道具,中年之后,他超越了“意象主義”。我固然也喜歡他早年那些有著迷人風姿、醉人風味的抒情小調,但更心儀他后來擺弄的紛繁到幾乎紛亂的南北干貨。《從社會烏托邦到語言烏托邦到語言法西斯——論埃茲拉•龐德的烏托邦意識的嬗變》算是我研究龐德的一篇用力之作。
我研究龐德,一方面是因為我從小讀他的作品,還有一個大原因是:我以前在北京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的老同事王貴明教授是中國專門研究龐德的專家,是他在我離開理工大學數(shù)年后,拉我?guī)退鲫P于龐德的事情,才促使我寫了一些關于龐德的文章。
我的本職工作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但正如我還在讀寫古代文學一樣,我也還在讀寫我的老本行——外國文學。我是肯定要出一本關于外國文學的書的,所以,這里只收錄了一篇有關文章。讀友可“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呂氏春秋•察今》)。
七,詩歌翻譯:知難而做,因難而說
翻譯研究,按照通行的學科分類,被列入了語言研究范疇。
但是,詩歌翻譯研究,是否也應該列入那個范疇?我表示質疑甚至抗議。因為我以為,詩歌翻譯研究應該納入到詩歌研究的范圍。
正如我是寫了很多的詩之后,才開始寫作詩論的;我在翻譯了大量的詩歌之后,才開始討論詩歌翻譯中的各種問題。所以,我的有關研究著重的是經(jīng)驗教訓,都是所謂“有的放矢”的。
詩歌翻譯,有人說是不可能的事,我不同意那么說。我喜歡說這是難事,正如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寫作。其中有多難?是否“不足為外人道也”?我倒是覺得,正是因為難,所以我才去做,也正是因為難,所以我要把具體的難處寫出來。否則,外人只知其難,不知其所以難;對難沒有概念,漸漸地也就不真正地認可這項工作的“難”了。現(xiàn)在,有許多人內心深處是不太重視詩歌翻譯的,究其因,就是因為他們對其中的困難所知寥寥。
我這些年已經(jīng)寫了十幾萬字的有關詩歌翻譯的文章,估計兩三年內會出有關的專著,所以,本書也只收錄了其中的一篇。讀友能否“窺一斑而知全豹”?沒有翻譯經(jīng)驗的人恐怕很難做到。
八, 題解:詩是從深淵里冒出來的花朵
肯定有讀者會生疑竇:書名為何叫“照亮自身的深淵”?尤其是何謂“自身的深淵”?很多年前,我曾受人邀請,參與編寫過一套叫做《流亡詩人》的叢書。我還特地寫了一篇序文,那就是本書收錄的《流亡即深淵》。我設身處地地想,流亡,無論是被迫流亡還是在我流亡,無論是肉體被放逐,還是精神被放謫,都是把人送到陌生的境地,沒有著落,無依無靠,猶如被拋進了深淵。
詩歌寫作無疑是一種精神流放,或者說精神的自我流放,一種自尋深淵的沖動。這種沖動,不是外力所致,而是與生俱來的內部景觀。詩歌所處理的是人類心靈深處最黑暗的那部分。詩歌有時與這種黑暗對應同質,本身就顯現(xiàn)為不透明狀態(tài),鐵桶陣一般難以攻入。那么,這時就需要詩歌評論這把手電筒來幫忙照亮。還有一種情況,詩歌是對那種黑暗的反抗,其反抗的成功標志就如同從深淵里冒出來的花朵,哪怕是艷麗的,也發(fā)著幽暗的光。正是因此,詩歌也經(jīng)常被看作僅僅是深淵的裝飾或點綴。
尼采認為,我們每個人自身中都存在著深淵,當宗教信仰在現(xiàn)代人的心靈圖景上失效,只有藝術能幫我們照亮,從而取代宗教,成為一種拯救現(xiàn)代人日益墮落的靈魂的力量。
我認為,藝術,尤其是現(xiàn)代主義詩歌,既是對深淵的模仿又是對深淵的反抗,所以,處于明暗交混地帶,本身帶有黑暗屬性。假如詩歌本身也是一種非物質的暗,那么,它自身就很難發(fā)光照亮自身,要靠詩歌評論來照亮。
現(xiàn)代主義詩歌如同愛倫•坡筆下的烏鴉,一直盤旋在深淵的上方,深深地染上了深淵的黑暗。當愛倫•坡幾乎絕望地意識到連詩歌都無法照亮他內心深處的黑暗時,甚至連詩歌本身也“暗無天日”時;他開始思考何以寫詩、詩以何為等帶有根本性的詩學命題,對這些命題的思考成果組成了他的《詩學原理》。
波德萊爾克紹箕裘,開創(chuàng)了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一個偉大傳統(tǒng):那就是創(chuàng)作與理論必須齊頭并進。波德萊爾的眾多美術評論何嘗不是詩歌評論?很多時候他探討的是藝術的普遍問題。葉芝、龐德、艾略特、布羅茨基、米沃什、希尼等詩歌天宇中的璀璨星辰,哪一個不是出色的理論家?
究其因,現(xiàn)代主義詩歌必須是在不斷的自我反省、自我調適、自我評估乃至自我否定中前行的藝術救贖行為,而且可能是全方位的:立場、思維、感受、修辭等等。現(xiàn)代主義詩人不應是順其自然、隨波逐流的,也不應該是由著性子、沿著慣性的,而是要經(jīng)常反躬自問:如何開掘?如何變化?如何深入?如何創(chuàng)新?因此,現(xiàn)代主義詩歌寫作是困難的;而克服困難的一個重要而有效的手段就是評論,詩家“自作解人”或學“周公解夢”,解人生這個大夢。因此,評論實際上應該是一個現(xiàn)代主義詩人的“規(guī)定動作”或者說“標配”。
我的詩學寫作最終是服務于我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如果本書中的有些文字,對同行也有所啟迪,則是我意料之中也是之外的。
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子夜時分,海空中雷聲響起,天下共聽,除了那些熟睡的。
腹稿于2015年8月內蒙古科爾沁詩人節(jié)期間
初稿于8月21日天津七夕詩會之后
定稿于2015年8月24日凌晨,廈門,蓮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