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心插柳柳成蔭
——黃亞洲散文集《梅花碑》序
 
張玉太 /文
 
 


與黃亞洲合影于杭州西子湖畔
 
　　我和亞洲相識應該說是因詩而結緣。亞洲在我心目中，首先是一位詩人，然后，才是小說家、編劇。
 
　　記得那年，他的詩集《行吟長征路》希望在我社出版，和我聯系，我聞訊后很是高興，為他作嫁我既感到義不容辭，又覺得十分欣慰。過后我問他為何找到我，他說，曾看到我責編過不少政治抒情詩，而且編后經常用詩的形式寫成序或編后隨想，比如為《他還活著——臧克家評論集》寫的編后隨想《這是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主編《朱子奇詩歌創作評論選》也寫了編后隨想《獻給詩人的花環》等等。他覺得我寫的東西真誠而拙樸，不矯作，不泛情。我聽后很是高興，要知道，這是一位多部作品曾榮獲國家級大獎的作家啊，于是就欣然應允為他的《行吟長征路》擔當責編。可事隔不久，亞洲打來電話向我表示歉意，說他們本省的一些人希望能在本地出版，我說這沒有關系，我當然理解這本詩集的分量，這本集子是有可能沖擊獎項的，浙江省的“肥水不留外人田”的思緒我可以理解。可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一天，那位浙江文藝出版社的主編，帶著數目不少的作為酬謝的編輯費，交給了我，還說，要把我的名字作為特約編輯放在書中，并說明這是作者的意思，這真讓我感慨不已。
 
　　結識其人，讀其作品，我漸漸了解到，亞洲的詩品和人品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之后，果然，《行吟長征路》在當屆“魯迅文學獎”中榜上有名。我社雖然失去了一塊“魯獎”金牌，我卻結識了一位可交的詩人朋友。以后我們經常聯系，有一次，他的長篇小說《建黨偉業》在京舉行新聞發布會，也請我去助興一聚。
 
　　通讀這部散文集《梅花碑》，有個感覺，覺得作者是在他文學生涯的地平線上，在他那些宏大的建筑《日出東方》、《建黨偉業》、《雷鋒》的周邊營造風景，綠柳成蔭，錯落有致，曲徑通幽。這是一個整體的景致，體現了一種審美。
 
　　作者的詩心、視野、詩情，都離不開他的故土，他的祖國。作者無論身處何境，隨時都在迸發情感的火花，常在不經意間俯首采摘詩的花朵，盡管有些是沒有分行的文字，但一念，就是真正的詩。他寫杭州的歷史風貌、風土人情；他感嘆西溪紅樓，他抒發千島湖的心境；他寫雷峰塔，戲稱法海和尚迫害白娘子是“以人為本”；他抱著沉痛的心情解讀“祖國啊你慢些走”，表達了作者當下的一種特別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情愫。
 
　　當他寫到“青藤茶館”時，卻又表現得輕松活潑，情思綿綿，還信手拈來，留下一首打油詩以紀一時之感：
　　“青藤茶館如青藤，纏住西湖纏茶人。
　　哪怕不是嗜茗者，亦愿此地洗風塵。”
 
　　他寫當年炮轟金門時的“大喇叭廣播”往事，下筆繞有風趣，又令人深思，其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兼而有之。
 
　　他寫油菜花的散文詩，那文字，那意境，實在是美極了：
　　“這一路，就數油菜花多情。
 
　　油菜花一刻不停地挽著我，將我的心情金燦燦的一路拋灑，近的拋在路邊，遠的撒到山邊，更遠的擺放到天邊。
 
　　因為不能打開車窗，急得花香一陣陣敲我玻璃。
 
　　看車輪旁的油菜花，看得清身姿，她們穿著綠色的緊身衣，一排排站得挺拔，好像雅安到漢源一路都是T臺。”
 
　　他寫清溪文廟的石榴樹：
　　“一種優雅的扭曲，一種清秀的佝僂。”
 
　　“扭曲”而能“優雅”，“佝僂”而不失“清秀”，這其中的意味實在耐人尋味，而且文字也很美。我想，那里面必定是寓意著作者難以名狀的思緒吧。
 
　　他到臺灣，與“文藝家協會”座談，其間看到洗手間的便兜上寫著這樣的字樣：“便后請放水沖，嘩啦啦啦！”于是他就發出如下的感慨，說前一句是秩序、理性和規定，后一句有聲響、有動感、有音樂、有節奏、有幽默、有綠色意味，這就是文學。
 
　　真是涉筆成趣，令人忍俊不禁。
 
　　我在想，亞洲這位擅長寫政治抒情詩的詩人，周游往來期間，原來竟也如此縱情隨意，亦可稱得上是風流倜儻呢！
 
　　然而，亞洲畢竟是一位嚴肅的作家。我們這一代人，都是懷揣著“革命的理想”走上社會的，在那個大講特講革命的時代，想沒有革命理想都難；而我們所寫的詩，也就因時代的緣故，總要帶上革命理想主義的“主旋律”色彩。其實，“主旋律”并非不好，就看你怎么去表現，詩里充斥“假大空”當然應當摒棄，而詩中弘揚具有“真善美”的革命激情，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是一向贊賞并敬重李大釗、魯迅式的“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以為那樣的作品里有“文魂”或稱“文膽”，讀來不但有益，而且解渴。我覺得亞洲的許多作品就是如此，既有“文章”，又有“道義”，文質俱佳，而且真正地將二者同時“擔當”了起來。我這么說，應當是比較客觀的。正因如此，每次讀亞洲的詩，都令我激動，他的文思和鋒芒都會撥動我的心弦。他把“很政治”的內容用巧妙新鮮的比喻或聯想加以表現，舉重若輕，信手拈來，這經常讓我拍案稱奇。
 
　　這回，讀他的這部《梅花碑》，我的心弦又一次被撥動。
 
　　曾經，他接受過某電視節目主持人的采訪，在那次采訪中，亞洲所談及的關于“文學的力量和文人的擔當”這一主題，曾引起我的共鳴。亞洲在那次訪談中說：“詩歌對社會有一種推動作用，詩人有責任把人間的真善美往深度挖掘，并不斷地自覺地去拓寬審美領域，不能僅僅局限在個人的小天地里。”這幾句話平時也總在我腦海里打轉，但沒有像亞洲這樣明確、簡潔地表達出來。事實上，亞洲也將他的這一創作觀念踐行于他的創作當中，且始終不渝。他在一篇散文中提到，張賢亮曾把他的一首詩刻在了石頭上；我想，其實，他的許多佳作都是可以“勒石以銘”的，他貢獻出了不少 “道義”與“文章”俱佳的好作品。
 
　　就這部散文集看，也有許多可讀可誦、啟人深思的好文章。一些段落如同警句，尤叫人浮想聯翩。《雷峰塔是思想的高地》一文中，他大發懷古之幽思：“眼前那個淡妝濃抹的西子湖，也總習慣于把我的神思映襯得陰陰晴晴，半天蕩漾不出一個答案，于是忽然悟到，這雷峰塔本身，不就是一柱思想么？”通篇看似輕松的筆調里，借古諷今，頗多言外之意。
 
　　在《欽佩龔鵬程的言之鑿鑿》一文中，他感嘆龔教授的某種學術孤獨之感，說是在于他的無可比擬的思想底氣，并贊賞龔教授那種偶然一現的“月下仗劍獨一人”的顧盼情態的真摯與可愛。對比當下學術界的某些污濁風氣，其筆鋒所向，不言自明。
 
　　《心境如茶》，似乎寫的是閑情，其實不閑：“我希望一年里的每日，都擁有這樣安逸的黃昏，但其實，又做不到，還是經常的忙碌與焦躁，怎么辦呢，于是千島湖的心境對于我就格外的重要，你想，一千個塊壘，都能有和煦的水波隔開，各安其所，互不開仗，造就心靈上的一杯清茶，這種象征，有多好。”以千島湖之閑，對當今社會之忙，其中的針砭意味還是能感受得到。
 
　　《濱江聽濤說雷鋒》，則是有感于雷鋒在今天的境遇：“現在學雷鋒，盡管有異聲，但人民的大多數還是認可的，認為‘高調’是對的，畢竟奉獻是美德，愛心見高尚，我們哪怕學不好雷鋒，也不必對學雷鋒冷嘲熱諷，這是大家的底線也是大家的共識。”筆下仗義執言，抑惡揚善，雖無扭轉乾坤、匡扶世風的偉力，但其“道義”之心可感。
 
　　集子里有一篇文章，是在上海“中國當代政治抒情詩高峰論壇”上的發言，他針對多年來人們對政治抒情詩的偏見，秉筆直陳，認為政治抒情詩“政治是要害”，并說：“對政治抒情詩，……還是要愛，愛是人類生活的主題，我們不能不抒情，無論刮風，無論下雨，無論哪個年代，情商都不能下降。”以亞洲的身份，說出這種“不合時宜”的話，是需要有點擔當的勇氣的；但他說出來了，說得義無反顧。
 
　　我不敢說亞洲是“鐵肩”、“妙手”，那恐怕在人看來有偏私之嫌，但我起碼可以說，他對文學是有擔當的，就這一點而言，他那個“主席”當得挺稱職。
 
　　亞洲屬牛，因此，他對自己有一個關于牛的有趣而意味深長的比喻，他說：“由于生肖是牛，所以我的大腦，將三分之一思想，直接輸入了牛角。論及我一生的力量，也有將近兩成，在牛尾巴上：脊背上有些營營茍茍的東西，需要鳴鞭，而且響聲要兇。”這樣的文字，乍看上去挺有趣，可仔細咂摸，就會覺得不那么有趣，它的內涵是沉重的，而這種沉重我們并不陌生，自魯迅時代就已經有了。
 
　　擔當是一種精神，也是一種境界。
 
　　亞洲的文章似乎已進入了某種許多人所不及的境界，我以為。
 
　　就我所知，亞洲的文學之路起于詩歌，這么多年來，在小說創作上又頗多建樹。而亞洲之于散文，我總覺得有那么點“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意味。你看，他身為一方文壇首領，公務自然繁忙，再者說，他的文學“主業”似乎真的不在散文上。那么，他的這些散文作品算得是他閑暇之余無意經營的“自留地”吧？不過，這份“自留地”，亞洲也侍弄得實在不錯，花花綠綠，枝繁葉茂，一派豐收景象。
 
　　我愿意在其中徜徉，品味他那甘甜飽滿的勞動果實。
 
　　亞洲的散文已經非常之好了；只是，我私心里希望亞洲的筆再辛辣一些，再凌厲一些。

　　是否更可展露出松葉的鋒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