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詩歌地理》近日出版


 
 
“近日，《四川詩歌地理》由四川文藝出版社隆重推出。由《四川詩歌》、《存在》、《獨立》、《圭臬》，特邀《中外文藝》策劃、編選，詩人李永才主編，詩人陶春、易杉執行主編的《四川詩歌地理》一書，旨在梳理四川詩人的地域生態，呈現四川詩歌當代創作生態。收入140多位年齡跨度50年代-90年代四川詩人的力作，文獻與文本并重。是比較權威的四川詩人聯絡圖?！惫玺娍?br />  
致敬新詩百年——
 
四川詩歌地理
 
李永才 陶春 易杉 主編
 
主    編   李永才
執行主編   陶 春 易 杉
 
編委會成員（按姓氏拼音排序）
碧 碧     發星
胡 馬    金指尖
劉澤球   李永才
李龍炳   彭毅
凸 凹    陶 春
王學東   向以鮮
謝銀恩   易 杉
 
前 言
 
四川：百年中國新詩的“半壁江山”（前言）
 
“文宗在蜀”、“文宗自古出西蜀”，在中國文學的發展史上，四川文學都是一支相當重要的力量。古代蜀學，以文史見長，名家輩出。西漢，這里有“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其學比于齊魯”的學術盛況，漢賦四大家就有司馬相如、揚雄二人。唐詩“雙子星”中，李白是蜀人，杜甫在蜀中草堂寫下了傳世名篇。到宋代，這里有“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的贊譽，唐宋八大家蜀中就有三家。明代記誦之博，著述之富，推四川詩人楊慎為第一。至晚清，這里有張之洞、王闿運的尊經書院，人才輩出，蔚為壯觀。漫長而深厚的歷史滋養，為四川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傳統，記錄了漫長的詩人名單。雖然地處西南內陸，四川卻具有“開天下風氣之先”的歷史氣度。
 
盡管巴蜀歷來就有一種二重心態，在成都有少城大城之分，在四川有“川陜四路”之別，在巴地區有三巴之異，巴蜀文化地區本身就存在了多重形態。但在巴蜀這個地域概念來看，巴與蜀在歷史上他們基本都是作為一個整體參與四川文化與文學的發展過程。因此，雖然重慶從1997年作為直轄市而與四川分為兩家，但在論述中，仍是在傳統的四川行政區劃內，將四川詩歌、重慶詩歌納入一體論述。同時，四川境內作為少數民族聚居地的甘孜州、阿壩州、涼山州，其藏族、彝族、羌族等少數民族詩歌，也作為四川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來一同論述的。這不僅是要呈現巴蜀文化圈內四川當代新詩的整體面貌，而且也展示四川當代新詩發展過程中復雜多樣的一面。
 
“五四”以后，四川現代作家同樣在中國文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為新文學的誕生與成長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按“魯、郭、茅、巴、老、曹”這一對于中國現代文學重要作家的排列來看，巴蜀作家與浙江作家都占了兩位。根據《中國現代作家大辭典》、《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分冊》等工具書的統計，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四川作家在總體數量是居全國第三位。盡管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數據統計，但在一定程度上，又無疑表明巴蜀作家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重要作用與特殊地位。
 
在新詩創始之初，四川詩人們不僅站在了最前列，而且還屹立于詩歌的最高峰。葉伯和可以說是中國新詩創作的第一人，早在胡適之提倡寫白話詩之前，他便在音樂教育的實踐中，開始了新詩歌創作。正是這樣一種探索和創造精神，葉伯和不僅主持了第一份現代文學刊物《草堂》，而且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二個出版個人詩集的詩人。1920年5月他的《詩歌集》由上海東華印刷所出版，比1920年3月中國新詩第一部詩集胡適的《嘗試集》只晚了三個月。吳芳吉其代表作《婉容詞》被中國詩界譽為“幾可與《孔雀東南飛》媲美”的傳世之作。在五四文學時期，他在詩歌創作中還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對詩界全部否定傳統詩格的觀點進行了批判，倡導詩歌要有時代感和現實感，要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形成了融雅俗于一體，既有古雅的文言又有現代白話的“白屋詩體”。
 
王光祈、周太玄、曾琦等四川籍作家1919年在北京組織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成為現代史上會員最多、歷史最長、影響深遠的學會。1922年林如稷、陳煒謨、陳翔鶴等四川籍青年在上海成立的“淺草社”，被魯迅譽為“中國最堅韌，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團體?！彼麄兌紴楝F代詩歌的發展，為整個四川現代文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蛋浊橐浴恫輧骸?、《草兒在前》等詩集蜚聲詩壇，而且還是現代文學重要刊物《新潮》的組織者之一。也正是他的詩歌，極大地影響了郭沫若。
 
而在文學、歷史學、考古學、哲學、教育學等等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貢獻的郭沫若，其《女神》無疑是20世紀新詩的巔峰之作。1921年出版的詩集《女神》，為現代詩歌貢獻出了《鳳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爐中煤》、《筆立山頭展望》、《地球，我的母親！》、《天狗》、《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等經典詩篇。聞一多在《<女神>的時代精神》中說：“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底產兒?！杜瘛氛娌焕闀r代底一個肖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天狗》中，我們感受到的是解除了束縛、獲得自由、暢快的自我，一個充滿了力量和充滿自信感的自我。這個“自我”就不是古典的“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審美境界下自我，而是一個高度空前和位置優先的“自我”，正如在這一首詩歌中，詩人就是自我主體的意志、欲望和精神的強化，并實現自我能量的釋放。這與古典詩歌相比，自我在不斷擴張，不斷強大，不斷沖破一切，大有讓“我”統馭世界之勢。在這樣極端絕對的自我的表達之下，展示出了現代詩歌新的表現對象和欣賞對象，為我們呈現出現了新的詩歌美學。郭沫若的新詩，使中國新詩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詩、“自由”詩！而他1921年在日本東京所創立的“創造社”，是現代文學史上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文學社團之一。
 
何其芳雖然只有三本詩集《漢園集》（合集）、《預言》和《夜歌》。但他的詩歌，在夢幻中忘返，展現了無比寂寞和憂郁的獨特風格，同時以完整的形式、嚴格的韻律、諧美的節奏，表現出的形象和意境達到了別人難以企及的地步。建國后何其芳在詩歌方面的貢獻，更重要的是他的詩歌批評。他在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期間，出版的詩論《關于寫詩和讀詩》、《詩歌欣賞》，不僅對“現代格律詩”做出極為有益的建設，也建構出了一套詩歌欣賞的理論體系。
 
曹葆華，曾與孫毓棠、林庚一起，并稱為“清華三杰”，不僅有《寄詩魂》、《靈焰》、《落日頌》等幾部詩集問世，而且還翻譯了梵樂希的《現代詩論》、瑞恰慈的《科學與詩》等現代詩學理論著作。九葉派詩人陳敬容認為，“詩是真切的生命體驗，是敏銳的生命感覺，是生命搏斗的過程，是精神超越的記錄”。她出版了《星雨集》、《交響集》、《盈盈集》等集子，被譽為“在中西詩意結合上頗 有成就，是推動了新詩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女詩人之一”。
 
1937年11月19日，國民政府發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國民政府正式移駐重慶，建立重慶國民政府。1938年8月14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內遷來重慶市中區張家花園，12月2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遷到天官府，隨之大批作家來到重慶，這形成了現代四川文學的文學高峰，也確定了四川作為大后方抗戰文化中心的地位。如果將民國文學分為三個十年，那么民國文學的第一個十年的中心在北京，民國文學的第二個十年中心在上海，民國文學的第三個十年的中心就在四川雙城——重慶、成都。在重慶除了有老舍等主編的文協機關刊物《抗戰文藝》、羅蓀主編的《文藝月報》、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胡風主編的《七月》等全國性的大刊物之外，還有《民族詩壇》、《詩報》、《詩墾地》、《詩叢》、《文化先鋒》、《文藝先鋒》等刊物，在成都有《金箭》、《戰潮》、《工作》、《筆陣》、《金沙》、《詩前哨》等等文學刊物，形成了中國現代詩歌的另一個高峰，涌現出了一批重要的現代四川新詩人。
 
以華西文藝社為主體的“平原詩社”，雖然歷史原因，在建國后一些成員卷入到“胡風反革命集團”，但他們卻構成了抗戰時期具有鮮明個性特色和地域的一個現代詩歌群體。他們在何其芳、曹葆華、周文等人的影響下，創辦了《華西文藝》、《揮戈文藝》，出版了《涉灘》、《五個人的夜會》詩叢刊，出現了杜谷、蔡月牧、寒笳、葛珍、陳道謨、徐伽、白堤、羊翚……等等優秀詩人。建國后更多的是以編輯、翻譯家的身份出現在中國文壇上，求學并生活于四川的老詩人杜谷、化鐵，他們的詩集《泥土的夢》、《暴雷雨岸然轟轟而至》，都被胡風列入《七月詩叢》，成為七月派詩人之一，為四川詩歌帶來了厚重而博大的詩歌精神。先后出版有詩集《雨景》、《聲音》等詩集的詩人方敬，在詩歌中求真、求美，獨具一格。而新時期他更著為中國新詩培養研究者和理論家，貢獻了自己的詩性精神。
 
出生于四川的覃子豪，去臺灣后編輯《新周詩刊》、《藍星詩刊》，反對橫向移植，提倡自由創作，與鐘鼎文、紀弦并稱臺灣現代“詩壇三老”，并被新詩派詩人奉為宗師。1968年后臺灣出版的《覃子豪全集》，全面彰顯了他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重要貢獻。另一位去臺灣的四川詩人商禽，一直都對超現實主義保持孜孜追求的熱情，他的純詩理論和創作，拓寬了現代詩歌的發展空間。
 
建國后四川詩歌的表現，依然占據著當代詩歌的中心地位。建國初入川詩人雁翼、顧工、孫靜軒、高平等，與四川詩人傅仇、戈壁舟、梁上泉、高纓、張永枚、楊星火、陳犀、唐大同、陸棨、張繼樓、楊山等，逐漸形成了一個巴蜀詩人群。他們的詩歌大多是以巴蜀水風貌為內容，以新中國建設和追求和平為主題，呈現出特有的“川味”特征，具有較高的藝術性，堪稱形成了中國當代詩歌獨特的“巴蜀詩派”。1960年四川十年文學藝術選集編輯委員會編的《四川十年詩選》，集中呈現了這一階段四川詩人的創作實力。
 
1957年1月1日《星星》詩刊在成都創刊，雖偏居西部卻與北京的《詩刊》一起并列為新中國創刊最早的“專門的詩刊”。她的創刊不僅為四川詩歌的發展貢獻了豐腴的詩歌氣場，更是為當代詩歌的發展開拓了一個廣闊的空間。在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等人的主持和努力下，《星星》實行“多樣化”方針，為當代新詩的發展打開了新的局面。而1957年創刊號上發表了流沙河的《草木篇》，就引發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全國性大批判。但《星星》詩刊創刊以來，各種流派、風格的詩人及其作品在這里相聚，一代又一代詩人和讀者與《星星》結下了不解之緣。它與中國當代詩歌的發展同步，見證了中國詩人的成長，見證了中國當代新詩發展的軌跡，在中國當代詩歌史、文學史都有著重要的意義。一部《星星》詩刊的歷史，可以說就是建國后中國詩歌發展的歷史縮影。
 
而1958年全國性的新民歌運動，從“成都會議”發端。1958年3月22日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進行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而當時四川就有2萬多個山歌社、文藝創作組，出版了三千多本新民歌詩集，出版了專門研究“新民歌”的理論著作，將新民歌運動推到一個高峰。1975年戴安常編選的《進攻的炮聲》，讓我們看到活躍于文革時期四川的詩人也非常之多，涌現出了一批以柯愈勛、劉濱、熊遠柱等為代表的工人詩人歌中著力追求生命的天性與自由。周倫佑保存下了自己在文革期間的一些詩文稿，之后編輯為《周倫佑文革詩選》。周倫佑文革期間的文學活動及作品，對80年代的非非的產生，有著重要的影響。和以楊星火、童嘉通、里沙等為代表的軍旅詩人。即使是在60－70年代，在知青詩歌與地下詩歌方面，四川也有特別的貢獻。文革時期成都的野草沙龍和西昌聚會，便是其中的代表。以鄧墾、陳墨為中心人物的“野草詩群”，在特殊的時期，他們多次編選《空山詩選》、《野草》，呈現出了具有巴蜀特色“茶鋪派”，在詩就在全國新潮時涌動的同時，四川詩人也唱響了新時期的詩歌聲音。駱耕野的一聲《不滿》，以宏大的魄力介入社會和政治，其詩歌中發出的可怕的“個人聲音”，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引起了整個文壇的地震。果園詩人傅天琳、藍水兵李鋼，寫《我是青年》的楊牧、《干媽》的葉延濱，《一個彝人的夢想》的吉狄馬加，一起構成了詩歌界的“四川新詩潮”。1979年《星星》復刊后，持續性地推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詩人和詩歌作品，其價值和影響是顯而易見的。1986年12月6-9日，《星星》詩刊舉辦“中國星星詩歌節”，選出了舒婷、北島、傅天琳、楊牧、顧城、李鋼、楊煉、葉延濱、江河、葉文福等十位“我最喜歡的當代中青年詩人”，舉行了《星星》詩刊創刊三十周年的紀念活動，將朦朧詩詩人進一步推向了全國。在《星星》詩刊內部，可以說由《星星》編輯部的編輯們構成了當代詩歌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詩人群——“星星詩人群”：葉延濱、楊牧、張新泉、梁平、龔學敏等……他們既是編輯，又是非常優秀的詩人，他們的創作為當代新詩的發展貢獻出諸多有意義的探索話題。
 
1980年艾青出版詩集《歸來者的歌》的同時，成都詩人流沙河寫了《歸來》，四川詩人梁南也寫下了《歸來的時刻》。四川的一些老詩人，以強烈的批判精神和反思色彩，加入到了歸來者的合唱之中。同時也以強烈的自我主體意識，開創了歸來者新的詩歌空間。以孫靜軒、雁翼、木斧、高纓、王爾碑、傅仇、沈重、戴安常、唐大同等為代表，可以說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歸來者詩群”。入川老詩人孫靜軒，80年代又貢獻出了《告別二十世紀》等重大作品，深刻表現了自己的不竭的創造力！他們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經寫出了重要的詩篇，都在文革失去了自己聲音。而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他們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呈現出靈敏的現代情緒感受力。
 
80年代四川，更是“第三代”的詩歌最重要的策源地，成為那個時代詩人心中的“圣地”。早在1982年10月，重慶的西南師范大學有過一次藝術家的聚會，參加這次聚會的許多人物后來都成了“第三代”的詩人，如萬夏、廖希、胡冬、趙野等，并且這次聚會誕生了《第三代詩人宣言》。1983年成都詩人北望（何繼民）、趙野、唐亞平等創辦自印詩歌刊物《第三代人》，刊名“第三代人”成為新一代詩人的代名詞。之后，歐陽江河、周倫佑、石光華、萬夏、楊黎等人在成都籌辦以先鋒詩人為主體的“四川青年詩人協會”，接著1985年萬夏等人編印《現代詩內部交流資料》，這成為中國第一本鉛印的地下詩歌刊物，它正式提出了“第三代詩人”的概念。莽漢主義、整體主義、大學生詩派、非非主義、新傳統主義等，絕對是整個第三個詩歌的中間力量。周倫佑、李亞偉、楊黎、廖亦武、萬夏、燕曉冬、尚仲敏、宋渠宋煒等等，均是第三代詩歌最重要的代表詩人。如果說大學生詩派的“反文化”是回歸日常、世俗生活，整體主義、新傳統主義的反現代文化是回歸民族精神，那么莽漢主義詩歌在本質就是義無反顧地行進在反叛而無回歸的路上。1993年萬夏、瀟瀟編選的《后朦朧詩全集》，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收選了從80年代初以來73位詩人1500首、5萬3千多行的代表作品，成為對朦朧詩后詩歌，特別第三代詩歌的一次完整呈現。在第三代詩歌中，非非主義可以說是第三代詩歌最有影響力的流派。非非主義創立于1986年，由周倫佑、藍馬、楊黎等人發起，在理論上的核心是極端的反傳統，提倡超越文化。為此，他們提出了“前文化理論”，認為只有徹底擺脫這個符號化、語義化的世界，才能真正地實現“前文化還原”，達到感覺、意識、邏輯、價值的原初存在。1992年周倫佑在非非的復刊號上提倡《紅色寫作》，再現了他與八十年代創作的內在精神和詩歌方法的繼承與反駁。1993年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在《預言家的終結》一文中，將20世紀中國詩歌劃分為以朦朧詩和以非非主義為標志的兩個階段，并論述了以非非主義為標志的新詩歌浪潮對朦朧詩的取代和超越，認為非非主義具有世界性意義。
 
1990年孫文波又與肖開愚一起主編《反對》，明確提出了“中年寫作”這一個90年代詩學的重要概念，標示了80年代詩學向90年代詩學的轉變。而凸顯個人手藝的“四川七君”成為當代詩壇的主力?！八拇ㄆ呔敝麃碓从?986年香港中文大學所辦的刊物《譯叢》，以介紹歐陽江河等七位四川詩人的作品，1995年德文本《四川五君詩選》（歐陽江河、柏樺、翟永明、孫文波、鐘鳴）在德國出版，奠定了他們的詩學地位，進一步也擴大了他們的影響。
 
另外，在90年代詩歌中，肖開愚主張步入中年后的寫作者告別“青春寫作”，提出具有積極承擔、責任意識的“中年寫作”詩學，具有重要的影響。他們在九十年代確立了自己“從身邊的事物發現自己需要的詩句”的基本的詩歌創作傾向。在他們的詩歌作品中，當代社會的各種細節和情節被刻繪和保存，徹底提升了“日常生活”的質量和高度，投射出強烈的歷史關懷和人文關懷。同時他們在敘事方面的探究，使現代詩學中敘事的“及物能力”得以加強，構筑了現代詩學新的可能。他們強調對當下生活、當代社會語境、當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中的“個人性”的深刻把握。正是在這種當下語境中，他們敏感意識到“生存處境和寫作處境”，由此對詩歌本體認識加深，形成了一種成熟的、開闊的寫作境界。這不僅代表了九十年代詩歌的“綜合”走向，也增強了現代詩歌探測人生真諦、生命意義、生活世界本相的能力。
 
民間刊物，不僅是20世紀的中國文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當代四川詩歌發展的中間力量?！冬F代詩內部交流資料》、《非非》、《漢詩：二十世紀編年史》、《莽漢》、《巴蜀現代詩群》、《中國當代實驗詩歌》、《反對》、《九十年代》、《詩境》、《詩歌檔案》、《存在》、《獨立》、《圭臬》、《四川詩歌》這些民刊咄咄先鋒精神和極端自由姿態，一同創造出中國詩歌發展的奇跡！這些民間詩刊和詩人們，以其鮮明的自由、先鋒、個性、探索和創造精神，深刻地改變了現代漢語，深深地改變了我們對世界和自我的認知，甚至參與到現實社會的建構和改革之中，成就了當代中國新詩的另一個黃金時代。早在1963年成都的“野草詩群”就開始了自己的文學活動，編輯過多種詩集，預演了一場新的詩歌時代的來臨。1982年鐘鳴油印編選《次森林》，成為第一本南方詩歌地下雜志。之后的《第三代人》、《象罔》、《紅旗》、《現在》、《中國現代詩》、《王朝》、《凈地》、《詩人力作抗衡》、《黑陶碗》、《龍舟詩報》、《拓荒者》、《巴蜀詩人報》、《晨》、《當代青年詩人》、《山鷹魂》、《閬苑》、《地鐵》、《詩研究》、《詩歌創作與研究》、《上下》、《新大陸》、《裂谷流》、《山海潮》、《跋涉者》、《聲音》、《女子詩報》、《藍族》、《潛世界》、《終點》、《側面》、《彝風》，再到《在成都》、《人行道》、《幸福劇團》、《或許》、《屏風》、《魚鳧》、《格律體新詩》、《零度》、《自便》、《第三條道路》、《元寫作》、《天下詩歌》、《曲流》、《私人詩歌》、《驛站詩報》、《大巴山詩刊》、《此岸》、《中國詩歌年鑒》、《界限》、《蜀道》、《現在詩歌讀本》……，呈現了四川這片土壤所孕育著的充沛的詩歌力量。當下《非非》提出“體制外寫作”、“介入寫作”，陶春、劉澤球、謝銀恩等創辦的《存在》倡導詩寫的“心靈命運的超驗之維的呈現”與“文本·人本立場”的同構、互文與擔當。發星創辦的《獨立》倡導的“地域詩歌寫作”，易杉創辦的《圭臬》倡導的“本相詩歌”和“詞語寫作”，李永才創辦的《四川詩歌》倡導的“文本綜合抒寫”，不僅形成了一批較有實力的詩人，都初步凸顯出自己的詩學向度。2006年創辦的《芙蓉錦江》詩刊，秉承“天下詩歌”之理念，試圖把詩刊辦成“天下詩人之家”。以“中國詩歌最低處”為口號，力圖成為中國詩歌的最后堡壘。他們扎根于四川，堅持辦刊、出刊，已漸成氣候。他們不僅為我們呈現出了許多優秀的詩歌文本，而且展示了相當高貴的詩歌精神，使四川具有了無比豐腴的詩歌氣場。
 
攀西地區的少數民族詩人，共同創造了當代四川新詩的奇跡。在彝族詩歌方面，吳琪拉達第一個突破了彝族傳統詩歌五言古體的形式，開始了彝族當代新詩的全新面貌。而吉狄馬加，則以現代的自我身份意識和少數民族的特殊視域，顯示了一個特殊的現代靈魂的波動，成為當代彝族詩歌的領軍人物。阿庫烏霧、倮伍拉且、吉木狼格、發星等是當代彝族詩人的代表。
 
川西藏族不僅走出了扎西達娃、意西澤仁等著名小說家，也誕生了阿來、列美平措等優秀的川西藏族詩人。羌族新詩在當代得以發展，一批作家詩人正在成長起來，詩人羊子等在當代羌族詩歌中比較有代表性。另外，川東的土家族、苗族以其神秘的氣質，走出了冉莊、何小竹等優秀的詩人。
 
盡管地處中國內陸，但秉承著“蜀”文化的基因，四川詩人總是具有“敢為天下先”，重塑歷史、重構歷史的野心。同時，他們對于“語言本體”有著深刻認識，非非主義的“詩從語言開始”，使“第三代”也被稱為是“以語言為中心”的一次詩歌運動，或者就是一次“語言運動”。更為重要的是，四川詩人常常迷戀著“詩歌之境”，在他們的詩歌中，盡管有著主體的世界對于客觀世界的主宰，他們也始終以遠離“物”、呈現“物本身”，讓事實、讓真實自然朗現出來的詩學愿望。由此，20世紀以來，四川詩界以詩歌的開放承擔中國思想文化的改革，將自我的追求演化為推進中國藝術在新時期實現全新創建的基礎，這些引人注目的四川詩人，他們繼承了大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新詩傳統，更在藝術的創新方面銳意探索甚至無所顧忌，為新時期的四川詩歌與中國詩歌創造了更多的新質，并構筑出一道道燦爛而獨特的現代“新情緒”路景。明代何宇度曾說，“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儀一代，領袖百家?！庇兄L而深厚的歷史滋養的四川當代新詩，在當代新詩走向集大成之時，值得我們期待。對于四川當代新詩的展示，其意義就不僅在于四川，更在于中國。
                                      
《四川詩詩歌地理》編委會
執筆  王學東
2016-11-27
 
來源：圭臬詩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