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6日,云南蒙自天源大酒店,“《大家》·紅河”新青年寫作峰會暨紅河少數民族文學發展論壇,詩人于堅作了題為《全球化時代的民族文學》發言,本文算是對他的一個回應,也是對文化對體制以及對“扒糞”的知識分子、國民的一個思考。
——題記
個人的懷表壞了,只是耽誤個人的事兒。教堂鐘樓上的大鐘壞了,耽誤的可是整個教區的事兒。
——笛福《魯濱遜漂流記》
文/黑 豐
因為聽說是大師,很榮幸。
我很榮幸聽了大師精心準備的發言。但是,聽后就暈!就像醉酒的那種感覺。喝高了,迷糊。本來二兩酒的量,大師給我灌了一斤。我就暈暈糊糊回到了那個據于大師說是被“同質化”了的房間,迷迷糊糊一覺到天亮,完了,把吃早餐的時間都給睡過去了。雞蛋、牛奶、面包、云南米線全被大師的“酒意”給沖了。一拍腦袋,不對,勾兌的。——不然,那“酒”咋這么大的勁?全是勾兌的。于大師給我們灌的是假洋酒。但于大師確實是很有學問很有知識很有口才的,出口成章,不講就不講,一講就是兩個多小時。不過“酒”醒之后,感覺大師講的實質上不全是那么回事。就一些皮毛一些常識,很表面、很拉雜、很腐朽,東拉西扯。夾雜著一種喜歡不失時機的個人表現與賣弄。賣弄自己和知識。他的“言說”與“說出”基本是為了賣弄,讓你如墜五里云霧。相當于把到會的詩人作家、學者都糊弄了一次,自還以為很普世,其實他這種自以為是的普世及其核心價值是很成問題的。
他說:“中國的‘文革’它在時間上拆遷了中國,就是把中國過去的歷史變成了一個空白……”。表面上或很近視的看的確是那么回事(不過他玩得很詩意),但說“我們成了一種沒有時間的民族,成了一個年輕的民族,我們完全置身在一個任何一種歷史都沒有經歷過的一種全新的世界之中”,那就是故弄玄虛(詩意的虛無論)。這么一玄虛,再加上他現在的“拆遷和同質化”論調:“在中國同質化的這個浪潮比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嚴重和可怕的多。因為同質化和西方文明有關系。我認為西方文明從希臘時代開始,一直到啟蒙運動,它都在進行同質化……”,由于“拆遷的結果是我們的故鄉沒有了,誰也沒有故鄉,你即便是從未離開你的故鄉,你也在你的故鄉變成了一個被流放者。”所以,他指出(也是他的一劑方藥,只有一條道):就是我們如何“重新做一個牧羊的人”,如何重返傳統、回到古代、回到部落的問題。質而言之,就是怎樣重新做一個古人。于大師說:
“群”就是你的觀點能夠團結你這個部落的人,怎么重新做一個牧羊的人。……我就跟著他(哥布)到他的綿羊的家鄉,過那種樸素的生活……哥布可以回到他的部落(哈尼族),我怎么才能回到我的故鄉去?
我先不想理論“我們怎么‘重新做一個牧羊人’”,不想說是否就應該全面的回到傳統,甚至要回到一個部落的時代。首先我想問的是,難道毛親手發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拆遷)是孤立的?與“中國過去的歷史”,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朱元璋的“火燒功臣樓”和抄家、曹操的“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與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義和團等的血腥沒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難道這種拆遷就僅僅只是一個同質化的問題,而沒有所謂上下五千年的“燦爛文化”的問題?而同質化難道僅僅只是一個全球性的工業化、技術知識信息化的傾向問題,而沒有意識形態問題、全民所有制問題、城鄉戶籍制問題?沒有“刀把子政權”(或槍桿子政權)問題、沒有“‘一切行動聽指揮’地奉命扛活”(易中天)的問題?而同質化的問題沒有領袖一慣至上、黨一慣至上(黨大于法)、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集體利益一慣至上的問題?
——確實,“文革”出現了精神大荒漠,一種空前的瘋顛和歇斯底里導致了古今中外十分罕見的文化災難、傳統文明幾乎是毀滅性地坍塌。但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歷史“空白”的問題。如果僅僅是從空白到“空白”,從空無到空無或從空曠到空曠那就好了。問題是它不是。它不是空降的,不是從一種空白中一種空無中或一種真空中產生的;它是有歷史淵源的、有承繼的、漸進的。毛最初(也就1945年以前吧,不能包括“延安整風”運動)也是口口聲聲講“明主、自由”的、開明的,從奪權、凌駕到專制到獨裁到人神是一步步演進的,不是斷裂的;毛也不是一,毛是所有企望毀滅文化毀滅文明制造愚昧的暴君和政治寡頭的一。人們(包括于大師)一般所言的“斷裂”只是表面的。“文革”實際是用革命的暴力的或幼稚的革命激情和激進的手段從表面上否定了傳統否定了一種專制、而建立了一種更專制的專制,依舊是傳統的。所以,這里有歷史的成因、文化的成因和個人“刻意策劃”(權術和陰謀)的成因?!拔母铩弊畲蟮幕蜃畹欠逶鞓O的問題不只是反右、對知識分子對文化的否定,而是“活人供”(把一個活人比作紅太陽和大救星)和造神運動,這是動機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把人當神(供)是近似宗教的一種邪教,也是一樁大罪。人神共忿!真正的宗教是什么?宗教是神的出現(神的出現也是宗教與哲學的分野)。而人不是神,人是有限的,也是有缺陷的。
……上面說的“全民所有”即全民沒有,一分一寸土地都沒有(從而剝奪了全民自由謀生的權力,致使大躍進時期全國餓死了四千八百多萬人),一切歸國有。“譬如你要在廬山開一個寺廟,不要忘了廬山的地是誰的——是‘國家’的,也就是管理廬山這個地方的官員的。如果沒和他搞好關系,他完全可以‘地主’的身份拆你的廟,讓你搬走?!保◤埱Х┧深A你,讓你“夾著尾巴”信教。其次,“城鄉戶籍制”,進而剝奪了全民自由遷徙的權力,你只能像牢改犯像奴隸一樣在一個規定的區間生活,“一切行動聽指揮”,奉命扛活。其實說國家至上民族至上集體至上,都不為至上,只有黨最至上;質而言之,黨也不至上,只有領袖最至上。
于大師主要是反同質化,同時也反工業化反信息化,但他似乎并不反極權不反專制不反暴政不反封建。他喜歡農業和農耕文化、喜歡古村落古物古建筑、喜歡原始部落、喜歡傳統、喜歡孔孟喜歡《論語》、喜歡老莊玄禪喜歡《道德經》。——當然,在一個多元的現代社會,任何人的任何喜歡或任何喜好都不為過都沒有錯,這是他的權力。他有這種權力,這是他個人的事。問題是在一個公共空間把自己的這一價值觀竭力推銷給他人,并十分絕對地認為很多東西都是同質化的結果,好像我們這個時代的所有問題都是一個同質化的問題,所有人的困境都只是一個同質化的困境,只要抓住了同質化這一根本問題、把同質化解決了,一切都會迎刃而解。“同質化”是一把萬能鑰匙,沒有它打不開的鎖。這就令人感到大為不妙。他究意是不懂,還是不懂裝懂,抑或懂而裝懵為權利(集團)開脫?
——暈!頭痛(在場我就頭痛)!躲進洗手間還痛!
(至少,在于大師的身上我嗅到了一股腐尸的味道。感覺這人食腐不化。)
其實同質化并不是最本質最核心的問題,它不是“綱”而是“目”。中國最根本的問題依舊是極權(或儒文化、儒術)和體制的問題,正是極權與政治體制導致了同質化、導致了國民的犬儒化、奴化、墮化和異化。而不是同質化導致了什么,同質化不過是一種現象一種結果。當然同質化也不僅僅是政治體制造成的,工業化也是造成同質化的原因之一。但我們總不會因為工業化的問題就不要電燈去點羊油燈、不要火車去乘雪撬和馬拉車吧?不會因為互聯網高速路的快而舍其快求其次、舍棄電腦而屏蔽所有的網絡、網吧和網站吧?試想沒有蒸汽機的誕生和工業化的文明能有啟蒙運動和徹底的個人主義解放嗎?沒有互聯網(民主)的誕生和開放能有世界最根本的民主動態和人類最徹底的信仰表達、能有今天中國較為開放的言論自由的局面嗎?紙媒審查期刊審查出版審查、這也審查那也審查打一屁都要審查如果沒有互聯網人何以堪?難道還嫌森嚴壁壘的審查不夠?
于大師言必部落(他說哥布可以回到他的部落去……回到他的綿羊的故鄉)言必土著(他說屈原的詩就是一個民族土著的聲音。他對屈原是景仰的、羨慕的)言必牧羊人(“我們究竟怎么重新做一個牧羊的人”)言必寺廟(“為什么要寺廟,那是要精神依托”)。好像中國現代的工業化市場化信息化已然相當成熟、特別發達、特別科學化了,已經趕上和超過歐美發達國家水平,現在亟需返祖返原始返民族化了,似乎越是原始的越是部落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好的越是世界的。也就是說,舊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不好的。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然而于大師一邊理著光頭一邊穿著T恤一邊背著現代挎包一邊使用手機一邊乘小車一邊享受互聯網,卻一邊全盤否定他們。
對此,我很不屑。
首先中國人沾沾自喜的、在世界引以為豪的幾千年的所謂古代“燦爛文化”主體基本都很糟粕,基本都是在追求建立一種上下有差別、等級有次第的差序格局,基本都是以維護統治者或統治集團核心利益的極權文化,一直沒有走出帝國的陰影。中國沒有自由平等民主的基礎,客觀上說似乎是一個地理問題,沒有形成自由民主的地理條件,絕大部分都是陸地,而且高山阻隔,適合分封、封建、保守和極權勢力的發展;不像古希臘,人家早在公元前2500-1400年的愛琴海南端(距希臘120公里)一個叫克里特的島上、就誕生了自己燦爛的自由文明(米諾文明,而且這種米諾文明維持了11年之久,在毀滅之前〈約公元前1600年左右〉傳到希臘大陸形成了邁錫尼文明)。那時的克里特人在這個島上建立了自己的城邦,國內和平,城市沒有城墻,人民可以自由往來。在我看來,地理并不是最主要問題,中國實際上還是人的問題。我相信上帝是給了我們機遇的,只是我們沒有抓住、不想抓住或根本敵視機遇(這里存而不論)。所以,中國從公元前3000年上古之世的三皇:有巢氏-燧人氏-女媧、五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等所建立起來的就是一套壁壘森嚴的極權文明。“所有這些著名的遠古和上古政治大人物,還包括伊尹、巫咸、伯益等人在內,都是集政治權(王權)與精神統治權(神權)于一身的大巫” (1)。先“巫”后“君”,“巫君”合一、“政教”合一。他們既壟斷了神權又壟斷了王權。他們崇巫或舉行“巫術禮儀”的宏大意義:“其主觀目的是溝通天人,和合祖先,降福氏族;其客觀效果則是凝聚氏族,保持秩序,鞏固群體,維系生存” (2)。大巫們通過強迫甚至控制和主宰鬼神、天地以控制部落控制人,通過為氏族祈禱祈雨祈福(美其名曰:為了部族的幸福)他們可以任意殺人。在古代早期如安陽的殷商墓葬中,就有不少殺人以殉的例證。在甲骨卜辭中,也有不少殺人以祭的記載,如屬于殷商時期的銅山丘灣社祀遺址,那里有四塊象征著社神的天然大石,附近留下了二十具被人用石頭砸死的人骨架和兩個人頭骨,據推測他們是被殺來作祭祀品的(3)。不僅是殺普通人或俘虜殯葬,就是古代的大旱時節,也要拿巫覡來焚燒,以取悅神靈,祈求降雨的(4)。殷商時代的甲骨卜辭中有“焚小母”“焚奴”“焚永女”“焚女率”……,據說就是焚燒女性巫覡來求雨。有研究者指出,有一片甲骨上的卜辭顯示,有時一次祈雨甚至會連續祭祀五天,焚燒兩個女巫。而這種今天看來很‘野蠻’的舉動,竟然一直延續到我們以為很文明的時代(5),《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就記載過‘夏大旱,公欲焚巫尫’ (6)。被稱為文明開端的周文、周武時代也一樣,當我們讀到《逸周書》中的《克殷》《世俘》篇時,總會感到傳說中理性和文明的圣賢,竟然如此殘忍和譎詭,周武王打敗了商紂王,殺得血流漂杵,到了商都,還用箭再三射仇人的尸體,要用劍砍斫對手的首級,要殺戮很多俘虜來祭祀,要把象征天命的九鼎和傳達神意的巫祝都遷回自己的地方(7),就像迷戀血腥的野蠻人一樣。在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帛書《十大經·正亂》中,曾記載了被后人稱作“人文始祖”的黃帝故事,“黃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禽之,剝其□革以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賞。



實際上這是中國文人的一種天真,這種天真還不是童真。童真是目光趨于一種涉世之初的、新鮮而純潔的童年情趣。但他們的天真是一種無知,一種愚頑、頹廢、墮落和腐朽。他們要么就“齊家治國平天下”,要么就閉關修身養性、獨善其身。不好聽一點說,就像一條犬,被人敲斷了脊梁骨的喪家犬,自己舔自己的血、舔自己的腚溝子,自玩。養什么性?寫寫字、寫點序跋、畫點山水。這叫逸情。不管人世發生了什么,怎么尖叫,怎么哭嚎;他練字,他下棋,他畫畫,他空靈,他不食人間煙火。就像吸食大麻的人一樣,他在寫字畫畫中自陶、自我麻痹。他不覺有啥不對,既然世界不可改變,就改變自己。
所以中國的專制長驅直入,一直很穩固很穩定很成熟,也似乎覺得就應該這樣,只有這樣。國情不同。
事實上,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才從一種軍管建制中、一種的奴隸制的社會中掙扎出來,喘息了一下,但人的基本權力也仍舊畫餅一張、人的自由民主平等仍舊只是停滯在一些法規條例里停滯在一些標語口號等形式中。所謂市場化、工業化和互聯網都十分病態,官商勾結,權力尋租;其次我特別要說的并不是越是部落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因為人的問題在中國始終是懸而未決。不能把部落的問題民族的問題國家的問題等同于人的問題。人就是人。人不是部落不是民族不是國家,人也不是人民(不是已被國家意識強奸的人民,人民不過是一個虛構的、公意化的、夸張的道德符號,人民的政治真空和公意道德真空早已干掉或消滅了人民的個體特征、消滅了人民的個體興趣及感覺偏好,人民干凈純潔得成了人民的魔王,人民恨不得把人民趕盡殺絕),人不是這些,人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靈的個體。人不能與這些大詞劃等號。但任何時候任何時代的任何問題——部落的民族的國家的——最終都是人的。不管是歷史的,當下的,但都必須是人的。部落的、民族的、國家的,不管你強調哪一個哪一項(把哪一個置頂),都是對人的不尊不敬、對人的否定,都是反人類的。然而,為什么我們的歷朝各代的統治者以及那些馬屁文人和幫閑幫兇,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復強調民族的重要性國家的重要性呢?一言蔽之,統治的需要、愚弄人和使人愚的需要。不治人就治于人。為啥要(延安)整風,為啥要土改三反五反四清“瞎折騰”,為啥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為啥要設定“禁區”?一切都是為了“凌駕寶座”、(像神一樣)君臨萬物;一切都是人治的需要、統治術的需要(據悉,建國后的毛君一直沉浸在故紙堆,通讀《二十四史》、稗官野史,研究治國術、駕馭之道。其程度甚過專家學者。目的就是治人),目的就是為了要達到:全國只有一個腦袋(一個牧羊人)、一個人思考、一個人說話、一種聲音、“一切行動聽指揮”、“一句頂一萬句”、只有“最高指示”,不準說“不”;否則,掉腦袋,坐牢。所以,但凡過份強調民族和國家如何如何重要的個人、政權及政黨都很可疑,都不可信,別有用心!都是幌子。——請問,領導(首長),你愛國愛民嗎?你是怎樣給人民做榜樣的?!
事實上,在這樣的無處不國(有)、所有都國(有)的國度里生活,由于沒有法制,沒有私有化,幾乎所有的人都是漂浮的、懸置的、無根的,都沒有安全感的;上至政治領袖、各路精英,下至黎民百姓,都缺乏安全感;所有的權力、財富和榮譽都失去了合法和可持續性,都經不起法律、倫理以及人的良知的拷問與推敲。
當然最悲催的還是老百姓,他們完全孤苦無告,無奈。不得好死,甚至死無葬身。
所以我很懷疑于堅。懷疑他的良心。他的話就值得懷疑。
為什么一定要回到部落?好像一個人只有回到那個茹毛飲血的原始部落才有出路?好像那才是人類的故鄉。
中國不部落嗎?!
中國已經很部落了!!
中國不能再部落了??!
——我害怕部落(我不想當“綿羊”,也不想當“牧羊人”),我害怕部落的野蠻與殺戮(活人祭)、害怕部落的禁忌、懲戒與非人化。
人類的故鄉究竟在哪里?!
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時代領袖與旗手伏爾泰在他的《哲學辭典》(下冊)寫下了這么一段話,可供我們參考:
我想第一個寫道哪里生活舒適哪里便是故土祖國的人就是古希臘的歐里庇得斯,他在《法厄同》一書里寫道:因為家鄉的土地,在任何地方,總是那哺育著人們的土地。
所以,我想哪里的土地自由、適合生存,哪里就是我們的故鄉。
的確,“拆遷”拆掉了傳統,推土機推倒了哈尼族村寨推倒了原著民族的建筑,這確實讓世界瞠目,天大罪孽,但犯下這一千古罪孽的是人啊,有今人更有古人啊。難道現代化的推土機里就沒有帝王(沒有三皇五帝)、沒有孔孟、沒有我們民族的圖騰(龍)?機器的中心也許正藏匿著部落時代的炎黃和顓頊的專制與兇暴。我們可不能一味地遷怒于工業化、以致簡單地把它歸之于一種同質化呀!同時也不能因此就歸于越舊越好,舊的就是好的呀!
于大師認為“西方文化、文學是理性的,我們的文學是造化自然……西方文明不信任大地,中國文化信任大地;西方文明認為什么都是可治的,中國文明認為不可治”。
——這也是非常膚淺的、簡單化的。我替他感到羞恥。
憑啥咬定西方文化就是理性的、“不信任大地”“認為什么都可治”。不錯,“從笛卡爾等人起直至康德,他們眼中能真正當得起嚴格意義上的‘知識’之美名的,實際上主要地甚至唯一地只是數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知識’”(甘陽)。在西方傳統中,人文研究在哲學中確實曾有過一段時間一直處于無家可歸的狀態。但事實上從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就有了轉向,尋求轉向“知”(悟)如何可能?二十世紀西方尤其歐陸哲學一個最重要的特征正在于:哲學研究已經日益轉向所謂“先于邏輯的東西”,也即“邏輯背后的東西”。直面于事情本身,直面“存在”、“此在”,從語言入手,“把語詞從邏輯定義的規定性中解放出來,把語句從邏輯句法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歸根結底,則是要把語言從邏輯法則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海德格爾)。返回到語言的具體性。語言即存在的家園。“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形式”。(維特根斯坦)“語詞破碎處,萬物不復存。”(蓋奧爾格)。
于大師說“為什么要寺廟,那是要精神依托”。
這里我要特別說明一下的,中國的寺廟和大佛,從北魏、南朝到唐宋直至今日,立得不算少了(民建官建的都有。問題是佛自從東漸中土,就一手官俸,一手民香,肥得流油、助紂為虐)。國民有啥精神依托?人立起嗎?不但沒立,反而將原來人本就非常弱化非??彰5闹袊藢蛄烁涌諢o的境地,讓人在這種境地去悟“空”。空靈,空去人的所有念想。冥然中似乎有一種承諾:只有“空”才可以將政治當作泡沫潷掉,似乎只有“空”和“空空大道”才會有一個《鶡冠子·備知》中所說的“山無徑跡,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的世外桃園(可能嗎?)。將先前還想有點作為(齊家治國平天下)或本來就無所作為的中國人導向了心安理得的無作為,似乎為國民找到了一套一佛定前世定今生定未來的可依可侍的宗教理據。中國人直此膝蓋不但要跪君王,還要跪佛;神要下跪人要下跪,都要下跪。只有“文革”是一個例外,沒跪神,跪的是人——人神??蓱z的中國百姓一直沒有進化,一直在荒郊中野蠻地生長,一直就是臣民草民子民賤民奴民順民,聽話聽話聽話……一直沒起立,一直就是一只只溫順聽話的綿羊。你說寺廟是中國人的一種精神依托,一點不錯!你這種說法不僅皇上高興,已然萬歲(睡)的領袖和正覬覦萬歲新政們也都很高興。——善哉!阿彌陀佛!都信佛去吧!只要別出啥事。只要政局穩定才是最好的最重要的,千萬別尋求啥自由啊民主啊什么的,那都是西方人的,舶來品,我們就不要,我們不適應,堅決抵制;我們只要我們民族的、只要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我們厚德載物,我們愛國;我們自力更生、自強不息;我們只走一條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小康大道。
從“拆遷”到“同質化”,從東方到西方繞了一個大圈,回到了“詩歌、詩人與寫作”的話題,于大師用幾乎很高邁的口吻問道“詩人是什么?詩人就是最早的巫師,當一個部落在洪水或者是閃電的恐懼之中忽然有個人站起來對著天空嘰哩哇啦說了一些什么,毫無疑義的話,那個人出來說了,但是有益的聲音最好聽,使我們大家的心安靜下來了。這個人就成為巫師中的領袖,屈原就是這樣的。屈原的詩就是一個民族土著的聲音”。
詩人是否就一定是巫師,我不清楚,但上古的大巫必然是部落的政治領袖。屈原生活在巫楚,“是專操神事的宗祝出身”(劉小楓),至于是否就一定是一個巫師,這肯定是一個謬論。說“屈原的詩就是一個民族土著的聲音”,在“民族”之后于大師還特別加上一個“土著”(任意貼上“民族”+“土著”的標簽),這就太武斷了。誰能代表一個民族呢?!誰也不能代表。你于堅的詩能代表一個民族(漢族)的聲音嗎?魯迅的詩能代表一個民族(漢族)的聲音嗎?你就是你的聲音,你就是你,別扯蛋!你能寫出像你的聲音像一個人的聲音不走調不跑空不主旋律不被同化就不錯了。不錯,一個人肯定是生活在一定的地理中(自然地理、文化地理)一定的語境中一定的民族中,自然的沉淀文化的沉淀宗教的影響和改變是有的,但并不等于他代表的就是民族的聲音。個人的不能簡單地就等于是民族的。至于屈原他也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詩人(中國古代壓根兒沒有純粹的詩人,也沒有純粹文化人),他首先是一個政治家,然后才是一個詩人。他的抱負是輔佐君王獻生“王道”成全“美政”,而非詩歌。成為詩人完全是政治的不幸逼出來的。雖遭貶謫流放,但仍奔走呼告,上下求索,一直行走在尋找明君(禹、湯、文、武等)的路上,一直很委屈,一直在追問天地追問歷史(王道)追問儒家信念追問活著的價值。因而憂戚、憤懣、苦澀、孤獨、傷懷(懷才不遇)。一個人“如果生命的思與情找不到超越深淵的路徑,生命自身的熱情就會焚毀生命自身”(自殺)(12)“既莫足與為美政,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離騷》)。為啥“心冤結而內傷”的屈原找不到超越世界“深淵”的路徑而自溺“彭咸”呢?因為“儒家信念欠缺對人世的根本欠缺的認識”,卻把一種中國式的道德倫理(實用的)、把與天(非神性的)同一自足心性作為超越的根據,以為憑借“自足萬德的心性就可以頂開立地”,所以屈原必死,且很絕望。他的死是儒教的失敗,“是被儒家信念逼死的”(13)。因為在儒教里不可能出現一雙結滿釘痕的救助的手,不可能有圣子耶穌的血的救恩。
我不知道于大師是否從屈原的絕唱和“沉淵之絕筆”(《天問》《悲回風》等)中有所悟有所啟迪,是否看到了儒教的可怕性?但話題一轉(岔開),就拋出他孔老師的四字經:“興、觀、群、怨”,并奉為寫詩作文之圭臬 (仿佛“四字經”比《圣經》的“四福音”還重要),“你無論怎么寫,你無論怎么玩弄形式,我覺得文學還是孔子說的都是那四個功能,也就是四個字:興、觀、群、怨?!保?4)他說(也是他的版本:于版):
“‘興’是什么?興就是贊美。古代世界為什么興在第一,因為古代世界的中國人他生活在中國這個地方,古代的中國是水土豐美,河流、高山、草原、森林、百獸,人對大地的關系是感激,中國最古老的詩歌現代文獻可以查的第一首詩就是大地的贊美詩,那首詩總結起來所以孔子在說到文學興就是第一,興就是贊美。
‘觀’就是你的寫作要為你這個部落的人提供你對世界的看法,就是我剛才說的你的聲音要能夠吸引他們,使他們不再害怕不可知的力量。
‘群’就是你的觀點能夠團結你這個部落的人,怎么重新做一個牧羊的人。……那種古代的歌謠主要是把部落的人召喚在一起。如果你只是個人寫作,你不能團結人,所以大家就不聽你的聲音。為什么今天當代文學越來越衰落?你不能群了,你的寫作只是變成你個人的自我表演,你可以表演我也可以表演,我憑什么看你的表演,就是不群了。
‘怨’是一種批判,怨排“興”的后面,我認為我們今天是一個怨的時代。因為贊美的時代結束,另外一個世界,過去對于我們來講永遠是一個不可企及的黃金時代。文學的四個方面前三個方面都越來越遠,今天只剩下一個怨,還有一個多事,文學最后變成一種修辭的知識,太可怕了。
今天有很多詩歌變成一種語言的活動,不群,不能團結,不能再共享,你的作品出來最后變成一種商品的生產,你不再和讀者發生任何關系,你寫出來然后你和新聞界發生關系,你和批評家發生關系。今天這個已經是很嚴重了,有很多人你是知名作家,沒有人知道你寫的是什么,我也是這樣。寫作本來有指鹿為馬的功能,現在是鹿都不要了直接生產那匹馬,因為這和我們時代的風氣是一樣的?!保ā队趫裕何迩甑闹袊谧罱瓯煌耆牟疬w了》2015-07-29 先鋒詩刊 搜狐網)
——暈!頭痛(在場我就頭痛)!我一聽于版的四字經就頭痛。躲進洗手間還痛!
想想于大師借孔圣人的“興、觀、群、怨”這四把鋼篩子一篩,還有不暈之理嗎?他這一篩,不僅把在場的各位詩人作家學者,把今人古人篩了,就連國際詩人作家都給他篩了。
這哪是叫人作文呢?!這分明是念緊箍咒?。。?!
這緊箍咒,以前是孔圣人孔子念,現在是于大師念。幾千年過去了,“暈”了多少文化人!念了多少代就“暈”了多少代,念了幾千年就“暈”了幾千年,幾乎很少不給念“暈”的。
就是這種糟糕的詩觀,于大師念念不忘,就像一個走街串巷挨家挨戶送春的藝人,走到哪念到哪;無論走到哪都是這四字真言、四字經、四“八股”。
嗚呼,中國不能再念這種緊箍咒了;再念中國就徹底完蛋了!
——敢問于大師,這四字真言究竟具有多大的人文精神、多大的現代性、多大的終極價值?它通向人的自由嗎?它肯定人的個體生命嗎?那念過緊箍咒的詩還叫詩嗎?
——非詩!
不但非詩,而且非人!
這不僅是對詩的否定,也是對人的自由對人文精神的徹底否定!這種量身定做帶框架的寫作與中國“文革”時代“四人幫”的三結合小組寫作何別之有?
——這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
孔子言: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這一讀,知道了。原來,這一切,不過是為了“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如此。
孔子是誰?
孔子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學人,一個純粹的哲學家嗎?
——否!
孔子骨子里就是一個政客,一個奴才。他嘔心瀝血傳道、注六經,目的是為了追求一種禮儀,追求一種上下有差別、等級有次第的所謂井然有序的差序格局,進一步說就是為了從政,為了效忠君王,為了君王的天下和至高無上的權力,斷斷不是為了天下蒼生(黎民百姓)。實際上這是一條馴奴殉命之途。使一國之民悉數殉命于君殉命于國,無有完存。他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15),為的是培養一種遵循儀節的自覺習慣,為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次序。這點從《論語·鄉黨第十》孔子的容色言行、衣食住行中可以看出,上朝時,“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還有,譬如“入公門”,則“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僅這一言行,確令人作嘔。見了主子,竟然“其言”中氣“似不足”,“攝齊”(提起衣服的下擺),且“屏氣似不息者”,直到“降一等”、“沒階”,才“逞顏色,怡怡如也”“翼如也”。犬到如此,還有人性嗎?且這一切也不是出于本己之真尊崇,實則裝B,裝(威懼)給主子看的。這是對上對權力,而對百姓,則另有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6)。“季氏以八佾舞于庭,孔子非常憤怒,三家以《雍》樂在家廟舉行祭禮,孔子也十分惱火,認為像‘八佾’這樣有六十四人的舞蹈和《雍》這樣有‘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歌詞的頌歌,出現在家臣的儀式和宗廟里,是極不相稱的,所以他說‘是可忍,孰不可忍’?!保?7)孔子就是如此一個東西,如此一條狗,一條夾著尾巴的狗。像這樣一種讓人感到恐怖的“變色龍”能算得上一個真正的學人、一個純粹的哲學家嗎?
——呸!
中國壓根兒就沒有什么純粹的哲人。王國維先生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的天職》一文中有專門的論述:“據我中國之哲學史,凡哲學家無不欲兼為政治家者,斯可異己!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漢之賈、董,宋之張、程、朱、陸,明之羅、王無不然?!?br /> 可以想見,源于《詩》的“興、觀、群、怨”,這套實用理論,為誰所立。
見儒蛀版:
所謂“興”,即“興于詩,立于禮”(《論語·泰伯》)的“興”,“言修身當先學詩”(何晏《論語集解》,引包咸注)。即“學詩”可以“修身”,但必需以禮為規范;所謂“觀”,即“觀風俗之盛衰”(鄭玄),“考見得失”(朱熹)。顯然,“觀”是為了“王者”知“得失”;所謂“群”,即“群居相切磋”(孔安國)之義;所謂“怨”,即“怨刺上政”(孔安國)?!霸勾獭彪m被允許,但必須講究“詩教”的“中和之美”,必須“溫柔敦厚”、“止乎禮義”。
敢問,于大師的釋義版本是否深于或高遠于這些鴻儒和儒蛀的注疏、是否超越了“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政治底線?當然,也許于大師的更高明。但我仍有幾點很懵懂:
首先,“興”是贊美。贊美誰?大地。因為中國的大地“水土豐美”??墒枪磐畷r誰的(國家)大地又不“水土豐美”呢?恐怕沒有這么簡單。看來鴻儒注疏的“修身”也許更準確,更合儒道。其次,“觀”,就是“提供你對世界的看法,……能夠吸引他們,使他們不再害怕不可知的力量”。“不再害怕不可知的力量”意思就是說以前“不可知的力量”是讓人感到懼怕的,現在聽了大巫“對著天空嘰哩哇啦說了一些什么”,就不再懼怕了。——這里有幾點需要質疑:“不可知的力量”真的讓人感到那么懼怕嗎?“不可知的力量”與人比,哪一個更讓“他們”感到懼怕呢?是否消除了對“不可知的力量”的懼怕,在這個世上就沒有什么是可以值得“他們”懼怕的呢?“詩”引領“他們”走近(部落),團結,團結在“大巫”的周圍,使部落成為一個像樣的部落。敢問,是否在部落社會里就更安全(人不被消滅、不被吃、不被活祭)呢?其三,“群” 就是“團結你這個部落的人” ,“把部落的人召喚在一起” 。“為什么今天當代文學越來越衰落?你不能群了,你的寫作只是變成你個人的自我表演”。意思是“寫作”是不能個人化的、更不能是“你個人的自我表演”;不是“個人的自我表演”那是誰的表演,表演誰?唱紅歌?大合唱?《東方紅》?《唱支山歌給黨聽》?《大海航行靠舵手》?否則,就是“不群”;“不群”文學就會“越來越衰落”。——荒謬之極!倒是孔圣人經由于大師這么一穿鑿一附會似乎更符合時代精神了。嗤!其四,“怨”, 就“是一種批判” ?!斑^去對于我們來講永遠是一個不可企及的黃金時代。文學的四個方面前三個方面都越來越遠,今天只剩下一個怨”?!斑^去……黃金時代”? 敢情于大師所贊美的那個“茹毛飲血”的時代是“黃金”?“過去”=“黃金”,并且“永遠是”,還“不可企及”?——蒙!感到于堅就在那里蒙(人)??!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越來越遠”,“今天只剩下一個怨”了。這就意味著我們“回到開始,回到起源、母語、回到他的部落、圖騰”(18)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一句話,只要回到“過去”,就一了百了,一切都好辦,一切都會好起來。敢情于大師如今一切已經很好了,吃皇糧了,且身位是“魯獎”得主、臺灣《聯合報》第14屆新詩獎得主、臺灣《創世紀》詩雜志四十年詩歌獎得主、“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得主、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全球攝影大賽華夏典藏獎得主、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西南聯大新詩研究院院長,嚇死人的身份、嚇死人的頭銜和桂冠,比之屈子強多了,卻擺出一副“無家可歸”樣子,高調要回到“過去”、回到“起源”、回到“他的部落、圖騰”。為啥?他所認同的“興、觀、群”的時代沒了,“今天只剩下一個怨(批判)”了。他很懷念,他是懷舊的。不由得不令我們感激涕零。問題是他可以“怨(批判)”、他有本錢去“怨(批判)”??!既然你知道和看見民族建筑被毀,你發現了“同質化”現象,你可以寫文章、寫信、提文案,可以通過官方平臺和渠道、甚至國際平臺和渠道去“怨(批判)”去呼吁去吶喊???!你是大師,你是高級知識分子,你一言九鼎?。?!你在一堆文人里空嘀咕、唉聲嘆氣算什么?!什么叫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就是那種敢怒敢言,敢于質疑(現存秩序),敢于挑戰(傳統),敢于反叛,敢于否定,敢于擔當,敢于吶喊和行動,(為了衛護人的自由和尊嚴、衛護公義)敢于“血濺軒轅”的人。他是民族和人類的精神脊梁。而你是嗎?你叫一個草民身微言輕如何去“怨(批判)”?何“怨(批判)”之有?敢“怨(批判)”嗎?有公正的渠道讓他們去“怨(批判)”嗎? 問題是我們的于大師在“怨(批判)”嗎?怨(批判)過嗎?
于大師在哪里?
聽說在書齋。
干嘛?
——寫字。
寫毛筆字寫詩寫散文。
聽說于大師是很有居士和賢達人士風范的,生活中規中矩。“每天5點左右起床,早餐后必定像作坊里的工人一樣坐下來寫作,一寫就是一上午;下午,他閱讀、寫大楷、見朋友、步行;他的房間稍顯凌亂,堆滿書籍、紙張,墻上掛著顏真卿的拓片和各種各樣云南古代匿名工匠們手工塑的泥菩薩、羅漢、陶俑……。他勤于臨摹,如今一手顏體已極具風骨,‘我必須保持與漢字的古典關系,手和筆墨紙張的關系。寫漢字的人不會寫毛筆字還了得!’……穿過起居室,后面是一個小庭院,在屋外的林蔭下雜草叢生,他經常坐在院中的小亭子里喝茶看書?!保?9)想想也是,已然嘗到了甜頭,過上如此有品味的士大夫式的生活,還管其他干嘛呢,有什么好“怨(批判)”的呢?重要的是,他找到他的“興、觀、群、怨”(金科玉律),他找到了真諦,找到了寫作的法寶,于下就是揮灑自如,揮筆潑墨了。高興的話,可以在國內到處走走,一發飆國際上也是可以走的!沒有于大師不能走的地方??梢缘教幾鲌蟾妗⒅v話!比之巡視官員更瀟灑,他出席級別不等的各種會議,他在文人堆里嘀咕“民族建筑”毀了,“同質化”了,然后回到他的書齋,寫字,喝茶。那才爺們啊!
——相比屈子就慘了!屈子只能被貶謫流放,只能“哀郢”“悲回風”“天問”,只能“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寧為“烈士”。
而我們的一批詩人作家才不呢,你死你的,我寫我的,我畫我的。“無論什么風吹草動,都能拿出令上邊滿意的大作;無論什么觀點,都能拿出合理的理論解釋。他們不是喪失,而是壓根兒就沒有過什么道義立場,淪落成為權錢伴唱的夜鶯。魯迅先生罵得痛快:‘我寧愿向潑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樣活力的文人打繃。’”(20)
中國歷朝騷人墨客每年第月每天留下的字畫、留下的“從命文學”“鋪助文學”“文繡文學”還少嗎?多以海量。無非是:忠君愛國、勸善懲惡、詠史懷古、感事贈人等。附會、附麗、附庸。
有聲音嗎?有引體向上的東西嗎?有終極關懷嗎?有永恒追求嗎?有徹底和無限的精神嗎?有真正意義的宗教價值嗎?
——垃圾!幾乎全是一堆垃圾?。?!
中國不缺這些,不缺這些“詠史懷古、感事贈人”等附庸之作,不缺故事;中國缺的是徹底啟蒙與民間覺醒;“中國需要創造自己的精神啟示錄和貫穿歷史的憂思錄”(21);中國不缺《論語》《詩經》《道德經》,中國缺《圣經》;中國不缺愚民,缺公民;不缺詩人、作家,缺公知;不缺制度的“頂層設計”,缺的是法制的真正“著陸”與平民化,缺的是人的平等與自由。
所以,中國最“遺憾的是,流氓太多,烈士太少;可悲的是,流氓風光,烈士寂寞?!保?2)
玩。一直在那里玩!——在歷史的灰燼中。
玩收藏。玩字畫、玩瓷、玩石頭、玩古董、玩印刻、玩煙壺、玩手鐲、玩鏈珠、玩古錢幣、玩牌、玩茶道、玩女人、玩鳥、玩蚰蚰、玩狗、玩菩提子、玩郵票、玩美元、玩時髦、玩“萬山一片紅”、玩“文革”、玩毛主席像章、玩空靈……
這空靈,可不是萬物有靈,有救贖、有永生、有上帝。
它啥也沒有?!扒进B飛盡,萬徑人蹤滅?!?mdash;—無人無物。說怎么無人無物呢?它“空靈”呀!佛道境界、空空大道啊。有人的畫不多。要么就一人:一人一幾一壺,一人一河一桿一魚簍;要么就兩人:兩人一桌一棋一桃。多半坦胸裸肚。那哪是人?大隱大道大仙??;世外桃源啊。那壺里多半是酒,非酒即茶;那肚多半是羅漢肚(大肚),肚里乾坤。人都休閑,閑閑的,閑情閑致閑適閑靜閑雅……中國人玩的就是這種閑這種雅這種空,生也玩死也玩,玩得暈暈乎乎。
血在哪?淚在哪?枯骨在哪?萬人坑在哪?哪塌了,哪炸了,哪龍卷風?哪火山地震了?哪金融危機,哪貪官污吏?關我屁事!一概與己無關。那是國家的事啊?本大爺不談國事,談國事甭找大爺。——老子就這么閑?!老子“進則朝廷廟堂,退而江湖山野”,閑是我的本事!
想想這些痞子、這幫流氓文人,如何指望他們從末日的落泊中、從午夜的深淵中拷問靈魂,從“靈魂的拷問”中“升起一座座文學和哲學顛峰”。 如何期待他們成為公民、公知?抑或建立一個平等自由的法制社會?他們寧可“替魔鬼效勞”(卡夫卡),與魔鬼與世界一起沉沒。
為何如此墮落?甚至成了“魔鬼”和資本的幫兇?
首先,儒術腐化了他們的脊梁,抽取了他們的鈣質,其次,道家漂白(或流失)了他們的血液;前者將犬血勾兌人血,后者將犬血勾兌成寡白之水。所以,人就像一張蓋銷作廢的過期票據,在世界永遠無法兌換,永遠漂泊,沒有故鄉,只有異鄉;就像一根抽空了銅芯的電線或一桿竹竿挑著的空衣衫,永遠空空蕩蕩的,無人,無以寄托。所以,中國人把故鄉和返鄉、把著陸把尋根看得比誰都重要。中國人在娘肚子里就沒有故鄉,一直懸置,一直漂移,只有一抔變動不居的泥土,只有打包的指甲蓋里的故鄉;一直懷著永遠的鄉愁實際上永遠沒有故鄉、永遠在路上。我們是一個永遠苦行在路上的民族?!皬哪睦飦淼侥睦锶ァ币恢笔抢_著我們的(也是世界的)一個問題,但我們好像一直沒有拷問過這個問題。我們想當然的只有一條路,就是及時行樂,自陶,玩,耍,混。這個體制也只給出這么一條路,一條惰落之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這又說到這個體制,這種“上下有差別、等級有次第”的差序體制,這個產生過眾多“冷血動物”的體制,正是它把所有的人都拉下水拉下平庸拉下“什么都不是”。政府和那些寡廉鮮恥的權棍們是絕不會輕易改變它的,他們寧可讓你腐,讓你無作為,讓你柔軟無骨、成為食腐的蛆蟲,讓你“扒糞”,也不愿看到你的覺醒,也不愿看到有一個民間、一個民眾自發的反腐反體制,不愿看到“全國性的公民護國運動”,以及“由此開展對威權統治的徹底清算。他們寧可權力之肉爛在鍋里,抱著搖搖欲墜的帝國沉淪,也不會分發給普通民眾一張真正的選票,讓民眾作主”(23)對于那些膽大妄為、勇于挑釁現行惡政者,“他們會變本加厲收拾……秉持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策略的執政者,絕不會就此認慫,奉民意為圭臬,他們還會沿著那條正在塌陷的千瘡百孔的路走下去。認輸不是他們的性格,妥協,也不是。千萬別低估了他們鋼鐵般的意志,一旦煉成這樣的意志,就必定會不惜任何代價摧毀一切反對者,造就萬馬齊喑的意志帝國,哪怕是末日帝國……指望最高權力擁有者切斷自己的供血體,無異于一場春夢,他們怎么會揮刀自宮呢?”(24)——所以,國人只能無尊嚴地生活在高壓和強權之下,過一種庸俗、低俗、媚俗的生活,劣幣逐良幣,假幣逐金幣,惡性循環。
中國文化,戳破了,是狗屁不值的!荒涼、荒疏、荒漠;豺狼當道,虎豹成群;到處是泥潭,到處是漩渦,到處是黑洞,到處是山頭;沒有人氣,沒有火氣,沒有血氣,沒有正氣,沒有真正的悲憫和救贖,沒有徹底的至善與摯愛;只有腐氣、煞氣、江湖之氣、酒氣、血腥之氣和衰敗之氣。所以,中國文人(包括中國人),內鬼多,流氓多,漢奸多,小人多,叭兒狗多,墮落腐敗多,出賣靈魂的多。一個高度奴性的人,是沒有任何原則性可講的;在利益面前什么都可以出賣,沒有任何底線。人們除了怯懦、冷漠、冷酷、自私、貪婪、無恥,就是幸災樂禍。沒有真正的信仰。尤其當代,知識分子幾乎集體淪落。甘當幫閑,爭當幫兇。搖尾乞憐,狂吠!如此(一幫文人),咋擔當得起民族和人類的精神脊梁?!
于大師,多聰明的人,他是不會反對現行體制的,也不會自找沒趣,所以只反同質化。哼嘰幾聲,表示叫了,是稱職的;可以了,可回“窩”寫字。他是可以在“無論什么風吹草動”的情況下,“都能拿出令上邊滿意的大作”的。無怪乎他著作等身。
他指出(也是“興、觀、群、怨”四字經的延引),“一首詩的好”一定是“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25)。
什么叫“驚風雨,泣鬼神”?
于大師說:“我以為一首好的詩就像塔一樣,塔基廣大,很多人有感覺,被打動,可以進入,但詩真正的核心,它要表達的最隱秘的部分,是一層層往上升的,讀者經驗的深度不同,對詩的領悟也就不同,就像禪修一樣,只有時間和經驗能讓你進入深處。像王維的“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可以說是廢話,什么也沒說,陳述事實而已。但讀者若是有禪意的人,就會明白,這首詩不是那么簡單,所謂‘大巧若拙,大音希聲’”。他強調: “如何樹立和建立詩的‘金字塔’非常重要”(26)。
就是說,像“金字塔”一樣的詩、“一層層往上升的”,就可以“驚風雨,泣鬼神”,這樣一種(儒詩)詩觀。請問“金字塔”是一個什么東西?它的原本形態是墳墓,葬法老的,是死亡之地。有人氣嗎?這里只有魔鬼才在此出入。用它象征一種極權政體倒很形象,但用它來作為“一首好詩”的設計,恐怕真的只有“泣鬼”了,“神”是絕對不會泣的。在此(段話里),他還提出了一種(禪詩),那就是像王維的“廢話”詩(超脫適性),也是可以“驚風雨,泣鬼神”的,他“大巧若拙,大音希聲”啊!
——荒唐!
我不知道于大師寫了多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詩?以于大師幾乎日產一首的生產流水線進度量是大的,這種車間式作業的產品能夠“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嗎?我們不妨試讀他一首,這首也據說是不同凡響、譽滿神洲、傳于大江南北、入選多種著名選本并被很多著名文人叫好的名詩《尚義街六號》:
尚義街六號/法國式的黃房子/老吳的褲子晾在二樓/喊一聲 胯下就鉆出戴眼鏡的腦袋/隔壁的大廁所/天天清早排著長隊/我們往往在黃昏光臨/打開煙盒 打開嘴巴/打開燈/墻上釘著于堅的畫/許多人不以為然/他們只認識梵高/老卡的襯衣 揉成一團抹布/我們用它拭手上的果汁/他在翻一本黃書/后來他戀愛了/常常雙雙來臨/在這里吵架 在這里調情/有一天他們宣告分手/朋友們一陣輕松 很高興/次日他又送來結婚的請柬/大家也衣冠楚楚 前去赴宴/桌上總是攤開朱小羊的手稿/那些字亂七八糟/這個雜種警察一樣盯牢我們/面對那雙紅絲絲的眼睛/我們只好說得朦朧/像一首時髦的詩/李勃的拖鞋壓著費嘉的皮鞋/他已經成名了 有一本藍皮會員證/他常常躺在上邊/告訴我們應當怎樣穿鞋子/怎樣小便 怎樣洗短褲/怎樣炒白菜 怎樣睡覺 等等/八二年他從北京回來/外衣比過去深沉/他講文壇內幕/口氣像作協主席/茶水是老吳的 電表是老吳的/地板是老吳的 鄰居是老吳的/媳婦是老吳的 胃舒平是老吳的/口痰煙頭空氣朋友 是老吳的/老吳的筆躲在抽桌里/很少露面/沒有妓女的城市/童男子們老練地談著女人/偶爾有裙子們進來/大家就扣好鈕扣/那年紀我們都渴望鉆進一條裙子/又不肯彎下腰去/于堅還沒有成名/每回都被教訓/在一張舊報紙上/寫下許多意味深長的筆名/有一人大家都很怕他/他在某某處工作/“他來是有用心的,我們什么也不要講!” /有些日子天氣不好 /生活中經常倒霉/我們就攻擊費嘉的近作/稱朱小羊為大師/后來這只手摸摸錢包/支支吾吾 閃爍其辭/八張嘴馬上笑嘻嘻地站起/那是智慧的年代/許多談話如果錄音/可以出一本名著/那是熱鬧的年代/許多臉都在這里出現/今天你去城里問問/他們都大名鼎鼎/外面下著小雨/我們來到街上/空蕩蕩的大廁所/他第一回獨自使用/一些人結婚了/一些人成名了/一些人要到西部/老吳也要去西部/大家罵他硬充漢子/心中惶惶不安/吳文光 你走了/今晚我去哪里混飯/恩恩怨怨 吵吵嚷嚷/大家終于走散/剩下一片空地板/像一張空唱片 再也不響/在別的地方/我們常常提到尚義街六號/說是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們要來參觀(于堅《尚義街六號》)
就是這么亂七八糟的東西,一堆雜碎、一堆垃圾(他已經成名了 有一本藍皮會員證……怎樣穿鞋子/怎樣小便 怎樣洗短褲/怎樣炒白菜……口痰煙頭空氣朋友 是老吳的……大家就扣好鈕扣/那年紀我們都渴望鉆進一條裙子/又不肯彎下腰去/于堅還沒有成名/每回都被教訓/在一張舊報紙上/寫下許多意味深長的筆名),兩次提到“成名”。恕我孤陋寡聞、才疏學淺、資質魯鈍,怎么看怎么欣賞也沒有欣賞出大師這首詩高在何處,雅在哪里?不知道怎么就這種詩,還有那么多的人喝彩?好像不喝彩還不行,不喝彩還不足以顯示自己有水平?人家是大師呀!大師這樣寫自有大師的道理?大師就是尺度,大師就是標準,大師怎么寫都是詩。大師這樣寫你不這樣欣賞你否定就說明你沒水平。然而,我這個低水平低度的人卻總是欣賞不了大師這種高水準的詩、喝不了大師的高度酒。暈!總覺得這不是詩,是偽詩,非詩。勾兌的。別人勾兌還摻進少許的純釀,別人勾兌還心虛臉紅,大師無需心虛臉紅。大師勾兌不心虛臉紅,反而喝酒的人心虛臉紅,喝勾兌酒的人是怕品不出大師的酒味來而心虛臉紅。于大師可直接兌,上來就兌,直接用非詩,直接把隨便一堆散記雜記雜感雜碎分行排列、掐頭去尾,兌成“詩”。你怎么品,你怎么知道,又能怎么說?所以大家都不說。怕沒水平。就像“皇帝的新裝”,誰也不說。沉默。學習。戲仿。因為大家發現,這倒不愧是一個很“高明”的寫詩的好辦法,一條捷徑。你寫我寫,大家都這么寫。方便呀??梢灾苯印俺擅?。寫的人多,就認可了,這條路就通了,這樣寫就是詩,這種詩就是詩,詩就是這樣寫的。非詩就是詩,沒有意味就是意味無窮。這樣寫的多了,跟風的多了,于大師就成了“他們”(詩派)的大師,偽詩的大師就是這樣做成的。中國目前詩歌市場充斥著這種東西,鋪天蓋地,風氣就這樣被于堅“他們”這幫人帶壞的?!皟删淙甑茫灰麟p淚流”,不用;那個騎著毛驢在長安朱雀大街上苦吟和推敲的詩人賈島,傻逼。我們不用賈島,我們有現代的假大師,一天一首。想想如此一類非詩,又如何“驚風雨,泣鬼神”?!如何“團結……部落的人”,“把部落的人召喚在一起”?如何不是“今天當代文學越來越衰落”的象征?又如何不是“你的寫作只是變成你個人的自我表演,你可以表演我也可以表演”?
酒勾兌也罷,詩勾兌也罷,文化勾兌也罷,怕就怕最終把人也勾兌。怕人勾兌成狗。因為飲勾兌“酒”過量,就迷糊,就會發瘋,渾然不知西東,不辨方向,沒有標準,一條發瘋的狗,見誰都會狂吠,連主子都會咬的。這就是最大的悲哀!
于大師進一步闡釋: “如果一首詩沒有通過新的語言形式再次抵達好,止于至善。無論發表,獲獎、走紅、被翻譯、被評論……都是無效的?!保?7)
什么叫“至善”?
在《答俄羅斯莫斯科大學鄧月娘副教授》一文中,他說:“詩止于至善。善并非道德概念,而是生生,生生之謂易,詩是令生命生生不息的那種語言,而不是控制、窒息生命的語言?!?br /> 就是說“生生不息”就叫“至善”。敢問,“生生不息”是什么?不就是一種“唯生命意志論”嗎?“唯生命意志論”不就是“由生命大流的本然形態推導出來的禮法秩序和倫常人生的價值形態”嗎(28)?而“生命大流的本然形態”不就是《易·序卦》里所說的:“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一套嗎?以此來確立血緣關系和君臣關系。這種“至善”在此轉了一圈,又回到原點。除了說天地宇宙的創生化育力量外,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道德倫理嗎?怎么說“并非道德概念”呢?如此“至善”(之詩),又怎么“令生命生生息”,又怎能“不是控制、窒息生命的語言”呢?看來于大師又在蒙(人)。
這種“唯生命意志論”核心是很可怕的,它是導向極權的。它先是強調“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天”的意志與人的意志是同一的。即人也可像“天”一樣“生生不息”(也是“德”的內涵)。于是可以“‘天’不言,君子代天立言,‘天’不動,君子代天之動”(29)?!吧睂嶋H是人的一種意志膨脹,人可以打著“天”的幌子自稱天子、可以“替天行道”。所以儒、道所要達到的生存狀態(內在倫理、超脫適性)都很可怕。企望用這樣一種“至善”談超越現實很荒唐。因為人不是“天”,人也不是神,人就是人自己;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有毛病、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陷。單憑人自己的力量無法超越自己,也無法超越現實。因為在儒教那里“確立的只有一重世界(現世),而沒有兩重世界(現世與超世)、三重世界(地獄、人間、天堂)。‘天’與人的本體同一,排斥了超驗世界得以確立的任何可能”(30)。
還有,他說的“詩卻是一種自由,天然的民主,”“詩教,一語中的”“新詩重建著漢語的豐裕、中正、樸素、安靜。最重要的跡象是,新詩在走向深厚”。(31)都是扯蛋。
倒是被他談的什么“止于至善”呀、“大巧若拙,大音希聲”呀、“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詩是對無的召喚”呀、“引出萬物者”呀、”在中國,詩就是教堂”呀、什么“中正、樸素、安靜”呀,等近乎宗教的一些驚人之句震住了,暈了。就像(《黔之驢》中)虎見驢一樣,莫相知,大駭,憖憖然,敬畏,以為然,以為確堪稱大師,以為那光頭可不是白理的、不是人人都可以理的,以為于大師確實懂的東西多,精深,以為他這是用自己的生命體驗出來的。開始讓人很迷,但不是著迷,而是很迷茫。但后來細讀他的大作(包括他的詩),才感覺不是那么回事。受騙了!他真不知道。他把他看到的那些半生不熟的東西,加上他歷年打撈上來的那點家當一股腦兒全拋出來了。一是可以作為一種知識嚇唬人,二是為了裝門面、裝B、裝大師,三是為了顯擺,先鋒,很現代,引領潮流。其實骨子里很腐朽。跟他所敬奉的屈原、陶潛、蘇軾等差遠了(孔子、老子、孟子就別說了)。因為他身上全是那種腐臭的東西、糟粕的東西。沒有一點新的東西。他(像蒼蠅一樣)逐臭的就是封建文化中的那些最末流的。他寫了那么多講了那么多,也就幾條“筋”,非常格式化。他的搜羅來的有些詩觀是自相矛盾的。
他的所有講話,都是他的“自我表演”。他心中沒有別人,只有他自己,自己就是大師——中國當代的文學大師。比如在《答俄羅斯莫斯科大學鄧月娘副教授》中,鄧月娘教授問:“在你看來,誰是中國當代詩壇上最有意思的人物?誰最積極?誰最先鋒?”他答的只有一句“這樣的人物有過很多,我也曾經是其中之一”,他舉的也只有他自己一個,也只有這一句切題。然后就是答非所問。說“這樣的人物……很多”,是哪些?請舉幾個你于大師心中的(先鋒詩人),讓我們開開眼界,學習學習?沒有。他沒舉。不是舉不出,而是不舉。他不舉,你也就知道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不用舉,他就是大師。跟他一起出道的那“很多”先鋒詩人,他不屑!根本就不在他的視野!也就是說“中國當代詩壇上最有意思的人物、最積極的、最先鋒的”就只有他。大師不能太多呀,太多怎么會是大師呢?!所以他答非所問,話題一轉“先鋒今天已經過時了,太多的先鋒了。先鋒今天沒有什么壓力,未經官方批準的刊物泛濫成災,誰有錢都可以自己辦,比我青年時代自由多了。在美學上,今天的詩只是對上世紀80年代先鋒派詩人開辟的各種寫作的可能性的重復或者持續”。聽聽,“過時了”“太多了”“未經官方批準”“誰有錢都可以自己辦”“重復或者持續”。就是說“太多了”“自己辦”就不先鋒,無論你現在怎么努力怎么獨創,都“過時了”,都是他當年先鋒過的,都是對他們的“重復或持續”,而且“未經官方批準”,所以不先鋒。好像他們當初辦《他們》民刊不是自己辦的、也不是隨便辦的。并且斷言如今比過去(上世紀80年代)“自由”。讓你聽了冷半截腰(弄不好要重度感冒)。都不用寫了,于大師一人寫就夠了。
于堅,大師乎?充其量,一個三流詩人,或一個末流文人??戳说脑娢木椭馈?br /> 他就是玩。他就是固步自封。
他寫的那些《棕皮手記》《暗盒筆記》《便條集》《一枚穿過天空的釘子》,包括《獻給外祖母的挽歌》《飛碟》《0檔案》(此詩稍有點意味)等長詩,我沒看出有什么好來。沒看到真正有價值的、很前衛的思想和很有藝術核能的容量;沒有看詞的叛逆與革命,他的所有詩幾乎都是一種很寫實的、筆記體風格的分行,句子很常規。——可以這么說,他的寫作是對漢語言、對詩歌、對思想、對美學幾乎沒什么貢獻。在思想層面也許是一個負數,別人是向前向上拉動,他是向下向后拉動;別人做的是加法加數正增長,他做的是漢語的倒付倒扣負增長;別人把文明的歷史的航船往前往上推,他是往后倒拽往部落往巫古往魔鬼往圖騰往血腥野蠻的方向拽。
中國的圖騰是什么?
這里我想贅述一下,因為關于圖騰,于大師一直念念不忘。
對于圖騰的解釋,我的回答只有兩個字:撒旦。龍就是撒旦。龍是中國人虛構的一種最兇狠最殘暴最冷血的“動物”。張牙舞爪、怪異猙獰、噬血成性?!皬?lsquo;龍駕乎帝服’(《離騷》),‘龍’成為帝王專利,秦始皇被咒稱‘祖龍’,‘龍’便始終是后世帝王所專有的最高權威符號,一直到滿清王朝的龍旗飄揚和沒有龍旗的對‘龍’的贊頌”(32)。幾千年來,龍,一直就是盤踞在我們民族上空的陰云和惡魔;龍,并不是什么至福的圖騰(或福星),并沒有給國民帶來福運,它唯有的只給我們帶來了一場又一場的血腥和家破人亡的災難,帶來了一個又一個輪流坐莊的惡棍、一個又一個換班執政的混蛋和流氓,老百姓一直都是政治的犧牲品或祭品;中國一直處于“龍”(即撒旦)的管控之下,暗無天日;一直惶恐不安、不可終日。過去是,現在依舊是。——這就是于大師念念不忘的執意要回歸的圖騰。
表面上看,于大師的問題是一個詩人和一個文化人的懷鄉病,無家可歸,實際上是一種懷舊病,或作舊病,也或者就是秀舊(他是什么都可以拿來秀的)。……但也似乎沒有那么簡單,也似乎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一種純舊的蒼白;純粹是一種懷舊或秀舊的蒼白倒也沒什么,他的心機也許比我們想象的更晦深更韜雜。諦觀一下他的那些作所為所言(尤其他在云南)之后,不由得不讓人一陣陣徹骨的寒心和絕望。——齷齪!——惡心!感覺他已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詩人和文化人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幫閑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腐朽,他已然“落草為寇、在山為王、助紂為虐”。赫赫一個云南王。云南大鱷。誰也不敢招他惹他。于堅就是云南,云南就是于堅,沒有別人;于堅就是云南的品牌,云南的品牌就是于堅;要看(云南)詩找于堅,(云南)詩就在于堅那里。就像要抽煙喝茶飲酒一樣:要抽煙,找玉溪;要喝茶,找普洱;要飲酒,找云南紅。于堅是唯一的。
目前,天南地北,有很多這種“地方唯一”,而且正在挺進“中國唯一”,乃至“世界唯一”。中國東南東北,西北華東華中華北,以及京津冀地帶,到處都已形成這樣或那樣唯一的地王(幫主)和土大鱷。不僅如此,他們還都孵化、催生和培植了一批維護自己形象和品牌的鐵粉和狗仔。他們在那兒登壇作法、呼風喚雨、騰云駕霧、黑白顛倒、雄霸一方;他們習慣了眾星捧月,習慣了做“行為”和出鏡,習慣了鎂光燈和各種光環,習慣了廉價的吹捧和互粉,習慣了讓誠實而孤獨的寫作者長久的冷寂……;他們申請“中國制造”,收進名人辭典,寫進大師譜系…… 有的甚至冒刷國際條形碼,緊急出土西歐及拉美市場,讓世界以為中國大師就是他,他就是中國大師。唯一的,最獨特的。他就是金幣,最應該放到“國際籃子”的就是他、他的那枚。讓世界暈,讓上蒼也頭痛。
真“大師”呼?真“大作”呼?
……事實上,不管你如何運作:假大師就是假大師,扒了皮,就一混混,一個混球兒;贗品就贗品,扒了皮,就一糞蛋(一糞球)。
一個混球怎么會成就大師呢?世界從來就是:文化決優劣。小國寡民就小國寡民,小文化就小文化。格局在那里,與疆域之大小沒關系。
混蛋越滾越大的,只能是“糞球”。
2015.11.12北京牌樓營
12.21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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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注釋:
(1)李澤厚:《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北京 三聯書店,2008。
(2)李澤厚:《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北京 三聯書店,2008。
(3)俞偉超:《銅山丘灣商代社祀遺跡的推定》,《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文物出版社,1985。
(4)裘錫圭:《說卜辭的焚巫尫與作土龍》,《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6)《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本,1979。
(7)《逸周書匯校集注》卷四《克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8)《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釋文》,文物出版社,1974。
(9)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10)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11)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12)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 三聯書店,2001年7月。
(13)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 三聯書店,2001年7月。
(14)《于堅:五千年的中國在最近三十年被完全的拆遷了》(也即《全球化時代的民族文學》) 先鋒詩刊 2015-07-29搜狐網
(15)《論語·顏淵》
(16)《論語·泰伯第八》
(17)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18)《于堅:一己之見,談談好詩》,中國南方藝術,2015-08-13。
(19)于堅《詩是世界的隱喻》,2015年《大家》第2期。
(20)何興玉《最絕望的腐敗不是官員而是知識分子》
(21)黑豐:《一種文學的政治寫作》,2014年《大家》第4期。
(22)何興玉:《最絕望的腐敗不是官員而知識分子》。
(23)老愚,英國《金融時報》,2015。
(24)老愚,英國《金融時報》,2015。
(25)于堅:《一己之見,談談好詩》,中國南方藝術,2015-08-13。
(26)于堅:《一己之見,談談好詩》,中國南方藝術,2015-08-13。
(27)于堅:《一己之見,談談好詩》,中國南方藝術,2015-08-13。
(28)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 三聯書店,2001年7月。
(29)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 三聯書店,2001年7月。
(30)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 三聯書店,2001年7月。
(31)于堅:《一己之見,談談好詩》,中國南方藝術,2015-08-13。
(32)李澤厚:《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北京 三聯書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