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

——懷念解放川西北的解放軍一位偵察參謀

 

陳希平

 

2002年的寒假，出于對一位解放阿壩州的人民解放軍偵查參謀的景仰與崇拜，我叩開了這位曾經全程參加阿壩州剿匪戰斗英雄的房門，即成都軍區三洞橋干休所。當這位老革命知道我是來自阿壩州山區一名本土教師時，老人的態度變得十分熱情，茶間老人十分健談，口若懸河，他對當時的茂縣專區（今阿壩州前身）了如指掌，對各類人物事跡講得形象生動，繪聲繪色。對州內各縣的民族結構、山川地理、風土民情更是如數家珍，他帶偵察連過樸頭梁子、走虹橋山，越鷓鴣山到康貓洞、馬塘、馬爾康、綽斯甲、大小金川、松潘黑水草地等。他很清楚當時理縣的上層人物：姚佑民、曾成武、賈開允、曹建初、王蔭三、桑梓侯、雷伯和、車子權等，哪個人生平事跡思想都很清楚，他還請開明人士王蔭三做過向導，他甚至清楚，解放初期在理縣桃坪鄉增頭寨陳鼎豐鄉長家里開的舊政府上層人士開的反共秘密會議，在老縣府薛城和雜谷腦鎮都停駐過較長時間，縣城遷入雜谷腦還是他最早提出的建議。他說199幾年到馬爾康路過理縣變化很大，是共產黨徹底改變了少數民族地區的歷史面貌。然而，到2023年的今天，全阿壩州變化則更大，可惜老人已經過世。

他叫梁柱國，1925年生，河北任縣人，初中二年級（15歲）參軍，1945年進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48年入黨，曾在晉冀魯豫軍區、18兵團、川西軍區、成都軍區的司令部任偵查情報參謀，有幸在彭德懷、劉伯承、賀龍、徐向前元帥身邊工作過，梁老記憶力過人，能寫善講、辦事干練、機敏活躍，深得首長和同行喜愛。打了12年仗，1957年，當時的司法部長史良對我國的司法工作曾這樣評價:“在我們所有的司法案件中，95％是正確的。”大家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梁柱國說:“這個估價是正確的。正因為有這個95％，我們才是人民政權，如果沒有這個95％，就不是人民的政權了。但另外的5％對于那些受害的家庭來說就是100％的冤案，我們不能因為95％正確而沾沾自喜。”在今天看來，這話符合辯證法，沒毛病！可在當時極左的年代，運動來了，這話就被篡改成梁柱國說：我們的司法案件100％是冤案，我們的政權不是人民政權。這錯誤就嚴重的不得了，因其率真性格和管不住的嘴巴，多次被開除黨籍軍籍、蹲牢獄，他被作為“反革命分子”揪了出來，也成為以后歷次運動的“活靶子”。從“三反”、“五反”，一直到“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劫難逃，當了22年右派，1979年平反昭雪，退休后享受師一級待遇。

下面且錄兩事，一是某次作戰會議賀龍司令員的插話，二是逆用俘虜的故事。

梁老對賀龍元帥印象深刻，當時他是西南軍區司令員，美蔣經營黑水的戰略意圖引起中央高度重視，必須立即發兵平息叛亂，1952年6月16日，在重慶浮圖關西南軍區司令部作戰室召開黑水戰役作戰會議，會議由李克夫副參謀長主持，賀司令剛從北京開會回來，他首先講了川西北以及黑水地區形勢發展，傳達毛主席、朱總司令、周總理對組織黑水戰役指示。然后由梁柱國匯報山區情況，當時他在司令部任偵查科長，專搞情報工作，這次會議是賀司令點名叫他參加的。

偵查科長匯報情況時，賀司令員有許多即興插話，當梁參謀講到黑水戰役有利條件時說：廣大川西北人民群眾是站在我們一邊的，是擁護共產黨盼望解放的。話音剛落，賀司令就哈哈大笑起來問梁：根據是什么？能不能舉些具體事例來？梁一時語塞，此句是有點言不由衷，是來重慶前，省委一位領導給他加上去的。停了好一陣，賀司令才說:“同志們！這是作戰會議，不是宣傳鼓動會。出席會議的都是軍以上干部，不是普通百姓，用不著客套，講客套話是要害事的。我們考慮問題必須實事求是，正確估價。分析問題，不能想當然，不能把暫時還不存在、目前還沒有出現的情況估計進去。現在我們進藏部隊提出一個口號，叫凍死不住民房，餓死不吃民糧，這就是說不擾民、不害民。這個口號提得好，我很贊成。我們在后方的同志也立即提出，你們前進到哪里，我們后勤保障工作就跟到哪里。這些口號都很響亮，很適當適時，確實能做到，因為我們有了新中國，有了比較充裕的物質基礎作后盾，這就叫實事求是，否則就叫瞎提口號亂放炮，提了也辦不到。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我們打了幾十年仗，只有現在才真正做得到。長征的時候，就不好提“餓死不吃民糧”這個口號。如果那時提出這樣漂亮的口號，那就要“餓死”中國的革命。當時藏區的老百姓不了解我們的政策，不知道我們是什么樣的軍隊。他們認為天下烏鴉一般黑，說我們是漢人的軍隊，是官軍，都是欺壓少數民族老百姓，都是要燒殺搶掠的。老百姓聽了當地官府的反共宣傳，都跑上山搞堅壁清野。我們要長征，要吃飯，要過荒無人煙的雪山草地，就要籌糧、備寒衣，實在沒辦法可想，只有把人家的青裸麥子收割了，把土里的豆、蔓菁給人家挖了，甚至于還殺了人家的牦牛。當時我們也是講群眾紀律的，我們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嘛！有錢時，給老百姓留下些錢，沒錢時就給人家打一張欠條，貼在墻上，或放在神龕里，說等革命勝利了再償還。人家從山上回來，發現牛羊都叫我們吃了時會高興嗎？況且，有幾個人認識你留下的欠條呢?當然，我們為了革命北上抗日，打倒蔣介石，解放苦難的人們，可當時老百姓能理解這些嗎?說群眾擁護我們，我就不大相信。所以提口號，要分時間、條件、地點。比如現在在漢區提出的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四大任務這個口號，目前在少數民族地區就不能提。再如，“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這個口號，現在也不在少數民族地區提倡。現在我們就是要到那個地方去剿匪，所以不能只簡單地認為是一般的剿匪斗爭，不單單是和國民黨土匪特務斗勇斗智，其中還交織著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以及宗教信仰問題。那里是藏羌地區，土匪特務是在反動土司、頭人、喇嘛等上層人物的包庇下生存和發展的。那里還沒有解放，我們的部隊還沒有到達，匪特還沒有消滅，工作還沒有開展，我們已經成熟了的民族政策還沒有和廣大人民群眾見面，群眾還沒有被我們爭取過來。成年男子幾乎人人手中有槍，槍子的指揮權多掌握在已跟隨匪特叛亂一起的一些反動土司頭人手中。從這個意義講，哪個地方的人槍越多，對我們進軍的阻力就越大。你說的那個廣大人民群眾現在還沒有從農奴制度下解放出來，還受著國民黨土匪特務反共宣傳的蒙蔽，還受著匪特的欺騙和操縱，你卻想當然把這一條估計在對我們有利的一邊，我認為這是極不現實的。

接著，賀司令講：你們剛才匯報說，黑水普通百姓手中現有三千多條槍，現在我打個折扣，只按一千條槍計算，當我們進剿土匪時，這一千條槍，是站在哪一方面呢？是“盼望解放”協助我們打土匪呢？還是已聽從了土司頭人指揮打我們呢？顯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們這次會議，有個重要任務就是研究如何用兵和用多少兵的問題。如果匪特方面多一千條槍，我們就要考慮多投入一個團到兩個團的兵力。

賀司令說在黨內，要講實話。在作戰會議上，尤其要講實話，不能講貌似正確似是而非，實際上是要誤事的話；不能把沒有的說成有，不能把暫時還不成熟的說成已經成熟；不能把暫時還辦不到或沒有辦到的，說成能辦到或已辦到。只有講實話，如實地反映問題，領導機關才能準確地了解下邊或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實力對比，才能制定正確的政策和作戰方案，指揮員才能下達克敵制勝的指揮決心。

賀龍司令員當時46歲，帶著較濃的湖南桑植口音，他的這一教誨對全體到會同志影響深遠，對當時22歲的梁參謀震動很大，并影響了他整個一生，在以后的任何時間段，不管遇到多大挫折，他都從未忘懷賀司令的教導而記憶猶新。

關于逆用俘虜的故事如下：

1952年9月下旬，黑水戰役勝利后活捉了匪徒500多人，受欺騙的少數民族只要停止抵抗，一律教育釋放回家生產，不抓不關不殺，對罪大惡極、十惡不赦、多次叛亂抵抗者，則前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當時在黑水的蘆花、麻窩兩地，40名罪大惡極的漢匪擬定蘆花麻窩兩地執行槍決。執刑的前一天，軍分區偵察參謀梁柱國，向當時執行公判的總負責人，當時軍區政治部“前指”作政治工作的周總指揮，要求留下三個人不殺，將派他們三人北上草地，打入已在草地結股叛亂的馬良、馬碩卿、劉華初匪部，讓他們潛伏下來為人民解放軍工作，掌控敵匪活動。總指揮為什么會聽偵察參謀？因為梁參謀還有另外的特別身份，即他是川西行政公署最高行政長官的“私人聯絡參謀”。

總負責人周華隆同志表示完全同意，只要利于剿匪，留誰都可以。這次在蘆花槍決的24人當中，報經中央由高院政法委書記羅瑞卿批準，判死刑的布告由成都軍區軍事法院石印妥當，由飛機空投到蘆花，如抽出三人，則只槍決21人，布告已有其名，容易被別人識破。周說這個好辦，把三個人的名字挖掉，隨便寫上個張三李四某某3人不就完了嗎？這樣，將在明天就要“綁赴刑場，執行槍決”的王在淵，鄭自堯、肖新和的性命從必死無疑的僥幸中，奇跡般保活下來。

王在淵，四川人，國民黨20軍134師的連長，該師起義后，由師長肖傳倫拉上部隊又叛亂，經青川、平武、松潘、黑水竄到靖化（今金川），本來企圖經康定，攆上走在他們前面的田中元師后再赴西昌，去投賀國光、胡宗南。哪知走到靖化，已知田中元師大部已被我軍殲滅，康定西昌相繼解放，該師部分潰軍殘留在靖化，王在淵便參加了土匪頭子傅秉勛、周迅予的武裝叛亂，王升任為少校營長，在黑水戰役中于貢朋山被俘。王在淵曾帶兵在綽斯甲攻打解放軍偵查小分隊，因怕吃虧而收手。后來在馬爾康一戶人家的婚宴上，王率30名土匪欲暗殺偵察參謀。梁參謀只有4人，卻被梁一槍兩鳥鎮住，王審時度勢未敢輕舉妄動。王在淵很坦白，寫了很有價值的交代材料。草地漢匪有不少134師的人，多是王在淵舊同事，梁參謀留下他，擬派他到草地唐克部落劉華初股匪中潛伏。

鄭自堯，河南濟源人，因年輕求學在西安，管吃管住免收學費而誤入國民黨“通信專科學校”，成為國民黨部隊無線電通信兵，1949年9月，胡宗南退守漢中時期，鄭自堯被派往黑水任中尉電臺臺長，在軍長傅秉勛手下，因修復電臺立功而突擊升為上校臺長，黑水戰役發起，隨傅秉勛在貢棚山西逃中，鄭被我搜山隊活捉，時年21歲。鄭自堯有一技之長，可破譯敵人電臺密碼，沒有打砸槍殺危害老百姓的罪行，正是偵查參謀留下他的原因。

肖新和，四川人，是牦牛溝被我軍擊斃的肖傳倫師長的胞弟，高中畢業考入中央軍校，軍校畢業正是國民黨總潰敗前夕，即到其兄長手下當了警衛營長，若非兄長之親宜也不可能當上營長的。一方面其兄擊斃再殺其弟，梁參謀于心有所不忍，更主要的是134師人還很多，叫肖打入敵人內部容易受到舊部的包容與信任。

梁參謀清楚：這三人均與草地土匪有瓜葛，都有熟識好友在那邊，他們在草地容易生存，第一步先派他們到阿壩麥桑部落的塔洼市場，那里集聚許多漏網的悍匪，第二步再從其部落北上打入土匪內部。三人必須先到學習班進行培訓，改造利用好他們，能為我所用，從他們身上取得更多情報，教育他們提高認識，培訓班俘虜人員都會玩槍，具有一技之長。上半天開會講課，思想討論，交代自己怎樣脫胎換骨，下半天寫材料交代存在問題，若是文盲，則找任職的文化人給結對子寫材料。顯然這一切都為了消滅更多的匪徒，早日解放川西北。

1952年10月，梁參謀離開黑水前，將王在淵，鄭自堯、肖新和移交軍區留在黑水的草地情報站，要他們再度打入草地幾股土匪活動當中去工作；完成任務后，草地情報站將三人移交茂縣軍分區，即今阿壩州軍分區。1953年4月，梁參謀參加草地剿匪戰役到阿壩前線，梁又把三人收回又再度派出，他們在摸清草地股匪匪情方面，收集到許多有價值的情報。在戰略實施階段，他們也曾爭取到多名匪特投降，立有功勞表現不錯，沒有背叛逃跑，但剿匪時間較短，他們并沒有十分突出的貢獻。后來他們被判了十年徒刑，投入勞動改造。

時間恍然之間來到1987、1988年間，不斷有地方上的人員到成都軍區干休所找到老革命梁參謀，為王在淵歷史問題說情，要梁老革命證明是戰場起義，落實政策，并承認起義軍官身份。梁老聽后很憤怒，斬釘截鐵回答來人：王在淵是我在剿匪戰場被我們活捉的，不存在戰場起義，況且我們對待叛匪只有繳槍不殺，只承認“投降”的政治地位，沒有土匪能享受起義這一待遇的說法。不了解當時真相的這幾位再三要求，勸梁參謀只寫個證明起義身份就算了。梁毫不含糊斷然回答：你們給他什么地位我不干涉，當什么官長都行，我不說話我不反對，但叫我寫他是起義軍官的證明材料，我絕對不能寫，這是我的底線，這是我的原則，誰也不要幻想能動搖我。因為他是被活捉的，連投降都說不上，何來起義之說？來人介紹王在淵勞改期滿，已在某縣林業局就業，改革開放后已享受伐木工人的政治待遇，且早已結婚成家，有三個子女。梁參謀聽后十分欣慰，就托來人轉話給王在淵，叫他好好勞動，安享晚年的天倫之樂吧，能活到今天已經很不容易很幸福了，不要再上訪胡鬧亂折騰，我這里絕對不能寫什么起義軍官的證明！

自從王想當起義軍官不久，鄭自堯又連續上訪，不辭辛勞親自到省城找上門來，一見面就跪在地上，不管他怎么乞憐哀求，梁老革命的原則沒有絲毫改變，證明他是起義軍官一說怎么可能，再三勸他好好勞動，不要這樣。鄭自堯刑滿后就業，在某城市郊外與一農家女子結婚，一兒一女成人，很幸福。他的意思是，如能享受起義軍官待遇，就能當政協委員，晚年生活就會有保障。他弟弟已是某省地廳級干部，他的出身不好會影響他弟弟的前程。鄭自堯不死心，連續三次找上門求梁老革命開恩，最后一次來說情的是一位較大的官員，主張叫老偵察參謀寫個證明材料就算了，不就是一張字條的事啊？恰恰這位官員又是梁參謀戰友的兒子，梁直言這個忙我確實不能幫呀，不管形勢怎么變化，這是黨性原則，絕無商量余地。從此，鄭自堯再未上門糾纏，梁老革命仍然堅持革命原則。再三勸他應當感恩能活到今天就該心滿意足，非常榮幸了。至于那個肖新和就從未來找過他，也就不知他的實際情況了。

當時近80歲的梁老兩鬢蒼蒼而精神矍鑠，他給我說：“我梁柱國雖深受極左思想迫害，坎坷一生，但我做人的黨性原則始終如一，革命到底，無怨無悔”。

離開梁老的日子，我一直想啥叫老革命，賀龍元帥、偵察參謀老梁這些人才是資格的老革命，他們才是永葆革命本色！（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2022.9.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