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書拾趣

 

羅里寧

 

買書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梁實秋先生在回憶舊日北京的書肆時就這樣寫道：“買書就是一樂，舊日北平琉璃廠隆福寺街的書肆最是誘人，你邁進門去向柜臺上伙計點點頭便直趨后堂，掌柜的出門迎客，分賓主落座，慢慢的談生意。不要小覷那位書賈，關于目錄版本之學他可能比你精。搜訪圖書的任務，他代你負擔，只要他摸清楚了你的路數，一有所獲立刻專人把樣涵送到府上，合意留下翻看，不合意他拿走，和和氣氣。書價么，過節再說。”那樣的書肆以及那樣的買書樂趣，實在誘人。現在書店，或者書肆，經營方式已和過去大不相同，不過買書，也能體會到不一樣的樂趣。小學高年級，我跟大人去“逛”過一次新華書店，那是縣城唯一的一家新華書店，它所處的位置，也很有意思，是位于縣城老街的上高街和下低街的分界處，從那兒往上，叫上高街，往下，叫下低街。上至縣政府舊大門，下至一牙碼頭，大約有一千多米的樣子，小時候看大人賽自行車，是從縣政府舊大門前那兩棵大榕樹那兒開始，加速至慶平小學前那個斜坡，一路下去，還有兩個小斜坡，加速到慶平小學前那個斜坡后，就讓自行車自行滑行，看誰最先滑到一牙碼頭，結果很少有人能滑到終點，大部分只能滑到新華書店那兒——這是當時很有意思的一項民間體育運動，吸引許多小朋友追著自行車瞎起哄，有愛讀書的，追到新華書店那兒，順便就拐進去，在里面免費翻書。

在跟大人去“逛”過一次以后，自己就經常往那兒跑，還在那兒碰到過一些有趣的事，例如有次，看到書架上有個舊點的書脊擠在新書當中，因為好奇，就把它抽出來，不想書頁邊上還有蟲蛀過的痕跡，書名讓人好不驚喜，是魯迅先生的小說集《吶喊》（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封面上印著魯迅先生標志性的側面頭像：剛毅、嚴肅，書價是三角六分——那時候的書價，真是沒得說——驚喜之余有點猶豫，這書的品相，不但有點舊，還有蟲蛀過的痕跡，要不要買，在那里躊躇再三，才硬著頭皮去問一位阿姨：“這本書有點舊，還被蟲蛀過，能不能幫我找找，看看還有沒有新一點的。”那位阿姨卻會說話：“不好意思，沒有新的了。其實這也不是舊書，是漏下的，存放的時間稍長了一點，讓你碰到，也是緣分。書是用來讀的，只要不影響閱讀，你管它新舊做什么？”我被那位阿姨說得不好意思，就把它買下，回去用紙把蟲蛀過的地方補好。這本書，現在還插在我家書柜上。

有些事，你還不止在一個地方碰到，它還會在另一個地方重復出現。在南寧的一個書店，我就碰到過類似的情況，是在書城二樓，看到一本《曹聚仁雜文集》（三聯書店出版），還是有點舊，不知道為什么這么一本書在書店里擺放到都有點舊了，還沒被人買去。曹聚仁可不是一般人物，和魯迅先生有過交情，也寫過一些關于魯迅先生的文章，這本書有篇文章引用他人的話說：“錢鍾書古今中外，無所不通，真是了不得。”這句話讓我對錢鍾書先生就愈加的敬重。他在一篇談寫文章的文章里說，寫文章要多讀書，但讀書多的人不一定都會寫文章，古時有人讀了很多書，甚至連《資治通鑒》都能背下來，可是寫一張取傘的便條，一寫就是五千多字，比天書還難懂。這樣的文章不僅有趣，還能讓人長知識。這本書的品相不是很新，到底要不要買，也讓我猶豫了好一下子，最后還是禁不住去問營業員，還有沒有新的，回答是僅此一本。我想起縣城書店那位阿姨的話，就顧不了那么多，先買下再說，還自己安慰自己，書終歸是用來讀的，內容最重要，新點舊點又有什么關系呢？

讀書可以收獲知識，買書同樣可以。比如買到《屈原賦譯釋》和《三曹詩譯賦》（黒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感到譯文很有意思，也很想知道這個譯文和別的譯文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而《〈國風〉的普通話翻譯》（中州書畫社出版），則讓我對于在春先生的這個普通話翻譯和白話翻譯存在什么差異和有什么必然的聯系很感興趣。買到《紅樓夢》（四冊）、《醒世恒言》（上、下）和《警世通言》（上、下）（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盡管“三言”里缺了《喻世明言》，也還是能感覺到“三言”比較好讀，《紅樓夢》不是那么好懂。以后凡是聽到有人說自己讀過多少遍《紅樓夢》，有多少多深的體會之類的話，就都不敢百分之百的相信。我不懂政治，對政治書籍也不感興趣，尤其是在青少年時代，但當我看到尼克松的《領導人》（新華出版社出版）一書時，也還是忍不住要翻一翻——這是尼克松講述自己接觸過的一些國家的有影響力的領導人的領導藝術和領導風格的一本書，如英國的丘吉爾，法國的戴高樂等等，其中還有對中國同時代的兩位偉大人物毛澤東周恩來給予的高度的評價。讀這本書，也讓我對資本主義國家一些領導人有了一點新的認識，即他們也不僅僅是一些只懂得玩弄政治的政客，也還有一點學識，尼克松本人就讀過不少書，對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有比較深入的理解，因此對于他的能和中國領導人一起打開中美關系大門的這個事，也就不感到奇怪。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馬德森的《心心相印》（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是在我國出版的比較早的這一類圖書，這兩本書讓我對西蒙·波娃從社會學角度對女性地位的分析有了一點點的了解，也知道了薩特這位存在主義哲學家、不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的名字，以及他和西蒙·波娃的特殊的關系。以后買到他的《文字生涯》和《什么是文學》，更是讓我知道他對文藝理論還有自己的獨到的見解。

改革開放之初，我在部隊駐地長沙碰到一個買書的奇觀，這樣一個奇觀，不知道有多少人碰到過，我就只碰到過那一回：新華書店門前，排著長長一隊人，他們那是要干嘛呀？它讓我想起小時候在肉店和在電影院售票窗前看到過的那樣的長隊，就不由自主地跟上這個“隊伍”，進入書店，柜臺前堆放著許多古今中外文學名著，大都是自己從沒見過的，尷尬之下，就近買了一套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上、下），一套斯威布的《希臘的神話與傳說》（上、下），前者是周揚、謝素臺的譯本，從右向左，繁體豎排，后者是楚圖南譯的插圖本，從左向右，簡體橫排，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這兩套書，是我最早購買的兩套世界文學名著，安娜·卡列妮娜也成為我最早認識的文學名著中的女主角。讀托爾斯泰這部小說，最先記住的，是寫在前面的那句話：“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最感嘆的，是安娜不能和渥倫斯基一起私奔；最悲哀的，是安娜最終還要慘死在火車輪底下。英國作家毛姆，對于托爾斯泰為安娜安排的這個悲慘的命運似乎也頗有微詞，他在《書與你》里講到這個問題時就這樣質問過：“為什么安娜不能和丈夫離婚，改嫁渥倫斯基，去過幸福的生活？”《希臘的神話與傳說》則讓我知道，西方還有那么多好玩的神話故事。

在武漢上學時，社會更開放了，學校周邊街道開有不少書店，有天路過一家不大起眼的、門面也不怎么裝修的小書店，本不打算進去，腳卻不由自主地邁進了門——這一進也沒白進，書架上排著一套《錢鍾書論學文選》（花城出版社出版），一共六卷。在這么小的一個書店里碰到錢鍾書先生這么大的一套書，真是讓人驚喜。這套書，前五卷是文言文，且多為文藝理論方面的內容，不是我感興趣的，唯獨第六卷是白話文，有許多序跋之類的小文章，是我喜愛的。可買單本，老板不愿意，要買就買全套。我就“賴”在那兒跟他“磨”，說全套不會有人要的，人家也買不起，只有按需而賣，誰需要哪一本就賣那一本，才容易賣出去。聊了一會兒，跟他熟了，他也想通了，就把第六卷賣給我。這本書收錄的，是一個大學者寫的許多小文章，有為自己的書寫的序言跋語，也有為他人的書寫的，其中《〈宋詩選注·小序〉選錄》，是為宋代一些詩家所作的小傳，短小精悍，別具一格，令人大開眼界。

我讀書不多，買書自然也不會多到那兒去。家里就一面四扇門的書柜，加上茶柜的抽屜是用來裝書，書裝滿了，再買書時就整理出一些送人，有進有出，進進出出，都只是裝滿了，不再添加書柜。買了一點書，也讀了一點書，卻從來不敢說自己是讀書人——讀書人這個標簽，不是誰都可以隨便貼上的——不敢說自己是讀書人，也還是經常買書，光是在縣城新華書店，就買過不少，在那兒買的書，差不多占據我家書柜三分之一的空間。出差在外，也會借機到當地的書店或書攤去逛一逛。在北京的西單和王府井，在上海的南京路和淮海路，我都逛過書店買過書。在成都街邊的一個小書攤，還買到過一本川端康成的小說集（漓江出版社出版），收入他的三部小說代表作《雪國》《千鶴》《古都》，僅花一塊錢。在南寧書城，買的書比較多一些。我是每到南寧必逛書城，并且都不會空手而出。南寧書城為我家書柜增添過不少圖書。除了在實體書店買書，還郵購和網購了一些，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中國書店、上海譯文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京東網書店、當當網書店、孔夫子舊書網、拼多多等網購平臺，都郵購和網購過圖書。

但凡愛讀書的人，大部分也都愛買一點書，可買回的書，并不一定都讀得了，讀不了還買，不僅是一般的讀者，就連許多大家學者也一樣，我在夏丏尊和季羨林二位先生的文章里就看到過，他們買的書，有不少就沒有讀過，這或許也是讀書人對書的一種癡情吧。讀書買書，讀的速度又總是趕不上買的進度，估計這也是許多讀書人都會碰到的一個有趣的現象吧？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