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點滴滴

 

作者：倪章榮

 

一

 

1970年，我7歲，這年春天，我跨進了小學門檻，學校是村（生產大隊）所辦，我們上面還有兩屆，學生都是從外地學校回來的。全校有六七名老師。除了一名是公辦外，其他全是民辦，民辦老師中有高中文憑的，也有初中、小學文憑的。

 

不知何故，發語文書時，竟然缺少了一本，巧的是缺少的一本正好缺到了我頭上。老師說，會去公社教革會為我補回來。我眼睜睜地看著同學們拿著漂亮的散發出油墨香味的語文書肆意翻弄，心里直癢癢的。可過了幾天，班主任老師告訴我，公社教革會沒有了語文書，學校決定由班主任用鋼板刻印一本語文書給我。班主任在過道上刻寫語文課本時，我常常湊過去看。老師對我說，不要急，幾天就弄好了。大約一個星期之后，班主任老師交給我一本油墨氣味濃烈的語文書。我的別具一格的語文課本，盡管圖畫比較簡單，只有黑白兩色（正式課本為彩色），可也讓我興奮，畢竟有了課本，而且獨此一份。我記得語文課本的第一課是“毛主席萬歲！”，第二課是“中國共產黨萬歲！”，第三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第四課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第五課是“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后面的課文就不記得了。我無數次后悔沒有將我的語文書保存下來，那形式，那內容，一件多么珍貴的東西啊。

 

我們的校長是我們生產隊居民，校長教我們算術和政治。我一年級兩個學期語文、算術（好像是上初中一年級時“算術”改成了“數學”，當時我還問過老師怎么沒給我們發“算術”，老師用略帶嘲笑的口吻告訴我“數學”就是“算術”）都是100分，唯有不用考試的政治只有60分，因此沒能獲得“三好學生”獎狀。校長之所以只給我的政治打60分，我認為是因為他與我父母的關系不好，我親耳聽到他與我父親爭執時，斥責我父親思想落后，是壞分子。上學的頭兩年，我時時感到不安，害怕犯錯誤。害怕犯錯誤，卻還是犯了錯誤。人有時候做點壞事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我們一年級時的班主任是初中文憑，二年級時的班主任是小學文憑。我二年級的班主任雖然文憑不是很高，可她人漂亮，對我也溫和。因為參與同學調戲新來的女老師（與同學們一起喊了幾句穿這么薄的衣服冷不冷之類的話），被大隊書記在全村（大隊）干部群眾和革命師生大會上點名批評，我以為前途已經不復存在之后，這位班主任還讓我參加了全校演講比賽，并且讓我得了唯一的一等獎。期末還給了我一個“三好學生”的獎狀。因沾了她的貴氣，從二年級到小學畢業，我期期都是“三好學生”。她不愿教書離開了學校之后，我還時時想起她。

 

可能是老師與拼音存在什么不可調和的矛盾吧，我們讀了三年小學都沒有學過拼音，讀四年級時來了一位高中文憑的老師當班主任，他偶爾也會教我們幾句拼音，可能是因為沒有形成習慣，我的拼音一直沒有學會。我是我們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我們那一屆同學中幾乎是沒有人會拼音的了。承蒙老師的教誨，我們認了不少的錯別字，比如：批評（pēipíng）、磅礴（bàngbó）、娛樂(wùlè)、吠叫(quǎn fèi)、匡正(qiāngzhèng)、餛飩（kūntun）、殊榮（zhūyún）、挾持（jiǎchí]）、吸引（jíyǐn）等等。有的是讀一邊，有的是讀方言，有的是因為借用其他詞語的讀音，比如“磅礴”的“磅”就是借用“磅秤”的“磅”。

 

大約是受到老師的啟發，我讀課外書時，常常以漢字的偏旁和或左或右或上或下部分，自以為是地定出讀音來。上三年級時，我在供銷社買了一本兒童故事集《我們的班長李小芳》，里面有一個故事叫《兔子尾巴長不了》，當時我沒學過“兔”字，于是，便讀成了“免子尾巴長不了”，直到看見文章后面畫了一只兔子，才知道應該讀作“兔子尾巴長不了”。讀五年級時，一本小說里面有一個女人懷孕的句子，我當時不認識“孕”字，于是便讀作“懷乃”，雖然讀得不準確，但意思還是知道的，女人肚子里有了孩子。可能很多人不相信我的敘述，一個五年級的學生連“孕”字都不認識，不認識也聽說過吧，事實是，我們上學五年，確實沒有學過“孕”字，平時也很少聽見“孕婦”一詞，我們那里女人懷孕叫做“有喜”或者“害喜”，直到若干年后，“懷孕”一詞才在那里流行。

 

初中一年級時，我們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是一位退伍軍人，他同時還擔任學校副校長。一天，我們全校師生在操場上聽他朗讀毛主席詩詞，老師朗讀《念奴嬌·鳥兒問答》十分成功，尤其是最后兩句：“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讓全體學生群情鼎沸，斗志昂揚。可惜，在他繪聲繪色地朗讀《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時卻出了差錯，差錯出在一個字上：“三十八年過去，彈（dàn）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沒等我的老師朗讀完，同學們的激情還沒有迸發，校長便打斷了我的語文老師的朗讀。校長嚴肅地指出“彈指一揮間”的“彈”（tán）不能讀成“彈（dàn）”。操場上頓時鴉雀無聲，語文老師一臉不自信地杵在那里，同學們也忘記了應有的激動。當時的場面讓我記憶猶新。我的班主任只在學校待了一學期便離開了，他是公辦老師，來去自由。我一直懷疑，語文老師的離開與朗讀事件有關。我們的校長雖然是民辦老師，但他讀過大學，只是因為造反而被退學了，認字方面自然要比眾多老師略勝幾籌。

 

小學和中學教育，讓我走入社會后說話認字時常常遇到尷尬。應該聲明的是，那位高中文憑的老師還是與其他老師有很大區別的，他不僅會拼音，還會在上語文課時給我們講講時代背景或者紅色故事。當我的所有老師都只會照本宣科的時候，這位高學歷的老師在照本宣科之余還能說點其他的東西，讓我對上他的課十分興奮。這位老師是恢復高考第一年我們公社唯一一個考上大學的青年，后來又當上了大學副校長。如果將我們當時的教育資源平均起來，也不算很差。

 

我們應該是一群少有的于春天入學的孩子了。至于為何要在春天入學，到現在我也沒弄明白。

 

從小學到高中畢業，我都是學校的“名人”，原因在于我喜歡看課外書，作文寫得好——多篇作文被語文老師拿來作為范文。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一位對我很好的高中數學老師家里看到一本油印的高考作文輔導材料，里面竟然有我初中時一篇寫農村“雙搶”（搶收搶插）的作文。我看到后沒有半點興奮，只有濃厚的不自在，因為我從小學開始寫的每一篇作文都是編造的，沒有一句真話，不少作文都編得牽強附會，比如這篇寫“雙搶”的作文，寫到鄉親們在搶收搶插時，餓了就背毛主席語錄，累了就想到要多打糧食消滅帝、修、反，然后就不餓了，不累了，就干勁十足了。青年少年時期寫過太多的假話、大話、混帳話，走入社會之后，我總是要小心翼翼地寫幾句真話。

 

二

 

我們剛上小學的時候，老師天天都要帶領我們讀毛主席語錄，有時候是照著《毛主席語錄》讀，有時候是讀上面傳達的“最新最高指示”。不僅學生要學習、背誦毛主席語錄，貧下中農也要學習、背誦毛主席語錄。因為那時候出門尤其是出遠門，常常會被民兵或紅衛兵、紅小兵攔住，背不了語錄就不讓你走。我母親是文盲，一個字都不識，記性也不好，于是經常被攔住，吃了不少苦。村里一位老太婆背語錄時竟然背成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餓肚子。”被斗爭了很久。

 

我四五歲時，父親常常在被窩里教我背誦毛主席語錄。讓我記憶深刻的是毛主席的這段語錄：“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當時，我特別困惑這句話“我們共產黨和共產黨”，難道有兩個“共產黨”不成？我問過父親是怎么回事，讀過幾年小學的父親也回答不上來。這個疑問在我心里折騰了很久，好像上了高中之后，我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可見，我的智商低下到何種程度。

 

我們的小學校長特別重視政治思想教育和毛主席語錄學習，不僅上政治課要講政治，上算術課也要用三分之一的時間講政治講思想品德的重要性，講我們今天甜蜜的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講全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常常舉例鄰村一個姓黃的小“反革命”的例子告訴我們，不學毛主席語錄、不提高思想覺悟，到頭來會毀了自己。那位姓黃的學生因為不學政治，導致思想覺悟上不來，說了一連串反動話，被逮捕法辦，判了15年，要不是因為他出身貧農，不會這么輕判。當時他才讀三年級。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黃姓師哥所說的反動話內容：XX主義好，年年吃稻草；XX主義差，家家把豬殺；XXX，搞苕空（當地土話，意即瞎折騰）；XX奇，好主席；XX平，是好人。據說，黃姓師哥送公安局之前被斗得很慘，幾次暈死在臺上。1978年，黃姓師哥即被平反，還補償了他六七千元錢，就算提前打工了。

 

我學習、背誦毛主席語錄是很認真的，我家庭是上中農出身，離富農僅一步之遙，我害怕一不小心落得黃姓師哥一樣的下場。我家里窮，沒錢買紅彤彤的《毛主席語錄》，只好不停地抄，上學放學的路上不停地背。我每次被老師點名背毛主席語錄時，都是滾瓜爛熟，一氣呵成。有些同學背語錄的天分就大不如我了。記得一個姓陳的同學，每次背語錄時不是掉字就是錯字再不就是忘詞，每天都要被我們校長叫到講臺上罰站，有時候一站就是一節課。有一次，這位同學背誦《紀念白求恩》時，竟然背成“白求恩同志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不遠萬里來到美國……”校長說，這是嚴重的政治事件，要不是他出身好，至少要送到公社關七天。

 

我的表現得到了校長的肯定，政治成績也從60分提高到了80分。我不僅年年是“三好學生”，還成為學校第一批加入少年先鋒隊的七個同學之一。我心中的恐懼減少了，對光明未來的期待增加了。

 

二年一期的一個星期天，我到一河之隔的湖北供銷社賣蜈蚣，不料被民兵攔住了，他們要我背毛主席語錄。背毛主席語錄是我的拿手好戲，在背了幾段常學常背的語錄之后，我想表現一下我的博學多才，背誦了印在戶口簿上的老師從來沒有帶領我們學習過的一段毛主席語錄：“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由于“番薯”的“番”字、“芋頭”的“芋”字我不認識，背誦到后面時，便含含混混，結結巴巴，加上民兵們不熟悉這段語錄（湖北戶口簿上印的不是這段語錄），讓民兵們起了疑心，說我是在杜撰毛主席語錄，是現行反革命，要將我押到大隊部(村部）審問，虧得當時有個熟人過來，說我們的戶口簿上有這段語錄。民兵們不敢輕易相信，要求拿戶口簿來核實。那位熟人馬上回到河那邊借了本戶口簿，才讓我化險為夷。

 

1973年9月林彪自絕于人民自絕于黨之后，背誦毛主席語錄的熱潮才降下來，出門也沒有人攔住背語錄了。

 

三

 

我們初中是兩年，其中初一在外村讀，上學期班主任是一位轉業軍人，我上面已經寫過。下學期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是一位年紀比較大的吳姓老師。吳老師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的思維習慣和行事風格讓我特別折服。

 

開學第一天，吳老師便莊重宣布：我不怕你們調皮搗亂，不管是誰，只要你能夠回答我三個為什么，你們做什么事我都不加干涉！

 

幾天之后，一個叫肖文才的同學上學遲到，吳老師趁此機會開始展示他的“三個為什么”的奇妙。據吳老師在課堂上公布，肖文才一個為什么還沒回答完便哭起來了，便宣布以后不敢違反紀律了。吳老師繪聲繪色地講述了他問肖文才“一個為什么”的精彩過程；

 

吳老師：肖文才你今天為什么要遲到？

肖文才：因為飯吃遲了。

吳老師：為什么飯吃遲了？

肖文才：因為柴火不干。

吳老師：為什么柴火不干？

肖文才：因為沒有曬干？

吳老師：為什么沒有曬干？

肖文才：因為昨天下午才砍回來？

吳老師：為什么昨天下午才砍回來？

肖文才：因為父母沒有時間？

吳老師：為什么父母沒有時間？

肖文才：因為他們要出工。

吳老師：為什么他們要出工？

肖文才：因為不出工就沒有飯吃。

吳老師：為什么不出工就沒有飯吃？

 

“嗚嗚嗚”肖文才突然哭了起來，再也回答不上了。并告訴吳老師：以后堅決聽老師的話。吳老師得意洋洋地對我們說：肖文才平時夠牛的吧，怎么樣？我一個“為什么”還沒問完，他便痛哭流涕了！

 

我當時不知哪來的狗膽，竟然舉手問吳老師：吳老師，您問了很多個為什么，不止三個呀？

 

吳老師和顏悅色地回答說：我所問和肖文才所答，都是圍繞肖文才今天為什么要遲到展開，他的回答沒有能夠說服我，所以第一個“為什么”沒有過關。

 

我心里想，這樣問下去，偉大領袖也不可能回答完吳老師一個“為什么”啊！我只是心里想想，沒敢說出口。

 

此后，我不知道吳老師又問了多少同學幾個“為什么”，反正沒聽到他在教室里說過，班上的紀律確實好了很多，或許同學們被吳老師威猛強大的“為什么”嚇著了。

 

我始終認為，吳老師是一個出類拔萃的老師。還有一件事可以為我的結論佐證。

 

早晨上第一節課前要唱五分鐘的革命歌曲。那天唱歌時，一個叫做彭信華的同學卻在低頭看連環畫，被巡查的吳老師捉了“贓”。吳老師怒氣沖沖地奪過連環畫，厲聲大叫：彭信華，你不唱歌是不是要反對毛主席？！

 

嗚嗚嗚，我不是反對毛主席！我不是反對毛主席啊！彭信華的哭聲凄慘哀傷，把教室都快哭塌了。

 

誰能頂住吳老師一個“為什么”的盤問？誰不害怕被扣上一頂“反革命”帽子？同學們見了吳老師，就像老鼠見了貓，兔子見了獵人。

 

吳老師沒有問過我“為什么”，也沒有質疑我是否有“反意”，原因并不是我表現多么出色，而是他需要我寫大批判文章，參加學校的各種批判活動。我們那個學校的校長是經過大革命洗禮的人，特別喜歡批判和運動。從跨進初一大門起，我經常被校長點名參加學校的各類大批判活動，批劉XX，批林彪，批孔老二，反擊右傾翻案風，批斗地主、富農、現行反革命。我生性靦腆，總是害怕上臺，倒不是怕被批判對象報復，只是我實在找不到我與他們的仇恨點在哪里。兩個星期前剛剛批判了劉XX的“讀書做官論”，現在又要批劉XX的“讀書無用論”。我被弄糊涂了，到底讀書是“有用”還是“無用”？有一兩次，我實在不堪重負，只好謊稱生病請假。

 

順便說一下，我們上初一時才開始學英語，我的英語課本的第一課也是“毛主席萬歲”。那個時候的我特別討厭上英語課，英語是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語言，我是中國人，有必要學英語嗎？要是放在現在，我就是標準的愛國青少年了。可惜，我生不逢世。幾十年過去了，我學的為數不多的幾個英語單詞全都忘記了，唯一能記起的是我的第一課，不僅能讀還能寫。

 

四

 

初二開學時，我們突然從鄰村學校回到本村上學，因為我們村自力更生辦起了初中部。那年，我們公社所有的生產大隊都辦起了初中，還有幾個生產大隊辦了高中。有點類似于新世紀的大學擴招。回來上初中時，那位高中文憑的老師當上了校長，當了校長的他教我們政治（我當時想，政治很難教嗎，都得校長去教？）教語文的是那位我們村校唯一的公辦老師。這是我一生上過的最為干癟的語文課了。我不知道這位公辦老師什么文憑，聽說舊社會是教私塾的，也有人說他家里成份不好。可水平再低你也不能只是照著課本讀一遍啊。

 

我還沒有從語文課的痛苦中解脫出來，很多大事便接踵而來了。

 

首先是偉大領袖去世了，消息傳來時，不僅是我，全國人民都應該在為這種小概率事件痛苦不堪，大家都以為會“萬壽無疆”，誰知……然后是粉碎“四人幫”，華主席接班。這是好事，也讓我的萬分悲痛減輕了一二。

 

我清楚地記得，我們部分師生到公社請回華主席像的情景。

 

那是10月底的一個凌晨，在校長帶領下，我們踩著地上的白霜，敲鑼打鼓向著10公里外的公社走去。山上的鳥雀被我們驚嚇得東躲西藏，狗的吠叫被我們的鑼鼓聲壓制得毫無生氣，不少村民打開大門，在仍然有些漆黑的夜色里張望。六點過一點點，我們便到達公社機關，在院子里的冷風中等了一個多小時，才請到華主席像。然后，我們的兩位同學莊嚴地托舉著用鏡框鑲嵌的英明領袖華主席畫像，在鑼鼓聲中回到學校。接著，大隊書記親自將主席像掛在了大隊禮堂主席臺前方。不到一個星期，大批的華主席像便分發下來，我們學校的每個教室里都貼了一幅畫像。

 

之前，我們上課前都是這樣的：老師進來之后，值日生會大叫“起立，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像敬禮！”不知從哪一天開始，值日生的叫聲變成了“起立，向英明領袖華主席像敬禮！”我們有點不適應。

 

1977年9月，我上了鎮上的高中。我是考上去的，我們班40個同學，就考上了四個。這是大革命之后第一次靠考試成績上高中，之前都是靠“推薦”。我有理由相信，如果繼續“推薦”的話，輪不上我。

 

關于我的高中生活以及高中老師們，我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過，尤其是將“伊朗國王巴列維”解釋為“伊朗國，王巴列維”，并進一步解釋“王巴”是復姓；告訴我們“英國資本家寧愿將牛奶倒進太平洋，也不愿給窮苦人”，被學生反問：“英國資本家為什么不將牛奶倒進大西洋，倒進太平洋不要運費嗎？”將物理老師的作業當作政治作業批改，而且批改得相當認真，從60分到95分，一點都沒含糊，讓物理老師欣喜不已——減輕了他批改作業的負擔。這種類似段子卻又千真萬確的故事，讀過我文章的人應該都有印象。這類故事其實不少，寫多了不免給人以故意抹黑母校之嫌，不能再繼續述說了。

 

實事求是地說，我的高中老師中也有文憑很高、水平不低的人，其中英語老師是武漢大學畢業的——可惜不到一年便調到縣城中學去了，歷史老師是開封師范學院畢業的，我們的正校長姓劉（并非牛奶倒進太平洋的那位副校長），他好像只是師范學校畢業，但我絕對相信他是一個有知識有能力的領導。我之所以對劉校長有這樣的認識，是因為我發現他讀過很多書。

 

劉校長的兒子和我是同學，不知何故，我知道了他父親房間里藏有不少文學名著，我開始是向同學借，借過兩次之后同學便不愿再借了，說是怕被他父親發現。我同學告訴我：如果我真的喜歡那些書，就出錢買。我家里一貧如洗，每周都是靠從家里帶點醬菜吃飯，哪來的錢買書？可是，我又實在太喜歡校長的書了——那些書大多數還屬于“毒草”，當時的書店里無法買到，于是便去賣予以生活的大米，然后用賣米的錢到同學手里買書，我是分期分批賣米，也是分期分批從同學手上買書。我記得一共給了同學三元多錢（那時候的大米只賣兩毛錢一斤），從他手中買到了《普希金抒情詩一集》、《普希金抒情詩二集》、《柔石選集》、《殷夫選集》、《子夜》、《牛虻》等文學名著。我本來說好還要給同學兩元錢的，并且商定兩元欠款給他后，繼續購買他父親的書。他父親的書很多，除了文學類還有歷史類的。可惜，我那時候一天只吃一餐飯，已經餓得皮包骨了，再賣米就會餓死。欠同學的兩元錢沒有給他，買賣自然停止了。同學對我意見很大，說他父親發現書不見之后還打了他。現在想起來，覺得很對不起我那位同學。一個看過如此多文學名著的校長，理應很開明很溫和，然而，這位校長卻很古板很嚴肅，仍然堅持政治掛帥，仍然不允許閱讀“毒草”書籍，仍然要我們每周去五公里外的學農基地種一整天地，仍然時不時地開批判大會。對于我這個以看課外書多與寫作文好“聞名”的學生，校長從來都是冷眼相待，時不時批評我思想不健康。劉校長倒還讀過一些書有一些知識，可有的老師書沒讀幾本，教學水平也不高，卻總是樂于整學生——把完全處于劣勢的學生整趴了真的有成就感嗎？倒是那位鬧出很多笑話的副校長為人溫和，也愿意為學生排憂解難。每當我寫到母校時，都有點不忍落筆。人太復雜，人性太復雜，人的能力也并不代表一切。可是，我又不能對過去視而不見。那是我和我們的經歷，那是我們命運的酵母，那是不應該被美化的事實。不是給自己的無能尋找慰藉，而是它是客觀存在的點滴。很多人回憶過去的時候，總是美好和溫情，美好和溫情確實存在，可底色的荒唐和酸痛是無論如何也涂抹不掉的。

 

我有不少同學是教師子弟，不知為什么，凡是教師子弟學習成績都特別差，其中有幾位同學，數理化和英語考試成績基本是零分，語文、歷史、地理、政治的考試也絕對在30分以下。然而，他們畢業之后一個個都當了老師，有的是頂父輩的班（上世紀80年代，各行各業都“頂班”），有的是靠父輩的關系先當民辦教師，然后慢慢轉正。我曾經對教師頂班很不理解，覺得特別荒唐，這不是誤人子弟嗎？現在看來，這些人當老師之后，并沒有妨礙改革開放的大計，更沒有讓祖國前進的步伐停止一天半晌。

 

我還是太淺薄了。

 

當不要輸在起跑線成為熱議的時候，他們可知道，有一些人——不，有很多人，他們從來沒有進入過跑道。

 

作者簡介：倪章榮，筆名楚夢。男，湖南澧縣人，居長沙。作家，文史學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南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在《中國作家》、《芙蓉》、《芒種》、《作品》、《湘江文藝》、《湖南文學》、《同舟共進》、《書屋》、《看世界》及《領導者》、《陽光》、《二十一世紀評論》、《世界華文文學》、《新中原報》等香港、美國、加拿大、東南亞中英文期刊發表文學和文史作品200余萬字。著有《邪雨》、《紅色引擎》、《許佳的夜晚》、《去和爸爸過年》、《舊鬼》、《在軍營里成長》、《1976年的秋天》、《陪葬》、《溫床》、《無毒蛇》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發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國憲政》、《孫中山與中國現當代政治格局》、《作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寫民國史》、《辛亥革命深思錄》、《“五權”與“三權”》、《關于士大夫與知識分子的思考》、《羅伯斯庇爾與法國大革命》、《一個佇立在法理之上的國家》、《民國才女和她們的命運》等文史作品。40多篇作品被《中外文摘》、《海外文摘》、《青年文摘》，《微型小說選刊》等選刊及其各種年選選載。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