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退休生活

 

作者：郭松

 

人生在世，得謀一職業，既養家糊口、安身立命，也服務社會、貢獻力量，三百六十行，行行皆出路。

世上職業，凡有入職，自有退休。退休意味著，告別以前的平臺；許多人離開了平臺，就再也發揮不了作用，居家休養了。

如果這個平臺可以自己帶走，那就不存在退休不退休的問題。據我觀察，世上有幾種平臺可以自己帶走：一是農民房前屋后的那小塊土地，即使耄耋老農，依然可以挖挖土種種菜，摘瓜屋檐下，安然聞犬吠，沒聽過農民有退休之說；二是手藝人，特別是那些木雕、竹編、玉雕、刺繡、緙絲匠人等，真可謂一藝在手，衣食無憂，絕活在身，終生無休；三是有名老中醫，望問聞切，針灸推拿，用不著借助CT、B超，依然可以診病，而且越老越吃香；第四，就是我要說的文化人了。 

我要說的文化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而是有文化藝術修養和素養的人。比如作家、藝術家、教授、專家，大都有廣博的知識，對文學、藝術、歷史、人文等有所涉獵；了解和理解不同文化的傳統和習俗，不同文化的差異和特點；有較強的語言表達能力，能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也有較強的寫作能力，能夠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思想。

文化人之所以可以退而不休，原因在于他的平臺可以自己帶走。這平臺說大也大，說小也小，無非是書房與書桌。最大的書房能有一千平米？恐怕沒有；最大的書桌也就一張桌子罷了，文化人的平臺實在是小之又小。但這平臺又無限地大，四壁列書容寄傲，一窗臨日可怡神。滿屋圖書，古今中外，經史子集，琳瑯滿目。書房供坐嘯，一室自溫馨，與古圣對話，與天地對談，與時賢對語，與內心對白。一書在手，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浩浩乎如馮虛御風，飄飄乎如遺世獨立。一文寫就，本色其人，斑斕其文，汜乎洋洋，光乎皜皜，心懍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云，可謂“云煙境過皆同幻，文錦織成便不磨”，這平臺又實在太大了。文化人正因有此可以帶走的平臺，他們的退休生活才與眾不同，他們原本就在這書房與書桌間青燈黃卷、伏案耕讀、拔筆四顧、意氣洋洋，如今不過是換了一個“蘅塘退士”的名謂而已，該讀讀，讀寫寫，依然故我。

據我觀察，真正的文化人有三次退休。第一次退休，與蕓蕓眾生一樣，年齡到點了，從發薪金的單位辦理退休手續，不用再去單位點卯上班，自然也免了考核考評，無崗一身輕了；但這只是形式上的退休，而實際上還遠遠沒有退休。文化人特別是那些作家、藝術家、教授、專家，往往在本領域深耕幾十年，有著大大小小的影響與高高低低的地位，又多多少少培養傳幫帶了一批本領域的弟子，從崗位退下后，因這樣那樣的關系與需要，還會兼任相關協會、學會、研究會的實際職務或名譽職務，他們的身影還會時不時出現在讀書會、研討會、頒獎會上；又因擔任相關協會、學會、研究會雜志刊物的編委，多多少少還有一些編務、稿件上的事情。

文科與理科不同，理科重在更新，文科重在積累。從事文科尤其是人文學科的教授、專家，他們的圖書會越存越多，文獻資料會越積越多，而手頭所寫的書稿也會越寫越多。沒有積累就沒有厚度，沒有深度。文化人的養成乃至成名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那些第一次退休的文化人，文學界學術界還需要他們發光發熱發力，即使想退也退不下來。比如高校評估考核需要社科項目、核心刊物等硬杠杠，這對在崗的中青年難度甚大，而往往是由那些將退未退、已退仍在干活的“蘅塘退士”挑大梁。“雙一流”“211”等高校考核評估的項目首席、核刊成果只認作者的單位，如果不署名退休教授的原高校原院系，那豈不自己砸鍋？這就是為什么有的先生即使退休多年，核刊上發表的論文署名依然是“某大學某教授”。這么一看，那位先生不是還在上班么？有的高校為了申報相關社科重大項目，更是需要依靠“蘅塘退士”的學術影響與成果，請求他們作為項目首席或主持，至少也要他們的論文論著助威。

一般來說，這樣的狀況大致會延續到70歲左右。按照如今的規則和慣例，70歲以后就不再擔任相關協會、學會、研究會的職務了，也不再擔任評委了。70歲以后的文化人，相對清閑了許多，可視為第二次“退休”。但只要身體安康，他們依然沒有閑著，平臺就在身邊，更有時間來寫回憶錄，選編文集選本，增多與原籍故土的聯系，捐書尋根辦學等。也有的甚至更忙了，忙啥？“庾信文章老更成”！

王一川教授寫過一篇《一位26年出13部書的“退休”學者》的文章，深情記敘了文藝理論家、北師大文藝學研究中心程正民教授，60歲“第一次退休”后寶刀不老，愈發精神，不僅和童慶炳教授聯合主編、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7卷本《20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國別研究》等課題，而且從1998年到臨終前的2024年的26年間，撰寫、出版《巴赫金的文化詩學研究》等13部著作，這期間還有無數的學術會議活動等。王一川教授“在心里不住感嘆：一名學人要是能像程老這樣，既長壽而又高產，長壽得不僅生活有質量而且還有學術創造力，那該多好”！放眼學界，像北師大程正民教授那樣退而不休的文化人還有很多。

北京大學中文系1958年集體編寫《中國文學史》的那一批以后成為著名批評家、作家、學者的團隊，有謝冕、張炯、楊天石、孫紹振、陳鐵民、陳丹晨、吳泰昌、王水照、張少康、譚家健、李漢秋等，在世人眼里，他們永遠都在從事學術活動與創造，哪里有什么退休不退休。尤其是今年已93歲的謝冕教授，不但經常出現在各種學術會議上，而且頻發論文與散文，比年輕人還活躍。比謝冕他們稍晚一些的北大中文系洪子誠、錢理群、溫儒敏教授等，也永遠都在忙這忙那、寫書出書。錢理群教授自“第一次退休”后，迎來學術研究與出書的高峰，為了專心硯耕，索性把書房書桌都搬進養老院，一生中三分之二的著書（約兩千余萬字）都是在退休以后，涉及魯迅研究、現當代文學與跨界寫作。

上世紀50年代，清華大學有一句響亮的口號：“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康而壽，壽而干。那些將平臺帶在身邊的文化人，一輩子兢兢業業，蹈厲奮發，退而難休，休實未退，他們豈止是為祖國工作五十年？真可以說是“生命不息，筆耕不止”。但生命畢竟有臨界的一天，終于到了第三次退休，那才是文化人真正的退休了。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