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看待正史與野史

 

作者：郭松

 

許多人一提野史，就嗤之以鼻，仿佛一無是處，或是對野史了解不多或理解不深。有點學問的人卻知道，野史并不意味著不靠譜，正史并不意味著就靠譜。

相較于正史，野史在清·李汝珍《鏡花緣》中稱為“稗官野史”，野史之野有兩層含義：一層是，從編撰者的角度看，在朝人士奉命編撰的為正史，在野人士自行編撰，未經官方審定批準，不是為了藏于廟堂的，而是流傳于民間的，是野史；一層是，從雅與俗、文與野看，正史是經專門人員整理雕飾的，野史多半是原始史料匯編的，或者原始史實粗鄙記錄的。

野史多為耳聞或目睹的一些逸聞趣事，文字多涉及歷史掌故；野史并不都是傳聞傳言，風格有的近于小說家言，但由于其為私家撰述，沒有正史編纂的那些忌諱，許多在正史中難得一見的事情，在野史中往往可以尋到蛛絲馬跡，甚至詳細描述；如宋太祖“燭影斧聲”之謎，武則天無字碑之迷等，在野史中都能找到記載，可供后人參考分析。

清代修四庫全書的館臣曾經評價：“《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為南渡以來野史之最詳者，言宋事者當必于是有征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雖然是一部野史，卻是那個時代可信度最高的，野史的關鍵不在于其可信度，而是在于其是否出自官方或大儒的手筆。相較于正史的正襟危坐，野史能夠讓人從中看到更多官場、宮廷的秘聞，社會生活的細枝未節及悲歡離合等。野史不一定都是假的，野史也是正史的重要來源，甚至說了正史不能說的內容。由于封建的正統觀念及其他各種原因，寫歷史的人刪去了一些本該記入正史的事情，這些事情后人只能從野史中得到彌補。

野史的野可能有一定的偏見，但是正史的正也不一定那么正。正史與野史一樣，也有兩條界定：第一條是“官修”也就是有官方的修史許可。比如《資治通鑒》雖未入選二十四史，但司馬光是在官方完成的修史，也是正史系列；而《漢書》修撰雖出自私人，但由于班固的影響力，這本書仍進入正史系列。第二條是“正本清源”。史書想要被列正史，其體例一定要有史書的體例，不是紀傳體的就是編年體的。一般正史都是團隊寫作，不會出自一人之手，這樣就保證了權威性，追求“微言大義”“春秋筆法”，被許多人認為是“勝利者的歷史”。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齊國的大臣崔杼殺了國君齊莊公，齊太史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很惱火，就殺了太史。他的弟弟繼任，續寫：“崔杼弒其君”，又被殺死。另一個弟弟繼任，仍舊寫“崔杼弒其君”。崔杼沒有辦法，只得讓他寫在竹簡上。南史氏聽到太史寫“崔杼弒其君”被殺，以為全被殺死，就帶竹簡去齊國，后聽說已經寫了，才返回。齊國的太史兄弟為追求歷史的真實而獻出了生命，但“崔杼弒其君”的記載為后世史家樹立了一座豐碑。這就有了后世的“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也有了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由于歷史是人寫的，且有些內容不能出現在正史中，所以正史有一定的主觀性，甚至一些地方出現歪曲的情況。比如孔子為了實現他的正名主張，曾不惜歪曲歷史事實，在他的筆下，周天子被晉文公召去參加盟會成了“天王狩于河陽”。幸虧《左傳》對此做了記載：“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又比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在記述楊玉環和安祿山的時候寫了“楊玉環洗兒”：“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購衣服……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祿山……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丑聲聞于外”，清代的《歷代御批通鑒輯鑒》曾指出：“通鑒（事）考此皆出《祿山事跡》及《天寶遺事》諸稗史，恐非實錄，今不取。”

《資治通鑒》作為正史，為了體現對楊玉環的偏見，采納野史中的不可信記載，認為楊玉環和安祿山有染，連清代人都看不下去了，可見正史也有不正的一面。事實上，正史一直有確定的范疇，比如，宋代時有正史之十七史，十七史即《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到了明代，正史得到了擴充，十七史增加了《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形成了二十一史。到了清代，正史又得到了擴充，二十一史增加了《舊唐書》、《舊五代史》、《明史》，變成了二十四史。

《明季稗史匯編》多次受到魯迅的稱道，它是清代留云居士所輯，包括十六種記載明末遺事的野史，影響了許多史學家、文學家，魯迅就是其中之一。野史“稗”的藝術特征充分表現在魯迅雜文中，即取材的軼事性，描寫的民間性。在魯迅看來，正史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在編撰史書時，帝王往往會親自過目史書的內容，有不少還會在后面寫上自己的批注，可以說帝王直接決定了正史的寫作目的，也正因為此，正史被稱為“勝利者的歷史”也不是沒有道理。

野史往往是一些歷史人物的趣聞軼事，但史家眼中的野史是一些有一定史料價值的筆記小說。所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其實自從孔子修“春秋”以來，野史就是古代正史的重要來源，史失求諸野。如果一旦正史記載出現不足，自然需要野史來補足，野史從來都不是與正史對立的，野史甚至可以比正史更加正史。野史往往存在一些說正史不能說的話，由于清代對于南明的歷史諱莫如深，修撰南明歷史的史家往往不得不以野史來展現，比如《罪惟錄》就是《明書》的藍本，干脆就直接砌進墻里面，這些內容確實對清廷刺激極大，直到民國時這本奇書才從墻里面被翻出來。

正史的修撰往往要采納三個主要來源。第一個是官方的記錄。比如《宋史》《元史》等都是以宋實錄，元實錄為藍本修撰的。但往往這些史書修成之后，實錄就不見蹤影。比較極端的《舊唐書》干脆直接照抄《唐實錄》，導致里面偶爾還會出現當時史官的名字。這種做法雖然有利于保存當時的記錄，畢竟實錄是當時朝代修撰的本朝記錄非常詳盡，但缺乏客觀的史料來源，往往實錄里面的錯誤也一并采納。第二個是野史和其它“正史”。比如當年修撰《新唐書》時，宋廷廣泛征求各地的唐朝史料，其中不乏《唐國史補》等野史，《新唐書》之所以有各種各樣的詭異記載，往往都是來自野史的內容。其集大成者是所謂的“武則天毒殺李弘”。第三個是參與修撰者自己收集的內容以及見解。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記》，司馬遷父子作為修撰者收集大量的史料作為論據，也成為了《史記》最重要的部分，《史記》中有所謂的《刺客列傳》，這些史料大部分都是司馬遷收集的。

野史的價值是不容小覷的。野史的作者不如寫正史的史官那么專業，史料也不如后者掌握得多，但在思想上比較自由，顧忌也比較少，也就能寫出歷史的真實面貌。劉鶚在其傳世名著《老殘游記》中說：“野史者，補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諸子虛，事虛證諸實在。”如南宋偏安一方，在殘山剩水間作威作福，悍然殺害民族英雄岳飛的宋高宗，及當過塾師，一臉仁義道德的秦檜，只有讀了南宋陸游的《老學庵筆記》、王明清的《揮麈錄》、明朝才子文征明的詠史詞、清代陳玉澍《后樂堂全集》的史論，才會認識到南宋有個以宋高宗為首的“五人幫”。又如朱元璋登基后，御用文人不吝溢美之詞，將其塑造成神，但到了明中葉，有《翦勝野聞》、《閑中今古錄》等野史，就讓朱元璋走下神壇，還原成人，他有剝人皮的恐怖行徑，也有給出版書籍免稅的大智之舉，更有承認自己好色，將有小過的漂亮妓女當庭釋放的菩薩行為。

唐代陸龜蒙的《奉酬襲美苦雨見寄》詩中也有贊美野史的句子：“自愛垂名野史中，寧論抱困荒城側。”魯迅更是提倡讀史要讀野史和雜說，他在《這個與那個》一文中說：“我以為伏案還未功深的朋友，現在正不必埋頭來哼線裝書。倘其咿唔日久，對于舊書有些上癮了，那末，倒不如去讀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須是野史；或者看雜說。”“野史和雜說自然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它畢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魯迅的許多史識，是從野史雜記中得出的。如在《立齋閑錄》、《安龍逸史》中看見明代皇帝的暴虐，從《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中，看到清兵入關后的兇殘。

相較于正史的嚴謹與枯燥，野史具有更強的故事性和趣味性。正史注重史實的準確性和客觀性，可敘述方式較為刻板。野史則不同，更像是一部部精彩的故事集。在野史中，歷史人物不再是高高在上、面目模糊的形象，而是有著豐富的情感、復雜的性格以及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比如，野史中乾隆下江南的故事，將乾隆描繪成一個充滿好奇心、熱愛民間生活，又有些風流多情的皇帝。他在江南與民間女子的邂逅、與文人墨客的斗智斗勇等情節，充滿了戲劇性。這些故事以一種生動有趣的方式展現歷史，使人們在輕松愉快的氛圍中感受歷史的魅力。

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人們的時間變得更加碎片化，難以抽出大量時間閱讀厚重的正史。野史以短小精悍的故事形式出現，正好迎合了這種碎片化的閱讀需求。人們可以在乘坐公交、地鐵的間隙，或者午休的片刻，通過手機閱讀一篇野史故事，既能滿足對歷史的興趣，又不占用過多時間。野史通常以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述，不需要讀者具備深厚的歷史知識儲備，降低了閱讀門檻，使更多人能夠輕松接觸和理解歷史。

野史往往以一種不同于正史的視角來解讀歷史，能夠打破人們對歷史的固有認知，為人們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在正史中，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可能存在一些觀點和解讀的局限性。野史可以從民間、從個人的角度出發，展現歷史的多樣性。比如，對于某些歷史事件，正史可能只強調官方決策和政治因素，而野史可能會關注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受到的影響，或者揭示一些不為人知的社會背景。這種多元的視角能夠激發人們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促使人們去探索歷史的更多可能性，滿足人們對知識的追求和對深度思考的渴望。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