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精神勝利法解讀
郭松
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重要參與者,現代文學奠基人之一,其小說《狂人日記》《孔乙己》《阿Q正傳》等對國人都有啟蒙意義,而阿Q幾乎是影響最大的人物形象。
阿Q作為啟蒙時期的人物形象,是愚昧麻木、自輕自賤、欺軟怕硬的。但阿Q作為一個飽受摧殘的底層人,卻總是以各種方法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虛幻的精神勝利中。
阿Q雖然處于社會的底層,卻似乎沒有處于“底層的自覺”,有著近乎狂妄的自尊自大。“阿Q很自尊,所有未莊的居民,全不放在他眼里……他想: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加以進了幾回城,阿Q自然更自負。”一個沒有老婆的短工,阿Q想通過欺負比自己弱小的人顯示自己“高人一等”。阿Q的一生,充滿著屈辱、貧苦,挨饑受罵被打,他只是茶余飯后的笑料而已。
從心理學來看,阿Q精神勝利法其實是一種心理防御,表現在經歷不符合預期的事件后用虛假的自慰來補償自己的失敗。阿Q并不是真的分不清理想與現實,即便是失敗了,他也并不總是用精神勝利法:想戀愛卻失敗還丟了飯碗、被地保勒索酒錢、想加入革命黨卻被洋鬼子趕出來......這說明他的勝利并不在于贏過別人,而在于以勝利的假象瞞過自己。阿Q精神勝利法,是他在那個特定社會環境下,遭受擠壓又無力反抗的無奈之選。
魯迅是想讓讀者看到國民的弱點,也就是歷經上下五千年中國的環境孕育的弱點——社會環境對個人意識的吞噬。就像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說的:“群體盲從意識會淹沒個體的理性,個體一旦將自己歸入該群體,其原本獨立的理性就會被群體的無知瘋狂所淹沒。”阿Q精神勝利法不僅指的是他本人,更代表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精神勝利法的特征是,追求虛幻的勝利感,忽視現實的挑戰與困境,在自我編織的幻想中,逐漸迷失自我,沉溺于虛假的優越感。
魯迅的小說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常用給人以希望的“曲筆”,如《狂人日記》最后發出“救救孩子”的呼喊,《故鄉》結尾“希望之路”的言說,多蘊含著一種面向未來的“生長性”。阿Q之所以反抗失敗后麻醉自己,實際上是為了融入未莊的秩序,無論是認親趙太爺,還是自輕自賤、欺負弱者,潛意識里有以此獲得未莊“看客”認可的訴求。只要阿Q還認同未莊秩序,他就離不開精神勝利法。但“戀愛悲劇”發生后,周圍人的有意疏離,阿Q覺得“世上有些古怪”。說明阿Q有意識打量周遭,將未莊陌生化,把自己從未莊中剝離出來,為他走出精神勝利法制造幻象提供可能。他“出門求食”,看見“熟識的酒店”和“熟識的饅頭”,但“都走過了”,“不但沒有暫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這類東西;他求的是什么東西,他自己也不知道。”阿Q對熟識的酒店和饅頭無動于衷,在于獲取這些東西對于身無分文的他已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或者說他對未莊不再抱有希望,但又看不到出路。
阿Q的無助和彷徨,若與魯迅的成長經歷結合起來對讀,則頗有意味。魯迅《瑣記》一文較為詳細地談及自己的成長經歷。魯迅自述被“偷了家里的東西去變賣”的流言中傷,“使我覺得有如掉在冷水里”,“連自己也仿佛覺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見人們的眼睛,怕受到母親的愛撫。”為了擺脫流言的困擾,少年魯迅只好離開家鄉,“去尋為S城人所詬病的人們,無論其為畜生或魔鬼”。隱約之中可以發現,阿Q在人人拒之門外中離開未莊,其困頓與無助,某種程度上是離開故鄉前魯迅精神狀態的投射。魯迅小說中許多人物命運的變化常在“離去-歸來”的敘事框架中,如閏土、孔乙己、祥林嫂、魏連殳等都以時空轉換的方式“離開”過,再次出現時面目與命運大不一樣。
進城前阿Q雖然被排除在未莊秩序之外,但通過幫人打短工和精神勝利法,還與未莊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歸來后的阿Q“在未莊人眼睛里的地位,雖不敢說超過趙太爺,但謂之差不多,大約也就沒有什么語病的了”,這看似與未莊人平起平坐,實則進一步疏離了未莊。一方面,見過世面的阿Q對未莊眾男女有了新的看法,不滿于“未莊的鄉下人不過打三十二張的竹牌,只有假洋鬼子能夠叉‘麻醬’,城里卻連小烏龜子都叉得精熟的。”另一方面,處境的改變,使阿Q對于融入未莊也顯得意興闌珊。比如面對趙太爺家人買衣物的請求,“阿Q雖然答應著,卻懶洋洋的出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放在心上”。如果進城前阿Q覺得“世上有些古怪”和求食中的困頓彷徨,體現的是他之于未莊的被動疏離,那么此時的態度則是一種主動的離棄,阿Q對未莊態度的轉變構擬著魯迅的啟蒙之路。魯迅年少時離開家鄉,先后求學于南京和日本,接受近代科學和新思想的啟蒙,從懵懵懂懂的少年成長為帶有啟蒙和批判意識的知識分子。當他反觀故鄉時,看到的只有落后、愚昧和麻木,“在而不屬于”的敘事姿態植入其諸多小說中。阿Q雖是被動接觸新事物,但他歸來后對未莊人事的“睥睨”,對應著魯迅對故土的重新認知,作者將自我的啟蒙視角部分地內置于阿Q身上,未莊于阿Q也有一種“在而不屬于”的意味。阿Q視角與作者視角的疊合,未必是魯迅有意為之,更多的是他對阿Q共情引發的敘事轉向。阿Q“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過沒有流氓樣,也不像癟三樣”。這說明魯迅并不想否定阿Q,對阿Q還有一定的期待,在阿Q身上寄寓著自己某些復雜的心曲。魯迅把阿Q的命運變化融入到“離去—歸來”的敘事框架中,賦予他自己可能都沒有想到的文學功能,歸來后的阿Q不再是一個只會精神勝利法的人物,而是有了積極反抗的意識,這才有阿Q的進一步成長,向“革命”邁出了一步。
阿Q進城回來的第一次出場就顯得揚眉吐氣:“他走近柜臺,從腰間伸出手來,滿把是銀的和銅的,在柜上一扔說,‘現錢!打酒來’!穿的是新夾襖,看去腰間還掛著一個大搭連,沉鈿鈿的將褲袋墜成了很彎很彎的弧線。”這讓未莊人“顯出一種疑而且敬的形態來”。他帶回來的衣物更是深受未莊男女的歡迎。進城前的阿Q之所以屢屢祭起精神勝利法,在于他從物質到精神都受到嚴重的壓迫,需要通過這一方法消解雙重戕害帶來的痛感。而衣錦歸來后,阿Q受到未莊人的“崇敬”和追捧,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都有較大變化,他也就不再需要制造“優勝”的幻像。這種種變化,使阿Q嘗到“中興”的快意,他以“翻身”的姿態找回曾經失落的人格尊嚴。在講“殺革命黨”時,他對著“聽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項窩上直劈下去”,致使后者“驚得一跳”;趙太爺找他洽談買賣,他不僅姍姍來遲,對趙家的態度也與此前判若兩人。無論阿Q變化的描寫出于何種敘事目的,從中明顯可見阿Q不再需要尋找替代性滿足,也不再通過“忘卻”和“合理化”自欺欺人,而是以更加真實的姿態和面目示人,或者說阿Q某種程度上找回了被精神勝利法壓抑的“自我”。
阿Q進城后見過“殺革命黨”的場面,但真正對阿Q產生影響的是在“革命”消息傳入未莊的那天,“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將搭連賣給趙白眼的這一天——三更四點,有一只大烏篷船到了趙府的河埠頭。”搭連是阿Q回到未莊第一次特意戴在身上的物件,是他衣錦還鄉最顯眼的標志,將此物賣掉,只因“近來用度窘”,又發生了“生計問題”。這對于剛經歷“中興”的阿Q有重啟精神勝利法的危機,要想保持“翻身”的地位,他只能投靠“革命黨”。阿Q原本“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殊不知,“革命”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當他喊出“造反了”的時候,“未莊人都用了驚懼的眼光對他看。這一種可憐的眼光,是阿Q從來沒有見過的,一見之下,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這一心態似乎又帶有精神勝利法的意味。精神勝利法是阿Q在無法反抗或反抗失敗之下制造的虛幻性勝利,而“革命”可實實在在震懾住那些曾經壓迫他的人,所以“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表面上看,阿Q的“革命”轉向有些草率,實際上是他發現“革命”于他的獨特:“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歡喜誰就是誰”,這是把“革命”當成一種復仇的手段,以圖實現他在精神勝利法意欲得到什么,這相比“中興”時有限度的反抗更進了一步。
阿Q進城后除了目睹“殺革命黨”,并未見過革命的具體情形,當革命的消息傳到未莊的時候,他在道聽途說的基礎上對之進行了想象:“造反?有趣,……來了一陣白盔白甲的革命黨,都拿著板刀,鋼鞭,炸彈,洋炮,三尖兩刃刀,鉤鐮槍,走過土谷祠,叫道,“阿Q!去同去!”于是一同去。“直走進去打開箱子: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罷。”如果將阿Q對革命的想象與趙家遭搶那晚阿Q所見對讀,可見這一政治寓言更深刻的一面:“但他究竟是做過“這路生意”的人,格外膽大,于是躄出路角,仔細的聽,似乎有些嚷嚷,又仔細的看,似乎許多白盔白甲的人,絡繹的將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寧式床也抬出了,但是不分明,他還想上前,兩只腳卻沒有動。”無論是“革命黨”形象,還是具體的“革命”行動,阿Q所見與其對革命的想象更具有相似性。在這一“格式化”中獲得的“新生命”是,指出投機式革命與“偷兒”的盜竊其實是一體兩面。
阿Q的死充滿嘲諷的意味,魯迅意在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但從另一角度來看,阿Q的死未嘗不具有悲壯的意味,阿Q雖沒有加入革命黨,但對革命有著迫切的期待和向往,而且最終以死“獻祭”革命。嚴肅意義上的“獻祭是一種宗教行動,當有德之人完成圣化犧牲的行為或與他相關某些目標的圣化行動時,他的狀況會得到改變”。魯迅心中一直存有“兩個辛亥革命”,一個是真正意義上、開啟新紀元的辛亥革命,另個一個是被“咸與維新”的辛亥革命。阿Q的“獻祭”是被動的,是以戲擬的形式否定后一個辛亥革命,也可視為魯迅向在這場革命前后犧牲的真正革命者的致敬。就此而言,阿Q的死未嘗不是一種“完成圣化犧牲的行為”,或者說,在此之前阿Q是在“革命”的周邊徘徊,只有這一次,在死亡的一刻,他才真正走向革命。
莫言曾說,他愿意用自己所有的小說換一部《阿Q正傳》。這部小說之所以如此聞名,原因在于魯迅借助這本小說,酣暢淋漓地刺破了人性中最卑微又最無恥的一面。一方面在強人面前卑躬屈膝,用精神勝利法自我安慰。另一方面抽刀向更弱者,從比自己更差的人那里討取早已碎了一地的尊嚴。再讀《阿Q正傳》,不免心驚,每個人心中都潛藏著一個阿Q,他時不時跳出來麻醉我們的意識。若不將阿Q精神從頭腦中徹底清除,就永遠無法擺脫生活的陰影。精神勝利法不是心態樂觀,而是自己騙自己。阿Q雖然無姓、無名、無籍貫,無家、無履歷、無固定職業,生活有今天沒明天,但卻每天挺快樂,他有自己的法寶——精神勝利法。阿Q被打了,雖然也會難過,也會憤怒,但只要在心里宣稱對方是兒子,自己是老子,就可以繼續高興地活下去。阿Q被抓了,他并不慌張,他在心里這樣解釋,人大約本來有時就要抓進抓出的。當他被反綁著雙手游街,明白自己將要被拉去殺時, 阿Q急了,兩眼發黑。在焦急之中,他又有幾分泰然,覺得人生天地間,大約有時也未免要游街示眾和殺頭的。不管發生了什么,即便死到臨頭了,阿Q還能找到對自己有利的解釋。
精神勝利法的核心在于對失敗和不幸的否認,用自我麻醉的方式來逃避現實。精神勝利法可以讓人在悲苦的生活中獲得一絲虛假的歡樂,但它終究建立在自己騙自己的基礎之上,與心態樂觀并不是一回事。心態樂觀不是逃避現實,更不是自己騙自己,而是對中性的事件做正向的解釋,在不好的事情中發現好的一面,在苦難面前幽自己一默, 把注意力放在踏踏實實地做點什么,而不是沉醉在怨恨之中,更不會自欺欺人地為自己制造一場虛假的勝利,以麻醉自己的神經。
阿Q雖然身份低,沒人看得起他,但他是很自負的,從未承認自己的失敗。有一次,阿Q喝了兩碗黃酒,稱自己是未莊趙太爺的本家,細細排起來還比他的秀才兒子長三輩呢。他沒 想到的是,趙太爺竟派人叫他去問。阿Q見了趙太爺卻一聲不吭,招來趙太爺的一個嘴巴:“你怎么會姓趙——你哪里配姓趙!”對于攀親戚的失敗,阿Q不以為然,只在心里想:”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雖然挨了趙太爺的打,但外人并不知道他與趙太爺關系怎樣,反倒對他比以前敬重。阿Q四處惹事,先是被王胡打了一頓,又因罵錢太爺的大兒子是“假洋鬼子”,又挨了一頓打。為了獲得精神上的勝利,阿Q把挨打的晦氣賴到恰好碰見的小尼姑身上,他先是向小尼姑吐了口唾沫,再伸手摸了一下尼姑的頭......尼姑哭著罵阿Q斷子絕孫,阿Q聽了得意地笑。回到家里,想到尼姑滑膩的頭,便對女人產生渴望和幻想。在趙太爺家做工時, 阿Q看著與他閑聊幾句的吳媽,竟撲通地沖她跪下:“我和你困覺!”阿Q的求愛方式嚇跑了吳媽。他不但求愛失敗,又挨了一頓打,還被趙家趕了出去。未莊從十一歲到五十歲的女人都躲著他,以前的老主顧也不再給他短工活,像攆乞丐一樣趕他走。面對一系列失敗,阿Q沒有反思,他不承認自己在女人面前沒魅力,而是覺得女人都要裝“假正經”。他也不承認自己名聲壞了,他把找不到短工的怨氣發泄到比他還弱還窮的小D身上......阿Q之所以不承認任何失敗,在于他早已為自己建造一個“理想化形象”。在阿Q自己的心目中,他出身很“闊”,與趙太爺是本家;進過幾次城,知道城里管長凳叫條凳.....他也很能干,有很多可以打短工的老主顧;他是個高人一等,應人人尊重的人。
美國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卡倫·霍尼在《我們內心的沖突》中說:“理想化形象是一個人幻想出來的自我形象,偏離現實,卻給自己帶來滿足。許多卑微的小人物之所以妄自尊大,因其用理想化形象代替了真正的自信和自豪。隨著真自我與理想化形象中間的鴻溝越來越大,他們內心的沖突不可避免會導致他們人格的分裂。”阿Q的理想化形象與其自我之間差距很大。他拒絕承認任何失敗,也不相信自己有什么錯,他把所有的問題都歸因于外部和他人。他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不破壞自己的理想化形象,避免理想化形象的崩塌承受面對現實的痛苦。一個人不肯承認自己的失敗,用幻想取代現實,將真我拋在意識之外,就找不到自己的問題出在哪里。
習慣于拿弱者找平衡,只能活在生活的陰影里。阿Q是一個窮苦的流浪漢,卻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總是四處碰壁,經常被人打。他一聽到后面的棍子聲,便知道大約要打了,趕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著......他在有權勢的趙太爺和“假洋鬼子”面前,不敢作聲。在比他厲害的王胡跟前,也只敢說“君子動口不動手”的話。在比他弱小的小尼姑面前,他就要吐唾沫,摸她的頭。在又瘦又乏的小D面前,更是肆無忌憚,嘴上罵著“畜生”,手里去拔小D的辮子......一個人若習慣于拿弱者找心理平衡,甚至向更弱者發泄自己對這個世界的不滿,那他也就喪失了最后一點做人的尊嚴。
人可以窮一點,弱一點,只要肯吃苦,一定有機會變富變強,擁有屬于自己的幸福。但是,一個窮人若踐踏自己,把謊言和欺軟怕硬當成維護自己虛假尊嚴的方法,那就不會再有人把他當人看,他便只能永遠生活在陰影里。小說的最后,阿Q四處宣傳對“革命”的興趣,糊里糊涂地被判了殺頭,畫押時還嫌圈畫得不夠圓.....阿Q在殺頭前,被押著游街示眾,我透過阿Q的眼睛,看到了阿Q之外的人,那些蜂擁而至來看熱鬧的人。這些人與阿Q并無不同,他們非但不同情阿Q的無辜和命運的悲慘,還抱怨他游街時不唱幾句戲文讓大家高興高興......他們只把觀看阿Q的游街當成維持個人卑微自尊,畢竟阿Q比他們更慘,他們還好好地活著。阿Q死了,但阿Q還活著,我們每個人心中都隱含著一個并不知道的阿Q。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散文選刊》簽約作家,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