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時空的文學回響

——《蘇俄文學漫談（上）》讀后感

 

安玉琦

 

欣讀左建明（東昌水子）先生近作《蘇俄文學漫談（上）》，久久沉浸在充盈自如而又美侖美奐的漫談面里不可自抜，就像跟著先生走了一段跨越半世紀的閱讀心路，那些關于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談論，沒有堆砌的理論，反倒像老友圍坐品茗聊書，但又句句落在對文學本質的感知上。

 

先生以1970年那本《馬恩列斯論文藝》為引子，巧妙勾勒出文學與政治之間永恒的張力和對話。列寧對托爾斯泰的批評——“勿以暴力抗惡”的愚蠢——在五十年后得到了歷史的重新審視：政治追求現實的即時改變，文學則追求人性的永恒完善。

 

不錯，最觸動我的是先生對“文學與政治”那個比喻——“文學與政治相比，活脫脫一個小女子，婦人之見”，可百年后“蘇維埃隱入煙塵，托爾斯泰像恒星愈發光輝”。這不是否定政治的力量，而是道破文學的獨特生命力：政治解決一時的現實秩序，文學卻錨定人性的根本。托爾斯泰的道德理想在當時“與現實無法兼容”，可是安娜的絕望、聶赫留朵夫的懺悔，暗含著人類共通的掙扎，這種掙扎不分時代，自然能穿透歲月。

 

漫談里， 先生將托爾斯泰比作“珠穆朗瑪峰”，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作“馬里亞納海溝”，這個對比太精準了！托爾斯泰是站在高處照見時代與人性的全貌，他的作品像一面“高懸的鏡子”，讓人看見自身與世界的錯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是往深處鉆，用“手術刀”剖開人心的黑暗，《罪與罰》里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心理，哪是簡單的“罪”與“罰”？那是每個人內心都可能有的矛盾——理性與欲望、善良與惡意的撕扯。先生說他“教我們把目光從外部轉到心理精神世界”，確實，比起講“故事”，這種對“人心”的挖掘，才是文學最該抵達的地方。

 

尤其談及屠格涅夫、契訶夫時，那句“讀書的選擇受彼時彼地情景和心態左右”也很實在。八十年代的中國鄉土作家追逐《獵人筆記》，是因為他們需要從“土兒巴幾”里找出詩意，而先生當年對屠格涅夫的貴族故事“看不進去”，是因為心里裝著“眼皮底下的社會苦難”（多么難能可貴啊！）這哪是在說蘇俄文學？是在說“閱讀”本身就是一場雙向選擇——書在等懂它的人，人也在找能照見自己的書。

 

此說頗為經典——先生當之無愧，而愚自慚不如。

 

更為觸動人心的，是漫談里那些關于“懺悔與救贖”的思考。先生還發出醒世恒言：那句“關于人類對自身罪惡的懺悔，只有反省，才能救贖”。托爾斯泰晚年出走是懺悔，聶赫留朵夫流放是懺悔，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也是借角色完成對人性的反省。先生說這是他們“最突出的遺產”，其實這也是文學的意義：它不只是讓人“看”，更是讓人“醒”——醒著看自己的局限，醒著找回救贖的可能。

 

掩卷靜思，恍如讀懂了先生為什么五十多年后還在談論這些作家。因為他們的作品早不是“蘇俄文學”這四個字能框住的，它們是人類用文字筑起的燈塔，不管過多少年，只要有人還在困惑“人該如何活著”，這些燈塔就永遠閃亮著。

 

總之，也絕非妄言，這篇漫談本身就是“評論的美文”，或者說“美文的評論”。它以優美的筆觸、深邃的思考和廣博的學識，為我們展現了文學批評的理想形態——不是簡單的褒貶，而是與偉大作品進行深度對話，在對話中揭示文學與人生的真諦。它讓我們看到，真正偉大的文學批評本身就應該是一件藝術品，既要有理性的洞察，也要有感性的溫度。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