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的文化抗戰

 

郭松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東北、華北、華東至中原廣袤大地，再也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中華文脈阽危之際，西南聯大南遷昆明，會集一大批詩人，如聞一多、馮至、李廣田、卞之琳、王佐良、沈季平、杜運燮、鄭敏、趙瑞蕻、繆弘、穆旦等。

這些詩人將抗戰遭遇及個人情感寫入詩歌，他們的詩歌雖冠以“校園詩歌”之名，但描寫的內容遠遠超出了象牙塔，反映了社會的方方面面，愛國主義精神是這些詩歌突出的主題，在刻畫戰時生活感受體驗、堅定抗戰必勝信念、體現樂觀主義精神等方面表現得淋漓盡致。

日機轟炸昆明，趙瑞蕻在詩歌《1940年春：昆明一畫像》中寫道：“敵機飛臨頭上了！——昆明在顫抖，在燃燒，/不知哪里冒出濃煙，烏黑的，/仿佛末日幽靈；叫喊聲，/哭聲，血肉模糊”聯大第五次獻血后，繆弘在《血的灌溉》一詩中寫道：“沒有足夠的食糧，且拿我們的鮮血去；/沒有熱情的安慰， 且拿我們的熱血去；熱血，是我們唯一的剩余。/你們的血已經澆遍了大地，也該讓我們的血，來注入你們的身體；/自由的大地是該用血來灌溉的。你，我，誰都不曾忘記。”

聯大建校時只有3000余名學生，從軍的學生就有834名。多位詩人走出校園，親赴前線。詩人穆旦在《五月》中寫道：“勃朗寧，毛瑟，三號手提式，/或是爆進人肉去的左輪，/它們能給我絕望后的快樂，/對著漆黑的槍口，你就會看見/從歷史的扭轉的彈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誕生。”沈季平赴印參加青年軍，在詩歌《山》中寫道：“山，拉著山/山，排著山/山，追著山/山，滾動了！/霜雪為他們披上銀鎧/山群，奔馳向戰場啊！……當你們面前的太平洋掀起了勝利的狂濤/山啊！/我愿化一道流星/為你們飛傳捷報。”……

聯大作家群，有沈從文、馮至、陳銓、汪曾祺、吳訥孫、辛代、馬爾俄、林元等，他們在聯大期間寫出了許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充滿了對國家民族命運的審視，表現了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陳銓于1941年完成長篇小說《狂飆》，全書共37章，“從第32 章開始，描寫重心轉向抗日斗爭，貫穿日軍瘋狂侵略行徑和血腥屠殺的罪行，表現了中華民族的浴血反抗、堅貞不屈。”辛代的《紀翻譯》，揭露漢奸和鞭撻侵略者；馬爾俄的《爐邊的故事》，寫人民在敵人的刺刀和轟炸下走向覺醒；李廣田的《引力》，寫淪陷區生活的苦難和折磨；林元的《哥弟》寫民眾對當兵的擔憂和支持；汪曾祺的《復仇》寫復仇者奉母命為父報仇最終卻放棄了復仇的初衷。

作家沈從文歷經離亂，對這場關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和個人命運有更深刻的感受。在昆明，沈從文創作了長篇小說——《長河》，以辰河中部的呂家坪、辰河下游的楓樹坳和呂家坪對岸的蘿卜溪為背景，通過老水手滿滿擔憂“新生活”運動、商會會長和滕長順一家與保安隊長周旋的故事，穿插以摘橘子、沙洲觀鳥以及儺戲表演等活動，描寫抗戰前與抗戰初期湘西的社會變化。“《長河》沒有像一般抗戰文學那樣，直奔愛國宣傳主題。而是將抗戰這一充滿激情和焦慮的事件推向遠方，使其成為一個若有若無的遠景，于不經意之間，顯示巨大的震撼力。”作品表達了自己的期望，希望這場戰爭能夠凈化民族的靈魂，使民族和國家的精神得到振奮，民族和國家能夠獨立富強。

外文系學生吳訥孫的小說《未央歌》創作于聯大期間，以一種“既真實，又浪漫，既入世，又脫俗”的筆調描寫了在聯大這所戰時的高校中充溢在師生同學間的“步履相隨，感情融洽，隨時質疑問題的關切與呵護”，成為一種“純美”的文本，極具浪漫主義色彩。作品問世后，備受讀者歡迎。1990年列臺灣《中國時報》“四十年代影響我們最深的書”第一名，1999年入選《亞洲周評》評選的“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

聯大教師、詩人卞之琳，1938年8月曾赴延安和太行山區訪問并隨軍生活，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任教。敵后軍民抗擊日寇的事跡，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寫出短篇小說《石門陣》、報告文學《晉東南麥色青青》以及詩體的慰問信等。卞之琳的作品將在延安及前線的所見所聞、親身經歷，以寫實的筆調，一一呈現，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和現場感。如寫到為了抗戰，敵后軍民常到敵人不斷修補的鐵路上搬鐵軌，再送到山中打造槍支，游擊隊員穿著婦女的紅褲子誘敵深入，活捉日本鬼子和漢奸等。既有故事性又充滿藝術氣息，既樸實無華又樂觀幽默。

聯大中國文學系教授羅庸治學范疇本屬于古典文學，是正統文學里的正統派。1938年秋，應老舍相邀以“陀陵”的筆名，采用民間文藝形式創作河南墜子《漢奸自嘆》、聯珠快書《一門全節》、對口相聲《老媽辭活》、太平歌詞《敵機年總》等，發表于《抗到底》雜志，宣傳抗戰。作品刊發后，分送前線抗日戰士，鼓舞民眾抗戰到底。相較于詩歌的文學藝術性而言，小說及通俗文學在鼓舞民眾方面更具優勢，傳播性也更為廣泛。

昆明廣播電臺是抗戰中重要的輿論陣地，在鼓舞民眾士氣、開展國際交流、推動抗日宣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籌備之初急需專業技術人才，籌備處致函西南聯大請求支援，經聯大協調支持，周崇經、胡永春、陸志新、劉植荃、吳訥孫等一大批聯大學生到電臺服務。在電臺編輯、管理、播音、節目和演講等方面，其主力多來自西南聯大。聯大師生不僅主持或參與英語、法語和日語等外語節目的播音，漢語節目中的粵語、潮汕語、閩南語，也多由聯大師生主持播音。

1940年7月電臺開播，聯大歌詠團曾兩次應邀播演抗戰歌曲。8月31日為抗日將士募集寒衣，歌詠團再度到電臺演播。曲目有《黃河大合唱》《游擊隊歌》《抗敵歌》《旗正飄飄》《太行山上》等。在電臺演播抗戰歌曲的，還有聯大師范學院回聲歌詠隊、工學院藍鷹歌詠隊、師院附屬學校等。戲劇演出也是支援的內容，先是聯大話劇團成立，之后聯大戲劇研究社、青年劇社、山海云劇社、怒潮劇社、青春服務社、劇藝社等成立。聯大學生劇社成為昆明抗戰戲劇的主力，也成為昆明廣播電臺戲劇演播的主要團體之一。聯大話劇團更是電臺的常客，僅1942年1月就先后演播《霧重慶》《鎖著的箱子》《怒海余生》《人約黃昏》《未婚夫妻》等。電臺演講也是聯大支援廣播電臺的內容，從首播開始，就將演講和講座作為電臺節目，一般安排在晚間18—20時的黃金時段，每天播出一至兩次，每次約20分鐘。1940年8月1日，廣播電臺首播就邀請聯大常委蔣夢麟到電臺演講。

經云南省教育廳廳長龔自知推薦，電臺禮聘聯大教授蔡維藩擔任特約專員，1941年5月至抗戰勝利。在他的主持下，電臺組成“時評”委員會，討論時事評論和學術講座的選題、演講者的選聘，形成一個學科齊全、陣容齊整的廣播演講群體。到電臺演講次數較多的有黃鈺生、馬約翰、陳友松等。黃鈺生作為教育家、聯大師范學院院長，在兒童節和教師節進行教育和抗戰方面的演講；馬約翰是體育教育專家，演講的內容涉及體育與抗戰、體育與國防等。陳友松作為教育學專家，在電臺開播《空中學校》，內容涉及各學科知識、社會生活、家庭婚姻。

學術或時事演講是聯大學中最經常、最活躍、最經濟、最有益的一種學習。學生在課本中、參考書中鉆的太久了，頭昏了，在思想上，在研究的問題上，在急變的國內國際問題上，都有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演講者大半是聯大的教授或住昆明的學者。每逢知名學者、文化人路過昆明，都逃不脫邀請。每逢國際問題，都有幾個團體舉行不同意見的演講。“在聯大，演講會成了一種‘風’，整個聯大學生在‘聽講熱’中是忙碌的。有時同日晚上會有兩三處，主講者有時會說：‘諸同學覺得沒興趣的話，請各方便，反正還有唱對臺戲的。’演講完了，大多留些時間給聽的人隨便發問。”

“聯大的學術講座時常吸引到校外的許許多多人，使大草坪有時擠到七八千人。沒有椅子，大家都習慣了盤地而坐。聯大的演講會有一個規矩，從不強迫參加，而且聽眾出入自由，隨時可以入場，隨時可以退席。這個規矩嚇壞了許多不學無術的要人們，始終不敢到聯大演講。”聯大“每月有一次學生集會，大抵在月初，叫‘國民月會’。會場在新校舍圖書館前的空地上。月會由學校負責人主持，主要邀請名人演講。賓主都站在升旗壇上，學生站在壇前和兩側，由于大家都站著，沒有擴音設備，每次演講時間不超過1小時”。來校演講的嘉賓有云南經濟委員會主任繆云臺、第五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曾萬鐘、劍橋大學博士李約瑟、國民參政會參政院褚輔成等。

各類知名人物經過昆明，聯大也邀請其來聯大演講，有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著名作家老舍、教育部次長顧毓琇、遠征軍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遠征軍司令長官陳誠、作家林語堂、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英國駐華大使薛穆、遠征軍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霍揆彰、華僑領袖陳嘉庚等。與外來嘉賓相比，校內組織的教授演講更為普遍，像周炳琳、錢端升、馮友蘭等。青年團聯大分團與當代評論社聘請馮友蘭、潘光旦、雷海宗、黃鈺生、錢端升、賀麟、趙迺摶、燕樹棠等舉辦演講。

聯大教授還應邀外出講學。1942年12月，應遠征軍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云貴監察使李根源之邀，潘光旦、曾昭掄、羅常培、燕樹棠、蔡維藩、張印堂、陶云逵、費孝通等赴大理，為滇西戰地干部訓練團大理分團講學。赴大理講學的還有游國恩、鄭天挺、孫云鑄、吳乾就以及云南大學的田汝康、陳復光、徐嘉瑞等。他們不僅授課，還將講稿編輯成培訓教材。1942年1月8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鑒于“現在學有專長之名人到滇者頗多”，主張“組織一科學演講會，聘請名人輪流演講，其應聘之人每人配送車馬費，講堂借教育會地點”，決定以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訓練團名義，聘請在昆的學術名流組織臨時學術演講會；云南省教育廳廳長龔自知接到省政府指令后，與西南聯大常委梅貽琦、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多次洽商，于2月7日擬定演講題目和聘請主講人名單，組織演講。

從1942年至1946年，以聯大教授為主的演講在昆明各地共計舉辦百余場，聽眾有軍政人員、職員、教師、學生、工人、農民、商人等，人數有數十萬人次。在滇八年，聯大創造了“中國文化新生之機運”，使昆明成為抗戰相持階段的“中國文化新生機新動力之主要一脈”。聯大教授、學者撰寫或出版的書籍達百部以上，如聞一多的《神話與詩》，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錢穆的《國史大綱》，雷海宗、林同濟的《文化形態史觀》，金岳霖的《論道》等。聯大教授馮友蘭以“貞元六書”構建起自身的哲學體系，倡導“人不但應在社會中，堂堂地做一個人；亦應于宇宙間，堂堂地做一個人。”他說：“當我國家民族復興之際，所謂貞下起元之時也。我國家民族方建震古爍今之大業，譬之筑室。”這些代表當時中國學術界頂尖水平的研究成果，譬如民族復興大廈之文化根基的一磚一石，在西南邊疆筑起一道新的文化長城。

以聯大劇藝社、聯大山海云劇團等為代表的劇團，先后演出了《打回老家去》《血灑盧溝橋》《放下你的鞭子》等話劇。其中話劇《原野》在昆明上演之際，聞一多于1939年3月在《西南采風錄》中倡議：“我們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們沒有路走，我們該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張牌來，讓我們那在人性中幽暗角落里伏蟄了數千年的獸性跳出來反噬一口。”《原野》在昆明連演30多場，全城轟動。

1939年以民先隊員為骨干組成公開合法的進步社團群社，群社成為聯大民主力量的強大據點，同時建立了黨總支，工學院、師院都設了支部。群社積極開展讀書會、民眾夜校、戰時服務等多種活動，借由《群聲》《臘月》《冬青》《熱風》等進步壁報宣傳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師生紛紛感嘆：“只在民主墻邊停留一會兒，就立刻感到抗戰的呼吸了。”

昆明各類報刊的印刷量節節高升，比如《民主周刊》《戰時知識》等以時政評論為主的報刊、《國文月刊》《社會科學學報》等以學術論文為主的報刊……在這些報刊中，有聯大師生參與的占到一半以上。他們有的負責創辦，有的負責編輯，有的負責撰寫，有的負責宣傳，但無一例外，都是在用文化抗戰。而聯大也鼓勵教授和學生多投稿，親身參與到抗戰中去。

中國民主同盟在昆明創辦的《民主周刊》，由時任民盟昆明支部主任委員的羅隆基主編，潘光旦任社長，主要撰稿人除了羅隆基、潘光旦，還有曾昭掄、聞一多、費孝通、聞家駟、張奚若、吳晗等。這些人多為民盟重要成員，他們的另一層身份是聯大的教授，除了平時的傳道授業，對于中國的局勢和世界的局勢也提出見解和分析。《民主周刊》作為抗戰大后方有影響力的報刊之一，被民盟成員稱為“民盟的重要喉舌”，而這也和聯大教授的付出密不可分。

聯大教授講課不受拘束，每位教授都是隨心而講，沒有固定的講法和規矩。聞一多曾要求學生晚上七點集合上課，只因為晚上的景象特別符合他要講的內容。羅庸講課“不帶片紙”，各種詩詞信手拈來，隨意默寫，連詩詞的注釋都能默寫。羅庸不帶片紙不只是因為他記憶力好，還因為他帶來的藏書和講義在一場火災中被燒得干干凈凈，片紙不留。羅庸講課時聲音洪亮，聲調多變，人送外號“羅叫天”。羅庸只要一講詩詞，就連老天爺都忍不住要聽的。羅庸還憑借深厚的古典詩詞功底創作了《滿江紅·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歌詞》，這是現代大學校歌中的經典之作。

翻譯家許淵沖在提及楊振寧時說：“小鬼，比我小一歲，還比我高一分。”學生之間都在學習上要一爭高下。聯大學生除了自身學識深厚，眼光也是極為開闊，何兆武記載：黃昆問楊振寧看沒看愛因斯坦剛發表的論文，楊振寧說：“毫無創新，是老糊涂了吧。”聯大學生的這種狂傲是有底氣的。翻看《西南聯大通識課》，仿佛穿越80余年時光，回到了西南聯大校園，夢一場知識的邂逅；合上書，朱自清、聞一多、馮友蘭、羅庸、陳寅恪、湯用彤……這些聯大的名師震撼著內心，強大的文化自覺和自信，讓聯大的名字炙熱滾燙。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散文選刊》簽約作家，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