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故鄉

 

郭松

 

每個人都有故鄉，作家更是如此。對于作家而言，故鄉不只是他的生命，更是他文字的來源，是他寫作的根與本。魯迅的紹興、沈從文的湘西，都是寫作的根與本。

相對于現實的故鄉，文學的故鄉要復雜得多。因作家不同的心意與愿望，故鄉也呈現出不同的樣貌。有一年，我到浙江嘉興烏鎮旅行，想起茅盾在散文《故鄉雜記》中寫道:“故鄉!這是五六萬人口的鎮,繁華不下于一個中等的縣城;這又是一個‘歷史’的鎮,據《鎮志》,宋朝‘漢奸’秦檜的妻王氏是這鎮的土著,鎮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蕭統偶居讀書的地點,鎮東某處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齋叢書》的鮑廷博的故居。”也想起木心描寫故鄉的句子“從前的鄰里，隔著河也能說話”“江南是綠，石階也綠，總像剛下過雨”??“圍泊了許多烏篷船，啟篷仰觀，觀罷蕩櫓而去”“上橋了，豆腐作坊的煙囪頂著一彎新月，下面河水黑得像深潭，沿岸民房接瓦連檐偶有二三明窗，等候看戲者的歸返。”

在作家出生和長大的土地上行走，會更清晰地聆聽到作家文字背后的歌哭，作家與故鄉的關系是更復雜的。汪曾祺年輕時在寫給老師沈從文的信中說：“一個人回到鄉土，不知為什么就會霉下來，窄小，可笑……回去短時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也許，因為長久地離開了故鄉，他才寫出《受戒》《異秉》那樣的名作。魯迅也眷戀故鄉，遂寫下《朝花夕拾》，但對鄉愁的警惕與反省，又讓他寫下《阿Q正傳》《祝福》。

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實的乃至文學的故鄉漸去漸遠，故鄉是一個令人惆悵的話題。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的商州鄉村，阿來的嘉絨藏區，遲子建的冰雪北國，劉震云的延津老莊，畢飛宇的蘇北水鄉……這一個個地標因作家之筆而廣為人知，成為文學中一抹抹動人風景。在故鄉的土地上，作家出生、成長、成熟，從民間中汲取養分，從日常中獲得靈感，從地域文化中塑造性格，當這一切訴諸筆端，故鄉就與文學發生聯系，成為他們創作的精神起點。

在紀錄片《文學的故鄉》第一集中，航拍的視角將秦嶺的蒼莽與壯闊呈現出來。隱沒在大山中的陜西商洛丹鳳棣花是作家賈平凹的故鄉。他說：“秦嶺是中國最偉大的一座山，也是最有中國味的一座山。”他以自己的故鄉為原點，寫商洛、寫陜西，寫出《秦腔》《高興》《山本》等作品。

藏族作家阿來醉心于家鄉的植物，《文學的故鄉》導演張同道說：“拍攝過程中，我驚訝阿來豐富的植物知識，他能輕松地辨認一路上隨機遇見的植物，甚至還能說出什么科什么屬什么特性。這只是一個‘非功利的愛好’，但他對生活的好奇卻是一種巨大的生命能量。”阿來說，他尋找表達故鄉的方式，用的是笨辦法，“一座山一座山地爬”。

賈平凹剛到清風街，一位攤主就握住他的手，請他到家里喝茶。原來攤主叫李百善，是《秦腔》中會計上善的原型。小說《高興》主人公劉高興的原型劉書征，是賈平凹的小學和中學同學，他索性自稱“劉高興”，寫出《我和平凹》。第五集中，劉震云到河南延津老莊，走在街上不停地跟鄉親打招呼。這些面孔中藏著《故鄉相處流傳》《故鄉天下黃花》《一句頂一萬句》等中的六指、瞎鹿、孬舅、豬蛋……第六集和第七集，莫言回到高密東北鄉，重走孕育他小說中小黑孩、余占鰲、我奶奶九兒、母親上官魯氏等人物的土地。這些人物大多有原型，有的作品還保留原型的名字。

作家從自己的故鄉出發，建構起自己的文學王國，從故鄉汲取的遠不止山脈河流、草木風物、人物掌故、民俗風情，更從歷史積淀、地域文化、精神氣質中涵養出作品的精靈，與故鄉保持著血脈聯系。每一片土地都以其獨有的自然地理與文化土層，為作家提供獨一無二的文學空間和意象符號，創造出文學版圖里的獨特風景。

莫言說：“我這個高密東北鄉，剛開始寫的都是真人真事，真河真橋，后來有了想象和虛構，森林、丘陵、沙漠、大河、山脈，什么都有了。高密東北鄉，是我精神的故鄉，文學的故鄉。”賈平凹說：“有個詞叫‘血地’，你娘把你生在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對你產生的影響最多。當你返回來的時候，要把你的村子、父母、家族，包括你最隱秘的東西，寫進作品里面去——寫你最最熟悉的，寫和你有生命聯系的東西。”

當作家與故鄉重逢時，不再是隱藏在書齋里的神秘人物，也褪去了作家的光環，表現出普通人的喜怒哀樂。第三集中，遲子建走過哈爾濱中央大街，為媽媽選購羊絨衫，她說“小時候都是媽媽踩著縫紉機給我們做衣服，現在只能買現成的帶給她”。當回到興安嶺覆蓋著皚皚白雪的白樺林時，遲子建興奮異常，躺倒在雪地上，覺得被無數精靈包圍著，“我生命和文學的根是冰雪根芽”。第五集中，劉震云說家鄉有個“著名哲學家”，是他的木匠舅舅，當他騎著電動車穿過田間地頭時，身邊閃過滿臉狐疑的三輪車師傅和玩耍的兒童，為觀眾展現出他作為編劇站在聚光燈之外的另一面。

沒到烏鎮之前，對烏鎮多源于茅盾《子夜》《林家鋪子》《春蠶》等作品的印象。到了烏鎮，那縱橫交錯的河道、高高拱起的石拱橋、往來不絕的烏篷船，以及白墻、黛瓦、雕梁、畫棟、石巷，還有古色古香的茶樓酒肆咖啡屋、高高掛起的大紅或橘黃色的燈籠，現實與夢境交織，素雅又富有詩意，既帶著時代鮮活的氣息，又含有傳統的文化韻味。不僅領略到江南水鄉的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蘊，還感受到這座古鎮在現代煥發的新活力與生命力。

不少生于斯長于斯或與之密切相關的文化名人，每個人，都是一束光，而現代文學大家茅盾，無疑最為耀眼。那天下午，前去拜謁茅盾先生故居。冬日的暖陽，抖落一地金黃，初冬的烏鎮，是一幅有味道的水墨畫，在畫中行走著，心會慢慢安靜下來，沉浸在溫潤的時光里。烏鎮，有西柵和東柵。柵在烏鎮，有界限之意。早期的烏鎮，四周建有水寨，柵就是水寨的門。在窄窄的街巷里行走，行不多了遠，就會遇見石橋。站在橋上，往河面上看，來來往往的烏篷船，漾起千年的漣漪。在西柵，眼里看到的，是粉墻黛瓦、枕河人家。一步一景，各種特色小鋪、酒吧，一家連著一家，每一家商鋪，簡約而不簡單。

沿河而建的老屋被石柱或水泥柱支撐著伸向水中。門外是巷，窗外是河。水鄉人家被長長的青石板路、窄窄的街巷、幽幽的河水環繞著，河道上，來往的烏篷船，仿佛在訴說著古鎮的前世今生。不知不覺間，就到了東柵。站在東柵寬敞的石橋上，觀綠波流淌的兩岸美景，看小船在槳聲中緩緩前行，流水泱泱，不急不緩，水鄉的那份自在、那份悠閑的慢時光，讓人心生羨慕。茅盾故居所在的觀前街，街道狹窄、悠長，地面由青石條鋪成。由于年代悠久，石條路凸凹不平，被無數來往的雙腳經年累月磨成時光的包漿，每踩過一塊石頭，都有一種歷史的滄桑感。街道兩邊，是高矮不等、寬窄不一的門面房，這些門面房大都是松木板制作成的，一圈圈木紋清晰可見，微微泛黃的木板窗，可裝可卸，古舊的氣息從門板上，從斑駁、樸拙的墻體的縫隙間彌漫出來。大多是保存較為完好的清代民居，不少居民住在這些老房子里，享受著水鄉安適、恬淡的生活。

茅盾故居坐北朝南，我懷著朝圣的心情跨過那道門檻，就像學生拜訪老師，就像游子回家。我反復尋思：在這樣一個宅院里，是如何走出一代文豪的？我的腦海中，涌現出先生許多鮮活文字和人物形象。這江南一帶常見的傳統木構架民居建筑，立刻又變得神圣起來，連同這里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變得與眾不同了。這就是文學的力量，讓一座平凡的院落不再尋常。這個院落，前后有兩幢房屋，前一幢的三間平房為茅盾的臥室、書房和會客室，古樸而典雅，富有江南水鄉氣息。茅盾在這里生活了十三個春秋，度過了他童年和少年時代。先生的書房是鬧中取靜、環境幽雅的居所。茅盾兒時秀氣的臉頰和認真學習的神態，悠然浮現眼前，我仿佛看到少年茅盾伏案學習和開心玩耍的情景，水鄉特有的靈氣早已融入他靈魂的深處。

茅盾對家鄉一往情深，他在《可愛的故鄉》中寫道：“我的家鄉烏鎮，歷史悠久……雖然我僅僅在那里度過了青少年時代，卻深深地懷念它！”而在《故鄉雜記》中，他滿懷深情地表達了對故鄉的感情：“故鄉之于我，猶如心底的一汪清泉，涓涓流淌，生生不息，它流經過往的歲月，流經我人生的每一寸土地，流經心尖尖上那些永恒的記憶……”茅盾天才和學養的背后，烏鎮這一特殊地域的文化精神，對他的心魂給予了重大支撐。每個人的故鄉都是他的精神原鄉，茅盾生在烏鎮，江南水鄉的滋潤，特殊地域的文化，滲透在他的血脈之中，在近半個世紀的文學創作中，他以杰出而浩繁的現實主義創作、精辟的文學理論和文學翻譯在文學史上創造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茅盾的作品不僅局限于烏鎮，而烏鎮也遠不是茅盾的文字所能盡述的。烏鎮守護著茅盾的根與魂，為世人留下無盡的情感和力量，也留下了難以替代的寶貴文學財富。走出茅盾故居，天已擦黑，房屋、橋梁倒映在水面，演繹著水韻、夜色、燈光組合的靈動之美。

現實的故鄉是作家生命的起點，承載童年記憶與文化基因，常被賦予“母親”“童年”等情感意象。而文學的故鄉是作家通過文字重構的精神家園，既包含現實記憶，又融入個人情感和藝術加工，如魯迅筆下紹興的批判性、蕭紅筆下呼蘭河的憂郁色彩。 ?

現實的故鄉以客觀地理空間為載體，而文學的故鄉是作家主觀意識的外化形態。如魯迅在《朝花夕拾》中以回憶錄形式重構童年記憶，蕭紅通過《呼蘭河傳》將鄉土社會矛盾轉化為文學意象，遲子建筆下的額爾古納河既保留地域特征，又融入個人情感、價值取向。

現實的故鄉多呈現客觀存在狀態，而文學的故鄉多承載作家價值判斷。汪曾祺離開故鄉后以“異鄉人”視角重構鄉土記憶。文學故鄉常突破地理局限，成為文化符號或精神隱喻。如徐玉諾筆下平頂山故居成為特定歷史記憶的載體，艾青“大堰河”成為舊中國農村的集體意象。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散文選刊》簽約作家，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