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騰沖走出的大哲學家

 

郭松

 

說到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有個人繞不開，那就是艾思奇；說到馬克思主義通俗化，有本書繞不開，那就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艾思奇這個名字，由來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他對馬克思和列寧崇敬，“艾”是“愛”的諧音，“思”取馬克思的“思”，“奇”取列寧的“伊里奇”。他1910年3月2日，出生于騰沖縣和順鄉，故居是父親1918年修建的，中西合璧的四合院，串樓通欄，雕花格扇，古樸典雅。

騰沖被譽為“極邊第一城”，鐘靈毓秀，多元文化融合，文化底蘊深厚。艾思奇不僅家學深厚，且有革命基因，他父親李曰垓是一位民主革命家，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會員，早年就讀于京師大學堂，文采飛揚，被章太炎譽為“天南一支筆’”，參加過云南辛亥革命和討袁護國運動，曾任軍政部次長，民政司司長，司法司司長，墾務總辦。

1923年，李曰垓前往香港，任孫中山大元帥府駐港代表。艾思奇隨父親到香港，就讀于廣州嶺南大學香港分校。這所學校以圣經、英文及國文為主，艾思奇各科成績都優秀。他少年時就閱讀《老子》《莊子》等典籍，打下深厚的哲學功底。父親告誡艾思奇，無論作詩作文，都應像白居易，務使人人能讀，婦孺皆懂，為艾思奇的寫作奠定通俗易懂的風格。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李曰垓帶長子李生莊前往上海，艾思奇隨母親和弟妹返回昆明。返昆半年后，艾思奇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學。省立一中是一所進步學校，也是云南學生運動的策源地。云南省早期共產黨員李國柱在省立一中圖書館任管理員，他和進步教師楚圖南等人發起青年讀書努力會，把一些進步青年組織起來，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艾思奇是其中佼佼者。

1927年春，艾思奇到東京，仿佛置身于知識的原野，富士山似乎對他沒有什么吸引力，近在咫尺的洗足池公園也從未去過，但他是神田書店的常客。浩瀚的書海最吸引他的是哲學。一本黑格爾的《邏輯學》幾乎被他翻爛了。對于凡能找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他更是悉心研讀。以前，他喜歡中國古代哲學，而今，大量西方哲學原著，展現一個新天地。

從古希臘哲學家到培根、康德、黑格爾，盡管學派紛紜，枝蔓蕪雜，但他鍥而不舍地鉆研，發現許多人類精神的瑰寶。由中共東京特別支部領導的社會科學研究會負責人張天放、寸樹聲介紹，他參加了社會主義學習小組，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更加刻苦、自覺，在讀了日文版《反杜林論》后，他深感日譯本不夠好。為了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原著，他自學德語，把日、德文本對照研讀，力求取其精義。1927年5月，濟南慘案發生后，中共東京支部組織同學回國以示抗議。

艾思奇刻苦鉆研從日本帶回的馬列著作，積極參加黨的外圍組織的活動，如以云南書報社名義組織的馬列主義研究團體，還和大哥李生莊一起研究西方哲學。李生莊主編的《民眾日報》副刊上有《象牙之塔》和《雜貨店》專欄，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進步思想。艾思奇常用“小政”“店小二”“SG”、“三木森”等名投稿，以雜文、譯文形式介紹新的文化和新的哲學。他將《國際歌》、《馬賽曲》和日本漁民打魚小調帶回昆明，將《伏爾加船夫曲》譯成中文，讓聶耳在音樂會上教唱。他和聶耳早在昆明省立一中讀書時就結下深厚友誼，他給聶耳介紹一些馬列主義書籍，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使他們成為親密戰友。

艾思奇閱讀《向導》《新青年》《共產黨宣言》等書刊，他很快成為反對黑暗的斗爭骨干，負責學生會學藝部的工作，任校刊《滇潮》的編輯。李國柱主辦的地下刊物《火花》和《小世界》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馬克思主義，艾思奇不僅參加編輯工作，還冒著危險秘密散發這些刊物。1932年5月，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上海停戰協定》，激起國人憤慨。艾思奇參加“上海反帝大同盟”，書寫標語、散發傳單、參加游行。1933年6月，國民黨封閉艾思奇任教的泉漳中學，失去經濟來源的他經朋友介紹為《中華日報》副刊寫文章，賺取稿費維持生活。撰稿過程中，艾思奇完成第一篇論文《抽象作用與辯證法》，受到理論界和讀者好評，也引起黨組織重視。他1933年寫的《二十二年來之中國哲學思潮》一文，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哲學文章之一。后來，他成為由李公樸任主編的《讀書生活》雜志編輯，并撰寫極具影響力的《哲學講話》，連載在《讀書生活》上。

1935年10月，上海黨組織決定由周揚、周立波作為艾思奇的入黨介紹人，批準艾思奇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1月，艾思奇的《哲學講話》在連載24期后整理出版，一問世便極為暢銷。李公樸寫道：“作者對新哲學中的許多問題，有時解釋得比其他的著作更明確。雖然是通俗化的哲學著作，但也有許多深化的地方。”《哲學講話》的大量發行及其產生的反響，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恐慌。1936年2月，《哲學講話》被禁止發行，但民眾對先進思想的追求無法阻擋。《哲學講話》第四次再版時，艾思奇將書名改為《大眾哲學》。1938年2月，《大眾哲學》第十次再版，發行量達2萬多冊。

《大眾哲學》內涵豐富、思想深刻、論述精辟、語言生動、特色鮮明，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唯物論、辯證法的基本理論，對古往今來各種哲學流派的觀點，進行了分析、比較、批判，用事實說明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大眾哲學》引導許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不僅具有哲學大眾化、通俗化的意義，而且具有思想滋潤的理論價值。不僅因其通俗性被人民群眾所掌握，使馬克思主義高深的理論變成人民群眾的精神武器；還因其革命性為干部所掌握，使馬克思主義變成干部的“看家本領”。

1937年9月，艾思奇與上海文化界十幾位知名人士被黨組織調往延安。在歡迎會上，毛澤東親切地說：“噢！搞《大眾哲學》的艾思奇來了，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眾哲學》我讀過好幾遍了。”接著又說：“革命要靠槍桿子，也要靠筆桿子。把槍桿子和筆桿子結合起來，有文有武，文武結合，革命的事業就能勝利。”從上海到延安，從白區的文化戰場到抗日根據地的講壇，艾思奇的革命生涯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他被分配到抗日軍政大學和陜北公學任教，并擔任陜甘寧邊區文化界協會主任。

當時，毛澤東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學，準備從理論的概括、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以來黨在路線問題上的經驗教訓。1937年10月間，毛澤東對《哲學與生活》做了長篇摘錄，給艾思奇寫了一封信:“思奇同志：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1938年，在毛澤東的倡導下，成立延安新哲學會，由艾思奇和何思敬主持。9月30日，在《解放周刊》第53期上公布《新哲學會緣起》，提出:“為著要使理論更有實際指導力量，在研究上就不僅僅要綜合從前抗戰的實際經驗和教訓，而且要接受一些中外最好的理論成果，要發揚中國民族傳統中最優秀的東西”。

1938年底，延安馬列學院成立，艾思奇到學院任教，并兼任哲學研究室主任。他除了講課以外，還翻譯《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八封信》，并為《解放周刊》《解放日報》以及國民黨統治區的進步報刊撰稿。1939年，艾思奇任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兼管延安文化協會和救亡協會文化工作。毛澤東組織一個哲學小組，成員有艾思奇、何思敬等，每周活動一次。中央各機關學習小組也成立，讀書學習蔚成風氣。中宣部哲學小組組長是張聞天，艾思奇為指導員，參加學習的有朱德、李維漢、徐特立等。每周的學習先由艾思奇擬好提綱，以便大家研究討論。他還編了《哲學選輯》一書，并與吳黎平合作，完成編寫《科學歷史觀教程》，中央作為對干部世界觀、人生觀教育的教材。

1940年2月，延安出版刊物《中國文化》，艾思奇擔任主編，在創刊號上首次發表毛澤東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中國文化》倡導學術研究和開展討論，鼓勵學術爭鳴，艾思奇也撰寫了許多文章，從第四期起連載他的“哲學講座”。是年召開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艾思奇作了《抗戰中的陜甘寧邊區文化運動》的報告。6月延安新哲學會舉行第一屆年會，艾思奇作了會務工作報告。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肯定新哲學會的方向和成績，指出:“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新哲學會的前途是光明的”。

1943年初，艾思奇調《解放日報》社任副刊部主任。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延安文藝界呈現出一派生氣勃勃的景象，文藝工作者和人民群眾相結合，為工農兵寫作蔚然成風。艾思奇寫了不少文章宣傳文藝工作者深入實際的方向，如《群眾需要精神食糧》《文藝工作者到前方去》《從春節宣傳看文藝的新方向》。1947年春，國民黨軍隊大舉進犯延安，《解放日報》于3月停刊，報社人員向晉察冀撤退。艾思奇于行軍途中得了傷寒，不得不留在晉西北的岢嵐傷兵醫院治療。10月，中央決定重辦馬列學院，艾思奇調該院任教。

新中國成立后，艾思奇擔任馬列學院哲學教研室主任兼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中央直屬黨校黨委常委、副校長、哲學教研室主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等。他在《學習》雜志創刊號上發表《從頭學起》一文，指出：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就要達到全國勝利，在全國人民面前，還有更多復雜艱巨的任務要完成。為了掌握思想武器，要求經過這一學習、教育，掌握幾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第一，勞動創造世界的思想；第二，階級斗爭的思想；第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他應邀到許多單位做報告，出版了《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講義》一書，經修改，他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舉辦的《社會發展史講座》節目里，對該書進行系統地講授。這本書后來改名為《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先后出了十版。

1950年，艾思奇發表《讀〈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同志發展了真理論》《〈實踐論＞與關于哲學史的研究》。1952年他發表《從〈矛盾論〉看辯證法的理解和運用》《學習〈矛盾論〉，學習具體分析事物的方法》等。1960年《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他寫了2萬多字的讀書筆記、以《進一步學習和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為題發表在《哲學研究》上。1958年，艾思奇發表題為《破除迷信，立科學，無往不勝》的文章，一方面贊揚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一方面強調必須要注意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文章指出:“破除迷信后一定要立科學，一點也不能離開科學，沖天的干勁一定要與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起來，是我們一條重要經驗。”1959年初，他在《紅旗》雜志第四期上發表《無限和有限的辯證法》，指出“在一定時間總有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無窮無盡的”。“既要深信人民群眾力量的無窮無盡，又要注意到人民群眾力量的有窮有盡方面?僅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無窮無盡，看不見在一定的具體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窮有盡的方面，或者把這些有窮有盡的力量誤認為無窮無盡，這種片面觀點會造成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

新中國成立后的17年中，艾思奇一直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在中央黨校擔負大量教學工作，為黨培養領導干部和理論骨干兢兢業業、嘔心瀝血。除了組織教學外，無論是高級干部班、師訓班、理論班，還是自然辯證法班、邏輯班等，幾乎每期、每班他都去講過課。不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還是經典著作、形式邏輯、辯證邏輯、自然辯證法，或中外哲學史等，許多哲學領域的科目他都探討和講授。其他機關、團體、學校等請他講課，作報告，他也有求必應，不辭勞苦。他一貫以治學嚴謹著稱，每次講課，都要研究新情況，重新修改講稿。他對搞教學的同志說:不分場合，不問對象，不研究課是講不好的。他講課，深入淺出，透徹樸實，邏輯性強，聯系實際，力求給人以新啟迪。在學術研究方面，他更是一絲不茍、扎扎實實，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人云亦云。對于不同意見，他認真聽取，反復探討。

1954年起，艾思奇系統地講授辯證唯物主義，初步寫成《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一書，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易名為《辯證唯物主義綱要》。1961年，中央宣傳部和高教部聯名組織編寫高等學校文科教材，艾思奇任哲學專業組組長，主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一書。在編寫過程中，他和參加編寫工作的同志，力求準確、簡明，從總體結構到各章內容，從基本觀點到材料選用，都逐章逐節，一字一句地修改。這本書成為新中國第一本系統地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教科書。

曾任蔣介石高級顧問和幕僚的馬壁回憶：“蔣介石曾對下屬說：‘我們和共產黨的較量，不僅是軍事力量的失敗，也是人心上的失敗。比如共產黨有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你們怎么就拿不出來！’蔣介石不僅自己看這本書，還要他的部下也讀這本書，我看到蔣先生和蔣經國都把此書放在案頭。”法國哲學家皮埃爾在《中國哲學50年》一書中說：“艾思奇是一位杰出的‘哲學通俗化家’、中國共產黨的‘官方知識分子’；‘在他的著作中最受歡迎的無疑是《大眾哲學》這一通俗化著作’。”

在馬克思主義剛傳入中國時，李大釗在北大組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研究會19個發起人中有兩個是云南人：一個是出生在大理州祥云縣王家莊村的王復生，一個是出生在文山州硯山縣平遠街的王有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出生于騰沖縣和順鄉的艾思奇，成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領軍人物，被學術界譽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中國第一人”。

艾思奇離開我們近60年了，我們仍需要不斷汲取他的養分，他的名字是與人民緊密相連的，他的研究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正如毛澤東評價的那樣，“艾思奇同志是一個真正的好人”，“艾思奇是好哲學家，好就好在老實忠厚，誠心誠意做學問”。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散文選刊》簽約作家，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