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高原上的星光與暗影

——《蘇俄文學漫談（下）》讀后感

 

安玉琦

 

左建明（東昌水子）先生所著《蘇俄文學漫談（下）》，絕非普通的文學隨筆，而是以蘇俄作家為筆、以時代命運為紙，寫下的對文學本質與作家選擇的深度叩問。同時以深沉而犀利的筆觸，勾勒出蘇俄文學的金色高原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黯淡丘陵。其字里行間蘊涵著先生清明的寫作意圖——借蘇俄文學的百年浮沉，詮釋“權力與文學”的復雜關系，同時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提供一面反觀的鏡子。

 

首先，寫作風格上，“漫談”二字恰如其分。行文如流水般自然，不疾不徐，既凸顯出學者的嚴謹又富有作家的靈感。從高爾基的童年苦難到巴別爾的文字魔力，從《靜靜的頓河》的史詩畫卷到《日瓦戈醫生》的精神堅守，看似漫談卻暗藏脈絡。漫談中對比與隱喻運用得更為貼切：“海燕變成宮廷夜鶯”隱喻，道盡高爾基的無奈；“金光閃閃的高原”與“黯淡的丘陵”的對比，既對蘇俄文學的敬畏，也暗含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深沉憂思。尤為驚艷的是，當先生讀著《艾特瑪托夫小說選》時，那種“好像發現了意中女孩，真有一種初戀的感覺”的表述，將文學接受的心理體驗描繪得鮮活生動。而“文學的金色高原”與“黯淡丘陵”的比喻，既形象又深刻地概括了蘇俄文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差距。從而讓文學評論擺脫了學術腔的冰冷，使之充滿鮮活的生命體驗。

 

其次，在漫談中，先生始終貫穿著“人”與“文”的雙重審視。高爾基的形象最為復雜：既點出其主流作品被意識形態工具化的異化，又盛贊《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等邊緣創作的鮮活；既承認他與列寧的革命情誼，也直言其晚年淪為“宮廷夜鶯”的悲劇性。這種評說跳出了非黑即白的窠臼，而是將作家置于歷史語境中，揭示出底層出身者面對權力誘惑的人性弱點，以及極權體制對個體意志的碾壓。肖洛霍夫的“順風順水”與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的“命運多舛”形成鮮明對照，前者在體制內保持藝術生命力的智慧，后者以生命捍衛創作自由的決絕，共同詮釋了文學與權力相處的多種可能。而對巴別爾的推崇，則聚焦于其藝術形式的革新——將戰爭的殘酷與人性的矛盾濃縮于精準意象，讓文學在極致描寫中迸發震撼力。上述評說，既見文學眼光，更含人文關懷。

 

再次，漫談里面的思想內涵十分豐富，但最終指向文學的獨立價值與人性的永恒思考。先生通過蘇俄作家的命運證明：當文學淪為政治工具，或作家屈服于權力誘惑，其生命力便會衰減；而那些堅守藝術良知、直面人性真實的作品，即便一時被禁，終將會穿越時空獲得不朽。尤其令人欽佩的是，先生不贊成將文學綁架為“指路明燈”，強調“個體生命的意義不在將來而在當下”，這既是對文學功能的理性界定，也是對創作自由的深切呼喚。在對索爾仁尼琴“復雜”的認知中，先生更觸及了歷史的深層悖論：反抗極權者未必擁抱現代文明，文化慣性與民族性格對體制的影響，遠比制度變革更為復雜，這種思考已超越文學范疇，延伸至對人性與歷史的哲學追問。

 

最后，令人嘆服的是，先生對文學不僅敬畏而且極富責任，并且嚴正表明：“不要苛求文學給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指明方向設計道路，這不是文學的責任。”這一觀點，看似不合時宜，實則是對文學獨立價值的捍衛。盡管文學不必承擔它無法承擔的責任，但也必須堅守對人性的探索和對真實的追求。

 

漫談終有時，君言韻綿長。左建明先生以蘇俄文學為鏡，照見的不僅是文學的榮光與困境，更是每個寫作者都需面對的終極命題：如何在時代洪流中守護藝術的鋒芒，在權力與誘惑面前保持人性的尊嚴，這或許正是蘇俄文學留給我們最珍貴的精神遺產，也是先生這篇漫談最動人的力量所在。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