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經濟特元”袁嘉谷

 

郭松

 

在石屏縣異龍鎮南正街22號，有一座清代木結構四合院，由大門、二門、內院及讀書樓組成，大門上有一塊紅底金字“經濟特元”額懸掛門頂。在云南無人不曉這四字的分量——云南科舉史上的最高榮耀。

明清時期，石屏縣有“五步三進士，對門兩翰林”之說，被譽為“山川東迤無雙境，文學南滇第一州”，讀書在這里蔚然成風。1872年，袁嘉谷出生于石屏這個家風溫厚的家庭，自幼勤奮好學。15歲通過童試，入縣學；16歲成為秀才。

袁嘉谷的科考之路并不順利。21歲時，他到昆明參加鄉試不中，進入昆明五華書院學習。因成績優秀，第二年轉入昆明經正書院深造。1894年，袁嘉谷再度參加鄉試，中了舉人，名列第二。

經濟特科是清末為選拔通曉時務的經世人才特設的科舉考試科目。該科最初由貴州學政嚴修于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提議設立，因變法失敗一度中斷。1901年慈禧太后下詔恢復經濟特科，要求大臣薦舉“有志慮忠純、規模閎遠、學問淹通、洞達中外時務”的應試者，考試內容以策論考察時事，取代傳統八股文。

1902年，云貴總督魏光燾推薦袁嘉谷應試。1903年，他到開封會試和入京殿試，考卷以富國圖強為立論，鋪陳為文，見解精辟、文理流暢、書法工雅，深得考官賞識。榜發，31歲的袁嘉谷名列一等一名，是為“經濟特元”，彌補了“云南不點狀元”的遺憾。

清代先后開博學鴻詞二次、經濟特科一次，袁嘉谷被贊為“國朝第三人”，民間稱之為“獨一無二的狀元”。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曾在仁壽殿兩次召見袁嘉谷，并贊贊他“國士無雙”。

袁嘉谷高中“經濟特元”，消息傳來，全省轟動。推薦他的云貴總督魏光燾大喜過望，親題“大魁天下”四個大字，由在滇為官的黔中書法家錢登照書寫，制成匾額高懸于昆明拓東路上的聚奎樓。自此民間便把聚奎樓叫作“狀元樓”，稱“經濟特元”袁嘉谷為“袁狀元”，袁嘉谷成為民眾心目中“云南獨一無二的狀元”。

袁嘉谷參加經濟特科兩場考試，第二場復試的題目是《周禮農工商諸政各有專官論》 《恒寬言：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則國用饒，民用給；今欲異物內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在答卷中，袁嘉谷闡述富國圖強的觀點主張，立論精辟、旁征博引，文采斐然、書法工雅。

清朝科舉制度中，正科和恩科的三甲第一名都稱“狀元”。正科每三年考一次，正科之外還有逢重大慶典臨時特批的恩科。此外，還有為廣選天下人才專設的特科考試，特科第一名不稱“狀元”，稱“特元”。清朝共三次開考特科，其中兩次為“博學鴻詞科”，一次是袁嘉谷應試的“經濟特科”。嚴格說來，袁嘉谷的正式功名是“經濟特科一等第一名”。只不過，百姓不熟悉功名的區別，習慣稱袁嘉谷為“袁狀元”。

袁嘉谷從未自稱過“狀元”，但他性格好，別人叫他“狀元”，他就笑笑，也不答應。“大魁天下”之后，袁嘉谷為自己刻的印章印文是“經濟特科第一翰林”。至于“特元”與“狀元”誰的級別更高，既沒有定論，也沒有可比性。無論如何，袁嘉谷捧回的“經濟特元”桂冠，滿足了云南人數百年來的“狀元情結”。

袁嘉谷自科舉成名，聲名遠播，先后做了8年清朝官吏。他居官能廉，在學部編譯圖書局供職期間，主持編寫了全國中小學教科書和大學參考書，開創統編教材先河，對推行“中學為主西學為用”的教育思想和宗旨發揮了重要作用。“星期”“樂歌”等新名詞就出自他之手，敦煌壁畫等文物的保護也是由他提出來的。

敦煌石室是不世之寶，秘藏了千余年。不想1909年，法國人伯希和到敦煌掠去數千件國寶運往巴黎。他帶了部分敦煌文書到北京展覽，盜寶之事才被傳開。時任學部圖書編譯局局長的袁嘉谷聞訊大驚，與王國維、羅振玉前去查看，立即告學部急電敦煌:“凡敦煌窟中一縑一字，均檢送來京，不得再失。”清政府為此而撼動，這才重視，追回運至陜西的數千冊古籍，由學部收管。

在浙江任提學使和布政使期間，袁嘉谷增辦師范、專門教育類學校。1911年，浙江發生水災，袁嘉谷捐出八百兩白銀賑災，并在杭州創辦孤兒院。他兼任浙江布政使時，官庫財物盈余，庫吏告訴袁嘉谷，歷任官吏都會將其據為己有，勸他照例。他答：“陋者規，匪陋者心，吾能以其陋規陋吾心乎？”

辛亥革命后，袁嘉谷的使命結束。他謝絕了革命軍、浙江學界和當地百姓的挽留，回到云南。此后數年間，他歷經曲折，先是應蔡鍔之聘擔任參議，后又應唐繼堯之聘擔任顧問、參贊兼省務委員，繼而被省政府聘為高級顧問。在家庭生活中，二兄去世、中年喪子、母親仙逝、妻子病故等一連串打擊，令他身心俱疲。袁嘉谷越來越覺得，平淡生活難能可貴，喜歡“心遠地自偏”的“林泉書史”的讀書生活。

袁嘉谷當時在昆明沒有住所，全家人都住在德福巷其三哥家。1920年下半年，在親友的資助下，袁嘉谷建的新屋在翠湖九龍池玉龍堆落成，舉家遷入新居。袁嘉谷的大兒媳是“錢王”王熾的長孫女。在建蓋袁家的新居時，王家出資不少。1923年，袁嘉谷受聘到東陸大學（云南大學前身）教授國文，不僅8年不領薪水，還將1000多元積蓄捐給學校，作為辦學經費。袁嘉谷深知，興辦教育的目的，在于為國家培養人才。在浙江主管教育的經驗讓他明白，當地之所以人才薈萃，與官紳重視、民眾支持地方教育息息相關。當袁嘉谷以大學教授的身份站上講臺時，他希望通過授業解惑和無私關愛，多為國家培養棟梁之材。

袁嘉谷把培養人才視為傳播文化、提高民眾智識的重要途徑。他的授課以經學為主，考據、詞章、義理次之。他尤為注重因材施教，不限一科，命諸生各習所好，期望他們在各自喜好的領域學有所成。對有意在其他領域拓展的學生，袁嘉谷都會根據具體情況加以指引。袁嘉谷認為，假期不一定要停課休息。每逢假期，他會專門開一門詩法課程，每周講授3個課時，頗受學生歡迎。因各種原因不回家的學生，都踴躍來聽袁嘉谷授課。一些校外人士聽說之后，也都趕來聽講。

1937年夏，“七七事變”爆發。袁嘉谷時時憂慮國事，喟然嘆息。他對子女們說：“人知愛國愛家，必以學問經驗立其根本。日寇亡我，處心積慮久矣。我則人民知識猶淺，不暇自顧，徒以大國自豪。人侵我，我不備，戰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見之矣。”隨著國土不斷淪陷，袁嘉谷憂憤成疾。12月23日午夜，袁嘉谷逝世，歸葬昆明東郊金馬山，享年66歲。他去世前，把家人叫到身邊，勉勵大家要用功讀書，關心國家大事。

袁嘉谷一生對故土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滇繹?序》中寫道：“滇，吾鄉也。吾游數萬里，覺可戀可譽之地，莫若滇焉！”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散文選刊》簽約作家，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