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離群索居，慣于獨處，一旦重新被擲回人群，才發現自己對喧囂的耐受力，已經瀕危了。前陣子出行，臥鋪，下鋪是一媽媽帶孩子，她對面亦是一對母子。我自己也是人母，孩子奔走哭鬧，打斗這種幅度的動靜倒可以忍受，只是一個人靠在鋪蓋上看書，沒想到過了會，來了個東北大姐，組織孩子唱歌，游戲，又開始搞安利促銷，在那么逼仄的空間里，直逼耳膜的粗聲，我實在無法專注，只好換了節車廂，在窗邊坐到熄燈。

       這時，我會特別懷戀亦舒小說里的鄧永超，一身白衣，略無首飾，到火車車廂上靜靜打開一本《紅樓夢游戲考》，也不擾人，下了車就穿白大褂去車間做工程師，實力被安靜的底色襯著，那個酷啊。

       旅途十一天，不是朋友陪就是在路上，反正沒有單身的機會。回家后，趕緊跑到自己房子里呆了一天，什么也沒做，就是煮煮咖啡，看看大山，聽聽音樂，喵喵網頁，啊，整個人立刻煥發了，補養了，那種因不能獨處帶來的精神缺氧，總算緩解了。

       后來發現，這不是我個體的病例。陀思陀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記》，也就是他的西伯利亞苦役犯小說里寫，服苦役的人，必須要忍受一種巨大而無形的痛苦，這種痛苦比其他的什么強制勞動，惡劣的飲食起居更加可怕，那就是“被迫過集體生活”。這幾個字下面可是打了加重符號的！可見老陀對此深惡痛絕！一個人像玻璃缸里的金魚一樣，被拋擲在眾目睽睽之下，完全沒有一點私人空間，那種裸露真是可怕。

       之所以不能忍受那位大姐的呱噪，是因為我既不能進入她的語境，又被她的話題塞滿了耳朵，占用了本來可以向內用力的時間，而且還被迫說些不在興奮灶半徑內的話，怎不讓人惱羞成怒！在村上春樹的長跑隨筆里他寫到“希望一人獨處的念頭，始終不變地存于心中。所以一天跑一個小時，來確保只屬于自己的沉默的時間，對我的精神健康來說，成了具有重要意義的功課。至少在跑步時不需要交談，說話，只需眺望風光，凝視自己便可。這是任何東西都無法替代的寶貴時刻”。

       連伍爾芙也說：“隱居是一種挑戰，要在這期間保持一種平衡不能說沒有問題。然而我決不可否認的是，對我自己而言，和人們在一起，哪怕是和一個我最愛的人一起待上一段時間，而沒有自己獨處的時間時，事情就會變糟。我失去了重心，感到混亂不堪，無所適從。”特別是這個年代，每天接觸到的信息碎片，以最大密度撲面涌來，如果不及時加以整理，收拾，修枝剪葉，內心就會淪為一個廉價資訊垃圾場，而且會慢慢的失去個人的邊緣地帶，被集體思維收編。

       前兩天讀汪曾祺，說他祖父有一進老宅子，朝北，蔭蔽，平日少人去，他自小就喜歡在里面看書練字。一向低調行文的老汪提及此事，也有點自得“看來我從小就有點隱逸之氣了”。后來他被下放到張家口農場，和三十幾個產業工人同住，在山西梆子的震耳雜音中，照樣寫小說，只當是自我修摻著洗衣粉放煉。“習靜”確實也是道家的自修功夫，中國人歷來覺得“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一個心浮氣躁的人，啥事也做不成。中國的隱士也有兩種，有一種是終身的，另外一種是階段性的，是通過習靜的訓練讓自己沉穩明澈，本心立現。

       有一天我發現，我喜歡的作家，很多都是帶有隱士氣質的：梭羅，惠特曼，黑塞，丘彥明，比爾波特，他們的寫作路數，其實一言以概之，就是那句宋儒的詩“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換算成西方術語就是“自然主義作家”。惟其心靜，方能流深，才能關照和悲憫萬物。這是順乎人心的。

       說句題外話，正如江適意所說，我們不過是想做個大俗的文青，養養娃，讀讀書，可是時勢哪能讓人有一點安全感。最近國家發生的很多突發事件，暴露的官僚機構的腐朽，不得力，讓草民也憂心忡忡，不知頭頂那把寶劍啥時落下，再看汪曾祺寫習靜的最后一段，不免莞爾一笑“我是個心平氣和的人，但最近也有點浮躁了，只希望政通人和，讓大家都能坐下來，安安靜靜寫點文，讀點書，做點事”，再一看落款，89年8月——原來如此。他的話，放在二十二年后的今天，也是我等只想做個太平人的平民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