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女人的專屬空間,一般的用詞是“閨房”,什么軟玉溫香、幽夢繾綣啊,什么沉香蘭馨、露濃花瘦之類的,很少會有人把女人與書房自動關聯起來。文學作品中最有名的女子書房大概應算林妹妹的瀟湘館,小小一方天地翠竹掩映,龍吟細細,青苔幽幽,有清泉,有蕉葉,有鳥鳴,有綿薄窗紗,疏影橫斜,正好養詩情畫意、筆墨清新,難怪劉姥姥進大觀園時要連連夸贊不像小姐的閨房,倒像公子的書房了。 女人與書房,對這個話題進行過最著名論述的當然是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她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說“女人想要寫小說,必須有錢,再加一間自己的房間。”( A woman must have money and a room of her own if she is to write fiction.)當然伍爾芙指的這間“自己的房間”未必是書房,她的論文作于1929年,“自己的房間”有一定程度上的具體指代,但更重要的是強調女性人格上的一種獨立精神,強調的是女人不依從于男人的指令與社會家庭的壓力而追求文學與精神成就的一種靈魂訴求。關于女人與一間具體的、物理形態上的書房,伍爾芙并沒著重筆墨。而她自己的書房,只是屋后花園中工具棚改建而來的小屋,除了一張寬大結實的粗木方桌,幾盆植物,一盞油燈,幾乎沒有任何堪稱代表的女性化裝飾。小屋并不隔音,冬天既冷且潮,凍得手指都伸展不開。盡管如此,窗外的風景、鄉村的氣息都讓伍爾芙深深喜愛這一間并不算理想的書房,在這里創作出了著名的《戴洛維夫人》。可以說,現代女性主義的起源,離不開這么一間女人的書房。
“書房”這個詞在英文中有兩種可能的翻譯,富豪人家的大書房稱“library”,名曰“圖書館”,寬敞的大廳內四壁滿滿都是桃花心木書柜,高至屋頂,上層的古書絕版書還得架高梯才取用得。廳中一隅有壁爐、有寬幾軟榻,可坐可臥;臨窗是傳統的英式寫字臺,雕工精美,靠墻一端還有雙層圓角文案閣,放紙張、墨水、封蠟、裁信刀。小家小戶的書房叫“study”,曰“學習室”,其實不過一間靠近臥房的普通屋子,三兩木架,百十圖書,一張書桌,一窗一燈足矣。但不論是“圖書館”還是“學習室”,書房的結構都相對簡單直白,其要素只有書與桌兩樣,一樣為讀,一樣為寫,怎么觀察都有種“硬邦邦”的滄桑感,與女人那份溫柔繾綣的活動心思似乎相距太遠。
但精于布置書房的女人并非沒有。2007年英國衛報搞了一個“作家的書房”系列圖文專欄,由英國當代的大小作家親自選擇自己書房的圖片并撰文介紹,其中也間雜兩篇名人書屋。其中我最熟悉的英國女作家莎拉·沃特斯的書房可真夠簡樸得駭人,丑陋的玻璃電腦桌跟文件柜別別扭扭湊到一塊兒,跟她文字中情思細密驚濤駭浪般的迷人氣魄簡直根本不著邊兒嘛。女作家的書房中我最喜歡的是小說與傳記作家瑪格麗特·福斯特的陽臺書屋:木地板,木桌,小方毯,兩扇采光充分的大窗,陽光洗白的簡易書架,滿墻的照片相框,寬寬的窗臺,既可放書,又可臥貓,簡直完美!另外一個抓住我目光的是布克獎入圍的女作家芭芭拉·塔皮多的閣樓書齋,臨小窗的矮墻下置了一張小單人床,供塔皮多凌晨三四點起身寫作,直到上午九時。床邊順著斜屋頂的三角空間搭出一張條桌,上面有電腦、有書冊、有素描,白墻上三四畫框,黑白與色彩間雜。簡單的裝飾,簡潔的布置,格局中有變化,秩序中滲透溫馨,這一看就是女人的書房。
瑪格麗特·福斯特的陽臺書屋
芭芭拉·塔皮多的閣樓書齋
我從新奧爾良搬至舊金山時,小小寓所里兩間布局完全對稱的房間分別作了臥室與客廳,沒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可讓我奢侈寫作。解決的辦法是把客廳中本來用作儲物的衣帽間卸掉柜門,置一小到不能再小的電腦桌,旁邊的一點空余處放了個五層書架,我的寫作空間這就算大功告成了。衣帽間無窗,只好在墻上掛江南水鄉的墨跡以神游。在這個微觀的彈丸小空間里,四年中我寫了將近五十萬字。當然這些文字大多是零散的筆記觀感,沒什么值得登堂入室特別深究的。但寫作的產量與書房大小沒有直接的關聯應該算個尚能靠得住的推論。
不過這所謂的“理論”卻不能在“極值點”上深究,至少對我來說,哪怕書房再小,有也總歸聊勝于無,沒有是絕對不行的。我從舊金山跨洋初到大洋洲,家具書籍在海上凄凄漂泊,我在家徒四壁的陋室里抱著小小的筆記本電腦黯然神傷,一個字都擠不出來。那幾個月里我過得焦躁至極,在新大陸上找不到落腳點,心里空蕩無依。我想念的,除了摸熟悉了的鍵盤及被臺燈燒化了一角的顯示器,除了書桌上的貓毛跟舊書頁里的塵土味兒,是那小小空間帶給我的一份歸屬感、安全感。對我來說,書房不僅意味著一個獨立的閱讀空間,它更重要的功用是滋養一份平和安靜的心態。它讓人在一個熟悉而放松的狀態下想心事、理私情,它幫人趕走浮躁與焦慮,讓思想與創造力集中,讓靈魂在一個哪怕只是暫時的小空間里不受限制的馳騁,從自我與別人的夢境中獲得最大程度上的精神自由。我覺得這是書房的最可貴之處。
女人需要書房,我覺得其重要程度不亞于女人需要衣櫥。一個養內,一方安外,缺了哪個都會令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