迢迢幾萬里飛來的信：
“以后我不寫信去，你就別寫信來了，這個朋友總算是全始全終吧？”
這是絕交書嗎？不是。原因早已知道了。“來信字改大了，太大了，但墨色太淡，看信仍舊吃力。寫信也太辛苦了。”“你的一大包信怎么辦？”信封上有地址。姓上加了一個姓，外國名字改成中文兩字拼音。那是我給她取的名字。
這是“終”嗎？不是。這友情是有始無終的。“無終”是“無絕期”。但不是恨，是情，是友情。如果說“全終”是“有終”，那就是1990年春初這封信。
始，l934年春初，北平（北京），沙灘，北京大學紅摟，四層樓角上一間小教室。法國救授在這里教法，講散文、小說。這是外語系法文組二年級，學生只有一個人。課堂上倒坐著七八個。多出來的都不是北大學生。其中有兩個女的。一個年紀大些，過三十歲了吧？一個很年輕，過不了二十歲。課堂上大家互不交談。
1933年夏天，張家口起兵抗日失敗。不少青年說，還是埋頭書本吧。有位朋友從舊書攤上買了一本從英文學法文的自修書送我。那時我會看英文小說還不久，又進了法文新天地。學完了，買了本法文文選，讀不懂。北大的法、德、日文組都停辦了，只有殘余。外文系變成了英文系。法文組剩下二年級和四年級。我便去公共外語的法語班上旁聽。原米老師是法國巴黎公社著名人物的后代。上了幾堂課只算是練習發音。
有一次課后我到教員休息室去，拿著這位教授編的文選去問。還不能說法語，只好對付講簡單英語。他正在穿大皮袍子要走，見到我問這本書的問題有點奇怪。
“你是哪一系的?”“我不是學生。"“哪里學的法文？“自己學的。”
他停了一下，望著我，似乎不信；然后仍用英語說，現在他沒有工夫回答我的問題。我可以去聽法文組二年級的課。他教小說。寒假到了。下學期去上課。說完，又用法語說，他希望下學期在課堂上見到我。“再見”。
于是我擠進了這七、八個人的行列。正式生一臉不高興。怎么又多了一個？
年紀大的女生自稱“沙鷗”。她法語說得不怎么樣，英語很流利，常在課后和老師說話，一句法語帶上幾句英語。這是個熱心人。很快她便認識了我。知道我無學無業，勸我跟她學英文打字。由于她，一年以后我才當了大半年的圖書館職員，正是在她的手下。學法文時她還沒有結婚，經常拿我開玩笑，說話有點肆無忌憚。可惜我年輕不懂事，后來突然告別，不做她的部下，一定使她很難過。不過十幾年后再見到她時，她仍然熱心給我幫忙，沒有埋怨我一句。
年紀小的女生除老師外和誰也不曾打招呼。大家輪流各讀一段書，讀完了回答老師的提問，再聽老師講。只從老師嘴里才知道各人的姓。可是兩個女的，一個是把別號似的名字改成法文，一個只有法文名字，連姓也不知道。沙鷗告訴我，那個女孩子是天主教會辦的圣心女校的學生，所以法語講得好。確實她的程度恐怕要算全班第一。她是當時的“摩登小姐”打扮。我把她當作另一類人，決不招惹。雖然知道她的法文名字，還是稱她為Z吧。
讀的第一篇是《阿達拉》。沙多布里盎的華麗的句子比我的水平高了一大截。那時剛出版了戴望舒的譯本，改名《少女之誓》。我看過，但那不是我的書，沒有拿來對照。又沒有好字典，自己一個字一個字硬摳，準備好了再上課。教得很快。接著是盧梭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我覺得容易多了。也許是我的程度提除高了。念起來不大費勁而且能摹仿口氣了。課能上得下去，又結識了沙鷗，心里很平靜。住在一家不掛招牌的公寓里，房租由同住的朋友出，吃飯有一頓沒一頓的，穿一件藍布舊長袍和咔嘰西裝褲，舊布鞋還是朋友送給我的。盡管這樣，忽然直接認識了法國浪漫主義文人，聽他們對我講話，好比到了新天地之中，連同一屋朋友早晚吹口琴的樂聲也打擾不了我讀書了。
剛開始認識盧梭時，有一次我離開教室晚些，是最后一個。出課堂門，眼前一亮。年幼的同學Z女士手拿著書正站在一邊，對我望著，似笑非笑，一言不發。“難道是她在等我?”覺得不答理不好，又不知說什么，不由自主沖出來一句：“還上課嗎?”
“是還有一門戲劇課。你上不上?是個瑞士人教的”
“他讓我去上課嗎?我聽得懂嗎?我也沒有書。”
“不要緊。你肯上，我去跟老師說一聲，要他多打一份講義給你。下星期教新課，就在那個教室。”她手一指，然后仿佛要笑出來似的，又忍住了，說：“你還能聽不懂？下星期來上課啊!”說著，扭頭就走。我剛轉過屋角，見她已到樓梯口，下樓去了。她這樣快跑做什么？我想，一定是去放聲大笑，笑我不但窮，還傻得可以。她是親眼看到我從不懂到懂的。真想不去上戲劇課，免得給她作笑料。回去和同屋朋友一說，他倒大笑了。“你當是王寶釧拋彩球打中了薛平貴嗎?少胡思亂想。叫你上課就上。怕什么！我擔保，少不了你一根毫毛。”
戲劇課的教師是瑞士人，年紀不大，留著兩撇黃胡子充老。堂上除了那一位正式生外，就是她和我，還有不常來的一兩個，也都是上小說課的。我放下了心。原來她是為老師招兵捧場的。聽說這位老師是語言學家(后來才知道還是索緒爾的嫡系傳人)，上一年開過語言學，沒人聽，停了。教戲劇，并不懂戲，不過是講話言。瑞士人講法語似乎好懂些。后來才知道他的母語是瑞士德語。新教材是王爾德的《莎樂美》。真有趣，瑞士人教英國人寫的法文給中國人學。這又比盧梭還容易。
戲劇的教法是扮演角色，各讀自己臺詞。不用說，莎樂美自然是Z女士。正式生自兼國王之類大人物。輪到我，只好當兵。兵的臺詞不多，聽人家的，特別是莎樂美的長篇獨自。到底是法國“嬤嬤 (修女)教出來的，音調語氣都好，真像在演戲。她和我坐在后排兩邊，她念時，我偶爾轉臉望望她，忽然覺得她眼角好像正在瞥看我。一次，又一次。我想，不必猜，一定是要我表示欣賞。于是我也照演戲式念兵的臺詞(起初還有點不好意思)，并且在她念時點點頭，讓她見我在注意聽。《莎樂美》劇雖短，語言簡單又漂亮．熱情奔放。王爾德不愧是唯美派文人。念著，念著，我感到有點不對。為什么她一念到對約翰說話時就會瞥眼看我呢？我為什么要在她的或我的有激情的臺詞中去望她而看到她望我呢?她要把我像約翰那樣砍下腦袋來嗎?心想，決不再望她。可是一聽到激動的臺詞又不由自主地投去一瞥，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一瞥。這一點我連對同屋的朋友也沒有講，怕他大笑。他也沒有再問我的小姐同學。 #p#分頁標題#e#
《莎樂美》快念完了，又選一篇比利時梅特林克的短劇。仿佛是瑞士人存心不教法國入的法文，表示法語文學并不專屬法國。
念到《莎樂美》最后一場的那一堂，我去得早些，照例在后排側面坐下。接著，Z進來了，一言不發就坐在我前面。她打開書包禽出一本印得很漂亮的大本《莎樂美》，翻開就是插圖。我一眼看去，禁不住說出口：“這是琵亞詞侶的畫。”她背對著我輕輕笑出聲來。有過葉靈鳳的介紹和魯迅的嘲笑，我一眼就看得出那奇異的黑白畫風格。果然，不出我所料，她翻出莎樂美捧著約翰頭顱的那一張。我輕聲說，“借我看看。”她頭也不回，低低地說：“就這么看。”這就是說要我從她的發際耳邊去望她手里的書。太近了。本來舊逼人的香氣更濃了。我猛然一醒，直起身來。正在此時，老師進門了。
戲劇課上有時只有我們三個學生。正式生巍然坐在前排居中，正對老師，從不正眼看別人一下，表明他才是主人，別人不過是侵占他的權益的鼠竊狗偷之輩。于是余下的兩人就自由得多。我們的偶然的交談和對望都是在這課堂上。小說課上我們是完全的陌生人，彼此從來不互看一眼，冷若冰霜。我和沙鷗越來越熟，只有她談笑風生。她不上戲劇課，所以她一直不知道我和Z已經互相認識。
學期終了。最后一堂課。我們兩人不約而同地最后出來。上午第四節課已下，樓梯上沒有別人。她慢慢地靠在我身邊走。一步，一步，從第四層樓走下來，走下樓門口的石級，到了大門口。誰也沒有出聲。兩年后，我有兩行詩：

記得我們并望走過百級階梯，
記得你那時的笑，那時的春衣。

詩不紀實。她沒有笑，穿的是一件短袖素花綢旗袍，是夏衣，不是春衣。我穿的仍舊是那件藍長衫，咔嘰褲，舊布鞋。若是有人這時望見這一對，裝束截然不同，表情冷漠一樣，也許會驚奇：每么莎菲女士和孔乙己走到一起來了？
邁步出大門口時，我問她：何時再見?她沒有轉過臉來，說；“你可以給我打電話。”隨即說了一個號碼。我說：“怎么找？”她說：“找九小姐。”我說：“我還不知道你的大名。”她轉過頭來了，眼睜得更大，問：“沙鷗沒同你講?”我說：“沒有。她說過一個名字，那是譯音。我只知道你叫——”遲疑一下，輕輕叫了她一聲那個外國名字。這是我第一次叫她，誰知會引起以后的無數無數次。她說：“你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報了名。她才告訴我：沙鷗說的名字不錯。但那不是她的本名。她也遲疑了一下才說出名字。她忽然變得口氣嚴肅，甚至是嚴厲“你沒有聽到別人講我?”我坦然回答：“沒有”這還用問？除了我們自己，誰知道我們認識？當然只是認識，或則還說不上認識，連名字都是剛知道，離普通朋友還遠得很。
一輛人力車過來，她坐上去，含糊說了一聲法語的再見，轉眼就不見了。原來她是有包車的。
我只把這當做人生插曲中的插曲，幾句旁白，想不到這會是一段前奏曲，可斷，可續。
人變成一個電話號碼。不知怎么這號碼竟記住了，一直記到現在。
遺忘不易。人不見了，聲音笑貌還會浮現出來。都怪我有一天忽然又想起她來，心里犯疑。她為什么告訴我電話？是真？是假？不妨打一回試試。不料一找九小姐，居然靈了。一聽聲音：“誰?”我慌了：“是你的同學”“哦！知道了。有事嗎？”急中生智：“我星期天上午去找法國老師。你能去嗎？”“哦，到時候看吧。還有事嗎?”她是不耐煩？還是盼望我說什么?“沒有了。”接著講了法語的“再見”。她照樣回答，掛上了電話。星期天，我去法國老師家。理所當然她沒有去。我笨極了。假如沙鷗知道這件事，一定會笑得止不住。
不知怎么，過了些天，我又想起她來，又想做個實驗。我去查電話簿。那時私家電話不多，很容易找。那個號碼的住址欄有胡同和門牌，戶名不是她的姓。我寫了一封法文信。簡單幾旬問候和盼望開學再見，附帶說我在教暑期夜班世界語，地點在師大。這信只是給她我的地址和姓名。此信一去石沉大海。
我想，很好，人家本來是作一段游戲，我為什么認真？見面，通信，又有什么可說？本是兩個世界的人，又何必通氣?豈不是自尋煩惱，可笑？難道我還真的想和她成為朋友嗎？
暑期過去，法文課上不見她了。瑞士老師也離校了。我也就不想她了，以為留個回憶更好。現象總不如想象。不料，忽然收到她從日本寄來一對信，居然是毛筆寫的文言信。說是她姐姐從日本回來，“述及三島風光”，于是東渡進了早稻田大學。附了東京一個女子寄宿舍的地址，說希望我將北大法文課情況“有暇見告”。從此通起信來。
通了一年信，又到了暑假。忽然從本地來信了，要我定時間，她來看我。這下子我手忙腳亂了。在信里我是無所畏懼的，侃侃而談，上天下地，好像我們真是朋友了。可是見面呢？眼前人不似信中人，豈不是煞風景？越想越怕，立刻回信辭謝，不知說了什么沒道理的道理。當然通信中斷了。自己也不知道做得對不對。不料暑假一過，從日本又來了信，說：“既不愿見，自當遵命。”又說還是希望有信給她。
這一來，我真的墜入迷津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想不出該怎么辦。

北平西城一個小胡同內一所四合院的小廂房中，我單獨面對一個女郎。這是我的一個好友的小妹妹。那位朋友對我說過一些妹妹的事和她講過的話。最令我驚奇的是說她有一次游北海公園劃船時竟從船上跳下水，救上來后什么也不說，一副厭世自殺的樣子。這次我去找她的哥哥。她一人在家，好像是知道我，招待我進去。說她是小孩子，太大；說是大人，又太小。喜笑顏開，哪有絲毫厭世模樣？
“我要上高中了。我不想上學。我都十五歲了。”“哦！十五歲的大人！”“怎么？你笑我？我不怕人笑。我什么都不在乎。”一副頑皮樣子，不像生氣。停了一會，接著說：“你愛看電影嗎？我愛看。”
我沒有錢看電影，多半是朋友請我看，而且多半是看外國電影。她說她中外電影全看，不過外國電影說外國話她不懂，同時看旁邊字幕太別扭。電影這個題目也就有點談不下去了。
說著話，她忽然站起身來，噗嗤一笑，說：“你看看，我這樣就見你。”用手拉著短旗袍的左腰，原來是裂了一個大口子，皮肉都露了出來。她不但不掩蓋，反而笑得很開心，好像我是她家里人，一點不見外。 #p#分頁標題#e#
我有點窘，起身要走。她笑個不停，指著腰間那個露皮肉的破口子，說：“你走吧。我不送了。到大門口給人看見，多不好。”真的不把我當外人了。實際上這才是第一次見面談話，也是最后的一次。
不知為什么，我一連幾天都想著她。忽然沖動，給她寫了一封信。用毛筆在花格稿紙上仿佛寫小楷。字字都是胡話，無非是對她的什么祝愿、希望之類。這不是寫信，是寫字；不是對話，是獨自。當然不會有回信。
過幾天見到她的哥哥。他不問，我也沒有提這件事。又過幾天，有位朋友對我說了，她哥哥對那朋友說，她小妹妹收到了我的信，說是“那個芋頭給我來信了。”不置可否。那朋友說：“你怎么看上那個小丫頭了？脾氣古怪哪。別再惹她吧。”我聽了，心中很不是味。怎么?見一次面，寫一次信，這就是“看上”了？她是小孩子，我也不大，怎么扯得上愛情、婚姻？真的是“男女之間無友誼”嗎？于是我又去了一封信，告別，祝福，附上從照片上剪下的一個頭像，批著“芋頭一枚”，貼在信紙上。寄去，明知不會有下文。這孩子的名字是X。
過了暑期，她上了高中，碰巧和認識我的一個同鄉女郎同校。
同鄉女郎又有一個好友，也是同學。她們都認識X，知道了這件事。有一回在朋友家見到她們。那位新認識的朋友是個異乎尋常的熱心人，竟然問我：“你怎么不找X了？不給她寫信了?”我窘得無言可對。只好說“她不理我。”“不理你，你就不理人家了？有人三番五次，十次八次，一百次，寫信，求見面，碰到硬釘子，還不肯回頭呢。”我有點生氣了。她當我是什么人？說：“見面，寫信，只要她愿意。我那兩封信她不理．就請你替我把信要回來吧。”
說了，又懊悔。人家想必早已扯掉了，還想要回來?可是，她說：“你的信還保存著哩。你的話我給你傳過去。她給，我就帶給你。”我忽然想起，她們大概已經看過我的信了。現在沒看，帶回來時也會看。這可不好。尤其是那位同鄉女郎。我曾經替追求她而碰釘子的人(我并不認識)打抱不平，當初第一次見面就說過譏諷的話。所以我更不愿意她知道我的事。哪知她早已忘了幾年前的我，而直正鬧著自己的糾紛，對我毫不在意。這只是她那位朋友熱心。我當時真著了急。馬上告辭。走時單對那位熱心女郎低聲說了一句“拜托。”
有一回我去中山公園，遇上了那位熱心女郎和別人一起游園。她一見我就嚷：“我找你找不到。你托我的事，我辦到了。”隨即從口袋里掏出一個信封遞給我。有別人在場，我不等她多說話，道個謝，轉身就跑，也不問X還有話沒有。這位熱心女郎以后還和我一同做了一件給別人幫大忙的事。她上北大物理系，我還去女生宿舍看過她。此后再沒有見面．只知道女電最后下落很好，當年決想不到。她生來是個好人，我知道，盡管不是很熟。
X的插曲就此完了。以后聽到她的一些令人喪氣的消息。最后據說是失蹤了，不知所終。

又是北平西城一所小院子里。一對新婚不過半年的夫婦。男的是我到北平結識的第一個好友。由于我曾在他回家時給他寫過一暑期的信，安慰他的所謂“失戀”，他把我算做弟弟。可是這位新夫人比我還小幾歲，不像嫂子。有天傍晚，我去看他們，忽然多了一個女孩子，原來是他的妹妹w。這個哥哥非常高興，說，妹妹來了，弟弟也來了，今晚非喝酒不可。四個人喝了一頓酒。我竟醉了。往常喝這一點酒我是不會醉的。醒后也記不得對那嫂子和妹妹說過什么胡話。哥哥也醉了，說“今天是我這個新家的全家福，是我自己的家。搭個行軍床，你也住在這里，不用回公寓了。”兩個女的不知醉了沒有。屋里拉夠大床罩隔一隔。天氣不冷。不知怎么安排的。我倒在行軍床上糊里糊涂一覺睡到大天亮。睜眼一看，可了不得，那個妹妹大概沒有醉，先起來了。我猛然一跳就起身，揉揉眼睛，還沒張嘴，就聽到這個妹妹笑開了，說：“真像個猴子!”我一下子醒了。怎么“芋頭”就成了“猴子”？看來“妹妹”是危險物品，沒吃早飯我就走了。好多天沒有再去。后來才知道，這位妹妹突然來到是有原因的。家里早給她訂了親，說定了男方供給她上學，到大學畢業后結婚。不料她初中剛畢業，男家便催著要娶。她一著急，一個人離開家找哥哥來了。若是男方不食言，她便留在北平上學。若是男方不供給，那就斷絕關系，不承認婚約。看來男方不會放心讓她在外面，她也不會回去了。我和W在她哥哥離開后又見過。抗戰一開始，消息中斷了。
照算命的說法，我好像遭逢“妹妹”煞。從此我不交有妹妹的朋友，除非這個妹妹比我大得多或小得多。然而，若真有命，那是逃得出去的嗎?
幾十年后重相見，我才知道W在兵荒馬亂中游擊隊伍里還沒忘記我這個“猴子”。可是我怎么能知道呢？

我下了決心。既然到了好像是總得有個女朋友的境地，那就交一交東京這個女同學作朋友吧。是好奇，也是忘不了她。于是寫了信，把給X的兩封信都附進去。也不知這怎么能說明我拒絕和她見面。說來說去總像是怕見她。又說，還是她這個通信朋友保險。我隱隱覺得我寫信給X是對象錯位。下意識里恐怕是要寫給Z的。可是又不對。像那樣的信若算情書也只能是情書八股。Z恐怕不知收到過多少，扔掉過多少。我豈能給她寫那種囈語？也不知我給她寫了些什么。沒多久就來了回信。兩信附回來了。信中說也很高興，想不到內中還有這樣的曲折。“你只管把我當作保了險的朋友好了。”
真是心花怒放：有了個保險的女朋友。一來是有一海之隔；二來彼此處于兩個世界，決不會有一般男女朋友那種糾葛。我們做真正的朋友，純粹的朋友，太妙了。不見面，只通信，不管身份、年齡、形貌、生活、社會關系，忘了一切，沒有肉體的干擾，只有精神的交流，以心對心。太妙了。通信成為我的最大快樂。我不問她的生活，也不想象她是什么樣子。甚至暗想她不如別人所說的美，而是有缺點，丑。她可能想到什么，寄來了三張照片。一}張像是在日本房子的廊下，對面站著；一張是坐著，對著打字機，側面。 (是不是因為我說正在學打字？)另一張是孤單地坐在椅子上，正面。站著的，穿的是日本女學生的制服吧？不是旗袍，也不是連衣裙。坐著的，穿著旗袍，像是在北平家里。沒有燙發，是個普通學生的童發式樣，還有短短的“劉海”覆在額上。這是上法文課的那個人嗎？在日本的，沒有笑，手拿著書，眼睛望著我，神氣全和初次面對我說話時一樣，然而裝束打扮大不相同了。正面對我坐著的，眼神似有疑問，我疑心還稍帶憂色。她這是告訴我，她并不是沙鷗描寫的“風流小姐”嗎？要我放心，她是可以做我的真正朋友的，是“保了險的”嗎？后來證明，她還是給我“保險”的朋友。多次“遇險”，幸虧有她在心里才不致遭滅頂之災。 #p#分頁標題#e#
恰巧這時，沙鷗給我幫忙，到了北大新圖書館里當職員，在她的屬下。每月有工資，生活不愁了。每月有信來往，精神安定了。我讀書，寫詩，作文，翻譯，從來沒有這樣快樂。不快的心情全送進詩里和給她的信里。每次她的信都能消除我的煩惱，不管信多么平淡。原來一個知心女友能使我那么愉快，真沒有想到，真該永遠感謝她。
我見到古銅鏡銘語后寫給她的詩句：

“見日之光長勿相忘。”
則雖非三棱的菱花
也應泛出七色來了

我參加每月一次的中國入和外國人、教法文和學法文的入的茶話會，認識了一些人。每次都由我發請帖，所以知道主客雙方。有一次，請客的主人是幾位女士。忽然來了清華大學的吳宓教授。吳先生一人獨坐在角落里，仿佛沉思，又不時面露微笑。我去和他攀談，談舊體詩，談新出版的《吳宓詩集》，談他的學生錢鐘書。隨后他寄給我的詩集，夾著錢鐘書的小本詩集，說明兩書一定要看后寄還。另外還有他的新作，《獨游西山詩》七律。我一高興，“次韻”和了他的詩。其中有一首他特別指出來問我背景。這首詩是：

也知真意終能解，爭奈蛾眉不信人。
信里多情情易冷。夢中一笑笑難親。
每量詩福猶嫌薄。縱去醉鄉安敢頻。
聞道女牛行相會，夜深翹首望天津。

吳先生再見到我時一定要我說“天津”是查天上還是地上。我只好說是天上。其實也是地上。那時從北平到日本是在天津上船的，正好借用天河以押原韻。再以后，我才告訴了吳先生，我的女朋友的事。他聽后大為激動，大大責備我一通。在北平，在昆明，在武漢，幾乎每次提到Z時，他都慨嘆說我太不應該，總是我不對。我以為我正是照他的柏拉圖哲學實行精神的愛的，為什么他反而不贊成呢？這首詩當時大概沒有寄給Z，也可能寄去過。詩說得有些過分，而且不合實際。實際不能說她不信我，而是我不信她。她以后曾在信中說我“是個怎么也不相信人的人”，而且還說：“我知道．你就是不信。你信不過我。”如果她曾經真的為此對我不滿，甚至傷心，我真是犯下罪過了。難道吳先生責備我的確實不錯嗎？自以為總是輕信，上當，不是不信人，而足處處提防．防不勝防。我相信的，往往不可信。我不相信的，反而是應當相信的。Z是真心朋友，我現在知道了，用一生的過程證實了，太晚了。

北平火車站上。幾個男女青年送一個女的。我站在那里，不是送行的而是陪行的。送行的都對女的說話，不理我。直到車開，我和女的在靠窗一邊對面坐下。我才有機會端詳這位戴著紅絨線帽的旅伴。
亞工，我在北平較晚認識的一位好友，忽然對我說，有一張到南京的免費車票，是雙人的，可是只有一個人去。他問我能不能利用。那時我剛賣了一本天文學譯稿，得了兩百元，抵我幾個月的工資。本來我可以請假游玩一趟再回來。沙鷗會批準的。可是我竟沒想到以為每年譯兩三本便可生活，天南地北到處邀游，便留一個條子向沙鷗辭職，不告而別。現在想來，實在對不起她，太魯莽，太少不更事。但對我來說，卻是有收獲而無損失。因為離蘆溝橋事變已不到兩年，我遲早是要南下的。
這個紅帽女郎，我見過幾次，也算認識。她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她見我面對她老不說話，便掏出一本小書來看。我看出是羅素的小冊子。有了話題，開口談哲學。我連她是做什么的，到南京有什么事，全不知道，也不問。
哲學談不下去，改變話題。她說：“聽說你學外國話很快。我看你學中國話不行。你到北平幾年了？還帶南邊口音。”
我反駁：“你也逞一點廣東口音。”
“胡說！我是在這里上小學的，師大附小，怎么會有廣東口音？”也許她覺得過分了，笑著接下去：“你能聽出我有廣東音？反正比你地道。”
幾句話一說，我才發現她真好笑。從車站上一直到車廂里，她總是愁眉苦臉心事重重的。這時笑逐顏開了。為了驗證我學中國話也行。她教我講廣東話。
她先說“保唔保”。我照學不誤。又教一個“乜野”，我發音不準了。她一連教幾遍，越笑越利害，簡直笑得臉紅了。又教“細佬哥”。我不知是什么意思，學了一遍就不學了。問她是什么。她笑著指我說：“你就是細佬哥。"說完了又用廣東話說，笑得幾乎斷了氣，中斷一兩次。我不知道這有什么可笑。知道了“細佬哥”就是孩子，娃娃，也不覺得可笑。倒是她這個人有點可笑，所以我也笑了笑。她接著教我一二三四數目字，教一個字，笑一氣。我只好跟她學，陪她笑，讓她拿我當笑料。對廣東話我并無興趣。想不到后來會去香港還有點用。但對這個人興趣越來越大。我和一個差不多同年的女的坐得這樣近，談得這樣開心，還是第二次。我們又笑又鬧。我也沒想到旁邊人怎么看，只看她一個人。
她的臉越來越紅，不知道是不是笑出來的。忽然她一轉臉。天已黑了。車里燈也亮了。車窗是關著的，玻璃上照出了她的紅臉。她一頭撲到車窗上，不笑了。我跟著撲過去，也對著車窗，問：“到哪吧了?”她沒有回答。我才發現，兩人的臉正好在車窗玻璃上并列。她兩頰發紅，神情嚴肅。我像個大孩子，什么也不明白，兩眼瞪著。都不說話，也沒有避開，互相望著玻璃上的臉。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總不止幾秒鐘。我才聽到她似乎輕輕吁了一口氣，轉過臉來，說：“你知道，我到南京就改名字了。”愁眉不展的神色又出現了。
“我只知道你的外國名字。”我說。
她眼睛睜得很大，臉不紅了，遲疑一下，問：“他們都沒跟你講我?”我說：“誰也沒說，我也不問。”這時她才講出她的名字，又說她到南京以后用的名字。這些都是假的。她沒講出她的本名。過兩年我才知道。又過些年，她正式結婚，恢復了原名。這里面的原故，我是后來才一步一步明白的，但也不十分清楚。我不想打聽，不想知道，她的身世。
她是Y。本來在廣州上大學英文系，到北平來改學繪畫，去年考上南京戲劇學校，又改了名字。那外國名字只有幾個熟朋友才叫。“不過你可以叫。在外人面前還是叫我現在改的名字。”我以為她因為要演戲所以改名留姓，不知連姓也是假的。至于為什么要這樣改名又改行，我也不以為可疑。但我隱隱覺得她雖然喜歡藝術?也會彈鋼琴，對繪畫和戲劇并沒有特別興趣。眉宇間時時出現憂色。不過這一路上兩人都很愉快，像毫無拘束的多年朋友。 #p#分頁標題#e#
南京到了。一下車就有人接她。是比我們稍大些的女的。她知道了同來的我，連正眼也不望-一下。出站上了馬車。來接的人說，早就想坐一次馬車。一路上我成了多余的人，兩人都不理我。霏霏小雨中到了戲劇學校。我見到一位北大英語系畢業的人。他在當職員。我和他談了幾句北大的朋友，在辦公室里坐了一會。一進門，兩個女的就自顧自走了。再來時，Y給了我幾個包子，對我說，每天傍晚可以來找她，平時不能出校門。在辦公室里我見到校長余上沅，戲劇家應云衛，留長發的男學生。那位職員朋友都沒有介紹。我和他不熟。但知道他的，覺得他有點不大愿意我多引起人注意，便走了。他以后在戲劇界、電影界、政治界風波中演的角色，因為他一再改名字，幾年前我才從一篇說到他原名的為他辯白的文章中知道。可是他已去世而且沒有人提到了。
陰雨漾漾中我每天傍晚找她出來散步。兩人很少說話，完全不是旅途上有說有笑的樣子。我還請她和那位去接我們的人去吃一次咖啡。那位女士本來也應算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后來才知是夫人)，但好像對我隱含敵意。Y在她面前對我也有點拘束。我每天找Y好像她并不知道。因此，我和兩個朋友約Y星期日去燕子礬就沒有通知她。沒有她，Y又有說有笑，是活潑的女孩子了。這中間的顧忌，我到杭州后：才有點明白過來。那位在北平的朋友，我原以為是Y的丈夫或未婚夫，其實并未和她定名分。這位朋友通過她轉給我一封信，感謝我，說是Y每次離開北平都心情不好。這次有我陪伴，一路上很高興，到校后還為我每天同她雨中散步而緩解了憂愁，是我有功。信中一再附上“請告地址”。第二次把字寫得很大，還注上英文“擴大再版”。但我沒有照辦，復信仍由Y轉。我自以為明白了內情，不想讓他直接來信說Y什么。是不是我又做錯了？
Y在南京燙了發，照了一張相片，簽名送我。她來信說，那張照片被照相館放大擱在櫥窗里，經她抗議才收回。她以后又改裝了，有了個“劉海”。信中說：“你知道‘劉海’嗎?是這樣的。”畫出了大半臉的自畫像給我看。
這對夫婦都是我的好友。五十年代末，男的先去世。又過十年，Y也去了。沒有子女。我把她也當作妹妹，其實她不會比我小，也許還大些。
信在東京和北平、南京、杭州之間來來往往。談心越來越多，越深。具體的事卻不多。我的詩都寄給她。她每次都說喜歡和感謝。我寫詩也越來越多。也對她說過Y。大概沒好意思說“芋頭”變成丁“猴子”。她還“恭賀”我一再有了“妹妹”。說她還繼續學鋼琴。說見到日本詩人西條八十。說她在畢業前不打算回國，所以我可以放心寫信，不必害怕見她。不論她說什么，我看到來信就心生喜歡。她后來告訴我，我在信里寫了一些她常說的話，使她姐姐看到后覺得奇怪。她用紫色墨水。我用綠色墨水。她的紫色字跡多年還清楚。我的綠色字跡恐怕現在都已經淡得看清。她也不能再看了。也不用再看了。她會記得，忘不了的。她在最后信恩說我的信是“多么好的文章啊”。真是說文章嗎？
抗戰開始丁。我匆匆轉道南下，先回老家。居然她從香港來明信片到我老家。因為我曾回過家一次，她來過信，知道地址，所以來明信片希望有人轉給我。恰好我在離家前一天收到了。她還怕失去我的蹤跡，怕我無法知道她到了香港。我到武漢，她也有信到武漢，因為她知道武漢大學有我的好友。我到長沙，她的信又追到長沙。我行蹤不定，但到處給她去信。
“我有點怕。這個保險眼友有點太不保險了。”香港寄長沙的信中有了這句話。
我怎么辦？

長沙稻谷倉二號。以后長沙當局在戰中自己放的火也沒有燒掉這一所房子。里面一間大屋里住著四個人。一個是我。一個是從日本回來，又送Y南下的教授。在南京接Y的就是他的夫人。另外是一對夫婦。四人中只有女的有職業，是國立戲劇學校的助教。這房子就在學校附近。她和Y和那位教授的夫人都是同學。她家在北平。姓名也是假的，是演員的名字。她演《茶花女》主角時就用這個名字，以后才從舞臺上消失了。這個四人合組的“家”就靠她的微薄工資維持。我和她的丈夫一文不名。教授有點錢還想辦雜志。他的家鄉也淪陷了。他最著急的是他夫人據說去了延安，還寫信罵他只想當教授，不知干革命，不去抗戰。四人中我是真正的食客。可是女主人對我很好。她才二十歲出頭吧？外表看不出孩子氣，住在一起才知道她的天真爛漫。這對夫婦真到去世都是我的好友。我結婚前夕曾又住他們家。她還拿我開玩笑，認為我結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笑得很特別，很開心。
隨著長沙臨時大學搬昆明改建西南聯合大學，戲劇學校也遷往重慶。我們送那對夫婦上了船。教授朋友去西安想找回他的夫人。“家”解散了。我無處可去。經一位朋友介紹去當地的報館自住吃閑飯。每天三餐干飯，加一餐夜宵供夜間工作的人。不論多少照例開一桌。我都跟著吃。也沒人問。報是大報，工作的人并不多。社論是社長自己寫。他作了一首七律給我看。我便依原韻“奉和”兩首。錄一首如下，又是“也”字起頭：

也愿佯狂學縱酒，無如量淺酒杯深。
匹夫有罪唯懷璧，王法無情莫議今。
獻璞當年須刖足，論人此日要誅心。
傷時涕淚休輕灑，珍重青衫未濕襟。

有一回，社長想了一個社論題目，說了意思，我自報奮勇紙筆。湖南人看重古文，我就寫文言，加些四六對句。以后他便常常出題給我作文。有文言也有白話，加上新名詞，新句法。這算是我付房飯錢。不料到離開時社長還給我稿費。一篇社論約一千字，一塊錢。這成了我從長沙到香港的路費。
我到香港是“逃難”去的，是去找飯吃的。所指望的是一位好友，就是介紹我陪Y南下的亞工。一則是實在無路可走，二則是實在想再見那位保險朋友。這時的友情已經大非昔比了，不過還是朋友。“友誼至上”。“情人易得，友人難求”。這是我們兩人共同承認的。
到廣州在街上閑游一天。聽廣東話想起Y。她已經回老家了，沒有和她的朋友在一起。一個人不知有多寂寞。搭上晚車，昏暗中經過荒涼的深圳，到九龍時已是萬家燈火。由尖沙咀輪渡過海到香港。在一家小旅館中放下行李，先去見Z。準備第二天一早找亞工。他們都是我臨離長沙前匆忙寫信通知的。
太白樓，學士臺，簡直不像香港的地名。在山半腰，原來離亞工借住的香港大學宿舍不遠。Z姊妹搬家以后，住進同一所房子的是從上海來的戴望舒夫婦。Z原先住的是下層。戴住上層。 #p#分頁標題#e#
一敲門，一位戴眼鏡的女郎開門。不等我開口，她就說：“是金先生吧？請進來。你等一下。她在上面。我去叫她。”匆匆出門上樓了。
一間屋子，兩張床，桌子，椅子，很簡單，不像小姐的繡房。我坐下等了好半天，無影無蹤。不知為什么，只好一個枯坐。
忽然蛆姐開門進來．說：“她在屋頂上等你：你順著樓梯上去。”她幾乎是把我趕了出來。我遲疑著上樓時，一個很年輕的青年下來，和我擦肩而過，好像是瞪眼看了我一下。
到最上一層，鉆出屋頂，黑暗中看到有個人影遠遠站在一角。襯衫，長褲，是她嗎？是她。打扮全變了。不是在北大上課的樣子了。
“怎么來得這么快？也不先打個招呼。早上收到信，晚上就到了。”
開口就埋怨，真成熟朋友了。
“我來得太快了？”
“你來得太遲了。太遲了。”
我不懂這話是什么意思。黑暗中，漸漸看清楚了。臉還是那樣子。眼睛、鼻子、嘴都沒變。同我還是一樣高，一樣瘦。對望著，沒有說話，只拉住了手。
天上星光燦爛，沒有月亮。山頂上有點點的燈光。山下和隔海的九龍，燈光密一些。一排排路燈盤曲著顯出山道。那是1938年初，舊香港。
屋頂上有一道水泥的橫梁。她拉著我的手過去，并肩緊靠著坐下。
“你今天來得正巧。我們明天搬家。在九龍租了房子，是新蓋的。明天不要找我，后天到新房子去。”
談話不知不覺到了深夜。天上星橫斗轉。仗著天文常識，我知道再不走就要天亮了。緊拉著手一同下樓。又像在北大紅樓那次離別一樣，可是情分不一樣了。
這是一次特殊的談話。她把信里不能講的，也許是對別人都
不能講出來的，二件又一件向我傾吐。我也照樣回報。從自己到別人，從過去到未來，從歡樂到悲哀，都談到了。這是真實無虛的對話。我們的關系從此定下來。沒有盟。沒有誓。只有心心相印。她有的是追她談愛情談婚姻的人，獨獨缺少真心朋友。那么，“你沒有朋友么？我就是。我來補這個缺。”她的話，我一生沒有忘記。我的話，我一生沒有改變。可惜的是，我太沒用了。一絲一毫沒有能幫助她解除煩惱。除了寫信，還是寫信。就是信，也常常引起她煩惱，甚至生氣，可能還傷心。現在，不止現在，到我臨離開這世界的時刻，我還會對她心有歉意。恐怕我還是沒有真正完全懂得她的心思。我這一生總是錯中錯。人家需要溫情時
我送去冷臉。人家需要冷面時我噴出熱情：不是“失人”，就是“失言”，總是“錯位”。北平同學半年，九龍見面一年，斷絕又接上，接上又斷絕的通信五十七年。見面，有說不完的話。不見面，見心，一心里有永不磨滅的人，人的情。

她最后來信前曾表示，想和我打隔小半個地球的電話。我沒有表示欣然同意。難道是我不愿和她談話？不愿聽她的聲音？不是。我太老了，沒有五六十年前那樣的精神力量了，支持不住了。
夜談回來，我提筆寫下幾首絕句。后來她也看了。這表達我們兩個人兩顆心當時及以后直到現在和未來的情吧？這里抄下四首。

浮生若夢強為歡。怕聽空山泣杜鵑。
天上娥眉真解事：古今不見永團圓。

人間樂事苦無多。色色空空證佛陀。
鄰座何勞示玉塊。臣心如水不揚波。

愿借星辰證我心。春宵似水苦寒侵。
海天有盡情無盡。多露何堪更夜行。

忽漫相逢已太遲。人生有恨兩心知。
同心結逐東流水，不作人間連理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