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世筆記》，蔣子龍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8月第1版

 

蔣子龍：八十歲再回首

 

　　從1965年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新站長》算起，文壇老將蔣子龍已在江湖跋涉56年。1979年發表的《喬廠長上任記》令他一夜成名，此后《機電局長的一天》等作品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被公認為新時期中國文學的一個里程碑，他也進入了改革文學奠基人的行列。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授予蔣子龍改革先鋒稱號，頒發改革先鋒獎章。

 

　　今年，80歲的蔣子龍陸續出版《開拓者家族》、隨筆集《故事與事故》和《人間世筆記》。《人間世筆記》共有4小輯。前3輯用37篇隨筆記錄了當下社會形形色色的人物，一幅幅人生世相，睿智深刻，練達透徹，詼諧生動；第4小輯更為精彩，記載了作家對各種人間世現象的感悟，金句頻出。

 

　　蔣子龍說，每個人活著是不斷總結的，到老年系統地回顧一生，寫本自傳，不要把一輩子的感悟、特別是教訓帶走，這似乎是作家最后必須寫的一本書。幾年前就有朋友勸他動筆，但他至今還沒有想好用一種什么表達方式。

 

　　年輕的時候，蔣子龍興趣廣泛，籃球打過團級代表隊的中鋒，乒乓球贏過天津工人代表隊一號種子一局，吹拉彈唱能濫竽充數替補登臺，也喜歡京劇、河北梆子，年輕時膽大能喊兩嗓子，可是現在不敢了。他覺得，文學創作是個很“毒”的工作，自從把精神轉到寫作上，漸漸把其他愛好全丟棄了。現在還保留著多聽多看的習慣，有外出的機會，特別是去企業、下農村，一般不會放過，朋友聚會也一定要參加，老友暢敘那是靈魂透氣，一大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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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讀書報：您對網絡文學、網絡文學作家有關注嗎？

 

　　蔣子龍：非常關注，佩服他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中華讀書報：您以前還開過博客，后來有關注過微博嗎？可以看出您一直都非常接受新事物，這是不是您心態年輕的原因？

 

　　蔣子龍：我從未在意過自己的心態，也不知該怎樣在意。所謂“新事物”你不接受也不行，早接受早方便，比如到市場買菜，你不用微信還攥著一把零錢，你麻煩，老板們也嫌麻煩。

 

　　中華讀書報：您從1960年開始寫作，1965年創作出《新站長》，當時是什么讓您選擇走上寫作這條道路？

 

　　蔣子龍：當時我并未把寫作視為一條路。在部隊已超期服役，因出身富農不能升官留隊，心思不再往制圖業務上下工夫，利用被抽調出來替部隊文藝演出隊編寫節目的機會，在制圖大樓三樓和四樓樓梯的拐彎處，有間存放樂器的小屋，獲得部隊首長特批，我可以在里面開夜車，不受熄燈號限制，編好文藝節目后，捎帶著寫了這篇小說。在此之前，我已經在地方和軍內的報紙上發表過一些篇幅短小的散文隨筆。

 

　　中華讀書報：通過《碎思萬端》能看出您關注的特別廣泛，這么多年您怎么保持這種對世界的好奇心？

 

　　蔣子龍：對知識、對世界保持好奇心，決定了作家的創作力。特別是上了年紀，關注現實世界，有助于保持甚至擴大自己的精神容量和強度。因為小說要向外部世界打開，寫透人情才是小說。有好奇心才能看到和看深人情世故。能保有多大的好奇心，可能跟作家的風格、性情和身體狀態有關。有作家說過，身體好才能保證在創作過程中有爆發力。我理解“爆發力”，就是想象力、神來之筆。何況寫長篇不單是精神勞動，更是個體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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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讀書報：您的寫作有很多是“碎片”式的斷想和議論。

 

　　蔣子龍：凡思考者，思想總有偶爾冒火花的時候。我喜歡張潮的《幽夢影》，契訶夫的《鄰居集》、邦達列夫的《瞬間》等書，三言兩語、一二百字，表達一個觀點，一件有意思的事或人。就像工匠勞作時剩下的邊角余料，不堪大用，丟掉又可惜。我長期積累了大量這樣的邊角余料，就想編一本“思想斷片”或“碎思錄”之類的書，于是零零散散地發表了《故事與事故》《碎思萬端》《葵花燈下》等。

 

　　中華讀書報：在《故事與事故》中，您深情地回顧了自己走上文壇的故事，結交的一批著名編輯秦兆陽、蘇予、許以，以及和《當代》《十月》《小說選刊》結下的深厚感情。

 

　　蔣子龍：我很幸運遇到了那些高山仰止又古道熱腸的老編輯、大編輯，亦師亦友，至今感念不已。每每想起他們心里便涌起一種溫暖、一種親切、一種感動……真的好想他們！

 

　　我寫過一篇文章，稱編輯是支撐文學大廈的水泥柱里的鋼筋。那個時代成就作家，也成就編輯，文壇上流傳著許多關于編輯的故事，比如，沒有龍世輝就不會有某部名著；沒有蕭也牧就不可能誕生曾轟動一時的某部長篇小說。

 

　　中華讀書報：您說作家分兩種：一種是把自己當寶貝，一種是把自己丟掉，又找了回來。您屬于哪種？

 

　　蔣子龍：世界上有些知名作家，把自身視為自己創作的寶庫。比如瑪格麗特·杜拉斯，她的作品不靠外部情節推動，而是來自“內心體驗的深度”，不斷把生命掘深。

 

　　我自農村考到天津讀中學開始，不知不覺、身不由己地開始丟失自己，隨著命運漂流，報考什么學校，進什么工廠，當什么樣的兵，什么時候復員，全都不是自己的選擇。我漸漸意識到，只有手里的筆，我自己可以掌握。“文革”結束后，我因寫小說被推上了批判臺。挨批不是好事，卻是扒掉所有外殼，認識自己的一個途徑。既然認識到了，我就開始慢慢找回自己。我的寫作生涯可以概括為先把生命拓寬，然后再往深處開掘。

 

　　中華讀書報：《農民帝國》當年入圍了茅盾文學獎。您如何評價這部作品對于您的意義？

 

　　蔣子龍：這是我最重要的一部書，凝結了我對農民命運的思考，而通過農民的命運可以解讀民族和國家的命運，就是英譯本的推介詞所言：“不了解農民就不能了解中國。”我想有許多讀者理解了我的創作初衷，不然自這部書出版十多年來，每隔一兩年就要印一次，已經發行了九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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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讀書報：您的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發在1976年復刊第一期《人民文學》的頭條；1980年，《十月》發表您的第一部中篇小說《開拓者》，又讓您獲得首屆“全國中篇小說獎”。那時您也是叱咤文壇風云的人物……

 

　　蔣子龍：好個“叱咤文壇風云”！我這一生就從未嘗到過這種滋味，有時被整得太憋氣，真想去當土匪“叱咤”一番。1976年的《機電局長的一天》在全國范圍內“批倒批臭”，《人民文學》編輯部奉文化部指令要我寫檢查，我寫了一稿沒過關便口出狂言：一不寫檢查，二從此不寫小說，頂不濟就在車間繼續被監督勞動！編輯部為保我，由副主編李希凡代我起草檢查，李帶著替我寫好的檢查稿來天津，先將檢查讀給市委一位領導聽，領導同意，當即下令派人找我在檢查上簽字，不簽字也甭想再回工廠了。那意思很明顯，我不簽字就要被關或被抓了。

 

　　當天晚上九點多鐘，妻子剛生下女兒，我回家熬了一暖瓶小米粥，那時這就是女人產后最好的營養品了。我把七歲的兒子反鎖在屋里，騎車往南開醫院送粥，到醫院門口被一男子攔住，傳達了上述市委領導的意見，叫我立刻跟他去市里簽字。他既然在醫院門口堵我，就知道我妻子剛生產，我心里的火往上撞，讓他閃開道，說今晚你不帶警察來我不會跟你走，你不知道我老婆剛生完小孩兒，還什么都沒吃哪！他說我們有個女同志正在產房做你愛人的工作。我突然大怒，吼道：你不知道產后受驚嚇就不下奶了！說著就往醫院里跑，他還要阻攔，我掄起手里的暖瓶向他砸過去，瘋了一樣跑進產房，指著那個女人一個“滾”字剛罵出口，她一見我的神色，慌忙溜出了產房。

 

　　我兩手空空，看著臉色煞白的妻子，情緒漸漸冷靜下來，開始心疼那一暖瓶小米粥，小米是用糧票托車間里家在農村的工人好不容易給買來的，只好再回家重熬。妻子拉住我說，壓壓你那臭脾氣，不行你先跟他們去一趟，你若被抓進去，家里鎖著一個，我們娘倆還在醫院里，這個家怎么辦？我寬慰她說，放心吧市里不會因為我脾氣壞抓我，我下狠心了，不管李希凡寫成什么樣，我都會在檢查上簽字。其實李希凡也被騙了，我簽字后，檢查也公開發表了，對我的批判卻升級了。各地的批判文章不算，不久竟有三個從內蒙來的造反派，身穿綠軍裝，要把我揪到內蒙去，由于他們態度狂傲，惹惱了工廠的造反派，手持鐵器把他們擋在廠門口以外。他們在大門外鬧騰了三天，卻始終進不了廠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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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讀書報：您的名字已經和《喬廠長上任記》連在一起。這部作品被公認為新時期中國文學的一個里程碑。當年這部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下創作出來的？反響一定超出了您的預料吧？今天您怎么看待這部小說？

 

　　蔣子龍：“文革”前我是廠長秘書，再加上曾在報刊上發表過一些小說和文章，便是“炮制大毒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筆桿子”的帽子，押送鍛壓車間監督勞動。“文革”結束后我不想回廠部，就留在車間管生產。由于我在生產第一線干了近十年，對車間的狀況非常熟悉，還因為“文革”前我給廠長當過秘書，知道真正的廠長是怎樣管理一個萬人大廠的，可“文革”后等我當了車間主任跟當下的廠長一打交道，才知道什么叫積重難返。

 

　　那時“文革”形式上結束了，在人們的思想上還未結束，上邊換了領導，卻沒有換腦子，只管給我下任務，什么責任也不擔，車間有問題應該上邊給解決的，也推來擋去，每個頭頭都滿身黃油，一碰一滑溜。下邊的工人派性鬧了十來年，人的樣子沒變，卻不是原來的那個人了，機器設備年久失修，也不是原來的設備了，加上“文革”砸爛了所有的規章制度和勞動紀律……偏偏我喜歡自己的工作，廠里有位老師傅就曾說我天生是大工匠的料，落實政策后又想大干一番，給上邊一些草包看看，于是就做夢般地把滿腹牢騷用理想主義的方式表達出來：假若我當廠長就這么干，一個重機行業的大廠就該這么干——這就是《喬廠長上任記》。

 

　　小說出來后的反響，即便我真做夢也想象不到，陷我于冰與火的夾擊之中，北京、上海的大報“歡迎喬廠長上任”，天津市委機關報連續發表14塊版的文章批判……“官司”一直打到中央，直到總書記胡耀邦表態，喬廠長風波才算平息，但批喬者們心里的毒火并沒有發完，此后又延續了許多年，一有機會就對我燒烤一番。有人說我是“硬漢”，只有我自己心里有數，表面的“硬”皮不過是被不斷燒烤烤出來的，即所謂的外焦里軟。人被逼到那個地步，不硬一點早就趴下，撐不過來了。

 

　　現在看，喬廠長不過碰巧站在當時社會、經濟、文化、人心等幾條線的交匯點上，如同引爆了炸藥，炸開了人們被十年“文革”封住的神經。說他是為社會開放趟地雷的，不算過分。

 

　　中華讀書報：您來珠海幾年了？是否已經習慣？

 

　　蔣子龍：已經有五六年了，每到冬季來珠海。我似乎有一顆沒有家或找不到家的靈魂，到哪里都適應。在珠海不與外界聯系，沒有朋友，更安靜，更適于閱讀和寫作。

 

　　中華讀書報：回顧這八十年，您最幸運的是什么？有什么遺憾嗎？

 

　　蔣子龍：我可能是同年齡的人中經受磨難和屈辱比較多的，或明或暗屢遭小人陷害，還包括經歷很有可能喪命的事故，卻總能有驚無險。所以我覺得自己最大的幸運是還沒有丟失做人原有的善良，沒有變壞，沒有以我的性格去打打殺殺過一種快意恩仇的生活。我創造了自己，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自己筆下的文字。若說有遺憾，既然干了寫作這一行，是沒有把該讀的書都讀完、讀透，缺乏學識，因此不能把自己心里想的都能寫出來，而且寫得更好。我心里是有標準的，卻達不到。這不只是遺憾，還很痛苦。

 

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者：舒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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