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詩壇的世紀之樹——鄭敏

吳思敬

 

　　1月3日清晨，當鄭敏先生的女弟子章燕，通知我鄭敏先生仙逝的消息，我瞬時驚呆了。鄭敏盡管已是百歲老人，但我印象中她只是年老，而沒有大病，以她的身體狀態，肯定還能再挺幾年。但不幸的消息還是傳來了，我陷入了深深的哀思之中。

　　鄭敏是中國當代詩壇的一個奇跡。從1939年進入西南聯大，在馮至先生引領下寫出第一首詩，直到21世紀初，她從事詩歌寫作70余年，真可謂是中國詩壇的一株歷經風霜雨雪依然豐茂挺立的世紀之樹。

　　在上世紀90年代，鄭敏寫下了《我的愛麗絲》一文，將自己數十年來詩歌創作的心路歷程娓娓道來，這是20世紀一位富有代表性的中國知識分子所經歷的精神旅行。盡管幾十年來歷經各種挫折、坎坷與磨難，但不論是在貧窮、戰爭，還是在濁流、浩劫面前，對于鄭敏而言，詩歌就是她內心深處、深埋在無意識中的那個小女孩——愛麗絲，寧靜、安謐，任憑風霜雨雪都不能傷害到她。

　　心中的愛麗絲在冥冥之中指引著鄭敏的詩歌之路。1939年鄭敏考入西南聯大，進入哲學系。西南聯大名師云集，其中有兩位老師對她的人生與創作道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兩位老師一位是她的德語老師馮至，1942年當她把自己的第一首詩呈送給馮至先生的時候，馮至說了一句話：“這是一條很寂寞的路。”這句話讓鄭敏對未來的命運有了充分的精神準備，從此她以寂寞的心境迎來詩壇的花開與花落，度過了生命中漫長的有詩與無詩的日子。另一位老師是哲學家馮友蘭。鄭敏聽過馮友蘭先生講“人生哲學”課。馮先生把人的精神世界概括為由低而高的“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鄭敏在西南聯大聽了馮友蘭先生的人生哲學課后，她體會到：“只有將自己與自然相混同，相參與，打破物我之間的界限，與自然對話，吸取它的博大與生機，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天地境界，才有可能越過得失這座最關鍵的障礙，以輕松的心情跑到終點。”晚年的鄭敏曾說過：“寫詩要讓人感覺到忽然進入另外一個世界，如果我還在這個世界，就不用寫了。”進入新世紀后，她在《詩刊》上發表《最后的誕生》，這是一位年過八旬的老詩人，在大限來臨之前的深沉而平靜的思考：

 

許久，許久以前

正是這雙有力的手

將我送入母親的湖水中

現在還是這雙手引導我——

一個脆弱的身軀走向

最后的誕生

……

一顆小小的粒子重新

飄浮在宇宙母親的身體里

我并沒有消失，

從遙遠的星河

我在傾聽人類的信息……

 

　　面對死亡這一人人都要抵達的生命的終點，詩人沒有恐懼，沒有悲觀，更沒有及時行樂的渴盼，而是以一位哲學家的姿態冷靜面對。她把自己的肉體生命的誕生，看成是第一次的誕生，而把即將到來的死亡，看成是化為一顆小小的粒子重新回到宇宙母親的身體，因而是“最后的誕生”。這種參透生死后的達觀，這種對宇宙、對人生的大愛，表明詩人晚年的思想境界已達到其人生的峰巔。

應當說，從踏上詩壇的那天起，鄭敏就顯示了她與同時代詩人的不同。以同屬于九葉詩派的女詩人陳敬容為例，陳敬容的詩是憂郁的少女的歌吟，鄭敏則是靜夜的祈禱者。以同是西南聯大詩人的穆旦、杜運燮為例，鄭敏的詩中沒有入緬作戰的《草鞋兵》的堅韌，也沒有“滇緬公路”上的硝煙與灰塵，更沒有在野人山的白骨堆上飄蕩的“森林之魅”。但是鄭敏有自己的東西，那就是哲學的沉思與人文的氣質。用鄭敏自己的話說，就是以哲學作為詩歌的底蘊，以人文的感情為詩歌的經緯，這是鄭敏得自馮至的真傳，亦是理解鄭敏詩歌的切入點。

　　如果說“以哲學作為詩歌的底蘊，以人文的感情作為詩歌的經緯”，標志著鄭敏詩歌的精神境界與思想高度，那么“使音樂的變為雕刻的，流動的變為結晶的”則代表了鄭敏詩歌的獨特的藝術追求與藝術風范。鄭敏的詩歌具有一種里爾克式的、深沉的、凝重的雕塑之美。在鄭敏的詩中不時會有著光潔的雕塑般質感的意象出現。在前期的代表性詩作《金黃的稻束》中，她提煉出一個現代詩歌史上的經典意象——“金黃的稻束”。詩人把站在秋后田野中的稻束，想象為有著“皺了的美麗的臉”的“疲倦的母親”的雕像，很自然地就把金黃的稻束與博大的母愛聯系起來。進而詩人又用“收獲日的滿月”為這座雕像抹上了光輝，用暮色里的“遠山”為這座雕像添加了背景，而始終伴隨著雕像的是“靜默”，正是在靜默中，在對歷史的回溯中，讓人感到了母愛的博大與深厚。在當代女性詩人中，鄭敏突破了女性寫作僅僅關心消解男權、解除性禁錮、自由發揮女性青春魅力的層次，在默想與沉思中達到了一種新的高度。

　　鄭敏不僅是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一位重要詩人，同時也是一位重要的詩歌理論家，這在現代女詩人中尤為難得。對鄭敏來說，對詩歌理論和西方文論的研究不僅是高校教師的職業要求，更是她人生的需要。在鄭敏看來，詩歌的創作與理論的探尋，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她的詩歌有濃郁的哲學底蘊，她的論文又不同于普通的哲學著述，有明顯的詩化色彩。鄭敏的詩歌理論著作，偏重內心沉思，凝結著她豐富的詩歌創作實踐，貫穿著對宇宙、自然和人的哲學思考，力圖把把深厚的民族文化積淀與西方詩歌的現代意識交織在一起，是中國新詩理論建設的重要成果。鄭敏的詩學思想十分豐富，就對國內詩歌理論界影響最大的幾點而言，主要包括對詩歌創作無意識領域的開掘、對詩歌內在結構的研究、對于德里達解構主義的關注與詩歌語言問題的探討、對新詩應當繼承古代詩歌優秀傳統的思考等。作為有70余年創作經歷的老詩人，作為對中西哲學和文學理論有充分了解的學者，鄭敏提出的命題都是經過她認真思考的。她對古典詩歌優秀傳統的斷裂由衷地痛惜，她對當前新詩創作狀態的不滿和批評，實際上體現了她對中國新詩的深厚情感與生命深處的渴盼。她由接受馮至的啟蒙和現代主義的洗禮開始新詩的寫作，到經由后現代主義向古典詩學傳統的回歸，這隨著20世紀文化思潮劃出的詩歌與詩歌理論的運行軌跡，本身就能給人們以足夠的啟示。

　　鄭敏先生是我的長輩，從年齡上說，她只比我的母親小兩歲。我從粉碎“四人幫”以后不久，便認識了鄭敏先生。她的慈祥、敏銳與淵博，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由于工作關系，我曾多次帶研究生訪問鄭敏先生。聽她講詩，講述她的人生經歷，在談完正題后，她又會和我們談起詩壇，談起社會，談起教育，談起全球生態環境，無怪乎她的家人稱她是“憂國、憂民、憂地球”了。鄭敏，這位生命力超常旺盛的詩人，創造的信念就像太陽那樣明亮，任憑歲月流逝，世事變遷，她那顆不老的詩心總會應合著時代跳動著，給我們留下美好的期許。

　　如今這位百歲長壽的詩人仙逝了，但她生命的奇跡，她在耄耋之年依然保持的創造激情，她為我們留下的光彩的詩篇和詩論，將永遠鐫刻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也將永遠銘刻在我的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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