鍥子
 
　　今天的歷史，就是歷史上的今天。公元1894年的甲午大變局，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情甲午，是日本用武士刀戳在中華民族脊背上的刻骨印記，血肉模糊，慘不忍睹。午夜夢回，血色狼煙。那段殘酷而沉痛的記憶，成為中華民族永遠的創傷。120年后的今天，再次追問歷史，不是為了讓傷痛更加傷痛，而是為了在反思中警醒和奮起。
 
　　公元2014年，又逢甲午。
 
　　120年前的公元1894年，風雨如磐，云詭波譎，中日之間爆發甲午戰爭。在此次綿亙數月的戰爭中，大清帝國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蕞爾小國日本用堅船利炮轟倒了大清王朝已經破敗不堪的大門，讓天朝上國的最后一絲尊嚴蕩然無存。大清王朝兵敗如山倒，泱泱宗主大國在偏居大洋之隅日本地蹂躪之下民生涂炭，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山河變色。歷史，以最殘酷的方式宣告了大清王朝的衰敗和沒落。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120年只是彈指一揮間，對于歷經苦難的中國來講，卻是兩個甲子漫長歲月中的掙扎、煎熬、抗爭和奮起。甲午戰爭，是炎黃子孫心中永遠的刻骨傷痛，是中華民族刻骨銘心的奇恥大辱。在公元1894年之后的百年時間里，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無數次審視和反思甲午大變局，無不為之憤、為之痛、為之悲、為之淚。午夜夢回，血色狼煙。公元1894年的甲午大變局，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情甲午，是日本用武士刀戳在中華民族脊背上的深深印記，是民族記憶中最為悲痛的一頁，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現實永遠抹不去歷史的影子。站在120年后的今天，回望甲午大變局的慘痛歷史，仍然令人為之扼腕長嘆，為無辜黎民百姓哀其不幸，為腐敗無能官僚怒其不爭。120年前的甲午慘敗敲響了大清王朝的喪鐘，在此后的半個多世紀，日本侵略者登堂入室，肆虐我華夏河山，殺戮我百姓同胞。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山河破碎不堪，人民水深火熱。那些屈辱辛酸的歷史讓一代代中國人如鯁在喉，如針在氈，沒有隨時間流失消逝或者淡化，卻日愈鮮活猙獰。

　　120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再次回望甲午戰爭，反思這次甲午大變局，依然帶給我們深深震撼，令我們悚然警醒。公元1894年，對于中國和日本而言，都是一個風云變幻的重大歷史拐點：一個在痛苦中落敗，錯失機會，倏爾間沒落于世界叢林，被動挨打，任人踐踏，受人宰割，昔日稱雄世界的泱泱帝國山河破碎，中國龍在痛苦中掙扎沉淪，飽嘗歷史大變局之痛；一個在野心中竄升，抓住機遇，乘勢而上，一躍擠身世界列強，企圖通過打通朝鮮半島陸路通道征服中國龍進而稱霸亞太，擴張侵略，狠辣兇殘，走上了極端狂熱勢力主導之下擴張帝國主義的不歸之路。風云突變，一左一右，冰火兩重天。
 
　　大浪淘沙，激蕩百年。歷史令人警醒，教訓催人奮進。120年前的甲午大變局，在敲響大清王朝喪鐘的同時，也喚醒了千千萬萬的中國有志之士，為拯救民族危亡而苦苦抗爭。梁啟超講：“喚起吾國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大變局，喚醒了民族志士，改寫了中國歷史，戊戌變法，五四覺醒，抗日保家，革命建國，改革開放，中華民族的志士仁人不斷地發奮尋找救亡圖存和實現民族復興的新路。60年前的公元1954年，剛剛誕生不久的新中國在朝鮮戰場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在甲午戰爭之后的第一個甲午年一雪恥辱，揚眉吐氣。120年后的今天，在甲午戰爭之后的第二個甲午年，中華民族重新崛起，中華兒女同心同德，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拼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機遇向來與危機同在，機遇可變為危機，危機亦可成為契機。120年后的今天，我們應當正視歷史，直面教訓，祭奠忠魂。因為，今天的歷史，就是歷史上的今天。歷史表明：如果沒有深刻反思，現實就是歷史的翻版；只有痛定思痛，現實才能跳出歷史的陰影。歷史，如同一面鏡子，照亮過去，也照亮未來。當此中華民族復興發展的關鍵戰略機遇期，中國一步步邁向世界舞臺的中心，也一步步接近于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崛起的偉大目標。居安當思危。回首悲情甲午，勿忘國恥民辱，祭奠將士忠魂，探求敗局原因，推進軍隊戰略轉型。
 
　　回望歷史，甲午之觴，痛徹心扉。在此又逢甲午之際，我們應以史為鑒，以現實的視角審視歷史，保持高度警醒，以刮骨療毒的勇氣回望公元1894年的甲午大變局，把時針回撥120年，審視歷史，反思教訓，瞻望未來，運籌今天。
 
　　一、風雨飄搖
 
　　夢生如燭，夢滅如煙。120年前的甲午戰爭，使大清帝國的迷夢破碎，令后人更是感嘆不已。曾經稱雄世界的大清帝國，何以軟弱潰敗如斯？清初詩人納蘭性德曾在跟隨康熙皇帝巡視行途中憂郁地寫道：“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身為八旗子弟的詩人一語成讖，在他去世僅僅二三個甲子之后，一個曾經英武驍勇的民族就迷失在走向世界叢林的路上，鄉心迷失無夢，故園風雨如磐。走過268年風雨的大清帝國歷經浮華滄桑，最終踏上了生命和鮮血鋪就的青冢黃昏路。
 
　　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浩瀚如繁星般的歷史上，朝代如煙，更迭無數。一個個王朝的興盛衰敗，英雄沉浮，命運多舛，總讓人為之感嘆不已。而大清王朝的興盛繁華和衰敗沒落，更是令人為之深思。
 
　　“長白山，松花江，滿族人的老故鄉……”。這是迄今依然流傳在北京皇城根的一句順口溜。翻開大清王朝的歷史，雄才大略的帝王，空前絕后的疆域，令人眼花繚亂的戰爭，給后人留下撲朔迷離的萬千景象。曾幾何時，努爾哈赤、皇太極和多爾袞是多么的英武驍勇，他們率領血性善戰的八旗子弟，旌旗獵獵，馬鞭成林。他們挾雷霆之勢，從白山黑水的關外，越過長城，跨過黃河，飲馬長江，縱橫高原，劍指邊關，席卷華夏大地，立身馬背傲視寰宇，成就了不凡偉業。
 
　　滿族崛起是一個神話，充滿戲劇性。傳說因為獵狗和烏鴉為部落早期的繁榮立過汗馬功勞，為此，他們一代代知恩圖報，堅決不吃狗肉，奉烏鴉為神鳥。一個英勇善戰、知恩報恩、勵精圖治、開放包容的民族天下無敵。于是，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大清王朝，騎馬打天下，下馬治天下，獨領風騷，風華絕代，把中華文明圈推向歷史巔峰，書寫出了康乾盛世的顯赫功業。
 
　　公元1644年八旗子弟入關后，虛心學習并接納儒家文化，迅速地融入并擴張中華文明圈，大清王朝鞏固并擴大了以中國為亞洲宗主國的華夷體系，長江文化和黃河文化滋養和澆灌下的大河文明達到歷史巔峰，令全世界為之矚目。金碧輝煌的宮殿里，禮樂飄飄，舞姿翩翩，萬國來朝，其樂融融。康乾盛世，長達百年，GDP占世界的五分之二，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博大精深、浩瀚如海而又平和中正的東方文明如同一個巨大而又富有魅力的磁場，吸引著世界各地的人們，爭先恐后地前來朝拜交流。作為宗主國的大清王朝的皇帝和他的臣子們看山河萬里，經緯乾坤，笑對青史，指點中外。彼時，大清帝國是名符其實的中央之國、世界強國、超級大國，是帝王將相眼中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
 
　　回顧中華民族發展壯大的悠久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各民族間的不斷融合與碰撞發展，在人類歷史上共同譜寫了中華民族瑰麗無比的壯麗詩篇。無論是世代地處中原大地的漢族，還是崛起于邊陲之地的少數民族，都共同為中華文明的興盛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一個民族的視野大小與精神面貌決定著民族命運，視野開闊、融合發展則興，視野狹隘、排斥異已則衰，是被數千年中國歷史印證的一條顛撲不破的歷史周期律。

　　居安思危，否則危矣。春秋時期幫助齊桓公完成稱霸諸侯大業的管仲曾講：“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之為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人心之變，有余則驕，驕則緩急。”歷史表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固步自封，不思進取，安而忘危，即使強盛一時，也終將滑入衰敗沒落的深淵，輕則殘延茍存，重則慘遭覆滅。天道輪回，歷史周期率殘酷無情；人心易變，創業艱難而守業更加艱難。“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在陸權時代顯赫一時的大清王朝也終到了強弩之末，由盛轉衰，由強轉弱。
 
　　在清史研究中，向來有“存亡兩婦人”的說法，把大清王朝在康乾盛世華麗開局之功歸于孝莊太后，譽滿千古，認為她睿智無比，歷經艱險，力挽狂瀾，拯救危局，教導出康熙這樣的千古帝王，一手把大清王朝推向康乾盛世；把大清王朝在后期狼狽收局之罪歸于慈禧太后，謗滿千古，認為她思想愚昧，迷戀權力，發動政變，垂簾聽政，乾綱獨斷，計短謀拙，堪比虞公，直接把大清王朝一步步帶向敗亡深淵。事實上，從另一個角度看，清朝的歷史就是一部“太后史”。孝莊太后、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都曾一一上演了大清王朝歷史上的“太后干政”。公元1912年2月12日，慈禧太后的內侄女隆裕太后頒布《退位詔書》，徹底結束了清朝的統治。心有不甘卻又無可奈何，隆裕太后續寫了“清史三太后”的凄涼終篇。
 
　　中國人歷來講究蓋棺定論，對于孝莊功績的評價歷來都推崇極高，對于慈禧罪責的評價卻爭議頗多。從深層講，把大清王朝的敗亡簡單地歸因于慈禧太后一人之身，是不客觀的。大清帝國的崩潰沒落，慈禧太后固然難辭其咎，但她一個人承擔不了如此沉重的罪與罰。
 
　　一個沒有雄才大略帝王的帝國，一個失去昂揚精神的時代，一個身處危急關頭卻渾然不察的民族，如何去奢求年邁的慈禧太后書寫一個帝國的奇跡？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古往今來，創業之路艱難困苦，守業之路更是荊棘密布。驕縱始于奢侈，危亡起于細微。《后漢書》云：“帝王之于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實際上，自從康乾盛世之后，八旗子弟已經慣于安逸，腐敗不堪，熬鷹斗蟲，玩物喪志，貪圖享樂，漠視危險，已經喪失了祖輩血液中彪悍的戰斗力，失去了立身馬背爭鋒天下的雄心壯志，虎狼之氣慢慢消退，大清王朝已經是雖富不強，雖大不壯，雖盛已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還自遺咎”。英年早逝的清初詩人納蘭性德曾在跟隨康熙皇帝巡視行途中憂郁地寫道：“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夢生如燭，夢滅如煙。身為八旗子弟的詩人一語成讖，在他去世僅僅二三個甲子之后，一個曾經英武驍勇的民族就迷失在走向世界叢林的路上，鄉心迷失無夢，故園風雨如磐，大清帝國最終踏上了生命和鮮血鋪就的青冢黃昏路。
 
　　馬上打下天下，下馬治理天下，馬下失去天下，大清帝國在268年的歷史變遷中書寫了令人感喟不已的浮華滄桑。馬上打天下，靠的是血性；下馬治理天下，靠的是謀略；馬下失去天下，是因為喪失了引以自豪的血性和謀略。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大清王朝已經如同一個被打破窗戶的屋子，門窗洞開，風雨飄搖，“破窗效應”引發一個個來自海上的野心家和探險家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圣，則國家安而天下治。”公元1583年，25歲的努爾哈赤以十三幅遺甲打天下，何等的意氣風發。公元1861年，剛進入而立之年卻沉溺于鴉片之癮的咸豐帝撒手西歸，將搖搖欲墜的大清王朝，托付給一個年僅六歲的稚童、兩個年輕的寡婦和一班位高權重、飛揚跋扈的大臣。其情其景，判若云泥。大清王朝危在旦夕，以“清流”自居而又視野短淺的大清王朝官僚階層卻依然觀念陳腐，難以洞察存亡之玄機，還依然在守舊爭權中渾渾噩噩，滿漢排斥，一盤散沙，大清官員大都身陷個人、家族或幫派的利益藩籬，眼光向內，擅長于“窩里斗”，不為大清帝國分憂解難、針貶時弊，絲毫沒有居安思危為民族大局考量的大戰略意識，如同舟過河之客，不顧風高浪急，船傾進水，仍然在搖擺的孤舟中兀自打斗，絲毫沒有舟覆人亡的危機意識和共患難精神。當此歷史危急關頭，雖有李鴻章、左宗棠等股肱大臣為之憂心如焚，試圖為帝國四處奔波縫補救火，但最終難以挽救大廈之將傾的國運。君道之衰微，臣道之崩潰，軍道之腐朽，最終使大清帝國如暮年衰弱之獅在殺機四伏中無奈地引頸就戮。此時，失去了銳氣和活力的大河文明猶如一潭無瀾死水，暮氣沉沉，抱殘守缺。相比之下，大河文明猶如江河逆流失控，海洋文明卻如同朝陽躍出海面。此時的大清王朝，如屋漏偏逢連雨天，割地賠款，積窮而弱，久病難返。大清王朝如同一只線被割破的風箏，失去了對自己命運的掌控，只能在風雨中無奈飄搖，在岌岌可危中搖搖欲墜。
 
　　自咸豐帝之后，慈禧太后指定的新君一個比一個幼小，大清王朝的黃昏也越來越近。公元1908年12月3日，幼小的溥儀在啼哭中登基，文武百官的三拜九叩沒完沒了，皇帝的哭聲越來越響，掙扎著哭喊著要回家。側身跪在寶座下面、急得滿頭大汗的大臣哄慰道：“別哭別哭，快完了”。公元1911年，武昌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大清江山轟然倒塌，一個曾經輝煌耀目的王朝終于在風雨中走到了歷史的終結，曲終人散，遍野狼煙。
 
　　時勢造英雄。沒有造就英雄的時勢運氣，如同寶劍塵封于匣中，與鐵石無異。大清王朝國勢至此，清醒如郭嵩濤、林則徐、魏源、黃遵憲等人雖痛心疾首，但也回天無力，只留下風雨中細弱無力的吶喊和數聲喟然長嘆。而此時，一個對東亞體系主導權覬覦數千年的忍者之國日本已經蠢蠢欲動，危險在悄悄逼近中國。
 
　　二、忍者之術
 
　　公元1894年的甲午戰爭，是日本蓄謀已久的一次侵略擴張行動。忍者如猛獸，蟄伏數日，只為最后致命一擊。回望歷史，在中日千年較量中，野心勃勃的日本，如兇殘野獸蟄伏，一直在等待中陰騖地捕捉著進攻時機。危險，自海上而來。血色黃昏中，昔日曾征戰東亞大陸的八旗子弟們卻仍然肩背弓箭手拿長矛，斜倚著高高的城墻看夕陽西下，渾然不覺利劍抵喉，大清王朝即將走向覆滅。要全面讀懂今日之日本，必須深入了解發動甲午戰爭之時的日本，甚至要了解與中國有著千年恩怨的歷史上的日本，了解日本隱忍狠絕的忍者之術。透視日本歷史，在日本人的骨子里，傳承著一種忍者精神。
 
　　浪人與忍者，是島國日本人文歷史上毒辣無比的罌粟花。浪人無良，在日本的幕府時代，手拿武士刀的浪人四處流竄，砍殺肆虐，險中求利。忍者，則是浪人中最為陰狠的高手，數日蟄伏，只為搏取最后出其不意的致命一擊。因此，欲深入了解近代日本，必要全面了解浪人與忍者畸形扭曲的武士道精神，那些被推崇備至的剖腹自殺，看似神圣實則瘋狂，宣揚成仁成義實則慘無人道，是一種獨有的自虐行為。
 
　　縱觀日本歷史，武士刀是日本擴張主義的代表符號，忍者則是日本武士道隱忍狠絕極端性格的代表符號。老子講：“行于大道，唯施是畏”。追根溯源，日本在冒險主義者的操控和蠱惑下，一直是“大道甚夷，而人好徑”。日本，是中國一個心懷叵測的鄰居。
 
　　從歷史上看，公元1894年的甲午戰爭，并非只是一場孤立的戰爭，它是中國與日本千年戰略較量中的一次戰爭。只是這一次戰爭，一戰扭轉乾坤大局，中國主宰并引以為自豪的華夷體系徹底土崩瓦解，日本則如蛇出洞順勢而上開始了稱霸亞太的不歸之路。回望漫長歷史，中日之間的歷史恩怨由來已久。島嶼如蟲，擅長于咬噬蝕木。島國日本，歷來在戰略縱深的夢想中掙扎沉淪。作為太平洋邊緣的一個島國，日本土地面積十分狹小，資源貧瘠，向大陸擴張，獲得陸地資源，取得戰略縱深，一直是日本歷代當政者夢寐以求的首要戰略目標。對于中國主導建立的以華夏文明為核心的東亞體系，日本更是覬覦良久。因此，中國大陸，始終被日本野心膨脹的當政者視為地緣政治上的歷史性障礙和試圖取而代之的戰略目標，欲走出海洋稱霸大陸，必先走出中國巨龍的影子，踏上東亞大陸。在長期的歷史交往中，中日之間的心理沖突、情感沖突、文化沖突、利益沖突和發展沖突時強時弱，隨著中日兩國的強盛衰落，日本挑戰中國的欲望也時起時伏，或戰或和，或強或弱。
 
　　千余年來，中國與日本反復進行較量，其中，有三次大的較量：第一次，公元663年，唐朝軍隊在朝鮮半島白江口海戰中大勝日本援軍，焚毀倭舟400余艘，百濟國滅亡，日本倉皇退縮本島；第二次，公元1274年和公元1281年，日本斬殺元使者，蒙古黃金家族的尊嚴不容侵犯，忽必烈大怒之下先后兩次派軍隊會同高麗東征日本，但是腥風濁浪，時不逢運，在陸地所向披靡的蒙古騎兵在海上登陸作戰中終未獲勝，最終使日本游離于東亞大陸體系之外，并威脅著元朝帝國的東亞秩序；第三次，公元1593年和公元1597年，明朝出兵朝鮮將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軍團或圍殲或重創，使豐臣秀吉“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素志”和“渡海登朝，遷都北京，定居寧波，征服印度”的狂妄野心灰飛煙滅。公元1894年之前中日之間的三次較量，第一次和第三次都是日本企圖挑戰華夏文明，瓦解華夷體系，通過占領朝鮮半島陸地通道入主華夏，建立新的以日本為主導的亞洲秩序。特別是豐臣秀吉作為日本擴張主義的始作俑者，野心之膨脹，構想之狂妄，尤其是他“天皇居北京，豐臣秀吉居寧波，同時征服印度”的稱霸圖略給日本刻下了深深烙印，影響深遠，不可輕視。
 
　　隱忍狠絕，伺機而動，一劍封喉，一招制敵，是日本冒險主義者一向崇尚的忍者精神，也正是這種火中取栗的冒險精神，促使日本在對外戰爭時多選擇以偷襲的方式先發制人。千余年來，在對中國主導的華夷體系控制權的爭奪之中，日本的忍者精神更是表露無遺。處弱勢，則示之以弱，以中國為師，發展壯大實力；處強勢，則如蛇出洞，以中國為敵，伺機打破平衡。公元663年，在白江口海戰中大敗于唐朝大軍之后，日本意識到實力尚不足以與中國抗衡，便以勝者中國為師，激發了學習唐朝的熱情，一次次派遣大規模的遣唐使，如螞蟻搬家，船塞于道，全面學習唐朝先進的文化和政治、經濟領域的經驗技術，使日本成為唐朝的一個異類的濃縮型的翻版，甚至時至今日，“唐”的烙印在日本依然十分深刻。在鄭和下西洋前后，中國的航海技術領先于世界，中國的陸權實力爭霸世界，海軍戰力也是天下無敵，在亞洲大陸制陸權和世界制海權上擁有絕對優勢。彼時，東亞國家幾乎都承認天朝上國不可挑戰的宗主權。公元1404年，即明朝永樂二年，日本正式進入中國的冊封體制，融入中華文明體系和華夷經濟圈。公元1598年，野心家豐臣秀吉在挑釁中國慘遭失敗后死去，日本立即從朝鮮撤軍，德川家康取代了豐臣秀吉勢力，建立統一的日本戶幕府，又馬上采取對中國表面上的睦鄰友好政策。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表面上與大清極力和好，暗地里卻積極擴軍備戰，伺機侵略中國，日本政府甚至還賊喊捉賊，多次向大清帝國通報俄國侵略朝鮮的野心，誘導大清將防御重點由防日轉為防俄，而大清帝國的帝后臣僚也被日本虛假的表象所迷惑，最終在生存和毀滅面前誤入岐途。
 
　　公元1598年之后的300年，中國的大陸文明在康乾盛世曾一度達到歷史的巔峰，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滋養和灌溉下的中華大河文明，兼容并蓄，集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于一體，面向海洋，稱雄大陸。彼時，血性善戰的八旗子弟，旌旗獵獵，馬鞭成林，越過長城，跨過黃河，飲馬長江，縱橫高原，劍指邊關，立身馬背傲視寰宇。
 
　　但時移世轉，世界已進入海權時代。18世紀中期工業革命后的歐洲在航海技術和海軍勢力上突飛猛進，海洋文明席卷世界，經濟全球化大幕快速展開，堅船利炮開始游弋于遠洋。公元1792年，英國外交官瑪噶爾尼攜帶英王親筆書信來到中國，次年9月，他兩次覲見乾隆皇帝，提出開放通商口岸等要求，被大清政府駁回。此時，瑪噶爾尼已經敏銳地洞察到中國的衰敗之勢，回國后甚至斷言：“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只需幾艘三桅戰艦即可摧毀其海岸艦隊”。公元1840年，一個與大清王朝相隔萬里、由寥寥數艘艦船組成的英國艦隊，冒著黑煙，逶迤千里，從廣州灣到渤海灣橫行無阻，叩關而入，打敗了龐大的大清帝國。這一年，是中華民族近代災難史的開端。也正是從此時開始，讓世界看到大清帝國龐大外表下的脆弱不堪。世界叢林的法則，向來是在弱肉強食中一次次得到印證，此時的大清帝國，也難逃被動挨打的厄運。公元1840年，是中華民族百年災難的濫觴。
 
　　危險，自海上而來。血色黃昏中，昔日曾征戰東亞大陸的八旗子弟們卻肩背弓箭手拿長矛斜倚著高高的城墻看夕陽西下，渾然不覺大清王朝即將走向覆滅。曾幾何時，八旗子弟是一支叱咤風云的虎狼之師，此時已經狼性全無，羊性十足。金碧輝煌的紫禁城里，皇帝和股肱大臣們擺弄著腰間精致的鼻煙壺，上面鐫刻著中華大河文明的秀美風景，他們早已忘記了祖先“貴而不顯，華而不炫，安不忘危”的古訓，帝后爭權，臣僚爭利，渾渾噩噩，隨波逐流，夜郎自大，渾然不覺海洋文明的浪潮已經狂飆般席卷世界，恐怖的黑煙鬼船即將以跨時代的超凡戰力顛覆性地改變世界格局，進而也改寫中國命運，使大清王朝在哀歌四起中一步步走向無底深淵。
 
　　國勢更迭，危機四伏。野心家擅長于尋找機會，謀略家擅長于利用機會，忍者則擅長于在潛伏中捕捉機會。作為野心家的忍者日本，如兇殘野獸蟄伏，在等待中陰騖地捕捉時機，醞釀著新的陰謀。此時，國運變化導致命運迥異，中日關系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拐點。
 
　　三、歷史拐點
 
　　公元1894年的甲午戰爭，是近代東亞和世界歷史上的關鍵節點。從歷史上看，素以和合文明享譽世界的中國一直是東亞穩定繁榮的基石。甲午大變局，直接導致東亞和世界格局失衡，日本在軍國主義的擴張之路上越走越遠，最終給東亞和世界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回首歷史，我們不難發現：觀念的落后，是最可怕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并非是發展落后就要挨打，即使發展再好，但如果觀念落后，戰略失當，照樣挨打。機遇稍縱即逝，在風云激蕩的歷史變局時期，海權時代的到來，因理念和選擇不同，把中國和日本帶入一個重大的歷史拐點，并由此改寫兩個國家的命運。
 
　　機遇面前，人人公平，并非厚此薄彼。機遇成為契機，還是成為危機，因選擇而不同。機遇稍縱即逝，抓住了，就成為契機；抓不住，則成為危機。海權時代的到來，因理念和選擇不同，把中國和日本帶入一個危機四伏、迷霧重重的重大歷史拐點：一個向右，保守僵化，內縮于陸，由海失陸，在浮華滄桑中支離破碎；一個向左，擴張于海，由海圖陸，在肆意殺戮中侵略膨脹。
 
　　日本近代的崛起，機遇來自于波瀾浩淼的大海；大清帝國的滅頂災難，也同樣來自于神秘莫測的大海。中國海岸線雖然漫長，但自古以來，在大陸文明體系中，海洋一向是被排斥和抗拒的，濫觴于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的大河文明止步于海，停滯于入海口。數千年來，在農業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織發展的大陸文明滋養下，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習慣于臨河而賦，止步于憑海臨風，不熱衷于乘風破浪并游弋于遠海。在中國詩人的筆下，江河水是詩意的：桃花流水宛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神秘無邊的大海，則被視為畏途或逃避現實的無奈選擇；大海彼岸的居民，則被視為蠻夷之族。孔子講：“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黑格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是一個與海不發生積極關系的民族”。在陸權時代，中國的制海權曾經無與倫比，船行四海。唐朝中期，海上絲綢之路開始發展，到了宋元時期興盛繁榮。明朝鄭和七次遠洋，龐大的船隊曾經縱橫遠海，牢牢控制著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制海權，使中國對海外的影響力達到歷史巔峰。大清帝國早期，也曾經擁有強大的海上勢力。康熙二十二年，施瑯率大清艦隊收復臺灣。令人惋惜的是，受傳統大陸文明思想的制約和影響，到了海權時代，中國的制海權卻開始萎縮喪失，大清帝國甚至長期閉疆封海，內縮于陸，嚴令不許私造大船，不準與外蕃通商。
 
　　環境影響思想，思想又決定性格。在陸權時代，大河文明稱雄世界，重農思想成為大陸農耕文明的核心價值觀，以農為本，重農輕商，偏重安穩，擔憂風險。在海權時代，重商主義開始風行歐洲，成為海洋文明的主導思想。為了發展海外貿易，拓展利益空間，歐洲各國紛紛爭奪制海權，眼光向外，鼓勵冒險，開疆拓土。19世紀中葉，歐洲列強的戰艦開始使用蒸氣機為動力，以鐵甲和鑄炮為裝備，海軍裝備技術發生重大革命，隨后美國開始采探石油，并試圖用石油取代煤炭作動力，黑煙鬼船猶如幽靈般駛向遠海，即將以跨時代的超凡戰力改寫世界格局。桅桿木船變身為鐵甲巨艦，大炮重彈取代大刀長矛，世界走出了金戈鐵馬的冷兵器時代，技術革新改變世界軍事格局，進而改變國家命運，此時，要控制或奪取制海權，必須要認清世界大勢，緊跟世界潮流。順之則興，逆之則亡；先進則強，落后則弱。
 
　　19世紀中葉以前，日本還是一個軍閥割據、閉關自守的小國。在此重大歷史拐點，對海權擁有強烈欲望的日本及時抓住轉瞬即逝的難得歷史機遇，把西方列強鐵甲巨艦洞開國門的危機化為自強發展的契機，確立了“開拓萬里波濤，宣布國威于四方”的戰略目標，大力發展海軍。公元1854年8月，荷蘭東洋艦隊所屬的蒸氣機船“森賓”號到達長畸，受日本幕府聘請，艦長費比尤斯中校講授歐洲海軍知識，日本近代海軍正式開始發展。公元1868年，明治維新后，天皇將幕府手中的權力集于一手，日本開始積極推行對外擴張政策，走上軍國主義道路，首先提出把海軍建設作為第一要務，確立了“耀皇威于海外”的海軍長遠戰略目標。公元1872年，日本廢除兵部省，分置海軍省和陸軍省。公元1873年，英國海軍教官團到日本，同時，日本也派出大批人員赴英美海軍學習。公元1875年，日本海軍開始遠洋航海，對美國進行訪問，3年后又遠度重洋，訪問歐洲和澳洲。短短數十年，日本海軍艦隊從無到有，大小到大，從近海駛向遠洋。
 
　　縱觀歷史，我們不得不說，在日本人的骨子里，是軀殼在島，靈魂向陸；在中國人的骨子里，則是軀殼在陸，靈魂在陸。當歷史進入海權時代，日本在進攻性的海權戰略思維主導下，越過海洋，把目光瞄向彼岸的中國，瞄向遼闊的東亞大陸，日思夜想去征服大海彼岸的中國，以獲取戰略資源和戰略縱深。此時，控制亞洲大陸的制陸權，戰勝并征服中國繼而稱霸亞洲，成為日本政界和民間的主流思想。公元1890年后，日本以國家財政收入的30%作為軍費，明治天皇每年還從皇室經費中拿出30萬元補貼海軍建設，日本官員和民間富商也紛紛捐款捐物。與此同時，日本幕府體制瓦解后，大批失去祿位的幕府武士成為四處流竄的浪人，他們都極其狠辣瘋狂，樂于冒險，熱衷于侵略擴張，如野狼四處流浪，此時更是蔚然成風，他們鼓吹對外侵略，在日本民間大肆宣揚造勢。此時，在鴉片戰爭中被列強叩開國門的大清王朝，也開始在舉國震驚中蘇醒，與日本明治維新相對應，開始興辦洋務運動。在李鴻章、左宗棠、丁日昌等人的主持下，相繼建設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和海軍力量。但是，家有惡鄰，卻渾然不覺。大清帝國的掌舵者們依然堅持防御性的海權策略，控制臨海目的僅僅局限于保護陸地不受侵犯。而以“清流”自居的官僚階層甚至還堅決抵制技術圖強，目光不出三尺之外，依然如井底之蛙，堅稱“但修我陸戰之備，不必爭利海上也”。即使是北洋水師的締造者李鴻章也認為“我之造船，本無馳騁域外之意，不過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最終，導致大清帝國錯失難得的歷史機遇，混亂失控，造成毀滅性后果，直至國破家亡。因此，盤點導致大清帝國滅亡的罪魁禍首，首推身處紫禁城的帝后臣僚。甲午戰爭爆發前的公元1891年，丁汝昌率北洋海軍引以為傲的“定遠艦”和“鎮遠艦”等主力艦出訪日本，經神戶到達橫濱港，港內各國艦只紛紛鳴禮炮致敬。站在甲板上洋洋得意的大清官兵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此情此景已經成為大清帝國最后的輝煌，引以為傲的鐵甲巨艦發射的禮炮馬上成為一個帝國的絕響。
 
　　觀念的落后，是最可怕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并非是發展落后就要挨打，即使發展再好，但如果觀念落后，戰略失當，照樣挨打。何況一般情況下，觀念落后必然導致發展滯后不前。一個拘泥于大河文明停滯不前，在利劍抵喉之時卻渾然不察，一個急速轉向海洋文明開拓擴張，在蠢蠢欲動之中伺機而行，對海權的不同觀念和態度，最終決定了中國和日本的未來走向。日本如同一條冬眠之蛇漸漸蘇醒，吐著蛇信準備隨時對大清帝國發起致命攻擊，虎視眈眈，磨刀霍霍。當此歷史拐點，中日之間一旦對決，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軍事力量的對抗，而是思想觀念的強烈碰撞，是國家戰略的整體對抗，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生死交鋒。
 
　　四、甲午交鋒
 
　　公元1894年，即光緒二十年，是中國的農歷甲午年，天干為木，地支為火，對于大清王朝而言，注定是一個多事之秋。慈禧大壽，海軍大閱，朝鮮風云，甲午交鋒，在渾渾噩噩之中，大清帝國大敗于小，多敗于少，強敗于弱。甲午戰爭的慘敗，使大清帝國在東亞海域顯赫一時的北洋海軍煙消云散，日寇登陸，滿目瘡痍，一寸山河一寸血。隨后在談判桌上，李鴻章在萬般屈辱中無奈地與伊藤博文簽訂了《馬關條約》，賠款割地，喪權辱國。天朝榮光，從此蕩然無存。
 
　　公元1894年，即光緒二十年，是中國的農歷甲午年，天干為木，地支為火，對于大清王朝而言，注定是一個風起云涌的多事之秋。而悲劇，往往以喜劇的方式徐徐拉開帷幕。
 
　　……年初，為慶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壽，大清帝國皇城修繕一新，處處張燈結彩，文武百官個個有賞，喜不自禁，尚不知噩夢在即。僅從頤和園宮門到紫禁城西華門所經道路兩旁的修繕就耗費白銀240多萬兩，花費驚人。金玉其外，敗絮其內。在帝國華麗外衣下，此時已經破綻百出，海軍多次提請購艦換炮的奏請被束之高閣，甚至部分費用被挪去修繕頤和園。《漢書》云：“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知身之惡而不改，譽日損而禍至，大清帝國最終走上窮途末路。三朝元老的戶部尚書閻敬銘甚至以死相諫，強烈請求停修頤和園。慈禧太后大發雷霆：“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身不歡”。迄今依然高大巍峨的頤和園萬壽山，彼時清廷用購艦換炮的白銀修繕一新，見證了老佛爺荒誕可悲的六十大壽。
 
　　……5月，北洋海軍舉行聲勢浩大的三年大閱儀式。20余艘大清艦船組成了混合艦隊，艦船相連，龍旗飄飄。公元1888年成軍時的北洋海軍，曾經擁有各式艦艇25艘，總噸位達3.8萬噸，號稱“遠東第一”。而此時李鴻章等人早已意識到，北洋海軍此時實際上已經虛弱不堪。因戶部拒絕撥銀購艦，北洋海軍已經多年未添一船一炮，甚至連日常保養支出都不能給付到位。此時，卻猶如寓言故事中不著絲縷的皇帝的新衣一般，被閱者心知肚明，巡閱者裝聾作啞，但戰爭畢竟不是演戲，大清王朝最終在隨后的甲午戰爭中自食苦果。
 
　　……6月5日，日本政府組建負責對中國發動戰爭的最高統帥部——日軍大本營，全權籌劃和指揮對中國展開致命一擊，劍指威脅其制海權的北洋海軍，對大清王朝進行致命襲擊的戰爭機器開始高速運轉。
 
　　……6月17日，日軍大本營御前會議決定對中國發動戰爭，以殲滅清朝海軍主力，迅速掌握渤海和黃海制海權，從渤海灣登陸中國，在直隸平原與中國軍隊決戰，進攻清廷京城為戰略上策。對大陸戰略縱深已經覬覦千年的日本對大清帝國再次亮出猙獰倭刀，企圖以海圖陸、稱霸東亞。

　　……7月17日，日本經過好戰分子不遺余力的宣傳鼓動，進入戰爭狂熱狀態，民間發動募捐，鼓動青壯年參軍入伍，腰插武士刀的浪人蜂擁而來。此時的日本宗教也陷入瘋狂，有的寺廟住持公開講經，鼓吹：“為國征戰乃無上功德，修成圓滿即可登極樂凈土”。甚至有數十名佛教僧人放下佛經，拿起屠刀，披著袈裟參軍入伍，成為“從軍僧”。僅僅月余時間，日本海軍戰時編組就快速完成，組建了龐大的日本聯合艦隊。此時，經過10余年的戰爭準備，日本已經擁有各式艦艇31艘，總噸位達7.2萬噸。
 
　　……7月23日，得到潛伏在中國傳回北洋艦隊行動情報的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出動，尋機對大清海軍進行偷襲。此前一天，方伯謙率“濟遠艦”、“廣乙艦”“威遠艦”等3艘艦駛向牙山，為運輸船護航。同日，“操江艦”、運兵船“高升號”從大沽出發駛向牙山。此日，日本《國民新聞》發表評論：“天賜良機，清國冥頑不靈，給我們以開戰之辭，現正是同清國開戰的好時機：一是軍備上我方遙遙超過對方。二是財政寬裕，足以提供一億多日元軍費。三是他國立于旁觀地位。四是我于朝鮮已占優勢地位。五是國民團結一心。”
 
　　……7月25日，中日艦隊在豐島打響海戰，日本“吉野艦”首先向中國“濟遠艦”開炮。在日本“浪速艦”炮擊下，清朝租用運送中國士兵的英國貨輪“高升號”被擊沉，800多名官兵不幸殉難。罪魁禍首的“浪速艦”首任艦長東鄉平八郞后來成為日本海軍元帥，與陸軍的乃木希典并稱為日本“軍神”。
 
　　……7月28日，光緒皇帝23歲生日，北京依然歌舞升平。此時，大清王朝中樞對前線戰局仍然一無所知，清流領袖們尚夜郎自大，視日本懦弱不堪，強烈要求對日開戰。
 
　　……8月1日，中日雙方正式宣戰。光緒皇帝頒布上諭“朝廷辦理此事，實已仁至義盡，而倭人渝盟肇釁，無理至極，勢難再予姑容。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已拯韓民于涂炭。”
 
　　……8月4日，衛汝貴、馬玉崑等率萬余大軍抵達平壤，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強大軍團。而大清朝廷委任牙山敗將葉志超為“總派總統諸軍”，節制所有入朝陸軍。后來的戰爭事實證明，身為李鴻章淮軍嫡系的葉志超是一個卑劣的逃跑行家，打仗外行，撒謊內行，遇戰即跑，毫無軍人的血性和節操可言。
 
　　……9月7日，協助李鴻章參贊軍機的周馥、盛懷宣聯名致電丁汝昌，發出趁日本國內空虛，突襲長崎，得勝后再回擊仁川的戰略進攻建議。李鴻章也給丁汝昌致電讓其考慮進襲日　　本本土。甲午戰爭中最具有重大戰略價值的建議卻被丁汝昌置之不理，大清王朝失去了最重要的翻盤機會。
 
　　……9月12日，日軍兵臨平壤城下。3天后發起總攻。統率葉志超戰心全無，當夜敗退，被日軍伏擊，傷亡慘重。“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貴是高貴者的墓志銘”。駐守牡丹臺、玄武門的清軍總兵左寶貴則身穿御賜黃馬褂，親自操炮擊敵，不幸壯烈犧牲，成為甲午戰爭中為國捐軀的第一位清軍高級將領。在葉志超棄城逃跑之際，左寶貴怒罵：“若輩惜死，可自去，此城為吾冢矣。” 一語成讖，魂斷異鄉。
 
　　……9月16日，李鴻章命北洋海軍出動護送運輸增援平壤軍隊的船隊至大東溝。
 
　　……9月17日，日本聯合艦隊詭秘而行，趕至大東溝方向，猛烈攻擊北洋海軍。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此次海戰中，“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在最后關頭大聲疾呼：“我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 有死而已。然雖死，而海軍聲威弗替，是即所以報國也！”隨即指揮遭受重創的戰艦快速撞向日艦，欲與日艦同歸于盡，在日艦的猛烈炮火中被擊沉，全艦官兵除7人幸存外全部犧牲，在民族危亡之際毅然舍生取義。波濤哽咽，浪花如淚，英雄與軍艦共沉海底，譜寫了一曲讓海天為之變色的慷慨悲歌。英雄鄧世昌，原名永昌，字正卿，公元1849年9月17日生于廣東番禺，馬尾船政學堂駕馭班第一屆學員。這天，他毅然指揮軍艦在炮火中義無反顧地撞向日艦的時候，也正是他45歲生日。“致遠艦”遭日炮擊沉后，隨從以救生圈相救，被鄧世昌堅決拒絕，并講“我立志殺敵報國，今死于海，義也，何求生也！”隨后淹沒于大海，其愛犬“太陽”也隨之沉入海水。身死神以靈，魂魄為鬼雄。蒼天垂淚，大地含悲。英雄鄧世昌以身殉國的消息令舉國震驚，光緒帝垂淚為之撰聯：“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并賜鄧世昌為“壯節公”，追封為“太子少保”。甚至時至今日，當年海戰中沉沒軍艦上的將士遺骸依然苦苦守在艦上，保持著沖鋒戰斗的姿態，令人唏噓不已。
 
　　……9月22日，在黃海海戰中遭創的日艦修復后，即開始偵察大連灣，準備攻擊遼東半島，占領旅順。此時，山縣有朋抵達朝鮮北境義州，飲馬于鴨綠江畔，窺探大清的山川地貌，萬分得意之下作詩一首：“對峙兩軍今若何？戰聲恰似迅雷過。奉天城外三更雪，百萬雄師過大河。”
 
　　……10月24日，日軍開始登陸大連花園口，至到11月7日，將24049人及裝備和近3000匹馬送上陸地灘頭。在日軍大搖大擺登陸過程中，駐守在大連灣、旅順清軍均坐視不管，視若罔聞。此時，慈禧太后在慈寧宮慶祝她的六十大壽，紫禁城內戲曲不絕，朝廷諸事一概延擱不辦。戲臺上水袖飛舞，千里外國土淪喪。時至今日，翻看歷史，令人悲憤不已、欲哭無淚。
 
　　……11月3日，日軍進攻金州，3天后攻克，4天后輕取大連灣，守將趙懷業望風而逃，清軍“甫及城門，聞警復返，不戰而潰”。趙懷業率軍逃跑，給日軍留下了包括火炮100多門在內數量巨大的武器裝備和糧草供應，成為日軍攻打旅順的重要物資保障。
 
　　……11月7日，丁汝昌率艦隊離開旅順灣向威海撤退。
 
　　……11月17日，日軍進攻旅順。駐守旅順的六支清軍有五支的將領逃回天津，只有總兵徐邦道統領的一支愛國官兵進行英勇抵抗。經過三天激戰，“遠東第一要塞”旅順失陷，日軍屠城，尸橫街道，就連白發老人和幼小嬰兒也未能幸免于難，慘遭殺戮，數萬居民僅存36人。在日軍殘酷無情的屠刀之下，遠東要塞旅順成為一座人間鬼城，冤魂游離，血染大地。慘絕人寰的旅順大屠殺，也揭穿了日本宣揚的虛假的“義戰”幌子。
 
　　……此后，大清王朝兵敗如山倒。在攻陷旅順之后，日軍大本營迅速確立了進攻威海衛、全殲北洋海軍主力的作戰目標。次年1月20日，日本聯合艦隊開始登陸成山角，攻占榮城，包抄威海衛后路。就是在同一個港口，讓中華民族記住了一個悲愴無比的歷史印記。唐朝時期，日本龐大的遣唐使帶著圖書、茶葉和凝結著中華文明的典章書籍，從此處飄然登船回國，此時他們的后人又面目猙獰地泊艦登岸，兇殘地舉起了手中的槍枝和屠刀。2月12日，丁汝昌在簽署投降書后在悲愴中服鴉片自殺。而“鎮遠”艦護理管帶楊用霖在悲憤絕望之中對準自己頭部開出了北洋海軍的最后一槍，飲彈自盡，殺身成仁。2月17日，日本聯合艦隊正式侵占威海衛港，占領劉公島，俘獲“鎮遠艦”、“濟遠艦”等軍艦10余艘，扯下大清龍旗，換上了日本旗。蕭瑟春雨之中，被拆掉大炮的北洋海軍練習艦“康濟艦”載著丁汝昌、劉步蟾等北洋海軍將領的靈樞，拉著哀鳴泣訴的汽笛，緩緩駛離劉公島港，北洋海軍最終全軍覆沒。3月12日，在清流官僚的一片指責和怒罵聲中，北洋海軍被裁撤。8月，北洋海軍各級職務從建制上被正式取消。自此以后，在東亞海域顯赫一時的北洋海軍煙消云散，仁人志士耗費心血數十年謀存圖強的雄心成為海之殤。大清王朝失去了曾經引以為傲的北洋海軍，日寇登陸，滿目瘡痍，山河失色。隨后在談判桌上，李鴻章在萬般屈辱中無奈地與伊藤博文簽訂了《馬關條約》，賠款割地，喪權辱國。天朝榮光，從此蕩然無存。甲午戰爭結束后，日本處心積慮地把打撈上來的“定遠艦”拖回日本，用大清北洋海軍旗艦的鐵甲殘骸建造了一個“定遠館”，以永久宣示日軍的顯赫戰功。甚至時至今日，“定遠艦”的靈魂依然還在大海彼岸苦苦地守望著中華大地，目睹中華民族百年的興衰沉淪，彼岸堅實的大地和熟悉的港灣成為他回不去的家園，每當炎黃子孫駐足于此，莫不為之悲憤交加。
 
　　一寸山河一寸血。龍旗飄落，大海嗚咽。重創中華民族的甲午戰爭，是一場大敗于小、多敗于少、強敗于弱的恥辱之戰，最終以大清帝國史無前例的慘敗而告終。晚清的麻木與沮喪，書寫著一個民族最悲慘的苦難史，那些忍無可忍的痛苦，呼喚著中華民族覺醒時刻的到來。由此一戰，日本撕開了大清帝國主導的東亞秩序的口子，步步為營，開始對亞洲大陸進行喪心病狂的蠶食、侵略，把腐朽不堪的大清王朝一并侵略肢解，直至萬劫不復。
 
　　四、敗局探因
 
　　居安當思危，臨危須思變。成功難，失敗易。成功，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失敗，卻不需太多理由，一著不慎則全盤皆輸。盤點歷史，成功之際爭功領賞者如云，失敗之后推諉掩過者眾多。120年后的今天，我們需要認真審視和深刻反思甲午戰爭，追問大清帝國為何如此不堪一擊、一敗涂地？在反思中保持高度警醒。檢討120年前的甲午敗局，我們不應以成敗論英雄，武斷地把原因歸咎于前人，畢竟他們身處一個風云變幻的時代，家國天下的夢想掣肘于荊棘密布的現實。回望歷史，有很多人在名利關留下恥辱的背影，也有很多人在生死關刻下不朽豐碑。歷史，不能淡忘，也不容淡忘。長歌當哭，劉公島是中國的警世之島。拂去歷史的塵煙，劉公島是一座用血和淚書寫的歷史座碑，承載著百年的悲憤與傷痛，鐫刻著民族的血性和恥辱，記錄著一段改寫中國命運并足以使后人為之悚然警醒的歷史。
 
　　多年來，我曾數次前往旅順和威海，乘船出海，登高望遠，重溫歷史，憑吊忠魂，審視和反思甲午戰爭大敗局。春暖花開，乍冷乍暖，當我又一次登上威海劉公島，看到櫻花遍島，不由為之深感悲哀、痛徹心扉。島上櫻花怒放，白者如鬼魅，紅者似鮮血。
 
　　歷史，不能淡忘，也不容淡忘。長歌當哭，劉公島是中國的警世之島。2013年5月，在甲午戰爭紀念館前，偶遇威海青年作家鴻鳴在簽名出售他的作品《英雄鄧世昌》。為紀念為國捐軀的民族英雄鄧世昌，這位血性漢子用了3年多的時間，輾轉數千公里，翻閱了大量的史實資料，完成了他的力作。劉公島上那只銹跡斑斑的大鐵錨，曾經是“鎮遠”艦上的巨錨，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連同其他殘存的艦船一并擄走，直到二戰結束日本投降后，才回到中國。鐵錨無言，奇恥大辱，刻骨銘心。刻史銘記，揚鞭奮起。拂去歷史的塵煙，劉公島是一座用血和淚書寫的歷史座碑，承載著百年的悲憤與傷痛，鐫刻著民族的血性和恥辱，記錄著一段改寫中國命運并足以使后人為之悚然警醒的悲憤歷史。
 
　　從公元1894年的甲午戰爭到公元1945年日軍在沮喪中舉白旗列隊投降，無數中國同胞在日本猙獰的屠刀之下如草木待割，命如草芥，血流成河。日軍鐵蹄所過之處，山河易色，草木含悲。中華民族是堅韌的，歷盡艱辛，在苦難中又重新崛起。在120年后的今天，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華民族同心同德，凝心聚氣，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中國夢而奮斗。城頭鐵鼓聲又震，匣里金刀血未干。當前，危機依然四伏，亞太安全形勢風云突變，中國面臨日益嚴峻的戰略壓力。美國在不斷點燃中東戰火把阿拉伯世界碎片化之后，又提出重返亞太戰略，在第一、二島鏈上為中國量身定制圍堵遏制發展的包圍圈。日本右翼分子則蠢蠢欲動，日本政要頻頻參拜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2013年8月，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準航母即22DDH型直升機母艦在橫濱下水，命名為曾作為侵華戰爭時期日軍旗艦的“出云”號。數月后，日本自衛隊陸海空三軍集結，長途奔襲，在釣魚島100多海里處大搞“離島自衛”軍演。凡此種種，無不暴露出日本急于擺脫和平憲法限制、加快復辟軍國主義的狼子野心。
 
　　居安當思危，臨危須思變。韓非子講：“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成功難，失敗易。成功，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失敗，卻不需太多理由，一著不慎，全盤皆輸。當此歷史重要關口，我們需要認真審視和深刻反思甲午戰爭，在反思甲午大變局中保持高度警醒。此次審視，重在從失敗中找出歷史教訓，從歷史教訓中深刻反思。有果必有因。甲午慘敗的原因主要在于戰略、人才、精神、技術、訓練、清流、吏治、諜報、指揮、謀略等十個方面。
 
　　▲其一：戰略。政略決定戰略，戰略決定戰役。甲午戰爭敗局，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敗在戰略。“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無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在皇權時代，君權與臣權之間的爭奪制衡，是導致政權更迭、改朝換代的制度性原因。從歷史上看，君權與臣權如制衡得當則興，失衡則亡；君主睿智臣子無能亡，臣子能力突出君主昏庸也亡。開國之初，新上位的皇帝大都開明睿智，君臣一心，從善如流。三、四代之后，依靠血緣關系傳承到天子之位的帝王卻難免出現德才瑕疵者，甚至低能者也不鮮見。共苦易，同甘難。此時，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為寇仇。大臣之間也爭權奪利，中樞之力難以制衡皇權，中樞之間又陷入內耗爭斗，最終導致君臣一起走向毀滅，朝代土崩瓦解。因此講，不能簡單地把甲午慘敗歸罪于慈禧太后一人。縱使慈禧太后迷戀并控制君權，挪用北洋海軍部分經費修繕頤和園，這也只是她人格上的瑕疵。而那些掌握中樞權力的臣子們，卻在戰略上出了大問題，則是能力上的極大瑕疵，何況甲午戰爭爆發前，前方吃緊，后方內斗。無論是帝黨主戰，還是后黨主和，均非為國，只慮私利。老子講：“治大國，若烹小鮮。”清廷帝后臣僚漠視外部逼近的巨大危險，還不停地內斗瞎折騰，焉能不亡？與此同時，洋務運動支撐中國建立了近代海軍和陸軍，同時也引起日本的坐立不安。為了確保在東亞海權上的戰略優勢，日本國內的主戰派一再要求立即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在中國欲強未強之際率先出手，其首要目標就是威脅其制海權的北洋海軍。因此，日本在發展海軍力量時注重的是戰略進攻能力，以進攻取得制海權，進而取得東亞大陸的制陸權。與大清王朝君權相權爭奪不休、廣大官僚一盤散沙相對比，日本則是君權相權高度配合。甲午戰爭爆發，日本天皇親自督戰，大權在握的伊藤博文更是把辦公地點搬到“軍都”廣島，日本戰爭機器高效運轉。而大清王朝對日本的戰略圖謀卻沒有絲毫警覺，依然畫陸為牢，把發展海軍力量僅僅定位為戰略防御。甚至清醒如李鴻章，作為北洋水師的創建者和掌舵者，也天真地認為可以采取聯合日本抗擊西方列強的戰略，在日本、俄國和西方列強間猶豫不決，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日本的戰略欺詐所迷惑。一攻一防，清朝在戰略上先失先機。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才是戰略眼光。習慣于以中國的眼光看世界的清朝大臣們，忽視了日本的戰略企圖。如果洞察日本的戰略意圖，可以在公元1894年之前尚保持戰略優勢之時先發制敵。即使堅持戰略防御原則，那么也可以韜光養晦，避免過早刺激日本。禍莫大于輕敵。戰略上的輕敵思想，在清廷上層官員中根深蒂固。早在公元1882年7月，朝鮮發生“壬午之變”，日本以朝軍在事變中殺死日本軍官為由，立即派出海陸軍前往朝鮮興師問罪，8月，丁汝昌率北洋水師抵達朝鮮，迅速控制住局面，日軍不戰而退，進一步深化了清廷官員“彈丸小國不足為懼”的輕敵思想。因此說，戰略上的重大失誤，罪責主要在掌控中樞權力的臣子。因為，我們無法苛求沒有經過科舉考試的慈禧太后比浸淫學海數十載且深諳權謀之術的臣子們擁有更高超的戰略洞察力。從一定意義上講，大清帝國在戰略上出現的重大誤判，是根本性和顛覆性的重大錯誤，直接導致甲午慘敗。劉亞洲同志在《大戰略觀》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遠沒有認清過去，就急急忙忙地追趕未來；我們還不知道為什么摔倒，卻又匆匆地趕路。什么都可以出錯，戰略不能出錯；什么都可以失敗，戰略不能失敗。戰略的失敗是最徹底的失敗。”戰略一旦失誤，難以彌補。身處一個不斷變幻的國際環境中，卻堅守著落伍而不合時宜的戰略，又如何不頭破血流？因此，甲午慘敗，敗在戰略。
 
　　▲其二：人才。政貴得人，不貴得官。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數千年來，選才歷來是一個朝廷的頭等大事。歷史表明，英才，是一個民族的真正脊梁。大才可以救國，中才可以治國，小才可以利國，而庸才誤國，蠢才禍國。泱泱大清王朝沒有出類拔萃的人才嗎？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因，囿于滿漢之分，有人才而不育、有英才而不用，對漢族精英人才進行排斥，是大清王朝吞下敗戰苦果的重要原因。扶大廈之將傾的安邦治國之才，必須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此時，要救大清，必須放手讓良醫一搏，如醫治頑疾一般，找準癥結，對癥下藥。延續中國數千年的科舉制度，越來越走向重視八股、歸于清流的極端。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們終日窮經據典，兩耳不聞窗外事，縱使學富五車，又有何益？不把真才實學用于國家和民族，為拯救中華民族施展才華，而是終日蠅營狗茍，為個人利益窮于算計。公元1864年，李鴻章就在致總理衙門的信中提出公開選才，以彌補科舉制度之不足，他提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公元1875年和公元1877年，左宗棠、沈葆楨等人先后奏請選送兩批30多名學員赴英法留學。公元1881年，由于朝野強大的頑固保守勢力的反對，所有的留學計劃被迫取消，一大批留美學童被迫返國，錯失培育英才改變國運的大好良機。有人才而不用，使人才無用武之地，是大清帝國失敗的重要原因。在甲午戰爭中，即使李鴻章身邊，也聚集了一批留學返國的人才和海軍船政專業人才，但因派系林立，用人制度扭曲，都被排擠在外。此時大清帝國的人才被嚴重邊緣化，他們進入不了重要崗位，參與不了重要決策，更不可能去研究并改革清廷制度，以此去改寫中國命運。甲午戰爭爆發時，清軍總兵以上將領平均年齡超過61歲，最大的已經74歲。而日本旅團以上將領平均年齡只有48.78歲，其中年齡最大的山縣有朋也才只有56歲，而且日軍大多是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新式軍人。在普通士兵中，作戰清軍年齡老化、幼化嚴重，既有胡須花白的老兵，也有身高不及兵器高的娃娃兵，受教育程度低，是一支名符其實的老弱病殘幼之師，是一支良莠不齊的雜牌軍。如此的兩軍對峙決戰，無疑如同鷹與雞的對壘。“定遠艦”作戰參謀吳應科是返國“留美幼童”之一，戰爭中表現英勇，被清廷授予“巴圖魯”（即英雄），但他在悲憤之中，把得到的勛章用軍服包裹著扔入大海。國恨家仇，甲午慘敗后國人莫不憤恨，回天無力的有識之士更是悲憤不已。哀莫大于心死，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后，“鎮遠”艦護理管帶楊用霖在悲憤絕望之中殺身成仁。在國難當頭之際，也有大批英才上憂社稷下憂黎庶，卻欲報國保家而無門，庸才甚至蠢才卻占居重要位置誤國誤已。因此，甲午慘敗，敗在人才。
 
　　▲其三：精神。精神決定狀態，精神決定成敗。一個悲情的時代，必然有一個麻木混沌的精神狀態。在痛陳甲午戰爭失敗原因時，李鴻章曾講“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縱觀中國浩瀚歷史，無論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還是蒙元帝國，一個屬于英雄輩出的時代，必然有高昂向上爭鋒天下的精神狀態。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普通民眾，都無不心系社稷，以民族整體利益為重。為君者心系天下蒼生，為臣者舍我其誰，為將者沖鋒陷陣。歷史也表明，只有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民眾愛國家，方能縱橫寰宇無敵于天下。否則，如果一個國家和民族，精神懈怠萎靡，貪圖安逸享樂，自我麻痹大意，為將者貪生怕死，執政者互相拆臺，則不打即垮，不戰即敗，誤國誤已，禍國殃民。在大清帝國晚期，皇室貴胄和官僚大臣虛驕奢糜，妄自尊大，信仰體系崩塌，精神支柱匱乏，知識分子汲汲營營地鉆研孔孟之道，卻只當作升官發財的階梯，忙碌于為個人和家族謀取私利，上下鉆營，明哲保身，已經失去了家國天下的強烈責任感，選賢任能的科舉制度淪落為謀身求利私器。公元1860年9月，英法聯軍先后在張家灣、八里橋大敗清朝軍隊，進駐通州，直逼京城，年僅31歲卻沉溺于鴉片的咸豐帝帶著近臣和后妃倉皇北上，避走熱河，留下一個沒有皇帝的國都和崩潰離散的人心。而當時的清廷衙門中抽鴉片之風盛行，甚至有些官僚不得不雇人代執公務。“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如此精神頹廢的時代，又怎么能奢望產生登高望遠、把欄桿拍遍的英雄情懷？又怎么能奢望擁有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無畏精神？一支喪失斗志的軍隊，更是如同一只引頸待宰的羔羊。在世界叢林法則中，軟弱可欺者必不自保。對于日本的侵略活動，大清帝國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軟弱無能任人欺辱，同治十三年，即公元1874年6月，西鄉從道率軍入侵臺灣，總理衙門與日本理論，日本在理屈詞窮之際竟然索要兵費，最后支付“恤銀”50萬兩。此次試探性挑釁行為的勝利，使日本的侵略野心越來越大，公元1879年，日本公然吞并硫球，隨后又把侵略勢力延伸至朝鮮半島。甲午戰爭爆發后，京師綠營兵奉調山海關駐防，作為大清軍隊勁旅的綠營官兵精神萎靡不振，行軍場面令路途圍觀者無不絕望至極：“人黑而瘠，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馬汗如雨。有囊洋藥具于鞍，累累然。有執鳥雀籠于手，嚼粒而飼，怡怡然。有如饑渴蹙額，戚戚然。”甲午戰爭之前，北洋海軍曾先后兩次派艦隊出訪日本，上岸官兵與日本民眾發生沖突，艦上官兵居然在炮管上“涼曬衣物”，在作戰室玩游戲，這些都令日本有心人觀察到后紛紛竊喜不已，認為大清海軍雖大不壯，不以為懼，日本海軍將領更是由敬畏變成藐視。馮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回憶道：駐守保定的清軍聽說要向大沽開拔，抵御日軍，官兵無不失神失色，恐慌萬分，徹夜難眠，開拔之日鬼哭狼嚎，如同送喪出殯。作為滿清的“龍興之地”，大清王朝十分重視東北的防御，清軍甚至還在鴨綠江畔修筑了一條結構堅固、堡壘遍布的長壘，但縱使如此，日軍槍炮一響，防守的清軍貪生怕死，四處逃竄，不打而敗。見侮而不斗，乃軍人之大辱。大清軍隊軍紀之松散，精神之懈怠，可窺一斑。與清軍的精神萎靡不振相反，明治天皇駐守作為最高戰爭指揮機構的“戰時大本營”，伊藤博文等極力為他打造“軍人天皇”形象，建立起“戰時體制”，大肆宣揚“天皇親征”，以鼓舞士氣。日軍官兵無不是陷入戰爭的精神狂熱中，甚至很多人抱著武士道精神一心以身殉國。甲午戰爭爆發后，日本的國內媒體濃墨重彩報道戰況，給日本民眾洗腦，鼓吹對大清之戰是“文明之戰”、“解放之戰”和“救亡之戰”，駐外日本外交人員也紛紛在報刊上撰稿宣揚中國威脅論、日本投入戰爭是代表了文明進步等等，鼓動和渲染戰爭士氣。大清的《點石齋畫報》則常以天馬行空般小說式的虛假新聞迎合大眾，甚至連前線潰敗都被報道成大捷，對于凝聚民心士氣對抗日本有害無益。戰爭對峙的雙方，清軍是高而不大，萎靡退縮，日軍是矮而不小，咄咄逼人。因此，甲午慘敗，敗在精神。
 
　　▲其四：技術。視技術為奇巧淫技，還是作為關系發展存亡的大事；單純依靠引進技術，還是堅持在引進技術的基礎上注重自主創新，是中日在“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中的一個重要差別。也正是由于這個重要差別，導致北洋海軍在戰爭中快速慘敗。事實上，大清王朝的有識之士早就意識到必須高度重視技術革新，單純依靠技術引進不能解決長遠問題，必須堅持對外引進與自主研制并重。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曾國藩在《復陳購買外洋船炮折》中明確提出“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第一要務，購成之后，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重視對新技術在引進中創新。日本海軍對購買的艦船、武器等在熟練掌握性能后，制定自主制造的時間表。早在公元1861年，日本幕府就在長崎飽之浦修建了第一個洋式船廠即長崎制鐵廠，內設鍛冶、煉鐵、制造車間，可以對軍艦進行清理、修補等。公元1885年，北洋海軍“定遠艦”、“鎮遠艦”歸國加入戰斗序列后，對日本震動極大。公元1886年，日本政府發行1700萬元海軍公債擴張艦隊，其中，4278噸位的“橋立艦”在日本制造，標志著日本近代海軍造船工業的重大突破。甲午戰爭中，雖然日本的軍艦、大炮基本上是由英法制造，但士兵使用的步槍已經是國產的村田式步槍，后來成為日軍在中國攻城掠地的利器。公元1894年9月17日“黃海海戰”，日軍“西京丸”、“松島艦”等損毀較重的艦船，僅僅經過一周的快速修復就重新投入戰斗，而北洋海軍受創較輕的“靖遠艦”、“濟遠艦”等艦船還尚未修復。彈藥生產沒能實現自主研制，受制于人，也是北洋海軍慘敗的重要原因。北洋海軍的彈藥主要由天津機器局供應，但是由于天津機器局技術力量不足，一直無法生產大口徑開花彈，僅能制造填充沙土不會爆炸的實心彈。即使是購買的艦艇、武器等，也出現大炮與炮彈不匹配的現象，甚至經常出現炸膛現象。甲午戰爭即將打響，北洋海軍受戶部以“停購外洋軍火”上諭影響，艦隊炮彈數量奇缺，甚至有藥無彈，有彈無藥，導致甲午海戰中，戰爭尚在繼續，艦上已經沒有彈藥。甲午海戰中，北洋艦隊軍艦桅桿上的觀測人員還在手持儀器進行遠觀測量敵艦距離，后裝炮每分鐘才能發射1發炮彈；日本艦隊則裝備著先進的測距儀，擁有大量每分鐘可發射5至6發炮彈的速射炮，兩軍對壘，高下立現，技術決定輸贏。令人悲憤的是，北洋艦隊盛名之下，徒有其表，清軍陸軍裝備則更是一塌糊涂，大半的清軍士兵還在使用冷兵器時代的大刀和長矛。因此，甲午慘敗，敗在技術。
 
　　▲其五：訓練。老子講：“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平時不訓練備戰，戰時必被動挨打。一支軍隊，只有注重日常訓練，時刻保持戰斗狀態，才能在戰爭來臨時迅速投入戰斗并奪取勝利。否則，平時訓練中松松垮垮，在戰爭來臨時只能以失敗告終。用金錢可以買來先進的武器裝備，但買不到戰斗力，擅長于指揮的軍官和紀律嚴明的士兵只能在訓練中養成。北洋海軍后期疏于訓練，甚至視訓練為兒戲，最終只能自吞惡果。在北洋海軍建立之初，清廷聘請了大批英國、德國和法國顧問人員幫助訓練，包括高級顧問、教官、技術人員和工程人員等。這些外國雇員承擔了艦隊訓練、部門訓練、技術兵種專業操練等，甚至有的直接擔任某些部門的操作主管。公元1882年，李鴻章經過考核審定，決定聘請英國海軍中校瑯威理擔當北洋水師總查，為副提督銜。中法戰爭后，英國宣布中立，瑯威理為避嫌去職。公元1886年，李鴻章再次邀請瑯威理重返中國任職，并在合同中規定5年內將北洋水師訓練提升到國際水平，并在戰時幫助中國作戰。當年5月，醇親王巡閱北洋水師，看到瑯威理訓練得力，操練精嚴，給予重獎，賞提督銜，封為“會統北洋水師提督銜二等第三寶星瑯威理”。公元1888年，北洋海軍成軍。瑯威理任內，北洋海軍訓練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如此時投入戰斗，北洋海軍訓練有素，士氣高漲，戰斗力不可小覷。遺憾的是，公元1890年，瑯威理因被排擠憤而出走回國，北洋海軍訓練從此一落千丈，操練荒廢，軍紀松馳。甚至停止實戰訓練，視訓練為表演。如在炮術訓練中“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使。碼數已知，放固易中。”甚至因貪污腐敗，出現艦船機器因保養不及時過度磨損，機器零件缺失，夜晚大部分艦船官兵違反軍紀上岸居住的荒唐現象。薛福成對此憂心忡忡：“海軍不在遽添船炮，而在增練技藝”。“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弗可逭”。對訓練視同兒戲，對待武器裝備更是敝帚不自珍。平壤清軍的克虜伯大炮竟然銹蝕的拉不開炮栓，自天津運往山海關的大炮和彈藥堆積在海邊沙地上，數十天無人收管受潮。清軍如此訓練水準，艦隊形同虛設，遇戰必敗。反觀日本海軍訓練，日本海軍大尉島村速雄早在1876年就制訂了日本軍艦與北洋水師對戰的演練計劃，并反復修改戰法進行訓練。如此反差巨大的訓練水準，導致戰爭打響后已經成為一場非對稱作戰，一方咄咄逼人，一方被動挨打。因此，甲午慘敗，敗在訓練。
 
　　▲其六：清流。外戰未打，內戰先行，本應是抗敵御侮的北洋海軍，卻在清流的指責非難下成為派系爭斗的靶子。前方忙于對日本開戰，后方忙于對前線將領開戰，清流官史聲色犬馬，沽名釣譽，卻對前方將領橫加指摘斥責，孟子講：“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法國思想家拉羅什福科說：“真正的雄辯在于說出所有應該說的，而不是說出所有可以說的”。而對于清流而言，他們信奉的卻是：說出可以不負責任的，而不是說出需要負責任的。清流誤國，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別人熱火朝天地干，清流在邊上指指點點，甚至吹毛求疵、冷言惡語，表面上慷慨激昂，嘴上講的是家國天下和民族大義，背后卻置家國利益和民族命運于不顧，爭的是個人利益和小群體的利益，各有所圖，各執一詞。甲午戰爭前夕，相對于日本“舉國一戰”的狂妄情緒，大清王朝上下則“一盤散沙”。甲午戰爭之初，就有清廷官員提出立即抽調南洋、廣東、福建水師投入戰爭，全力對抗日本，但這一極具戰略價值的建議卻在官員內斗和相互傾軋中終未得到實行。無論是上至朝廷，下至普通百姓，對戰爭危險漠然視之，即使是在戰爭之中，也是麻木不仁，李鴻章感嘆“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甚至經歷過甲午戰爭的外國人感嘆：甲午海戰幾乎是李鴻章一個人與整個日本的決斗。對日開戰一個月內，丁汝昌就遭受到來自朝廷多達12次的彈劾和嚴飭。公元1894年11月27日，李鴻章電告丁汝昌等人：“旅失威亦吃緊，諸將領等各有守臺之責，若人逃臺失，無論逃至何處，定即奏拿正法。汝等稍有天良，須爭一口氣，舍一條命，于死中求生，榮莫大焉”。同日，御使安維峻等60多人聯名上奏請誅丁汝昌等，稱“如果日軍直撲威海，丁汝昌非逃即降，我之鐵甲等船，竊恐盡為倭賊所得”。甲午慘敗，朝廷清流紛紛怒罵海軍誤國，公元1895年3月12日，海軍衙門就被裁撤。清流誤國，只因是專長于內斗，甚至置國家民族利益于不顧。同為清廷重臣，翁同龢卻處處刁難李鴻章。公元1888年，北洋海軍原本預訂購買300箱炮，因軍費不到位，只能購入3發炮彈。因為對主政海軍的李鴻章心存不滿，翁同龢等清流主持下的戶部對海軍經費挪用短缺，不但連購艦購炮的銀兩卡住，就連艦船用煤都不能保證，致使海軍用劣質煤作燃料，導致管路堵塞，燃燒不足，航速滯后。理論航速18節的“致遠艦”和“靖遠艦”跑不到16節，“揚威艦”航速甚至只有7節。反觀日本，“吉野艦”航速達23節。甲午海戰中，日艦很遠就能發現北洋艦隊的蹤跡，因為北洋艦隊使用劣質煤，不但速度慢，而且煙霧大，日艦使用無煙煤，令北洋艦隊很難發現。清流一派對北洋海軍經費百般卡扣挪留，在朝鮮危機爆發時又紛紛上書，不顧中日實力懸殊，鼓動早日開戰。甲午戰爭結束后，日本要求大清配合其必斂“烈士”遺骨，在日本本土大肆樹立紀念碑。面對被日本放回的被俘清軍官兵，清流不但不寬慰安撫，反而嚴厲質問他們為何不殺身成仁。于甲午戰爭而言，清流破壞性十足，建設性全無。國難當前，行為可恥。讀了一輩子圣賢書，平時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標榜自己，危機面前卻不以民族大局為重，在重大歷史關頭做著偷雞摸狗的勾當，處中樞之地，卻行鬼魅伎倆。把事關國家安危的朝堂當作自己的名利場，只算自己的小賬，不算國家的大賬，令親者痛、仇者快。因此，甲午慘敗，敗在清流。
 
　　▲其七：吏治。仕者為已，則無善政。吏治之亂，禍國殃民。韓非子一針見血地指出：“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作風虛浮，遲早要輸；用人不慎，滿盤皆輸。“夫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清朝后期史治混亂，腐敗不堪，幫派林立，爾虞我詐，互相傾軋，重要崗位誤用貪生怕死和無能平庸之輩，是導致甲午慘敗的重要原因。史載，大清王朝晚期史治混亂不堪，大清軍隊腐敗現象嚴重，有的利用艦船載客跑運輸，有的利用豁免權從朝鮮走私人參等，有的甚至為爭搶一個歌妓而爭風吃醋。清人吳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記載：“南洋兵船到專供兵船物料鋪家買煤，賬上記100噸，實領二三十噸，給店里二成好處，其余皆被管帶貪污。”不但清軍官員想方設法發國難財，從艦艇裝備采購中撈油水，克扣士兵的薪水，就是連老兵也搶奪或克扣新兵口糧。甲午戰爭爆發后，衛汝貴奉旨率盛軍馬步十三營增援平壤，六千余人的隊伍一路上“遇物即擄，毫無顧忌”，軍紀之敗壞，令人發指。吏治腐敗，如蟲蝕木。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嘉慶四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以90歲高齡壽終正寢，第二天嗣皇帝嘉慶即頒發諭旨，免去乾隆皇帝駕前第一寵臣和坤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之職，同時，對和坤進行史無前例的大抄家。誅和坤，反貪腐，親政后的嘉慶開始對漫延帝國上下的官僚腐化現象進行刀削斧砍，縱使如此，也未能從根本上醫治帝國腐化墮落的頑疾，大清王朝依然一日日地跌落腐敗不堪的泥坑。唐代吳兢盤點歷代興亡史后感慨地講：“為主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在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派去歐洲購買武器的官員，請各專業人員評判武器性能，力爭買到性價比最高的武器。而大清官員計較于拿多少回扣，對武器性能卻漠不關心。強烈對比之下，讓歐洲武器制造商也為之感嘆不已。從歷史上看，李鴻章識人不明、用人不慎，選擇丁汝昌節制北洋海軍，是吏治敗筆，直接導致北洋海軍慘敗。丁汝昌原為太平軍程學啟部下，后隨程歸降曾國藩。公元1862年，程部轉歸李鴻章隸屬，丁汝昌也一并歸屬淮軍體系，并逐漸為李鴻章所賞識。但丁汝昌為人懦弱多疑，優柔寡斷，對近代海軍一無所知。但李鴻章出于更好地控制北洋海軍考慮，拒絕了丁日昌關于起用福州船政堂海軍專業官員的建議。在甲午戰爭中，丁汝昌先是臨戰不前，后又錯失戰機，最終甲午慘敗后自殺，誤國誤已。公元1894年8月4日，清朝大軍聚集平壤達萬余人，裝備行營火炮32門，機關炮6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強大軍團。而清朝廷委為“總派總統諸軍”節制所有入朝陸軍的居然是牙山敗將葉志超，后來更是在對日作戰中，如驚弓之鳥，戰心全無，倉皇逃跑，貽誤戰機。危機，是檢驗一個人素質高低的驗金石；戰爭，則是檢驗一個軍人忠誠與否的驗金石。風起云涌，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在甲午戰爭中，無論是中樞重臣和清流派系，還是地方大員和帶兵將領，除如李鴻章、鄧世昌、左寶貴等人外，大部分官史和將領都麻木不仁、腐敗無能，無不偷生茍安、爵以賄成，甚至在危機來臨之時，還在拉幫結派、排除異已，清軍中湘軍、淮軍、福建幫等幫派林立，互相摯肘，導致大清王朝在戰爭危局之中破綻百出。今日回顧歷史，依然令人哀其不幸而又怒其不爭。歷史表明，如果讓自私自利和平庸無能之徒治國，致使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力弱任重，小人因罪惡而升遷，君子因德行而沒落，必然會導致國家分崩離析，內憂外患，積弊重重，最終禍國殃民。因此，甲午慘敗，敗在吏治。
 
　　▲其八：諜報。孫子講：“知已知彼，百戰不殆”。戰爭有偶然性，勝負有必然性。傲慢自大，不了解日本底牌，又疏于防范對手刺探，被日本充分摸清底細，致使大清王朝在甲午戰爭中迅速慘敗。日本間諜潛入中國刺探情報，時日已久，間諜或偽裝為乞丐，或偽裝為商販，或剃發偽裝為和尚，潛伏于大清各地，大肆收集情報。早在公元1872年9月，日本就派遣間諜化妝成商人，從上海乘船經煙臺到營口收集情報，在發回的諜報中斷言大清王朝軍隊“士兵怯懦”、“常備軍幾乎是徒具虛名”。公元1873年，陸軍少佐福島九成偽裝潛入臺灣繪制軍事地圖，第二年日軍就據此圖侵臺。公元1886年，日本參謀本部派陸軍中尉荒尾精化妝為平民，秘密潛入上海，后到漢口開辦了名為樂善堂分店的間諜機關。同年，著名間諜川島芳子的養父川島浪速從東京外國語學校漢語系退學，開始潛入中國刺探海防情報，后來他又直接參加了甲午戰爭。公元1890年9月，日本在上海成立了日清貿易研究所，培養大批間諜人才，并多次派員進入旅順口、大連灣和威海衛等軍事要地收集情報。甲午戰爭爆發后，日清貿易研究所停辦，學員大都征召入伍，在大本營集訓之后分配至各軍中。更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甲午戰爭前一年，日本海軍少校井上敏夫甚至購買了一艘中國漁船，雇傭中國船夫，從煙臺港口出發，經旅順沿遼東半島東海岸直達鴨綠江出口，后又沿朝鮮西海岸到大同江，沿途大肆收集北洋海軍情報。日清宣戰后，日本參謀本部召見了向野堅一、豬田正吉等六名“中國通”，日軍參謀總長親自為他們訓話，讓他們榮幸拜謁天皇，隨后派往中國執行間諜任務。與此同時，清廷對日本的戰略動向和海軍實力卻沒有絲毫關注，渾渾噩噩，麻木不仁，既不知已，亦不知彼，對自己的實力抱有可笑自信，對日本的實力卻持無知蔑視。公元1894年6月，日本破譯了中方電報密碼，潛伏在煙臺的間諜宗方小太郞更是探得北洋艦隊的出發時間，掌握了清軍行動，日本艦隊設伏發起偷襲，導致北洋水師慘敗。早在公元1882年，日軍少佐神尾光臣就奉命潛伏到中國從事情報收集工作，甚至買通清廷軍機處官員收集重要情報，后來奉命監視清廷重臣李鴻章的一舉一動。因此，甲午慘敗，敗在諜報。
 
　　▲其九：指揮。指揮混亂，任務模糊，互相推捼，是導致甲午失敗的重要原因。甲午戰爭開始后，日本成立了直屬天皇的戰時大本營，作為海陸軍的最高指揮機構，制定了統籌海陸軍戰略意圖和行動的全面作戰計劃，在戰爭進程中，戰時大本營對前線軍隊實施集中統一指揮。反觀大清軍隊，對日戰爭的主要決策往往是多種官僚主張角力妥協的產物，雜亂無章，時常變更，指揮混亂。公元1895年2月11日，北洋海軍的大本營劉公島在日軍聯合艦隊的攻擊下即將陷落，島上戰爭慘烈，形勢迫在眉睫。此時，坐鎮天津指揮的李鴻章已經五內俱焚、幾乎暈厥，卻也無可奈何。威海衛附近駐軍多達18營2哨，但派系復雜，指揮混亂。煙臺以東的清軍和南方調來的援軍歸山東巡撫李秉衡節制，威海守御由李鴻章的淮軍負責，彼此各不相干，誰也指揮不了誰。就在威海清軍拼力血戰之際，周邊清軍卻視若無睹。同日，節制多方軍隊的山東巡撫李秉衡甚至由煙臺移師萊州，同胞在廝殺，他非但不出手援助，反而冷漠地率軍遠離戰場。更有甚者，在日軍登陸花園口時，清朝的附近駐軍沒有采取任何阻擊行動，放任日軍泊艦靠岸，一路殺戮。翻閱甲午戰爭時的史料，令人悲憤難平，公平地講，這場戰爭對于大清軍隊來講，有天時地利之優勢。公元1894年7月，酷熱難當，日軍在涉海遠行中出現嚴重中暑。11月25日草家嶺戰役中下起了大雪，日軍大批士兵在大雪中嚴重凍傷。大清軍隊在本土作戰，即使是在朝鮮也經營多年擁有很多優勢，而日軍不得不遠離本土長途跋涉，在此種情況下，大清軍隊依然慘敗，不得不說，關鍵是敗在“人”上。公元1894年11月，日軍進攻旅順，駐守旅順的六支清軍沒有一個統一的指揮，甚至有五支清軍的將領逃回天津，只有總兵徐邦道統領的一支愛國官兵進行英勇抵抗。經過三天激戰，“遠東第一要塞”旅順失陷，日軍屠城，數萬居民僅存36人。遇到野狼一樣的勁敵，又有蠢豬一樣的友軍，大敵當前，同床異夢，推捼扯皮，袖手旁觀，如此指揮之下，大清軍隊又如何能與日軍抗衡，又焉能不敗？因此，甲午慘敗，敗在指揮。
 
　　▲其十：謀略。上兵伐謀。兵貴于奇。沒有長遠謀略就沒有正確的策略。“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只有謀定而后動，才能運籌于帷幄之中，在戰爭較量中占據主動。目光短淺，閉塞言路，對于治國治軍良策置之不理，甚至不屑一顧，是甲午戰爭慘敗的重要原因。曾幾何時，施瑯率領的大清水師曾經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軍力量，但此后的100多年間，大清帝國的掌門人沒有海權意識，忽視了海上的長遠威脅，大清水師幾乎無用武之地，技術落后，人員松散，戰斗力跌至低谷。公元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輪船“阿美士德”沿中國沿海至朝鮮航行，對中國水師的評價至低，甚至說：“有大小不同的1000艘船只組成的整個中國艦隊，都抵御不了1艘英國戰艦”。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后，林則徐已經認識到“以船炮而言，本為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猝辦，而為長久計，也不得不先事籌維”。林則徐委托魏源編印《海國圖志》，首次明確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公元1875年，郭嵩燾受命出使英國，他在寄給總理衙門的《使西紀程》中，洞幽燭微，抽絲剝繭，指出了中國要抓緊向西方學習，應改革政體，抓緊興辦實學，卻被朝野視為異端，肺腑之言被當作危言聳聽，不到一年時間，郭嵩燾即被免職。此時，大部分清朝官僚大臣，仍然抱著泱泱華夏世界中心的自大心態，對世界大勢和清朝實力無知無覺，謀不長遠，略不保身，更談不上“知其雄，守其雌”。在鴉片戰爭中，作為東亞帝國的中國被小股英軍打翻在地，讓日本上下震驚。公元1842年，日本武士佐久間象山提出了著名的海防八策，被幕府立即采納并付諸實施。公元1880年起，日本全力以赴加快擴充軍備，以趕超中國為目標，醞釀一場國運相賭、稱雄亞洲的戰爭。至公元1894年甲午戰爭打響前，日本已經擁有艦艇總排水量7.2萬噸的海軍，陸軍常備兵規模達6.3萬多名，陸軍預備役達23萬。公元1891年，戶部奏準停購艦械兩年，劉步蟾認為日本在加緊增修武備，成為威脅大清安全的重大隱患，懇請李鴻章奏請朝廷按年添購鐵甲船2艘，以防不測，但李章沒有應允。劉步蟾氣憤難平：“平時不備，一旦僨事，咎將誰屬？”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在朝鮮聚集了優勢兵力，呈獅子搏兔之勢，對清軍步步緊逼，此時，李鴻章還對通過國際列強干涉與日本和談抱有希望，多次電示葉志超：“日雖竭力預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此萬國公例。誰先開戰，誰即理屈，切記勿忘！”這種絕不打第一槍、只防御、不進攻的戰爭謀略，貫穿于甲午戰爭始終。公元1894年9月7日，協助李鴻章參贊軍機的周馥、盛懷宣聯名致電丁汝昌，發出趁日本國內空虛，突襲長崎，得勝后再回擊仁川的戰略進攻建議，李鴻章也鄭重給丁汝昌發電讓其考慮進襲日本本土。這是甲午戰爭中最具有重大戰略價值的建議，如果被采納，北洋艦隊出其不意猛烈攻擊日本本土，將一舉改寫甲午戰爭結果。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一重大戰略建議卻被丁汝昌置之不理，最終使大清王朝失去了最重要的翻盤機會。因此，甲午慘敗，敗在謀略。
 
　　五、視野博弈
 
　　公元1894年的甲午風云，是一場國與國之間的視野博弈和力量對決。歷史表明：視近者危，視遠者安。善謀者，未雨綢繆；不善謀者，危在旦夕。視野決定命運。因為視野決定行動，行動決定格局。從一定意義上講，個人視野決定個人命運，國家視野決定國家命運。一個人的視野決定一個人的人生行程，而一個國家的視野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
 
　　視野決定行動，行動決定格局。回望和反思120年前的甲午敗局，帶給我們很多思考和啟示。120年前的甲午慘敗，是一場視野博弈下的力量對決慘敗。從一定意義上講，大清王朝敗在視野狹小，敗在行動緩慢，敗在格局不高。
 
　　回首甲午，我們不能不悲憤地看到，120年前決定中國命運的甲午戰爭，是一場大敗于小、多敗于少、強敗于弱的恥辱之戰。彼時，大清帝國國土幅員遼闊，疆域東起茫茫大海，西北到巴爾喀什湖，南達曾母暗沙，面積達1300萬平方公里，擁有43000多萬人口，軍隊規模達100余萬人，公元1870年，大清帝國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7.2%，僅次于英國；而日本只有一個蜿蜒狹長的島嶼，僅區區38萬平方公里，人口只有6700萬，軍隊規模不足25萬人。然而，泱泱大清帝國仍然敗于宵小日本之手，實力之巨大懸殊，勝敗之匪夷所思，時至今日，仍然令人費解不已。甲午之敗的奇恥大辱，不能不令我們深刻反思。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反之，則愚蠢麻木，危在旦夕。大清王朝向以天朝上國自居，長期閉關鎖國，導致對外知之不多，視野狹小。自公元1840年之后，洋人紛紛叩關而入，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此后便是不斷地割地、賠款、開放口岸，大清王朝身陷絕境，使一些清醒者開始在痛苦之中睜開眼睛看世界。公元1866年，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恭親王奕?在上奏中指出：“查自各國換約以來，洋人往來中國，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國情形，中國未能周知，于辦理交涉事件，終虞隔膜。”公元1868年，清廷派出近代中國第一個外交使團出訪歐美。公元1887年，光緒皇帝派遣12名游歷使分赴歐亞和南北美洲各國考察，歷時2年之久，調查報告100多卷。但這些長篇大論的考察成果卻鮮為人知，更缺乏借他山之石推進改革發展的動力，最終使清廷錯失拓展視野的良機，喪失了寶貴的發展機會。與此同時，日本明治維新不久，公元1871年日本派遣幾乎囊括明治政府各部要員的龐大使節團赴歐美游歷考察，目標就是“求知識于世界”，全方位學習借鑒歐美各國政治、法律、外交、教育、軍事等制度，極大地開闊了視野，推動明治維新改革，對日本確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巨大作用。公元1885年，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的黃遵憲回國，他心系大清命運，身在旅途，心在朝堂，通過觀察國外發展變化為病入膏肓的大清帝國把脈，利用二年時間閉門寫出長達40卷的《日本國志》，詳盡介紹了日本明治維新改革進展，試圖為大清王朝改革提供參考。可惜，此書并未引起視野短淺的中樞重臣重視。
 
　　雞蛋從里面打破，是涅槃重生；從外面打破，則是徹底毀滅。人亦是如此，從內打破是成長，是重生；從外打破是壓力，是毀滅。危局當前，如果此時大清王朝能夠清醒認識自身存在的重重積弊，順應世界大勢，借鑒先進經驗，加快內部變革，或許可以改變命運，在內憂外患中涅槃重生。可惜歷史不能重寫，那些腳穿官靴、迷戀京劇、擅于內斗的大臣官僚們，最終還是駕著破敗不堪的大清王朝的馬車一步步走向毀滅的深淵。改變一個人的位置容易，改變一個人的思想艱難，改變一個龐大帝國根深蒂固的思想更是艱難險阻。雖有黃遵憲等清醒者振臂高呼，但他們的聲音最終還是淹沒在朝廷官僚的高談闊論和聲色犬馬之中。
 
　　視野決定命運。個人視野決定個人命運，國家視野決定國家命運。從一定意義上講，一個人的視野決定一個人的人生行程，而一個國家的視野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作為大清帝國和日本政府的重臣，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的較量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兩個國家之間的較量，他們的視野大小直接決定了戰略謀劃水平高低和執政能力優劣，并最終決定了兩個國家的前途命運。作為日本近代工業和軍事力量的開創者，伊藤博文學貫中西，既學習中國儒學，又在英國留學過，注重學習，長于謀略。公元1868年，伊藤博文建議統一兵權，次年日本成立兵部省，3年后分設陸軍省和海軍省。公元1873年，伊藤博文訪問歐美回國，進入明治政府擔任幕僚。2年后，他進入政府決策圈，開始成為日本事實上的首相，此后20多年間，4次組閣，4任樞密院議長，長期居于明治政府的中樞地位，成為日本明治維新后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動者。伊藤博文大力推行“歐化政策”，力圖使日本在對外關系和文化發展上“脫亞入歐”，使日本身在亞洲，魂為歐洲。而且，伊藤博文強力招募留學西方或者游歷過西方的有識之士擔任政府要職，極大提升了日本政府的世界視野。早在甲午戰爭之前，伊藤博文就伙同大山巖、川上操六一起制定了侵略中國的“作戰大方針”，先扶植朝鮮獨立，再與清軍作戰圖謀中國。甲午戰爭爆發后，大山巖被任命為侵華第二軍司令。甲午戰爭爆發后，日本一直覬覦臺灣，公元1895年3月26日，日本正式派兵占領臺灣島和澎湖列島，隨后于4月17日簽訂的《馬關條約》中，日本正式割占兩地，從此臺灣成為日本經略亞洲的海上跳板。與之相反，作為北洋海軍的締造者和掌門人，清廷重臣李鴻章成為大清王朝的“裱糊匠”，雖然他充分展現經世之才，賞爵封疆，最終位列閣首。李鴻章也清醒地認識到清廷弊端，極力鼓吹改科舉、興洋學、改兵制，并為此殫精竭慮，苦心經營。但令人遺憾的是，直到甲午戰爭失敗之后，李鴻章才被迫出國主持談判。足不出國門，運籌于封閉之中，使李鴻章難以清晰了解世界大勢和未來走向，更是難以準確把握鄰國日本的戰略意圖。同時，曾經游歷過西方的有識之士和返國的“留美幼童”卻被清流視為異端排擠在外，更是難以進入清廷重要決策部門擔任要職，在李鴻章身邊擔任幕僚師爺的大都是擅長于清談卻不務實的謀士，不但缺乏洞察全局的大戰略視野，對軍事上的大兵團特別是多兵種協同作戰更是一竅不通。這些都最終導致清廷的視野狹小而又怪異，如井底之蛙，視野短淺，思想狹隘，處于“信息黑夜”的封閉狀態，視方寸天地為整個世界，不了解世界，亦不愿去了解世界，更不愿意接受世界大勢轉變的殘酷現實，從而洞悉世界風云變幻的玄機。歷史表明，戰略定力來源于敏銳的戰略清醒，戰略清醒來源于宏遠的戰略視野。否則，視野狹小封閉必然容易導致戰略誤判，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巨大災難。沒有清醒的頭腦，腳步遲早會走上歪路。對于后來者，永遠是一個慘痛教訓。此時，大清王朝雖然也不斷進行改革自強，但終究難以改變沒落大勢。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郞在深入偵察了解大清王朝情形后，刻薄而又精確地形容為“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經不起大風大雨，貌似華麗無比實則不堪一擊。
 
　　生逢危局，回天無力，李鴻章的名字一次次與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綁定在一起。公元1895年，在經歷平壤、黃海、旅順等戰役，北洋海軍全軍覆滅，大清軍隊連連潰敗之后，清朝派遣已經73歲高齡的李鴻章率團赴日本議和。臨行前，慶親王奕劻對李鴻章說：“是你發動的戰爭，現在我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結束這場戰爭，而且不要在倭寇面前給國家丟臉。”在第三輪談判后，李鴻章在回驛館途中遇刺，左頰中彈，血染官服，但他仍然在傷痛之中無奈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甲午戰爭慘敗，誰應負起這沉重的歷史責任？李鴻章在朝廷清流的指責中度日如年，在日記中寫道：“慶親王的這句話，深深地刻在我的腦子里，比行刺者那顆骯臟的子彈還要深”。在李鴻章忙于與伊藤博文談判的時候，康有為召集在京參加會試的舉子們發起了“公車上書”，要求清朝政府拒絕簽訂賣國條約，拉開了中國近代變法維新運動的序幕。李鴻章回國之后，更是罵聲一片，甚至后來被義和團作為賣國賊，列為“一龍二虎”必殺之列中的二虎之一。公元1900年，八國聯軍打進大清帝國的首都北京城，逃出紫禁城的慈禧太后令李鴻章火速北上，與慶親王奕勖一起主持議和，最終簽訂《辛丑條約》，國人無不指責：“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
 
　　看得到多遠，就有可能走多遠。而有的時候，時勢不由人，看得越遠越深，就會越痛苦。一如越是驕傲的雄鷹，越不能接受不能展翅飛翔的卑微，李鴻章的悲劇就在于，他如同一只背負沉重的雄鷹，雖心有飛翔的壯志，卻在帝后同僚的掣肘拉扯中難以展翅翱翔。國破家亡，心若寒冰。明知大廈之將傾卻恨生逢亂世、回天無力，李鴻章等人也在痛苦中走到了生命盡頭。公元1901年，已經穿上殮衣、不能言語的李鴻章，在整整一天瞠視不瞑后默然辭世，在離開這個為之四處縫補終生的國家時老淚縱橫。李鴻章的一生是悲劇的，苦苦奮斗過，書寫出很多精彩亮點，也留下很多人生敗筆，無不虞之譽，卻有求全之毀，最終在自責和憤懣中無奈謝幕，甚至死去還背負著“賣國賊”的滾滾罵名。蓋棺不能定論，毀譽集于一身。梁啟超不無遺憾地感嘆道：“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公元1905年，目光明炬卻貶謫回鄉的黃遵憲也在黯然魂傷中撒手人寰。歲月如刀，歷史無情。他們作為一代人杰都曾經站在時代的潮頭，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苦苦為多難的中國尋找出路，試圖力挽狂瀾。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沾巾。他們都曾經在彼時風云際會的世界潮流中，抖擻精神，奮發圖強，處心竭慮企圖去拯救民族危局，卻最終在帝國的裂變衰亡中一一抱恨而去。無論后人如何給他們蓋棺定論，他們的人生都是在民族的巨大災難中，以悲劇慘淡落幕。此時，回味他們晚年的心路歷程，仍然令人不勝唏噓，深感悲哀。或許，在他們最后的歲月里，深夜獨坐書房時，會經常眼含熱淚輕聲吟誦蘇東坡的詩：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在自嘲中回顧風雨一生。在悲苦絕望中又心懷“多難興邦”的渴盼，李鴻章在遺詩中寫道：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吊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熄，請君莫作等閑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無尊嚴則民眾更無尊嚴，民族蒙羞則個人遭受恥辱。甲午慘敗之后，大清帝國在混亂中開始崩潰，面對大清帝國和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翁同龢也在自責之中一次次檢討自己此前的行為，國難當頭時被一時意氣蒙蔽雙眼，國破家亡時悔之萬分，在日記中，他痛心疾首地寫道：“覆水難收，聚鐵鑄錯，窮天地不塞此恨。”甲午慘敗，大清帝國陷入國破家亡的險境，但無數的官史和民眾仍沉醉于自己狹小的天地之中。此后，梁啟超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不無痛心地寫道：“是故吾國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國家為何物”。
 
　　自咸豐帝之后，慈禧指定的新君一個比一個幼小，大清王朝的黃昏也越來越近。公元1908年12月3日，幼小的溥儀在啼哭中登基，文武百官的三拜九叩沒完沒了，皇帝的哭聲越來越響，掙扎著哭喊著要回家。側身跪在寶座下面、急得滿頭大汗的大臣哄慰皇帝：“別哭別哭，快完了”。公元1911年，武昌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大清帝國轟然倒塌，一個曾經輝煌耀目的王朝終于在風雨中走到了歷史的終結，曲終人散，遍野狼煙，只留下一個帝國步履蹣跚的背影和揮之不去的惆悵。
 
　　六、文明碰撞
 
　　文明，脫胎于野蠻，異化于文化。從一定意義上講，公元1894年的甲午交鋒是一場文化力的激烈對抗。“鐵血宰相”俾斯麥講：“如果一種文明沒有一種強大的力量來保護，那么這種文明是脆弱的，遲早會被野蠻所征服。如果文明沒有對野蠻進行排斥、打壓，那么這種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人類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不僅伴隨著經濟上的強盛，而且伴隨著文化的興盛和文明的發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和文明發展為支撐。
 
　　不盡江河萬古流。江河，涌流著中華文明的血脈，海洋，鐫刻著民族的恥辱。江河與海洋，共同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希望。
 
　　今天，審視和反思120年前的甲午大變局，我們不能不重新面對海洋，從文明碰撞的角度去解讀歷史，也從文明發展的角度去勾畫未來。當一個民族痛苦到極點，即是這個民族覺醒的時刻，只有文化上的反思和覺醒，才能真正從危亡中拯救一個民族。從一定意義上講，甲午交鋒是一場文化力的對抗。
 
　　文明，脫胎于野蠻，異化于文化。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看，生命起源于海洋，海洋文明與大河文明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兩條主線。從一定意義上講，海洋文明，源自海洋文化，重視向外開拓。大河文明，則源自大河文化，重視內斂含蓄。海洋文明與大河文明并非以離海遠近而劃定，靠近海洋，并不等于擁有海洋文明，甚至即使有比較發達的海洋文化，也不一定是海洋文明。古埃及三面臨海，但其文明主要來自尼羅河的澆灌；古巴比倫也面向大海，但其文明主要得益于兩河文明；中國自古擁有漫長的海岸線，但文明主要是來自黃河與長江的澆灌，是一種大河文明，更確切地講，應該是一種獨特的江河文明。濫觴于地中海的古希臘海洋文明，是綜合與融匯東西方文明發展起來的新型海洋文明，也是西方現代文明的旗幟和搖籃。江河入海流，任何江河水終究要匯入大海，大河文明與海洋文明并非天生排斥，文明的沖突與碰撞不應該成為常態，人類文明的發展應該沿著理性的軌跡前行，互相兼容，融合創新。

　　從歷史上看，日本自古就是海洋小國，雖然四面臨海，也擁有豐富多彩的海洋文化，但日本長久受中華文明的滋潤和影響，其文明的核心依然是大河文明。明治維新之后，日本開啟了試圖向海洋文明邁進的擴張性航海時代，伊藤博文主導下的日本政府，在大力加強海軍力量建設的同時，也試圖加速由大河文明向海洋文明轉軌，使日本身在亞洲，魂為歐洲。但由于受島國心態和民族習性的影響，日本在向海洋文明邁進的過程中，失去了理性發展的方向，最終加快墮落異化，走上野蠻侵略之路，尚武主義成為主流，蕞爾小國對大清王朝伸出猙獰魔爪。開拓異化為擴張，開放異化為狂傲，包容異化為占領，海洋文明在日本異化扭曲，并最終與大河文明激烈碰撞。公元1884年，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就撰文提出，中國將在15年左右的時間里被西方列強和日本瓜分。三年后，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國征討方略》，決定在1892年前完成對大清帝國的作戰準備。甲午戰爭前，山縣有朋在國會演講中狂妄地把朝鮮半島、中國東北和臺灣等地視為日本的生命線。此時，福澤提出的“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國，被人吞食者是落后國”的侵略思想成為日本文化的主導靈魂。
 
　　毋庸置疑，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史上大河文明的典范和代表。相較于其他文明古國，中華文明連綿數千年而不絕，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跡。面對甲午敗局，我們不能不重新認識和解讀中華文明。
 
　　解讀中華文明，必須要深入了解長江與黃河，最合適的觀察點應當在青藏高原。數年之前，我曾乘車穿越可可西里無人區，翻過五道梁，住在沱沱河畔簡陋的旅店。高原的天黑得異常晚，雖然已經是晚上八點多，天色依然明亮。我獨自一人沿沱沱河畔行走，彼時，晚霞滿天，河鷗飛旋，河水既混沌又黃的發亮。面對滾滾河水，我站在河岸久久沉思。黃河之厚重，長江之清越，雅魯藏布江之雄渾，都是一同源自這條高原之河。轉身望去，這條河從絢爛如畫的彩霞中流來，又消失在遠處的天地一線間，只有那不時卷起的水花，在提醒著我，這是一條真實的河，不是流在夢中的河。面對這條河，我思緒萬千。我的一位忘年至交施江城老師，從不到而立之年起就沿著三江源，一路走下去，邊走邊畫，用了整整30多年，從長江源頭畫到了長江入海口。時至今日，還很難以忘記初次見到那幅《萬里長江圖卷》帶給我的震撼，整整10多個長卷，三江之源，雪山草地，天府之國，楚湘大地，綺麗江南。后來，他創作的《云峰會弈圖》在北京奧運會期間懸掛在鳥巢會客室，江河氣概，云卷云舒，讓人一眼難忘。從而立之年，畫到花甲之年，施江城老師也成長為中國山水畫大家。從一定意義上講，他畫的不是一條江，而是厚重豐富的中華文化，是沉甸甸的人文歷史。從高原出發，一水長流，或江或河，不停地滋養著中華民族厚重的歷史。就是在沱沱河畔，他開始比較和感悟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他也從這里汲取了無數靈感，在他的畫筆下，不斷地涌流出亙古的禪意和高遠的情懷。
 
　　中華文明是人類大河文明的代表，得益于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的滋潤與灌溉。山水多情，江河中融進了畫家豐富而細膩的情感。在施江城老師的畫卷里，蘊藏著畫家對祖國山河的無比摯愛。關于大河文明，我曾與他進行徹夜長談。在畫家掛滿畫稿的畫室里，施江城老師指點著畫面上勾勒出的遠山與近水，不斷地比較著同源不同流的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的異同：流入北方黃土高原的為河，匯入秀麗南方的為江，相同的起點，相同的歸宿，因歷程的迥異而蘊藏著不同的精神內涵。黃河體現的是凝重深沉、悲壯蒼涼的美，是健壯雄性的美，是坦蕩雄渾的美，是裸露天華、質樸而堅定的力，是不尚雕琢、混沌而空寂的神秘，是一種苦澀而偉大的悲劇魅力，是一種“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宇宙意識；長江文化的美學精神是一種雄健暢達、清韻超越的美，是仁和母性的美，是浪漫飛揚的美，是精妙瑰麗的美，是陸離多彩、靈動而飄渺的神秘，是一種超越生命、知 命達觀的生命魅力，是一種“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 的流觀宇宙大生命的運動意識。
 
　　文明，源自文化。中華文明，源自中華文化。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中國文化，是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交織融合的文化，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碰撞、發展和升華，如同一條同源之河，從遠古時代流來，又融匯于現代，把中華民族的傳統精華一代代傳承下來，不斷汲取著岸邊一道道清澈的溪流，向著大海奔騰不息地涌流而去，不盡江河萬古流，在人類文化史上成為最亮麗的風景。文明的形態并非固化不變，華夏大河文明也曾一度走上探索海洋的盛世之旅。
 
　　公元1403年，明朝永樂皇帝登基后，下令遷都北京，修復長城，疏通運河，派出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多次遠洋，給帝國帶回財富，給世界帶去文明，是一場龐大戰力支撐下的和平主義的大宣示。令人遺憾的是，永樂皇帝去世后，為大河文明一度注入清新空氣的鄭和船隊被解散，寶船被封存腐爛，大河文明退化保守，封鎖國土海疆，抵制創新變革。從大河文明傳承上講，內斂保守絕非大河文明固有的特質，東晉謝靈運開啟了中國文人遠行之風，大儒王陽明更是強調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甚至騎驢載書奔走大江南北，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也一度為中國歷代文人看重，開放接納，提升境界。我們也要看到，鴉片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之后半個多世紀，中國的大河文明更是危機四伏，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發生危機并逐漸解體，中華民族為此承受著血和淚的痛苦，付出了慘痛代價。在大清晚期，面對海洋文明的洶涌浪潮，因循守舊的官僚階層仍然盲目堅持“華夏文明優越論”，以偏狹心態反對學習世界海洋文明的優長，使中國文化走向枯萎，在文明碰撞之中逐漸失去生命力。

　　今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東西方文明的沖突與融合也不斷提速。我們要重新認識海洋和海洋文明，海洋是生命搖籃，海洋是風雨故鄉，海洋是資源寶藏，海洋是交通要道，同時，海洋更是中華文明發展嬗變的新鮮血液。同時，我們也要堅守大河文明之魂，因為海水可以帶領我們遠行，拓展文明視野，但只有淡水可以維系生命，滋養文明之根，兩者不可替代，缺一不可。
 
　　人類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不僅伴隨著經濟上的強盛，而且伴隨著文化的興盛和文明的發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和文明發展為支撐。因此，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要準確把握中華文化的精神特質，推動中華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老子講：“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大江，大河，大海，中華文明理應跨過文明沖突的羈絆，融合大河文明與海洋文明，由江河走向大海，讓文明碰撞的危機成為文明融合的契機，堅持和平主義的傳統美德，同時不淡忘尚武自強的危機意識，在實現大國崛起的進程中，以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胸襟和氣度鑄造中華文化新的輝煌，把中華和合文明的核心價值理念加快推向世界，和合共生，和合融匯，和衷共濟，和諧發展。
 
　　七、走進深藍
 
　　公元1894年的甲午風云，促使中華民族重新面對海洋，在中華文明的發展中重視海洋文明的基因。風景因視野而變化，視野因站點而改變。俯瞰一處風景時，可以盡覽風光全貌；但是仰視一處風景時，卻只能窺見一剪鴻影。站在海岸上向外看，大海是陸地的延伸；站在大海上向大陸看，陸地是大海的彼岸。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的加快發展，讓世界進入更加開放、對抗更加激烈的大航海時代。大航海時代需要我們加快走向深藍進而走進深藍。
 
　　和合文明，并非妥協求生。實現大河文明與海洋文明融合發展，必須面向大海，經略海洋，走進深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120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望歷史，全面審視和反思甲午戰爭，不是為了單純的紀念，更重要的是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為加快實現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提供動力和助力。
 
　　中國夢，是民族復興的夢。大國崛起，則是國家視野的不斷拓展，是國家實力的大幅提升，是利益邊界的向外拓寬，是民族心理的日益強大。復興，事關一個民族的發展和未來；崛起，則關系到國際安全格局的調整和變化。
 
　　在120年前的重要歷史拐點，大清王朝因為長期漠視海洋，腐敗不堪，沒有抓住轉瞬即逝的戰略機遇，最終在中日戰略較量中喪失海權，導致甲午慘敗，飽嘗山河破碎、國破家亡的苦果，大清王朝由衰而亡。120年后的今天，面對全球化風云詭異的浪潮，我國再次面臨大國崛起的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經濟全球化推動著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日益滲透、融合和發展，能否由富而強、實現民族復興，是又一個甲午年對中國命運的重大考驗。在全球化浪潮中，我國國家利益邊界不斷向外拓寬，國家安全形勢日益錯蹤復雜，特別是第一、二島鏈的遏制與反遏制、海洋通道的制衡與突破風起云涌，東海、南海主權爭端也驟然升溫。在東海方向，日本屢屢就釣魚島爭端和防空識別區問題挑起事端，企圖拉美國下水，遏制并打斷中國崛起進程，海上自衛隊裝備力量建設緊鑼密鼓；在南海方向，菲律賓不斷在黃巖島問題上挑戰中國底線，其他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也煽風點火，試圖將南海問題國際化、復雜化和長期化；在印度洋方向，海盜四處流竄搶劫，嚴重威脅我國遠洋海上運輸線，近年來，印度海軍加快從“近海防御”和“區域威懾”戰略轉向“遠洋進攻”，通過重點發展戰略核潛艇和航空母艦打造一支“藍水海軍”。在“大航海時代”，海洋成為我國實現大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關鍵。
 
　　經略海洋，走進深藍，是一代代中國人為之拼搏的夢想。在信息化時代，國與國之間的較量復雜多變、時空多維、手段多樣，海上的較量也不只在海上，信息化如同一張無處不在的網，使戰場不再局限于一城或一域，對抗能夠以任何一種方式發生在地球甚至太空的每個角落。對于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中國而言，推動持續發展需要的重要資源和能源自海上而來，陸上邊界爭端大部分已經平息，而海上爭端日益成為熱點，遏制和圍堵我國發展的島鏈線在海上蜿蜒縱橫。在此復雜情況下，中國要崛起，必須加快走進“大航海時代”，提高遠海作戰能力，走進深藍，以海控局。公元2012年9月，我國首艘航母“遼寧艦”正式入列服役，邁出了中國航母之路艱難的第一步，終于開啟了中國版的“大航海時代”，是中國走進深藍的里程碑式的重大轉折點。
 
　　風景因視野而變化，視野因站點而改變。俯瞰一處風景，可以盡覽風光全貌；仰視一處風景，卻只能窺見一剪鴻影。站在海岸上向外看，大海是陸地的延伸；站在海上向大陸看，陸地是大海的岸邊。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的加快發展，讓世界進入更加開放、對抗更加激烈的“大航海時代”。“大航海時代”需要我們加快走向深藍進而走進深藍。走向深藍，擺脫不了陸地的制約和牽絆，心理上是臨時性和階段性的，僅僅是經略海洋的第一步。走進深藍，就是要在大國崛起中樹立遠洋意識，身處遠洋，心也在遠洋，能夠以遠洋心態和海洋視野觀察世界，在天海一體的平臺上構筑強大的國家利益邊界。
 
　　實現大國崛起之夢，必須要擁有深藍心態，全面認識海洋，運籌經略海洋，俯瞰全球大勢，掌控世界大局。熱愛大海，走進深藍，絕非奢侈地揮霍浪費海洋。島嶼是海洋的靈魂。有島，在海洋上可進退自如；無島，在海洋上將孤立無依。釣魚島不是一個單一的島嶼，承載著歷史的恩怨世仇，控制著現實中進出島鏈的戰略通道，絕不能容日本染指。中國遼闊海岸線近海與遠海的大小島嶼，都是中國經略海洋、走進深藍的重要橋頭堡，絕不能任其野草荒蕪，或者失去管控，必須加快開發建設島嶼，打造成一艘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集自然優勢與區位優勢于一體的海南島，則是島嶼開發建設的重中之重。海南島風光秀美，氣候宜人，區位重要，國際旅游島建設如火如荼。海南島更應該是中國經略海洋并走進深藍的安全島，成為提升遠海戰力的重要基地。加快建設南海蔚藍色海水中如寶貴珍珠般的島嶼，在島上建設民用設施，以海為疆，移民而居，保護并控制南海寶貴的油氣資源和戰略通道。加快引進和聚集優秀人才，大力發展熱帶醫學和海洋醫學，加快提升海南經濟實力和文化實力，輻射南亞，發揮在亞太經濟一體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和構建南亞安全新態勢的戰略要地。
 
　　八、大國經略
 
　　深刻反省侵略歷史，贏得亞洲鄰國的諒解，是日本面對戰敗體制的正確態度。但毋庸置疑，當前日本選擇了一條以迎合美國遏制中國戰略意圖換取自身解套的邪路。歷史表明：多行不義者必自斃，養虎為患者必遭反噬。格局決定大局。謀略決定大勢。強者角逐智者勝。經略周邊，分解日美，需要認清自身戰略優勢，認真進行戰略謀劃，通盤考慮。要充分利用周邊國家與美日的歷史恩怨和利益考量，適時采取差異化的政策力度和政策方向，精細經略周邊安全局勢，打拉結合，與其中部分國家進一步建立和深化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加快推進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形成可持續的健康的“亞太價值鏈”。
 
　　中國夢，是強國夢，需要勾勒夢想的激情，更需要成就夢想的戰略。
 
　　今天，重新反思甲午戰爭敗局，是因為歷史永遠不會走遠。在史學家的眼里，所有的過去史都是當代史。
 
　　當前，經略中日關系，擺脫不了美國的影子，要透視日本，更要透視美國。二戰后，日美結盟，日本在美國的主導下進行了不徹底的政治和社會改造，美國大刀闊斧地改造并處心積慮地利用日本。日本表面上對美國俯首聽命，但日本人的骨子里，對美國充滿仇恨，對美之恨，深入骨髓，甚至日本的右冀勢力一直千方百計企圖瓦解“和平憲法”，近年來其影響在日本不斷加速膨脹。實際上，日美之仇可以追溯至公元1853年。公元1853年7月8日，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馬修•佩里率4艘戰艦，駛入德川幕府咽喉要地江戶灣相州浦賀海面，艦上大炮對準岸上炮臺，威脅日本必須立即開國通商，否則炮轟日本。短短7個月之后，佩里又率7艘軍艦、200門大炮和1000多名武裝人員氣勢洶洶再次來到江戶灣，逼迫日本簽訂了《日美神奈川條約》。公元1941年12月7日，山本五十六獰笑著指揮日軍偷襲珍珠港。日本如毒蛇出洞，突襲珍珠港，妄圖把美國從亞太趕出去，固然是出于打通太平洋航線的需要，但看到美國軍艦被炸沉海底，美國大兵傷亡慘重，在山本五十六狂熱膨脹的內心，也有著深重的基督山伯爵復仇式的快感。從明治維新時期起，日本政府就把神道教尊為國教，主旨即日本是神造之國，大和民族是神的子民。在神道教的宣揚下，日本人習慣以“八肱一宇”的天下觀看世界，更企圖以此取代以中華文明為核心的“東亞華夷秩序”觀，甚至成為世界中心。雖然在美國原子彈的轟炸下，日本暫時臣服于實力，但強悍尚武的民族意識和兇狂神秘的武士道精神并未泯滅。因此，日美同盟，貌合神不和，暗流涌動。
 
　　毋庸置疑，最了解日本人的是美國人。美國學者魯恩•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與刀》中講“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很奇異和獨特的民族，他們既是順和溫良、彬彬有禮的，又是崇尚武力、堅忍不拔和具有爆發力的民族。他們一手捧著柔美秀麗的菊花，一手提著鋒利的刀劍，總是神情緊張地聳立在地球之顛。”也正是因為大和民族獨特的性格，1945年，美國最終決定把原子彈扔到日本本土，把廣島和長崎炸成一片廢墟，日本遭到毀滅性打擊。美國用最殘酷的方式炸掉了日本國民最后的心理底線，讓大和民族俯首臣服。石原慎太郞說：“二戰之后，日本如同被美國割掉睪丸的太監，跟著美國走”。因為被閹割為太監而自卑，因為跟著美國走而自大。與強者為伍，拉鄰國當墊背，一句話暴露了日本自卑而又自大的矛盾心理。
 
　　從戰略上講，日美關系畸形扭曲，脆弱不堪，極端不可靠。美國把日本改造為經略亞洲的棋子，縱容和利用日本牽制中國，牽制俄羅斯，制衡朝韓。從美國政客的利益來講，一個碎片化的亞洲更符合美國的需要，由此導演了岸信介從甲級戰犯到日本首相的歷史鬧劇，縱容其后代安倍晉三一而再、再而三的挑釁行為。如同中國的地方皮影戲一般，美國在幕后操縱著傀儡日本在亞太地區上竄下跳，美國邊演邊看，樂不可支；日本邊演邊樂，甘當道具。而從日本利益來講，如日美實力和地位一旦發生形勢重大逆轉，日本首先會反噬和攻擊美國。如果美國仍然沉浸在改造并利用日本的竊竊自喜中，“突襲珍珠港”式的歷史悲劇有可能會重演。
 
　　從2005年開始，日本加快軍事轉型建設，日本自衛隊全力打造四種能力：一是提高導彈防御能力；二是提高特種作戰和游擊戰能力；三是提高島嶼作戰能力；四是提高應對海空作戰能力。近年來，日本更是加快武器裝備升級換代，不斷向外拓展自衛隊活動空間，與中國、韓國、俄羅斯就島嶼主權爭端問題全面交惡。2013年日本自衛隊陸海空三軍集結，長途奔襲，在釣魚島100多海里處大搞“離島自衛”軍演，劍指中國釣魚島。近年來，圍繞釣魚島爭端問題，中日之間風波不斷，艦船對峙很容易隨時引爆戰爭，而中國民眾對日本心中的忍耐也已經接近臨界點。追根溯源，治權歸日，主權模糊，引發中日之間適當時機沖突，借此牽制中國，削弱中國和日本，而美國可以火中取粟，這是美國肢解亞洲并為之處心積慮的一個陰謀布局。危局當前，中日之間可否一戰？小戰，美國隔岸觀火，居中調停，從中漁利，樂享其成，借機強化美國在東亞的存在；中戰，全球經濟必遭受重創，美國勢必插手；大戰，影響美國重大利益，勢必會強力介入。不戰又如何？美國亦不樂意，或明或暗地從中慫恿和挑撥，因為美國不希望看到中日之間和睦共處。在美國人的眼中，危機就是契機。二戰之后，美國成為世界強國。蘇聯解體后，美國成為獨一無二的世界霸主和超級大國。為了把世界政治版圖肢解成碎片，美國在二戰之后就在世界各地預設危機，為引發沖突埋下導火索，近年來，美國軍隊更是忙于在全球各地煽風點火。但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歐洲統一為歐盟，歐盟一體，境內歐元取代美元。亞洲也以中國和俄羅斯為地緣政治中心聚集，出現東盟加上合組織統一為亞盟的趨勢，如中日關系修好，亞盟整合成功，成為與歐元區并行的亞元區，美元將再無立足之地，此局面符合中日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亞洲利益，但不符合美國利益。因此，挑撥中日關系，圍堵孤立中國，讓亞洲版圖碎片化，使亞盟無法順利形成，這就是美國政客在亞太的戰略。
 
　　美國立國時間雖短，但素來是戰略與謀略并舉。與之相對應的是，從歷史上看，作為島國的日本，在大多數時間里，都是有謀略而無戰略。在二戰之后經過美國堅持不懈的改造，日本更是失去了戰略意識。實事上，近年來，日本不惜因島嶼主權與中國、俄羅斯和韓國三面交惡，政要頻頻參拜靖國神社，日本自衛隊加快擴充軍備，一方面是由于核危機引發日本民眾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加深，日本政府急于轉移國內視線。另一方面則是大地震危及日本核安全和戰略物資儲備，日益引起日本國內外質疑，而部分日本地震專家關于數年內日本將發生毀滅性超級大地震的預言，更是洞穿民眾承受的心理底線。此時，選擇戰或不戰，不由變通的日本民眾決定，而是由一小撮日本政客決定，但是在政黨派系林立、換戲服一般令人眼花繚亂的日本政壇，那些你方唱罷我登臺的日本政客們沒有戰略，只有投機，從一個危機莽莽撞撞地走向下一個危機。玩火者必易自焚，一旦中日開戰，日本政客有罪，但卻連累日本普通民眾遭殃。
 
　　在日本，去很多地方，都恍若穿越歷史回到唐朝的州縣之感，很多日本人身著從漢服演化而來的和服，濃妝艷抹的歌伎，煙霧繚繞的廟宇，端缽化緣的和尚，日本被打上“唐”的烙印。龐大的遣唐使一次次不遺余力地搬回日本的中華文化被復制模仿并停滯不前，使日本成為唐朝政治文化生態的一個活化石。在現代文明和古老傳統之間，日本人秉承著等極森嚴的傳統觀念，在美國的全面壓制和綜合改造下彷徨、停滯、扭曲和掙扎，服力而不服理。而對于美國的戰略意圖，美國豢養的日本政客已經被美國操縱的失去了辨別力。日本政府在處理核危機中表現的低能、無序，也讓人們看到日本政治生態的分裂混亂。
 
　　格局決定大局。謀略決定大勢。中國要在亞洲和平崛起，由地區性大國向全球性大國邁進，必須要經略好周邊關系，構建有利戰略形勢。特別是要看到，不是亞洲國家的美國在東亞安全秩序中處于中心位置，阻礙和干擾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并影響著東亞安全態勢。二戰后，日本與美國結成安全同盟，將國防安全交由美國負責，日本則一心恢復和發展經濟。冷戰結束后，美國開始鼓勵日本重整軍備，一步步助長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死灰復燃。2009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已經達到2900萬，占日本人口總數的23%，一個日趨老化的日本在焦慮與懷舊之中日益陷入迷惘。
 
　　經略中日關系，中國的應對戰略應是強勢壓制日本，加快分解日美同盟，給日美畸形關系松綁。同時，以東盟和上海合作組織為基礎，積極推進與俄、韓、印等亞洲國家經濟一體化建設。用歷史遭遇團結韓國、俄羅斯、東南亞等與日本右翼政客疏離，用經濟杠桿促使日本不同的利益集團和利益群體同美國切割，示好則雙贏，示強則懲戒。對于日本來講，全面深刻反省歷史，回到亞太，與美國松綁，融入亞盟，放棄“遠交近伐”的戰略思路，才符合日本人民的長遠利益。對于中國來講，忍耐有底線，忍無可忍，無需再忍。對于日本狂熱的右翼分子必須適時予以出手重擊，對日進行全方位反制，軍事上“硬摧毀”，經濟上“軟打擊”，先機制勝，把日本民眾打清醒，認識到何為利，何為弊，堅決遏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野心行動。
 
　　強者角逐智者勝。分解日美，需要認清自身戰略優勢，認真進行戰略謀劃，通盤考慮。對于美國在我國周邊的5個正式盟國，即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泰國，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伙伴，即印度、越南和印尼，要充分利用這些國家與美國的歷史恩怨和利益考量，適時采取差異化的政策力度和政策方向，精細經略周邊安全局勢，打拉結合，與其中部分國家進一步建立和深化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加快推進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以上海自貿區建設為契機，不斷擴大自貿區建設范圍和力度，以點帶片，以片帶面，形成可持續的健康的“亞太價值鏈”。
 
　　九、強軍之夢
 
　　工欲善其器，必先利其器。只有建設并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才能順利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復興。近年來，美軍推出的空海一體戰正引領美軍建設轉型。以高新技術為牽引，世界各國的軍事變革如火如荼。要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必須要抓緊推進軍隊戰略轉型，打造勝任聯合作戰任務的人才隊伍，確保技術體系集成，提高后勤保障效能，強化戰斗精神教育，建設一支能夠遂行信息化條件下體系對抗聯合作戰任務的強大軍隊。
 
　　中國夢，也是強軍夢。只有建設并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才能順利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復興。
 
　　世界大勢，風起云涌。120年前的悲情甲午大變局帶給我們很多啟示，實力，是最好的發言。戰爭不能兒戲，必須戰略研判，全面考量，積極應對，立足世界軍事變革前沿，打造一支能打、謀打、善打的軍隊。當前，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戰爭形態發生重大變化。近年來，美軍推出的空海一體戰正引領美軍建設轉型，為實現“全球警戒、全球到達、全球力量”的戰略目標不惜巨額投入。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是，為了防止中國沖出珍珠鏈，美國全力實施對中國層層圍堵的“蓮葉計劃”。以高新技術為牽引，世界各國的軍事變革如火如荼。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主席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戰略高度，鮮明提出“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的強軍目標。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國將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標志著國家安全決策進入長效機制化階段，是中國實現大國崛起和對外大戰略的迫切需要。同時，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深化軍隊改革的重大課題，為加快推進軍隊戰略轉型謀篇布局。要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必須要抓緊推進軍隊戰略轉型，打造勝任聯合作戰任務的人才隊伍，確保技術體系集成，提高后勤保障效能，強化戰斗精神教育，建設一支能夠遂行信息化條件下體系對抗聯合作戰任務的強大軍隊。
 
　　▲其一：加快推進體制編制調整改革。當前，強軍首要是戰略轉型。軍隊戰略轉型，不是細微調整，而是一次系統、綜合、整體性和戰略性的重大改革。軍隊的任務是打仗，存在的意義是以戰斗力打擊震懾敵人，維護和鞏固黨的領導，為保護國家主權和拓展國家利益空間提供安全保障。因此，軍隊的形態模式要隨著戰爭需要順勢而變、隨時調整。要適應信息化條件下聯合作戰需要加快體制編制調整改革，兼顧不同戰略方向的安全需要，組建適應信息化條件下聯合作戰需要的指揮體系。精簡重組陸軍部隊，加快大陸軍編組瘦身。同時，關注退役軍人合理的利益訴求并加大保障力度，成立專門機構統一管理復轉退役軍人的權益保障問題，化矛盾為動力，提高軍人榮譽感和自豪感，凝聚軍心民心，減輕阻力，放下包袱，為軍隊戰略轉型助力。在體制編制調整中，要明確中長期改革目標，規劃好路線圖和流程表，科學確定轉型路徑，確定改革時間節點，慎重進行研究論證，不可急于求成，亦不可固步不前，要打破原有的體制編制，優化頂層設計，局部服從全局，明確職責分工，由上而下依次調整。
 
　　▲其二：加快推進軍隊人才建設轉型。加快推進并順利實現人才建設轉型，是當前軍隊戰略轉型建設的關鍵。優化軍事人力資源調整改革，推進人才建設整體轉型，加快打造英才方隊，牢牢掌控“制人才權”，是軍隊建設戰略轉型的戰略支撐和人才保障。軍事人力資源調整改革，總的是要適應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和國家政策制度的創新，適應軍隊技術構成的深刻變化和知識密集程度的提高，更好地集聚人才、培養人才、使用人才，調動官兵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不斷增強部隊的吸引力、凝聚力、戰斗力。因此，在軍隊人才建設轉型過程中，必須要從我軍建設面臨的形勢和所處的歷史方位出發，確立與新軍事變革相適應，與國家改革發展相銜接，與軍隊建設轉型相契合，與軍隊使命任務拓展相協調的主導理念。強化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特別是要在構建人才核心素質能力模型、健全完善崗位任職資格體系、研究制定人才職業發展規劃、推進人才考核評價標準建設、健全人才資源科學配置機制、深化院校人才培養機制改革、探索“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突出抓好創新人才團隊建設、深化軍民融合培養人才工作、加大優秀拔尖人才引進力度、健全人才工作組織管理制度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大力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風，著力培育能打、敢打、善打的戰斗精神。
 
　　▲其三：加快推進后勤保障轉型建設。要打贏現代信息化條件下的體系對抗聯合作戰，后勤保障必須要突出戰略性、一體性、聯合性和精確性，從國家安全全局利益角度統盤進行資源配置，提高戰略投送能力，深化軍民兼容融合，創新后勤保障模式，盡快把戰略資源轉化為戰略保障能力。全面建設現代后勤，推進后勤保障轉型建設，更要跳出后勤保障就是“推糧送草”的陳舊思維。在一定意義上講，信息條件下體系對抗作戰，戰爭是打后勤，拼保障。特別是隨著現代生物技術的快速發展，“基因戰”、“生物戰”等新質戰斗力在孕育發酵，進一步拓展了后勤保障的內涵。美國主導的轉基因技術大量商業化后，給國家糧食安全、健康安全、軍事安全都造成新的威脅，進一步拓展了后勤保障的視野。隨著國家利益邊界的不斷拓展，作戰力量到達，后勤保障必須到達，進一步拓展了后勤保障的范圍。信息化條件下聯合作戰高度融合，進一步創新了后勤保障的模式。
 
　　▲其四：加快提升軍隊智庫建設水平。行動取決于思想，而思想來源于思考。一支能打善戰的軍隊，必須是一支具有戰略眼光、洞察世界大勢并且善于思考、長于謀略的軍隊，必須能夠順應時代發展潮流，時刻保持高度清醒，及時反思并彌補發展短板。加強軍隊智庫建設，是加快推進軍隊戰略轉型的戰略需要，是構建軍隊戰略轉型改革協調機制的重要關鍵。軍隊智庫建設，忌大而空、忙而亂，防止陷入事務主義，更不能脫離軍隊建設實際，夸夸其談，不著邊際。智庫研究人才，宜少而精、專而深。智庫研究制定的戰略咨詢報告，應突出戰略性、指導性和操作性，要密切關注世界各國軍隊轉型建設進展，深入持續跟蹤研究周邊熱點問題，緊扣軍隊戰略轉型建設主題，切實找準突破口、著力點和發力點，建立高效的“戰略—規劃—行動—評估—完善”體制，為軍隊戰略轉型切實發揮積極作用。
 
　　▲其五：加快推進軍隊信息化建設。統籌整合軍隊信息化建設力量，以提高軍隊聯合作戰能力為著眼點，注重武器裝備體系集成，走出“大陸軍”模式，研究新質戰斗力生成模式，加快打造數字化聯合作戰部隊。科學確定科研攻關重點和經費投向投量，力爭打造一批新的殺手锏武器裝備系統并盡快形成戰斗力。以中國首艘航母“遼寧艦”編隊建設為重點，加快提升以海天一體戰為核心的體系作戰和聯合作戰能力。
 
　　▲其六：肅貪反腐以提振官兵精神。一支軍隊只有具有能打敢打的尚武精神，才能在戰爭中取勝，一個民族只有弘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才能無敵于天下。毋庸置疑，120年前的悲情甲午大變局，給我們的一個慘痛教訓就是，作為保國護家的軍隊，絕不能陷入腐敗的泥淖。軍隊鋼鐵長城的形象不容玷污，懲治腐敗必須重拳出擊。如果讓買官賣官之風盛行，讓庸才蠢才占據重要崗位和關鍵崗位，讓貪腐之輩拿國家安全利益謀取個人私利，則會形成對精英分子的逆淘汰，使軍隊陷入利益藩籬，最終嚴重制約軍隊建設的戰略轉型，嚴重影響軍隊戰斗力，嚴重威脅國家安全。看一支軍隊的精氣神，就看有無強烈的使命感，有無時不我待的責任感，有無雖遠必誅的血性，有無安不忘危的謀略，有無敢打必勝的勇氣。
 
　　——2013年秋寫于百望山下

　　作者簡介：

　　宗潭，山東人，軍旅作家，編劇，主要作品有《雪狐行動》《叢林出擊》《天上的額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