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薦讀】歷史記憶，娓娓道來流水行云。仨蠻子各有千秋，人世一遭，藉藉無名，惟鄉黨惦記，或亦永恒。無論紀實還是小說，人性均是基礎篇，謀生是生命必須的過程，而往往就為這，竟引發了千變萬化的大千世界，盡管不少這樣的世界，恐怕一生都是啞然的，但文學記住了它，由此便有了活著的所謂意義。此作主題，自是比作者當年三十年前于人民日報上所發的《布谷聲聲》好，因為它棄絕了應景成分，多了不少生存本質的厚重，縱然沒有展現出小說最高境界那種詩性的精彩，但人物靈魂的沉甸與樸實，卻是中國鄉間一度精神與物質雙重貧困尤為真實而透徹的揭示與深沉寫照！——顧偕 中國作協會員、廣州市作協原副主席

 

仨蠻子（小說）

 

作者：徐世訪

 

村里先后有過仨蠻子。三個蠻子三個姓。其中兩個是本地戶，還有一個是外來的。

 

楊蠻子

 

這位是土生土長的本村人。得有言在先，如今的大余樓村哪怕你去問年紀不小的老年人，誰是楊蠻子，估計也沒幾個能答得出。因為這名字，他只用到他與我小學同學的十二三歲，便改名劉凡勤。

 

楊蠻子其實姓劉。爹劉樂清是早年給余家“看林”的“林戶”。當地大戶人家喜歡在祖墳旁邊栽植松樹，幾代下來，祖墳地就成了松樹林，“余林”是其中之一。

 

林戶劉樂清白天打理文錦老爺的族林，夜里住在大車屋，就近給牛驢騾馬添草加料，照看下牲口。

 

一九三八年蔣介石下令炸開河南地段黃河的花園口，放洪水抗日。導致決口處連年洪水泛濫，老百姓拖兒帶女，蹚著遍地洪水南下逃荒。

 

一個大腳婦人帶著個八九歲的閨女，一路要飯來到大余樓，求爺爺拜奶奶，想托人把閨女給誰當個童養媳，好歹有口飯吃。

 

文錦爺得知此事，說：大人孩子都留下吧，跟林戶劉樂清過，白日里幫后院傭人洗碗刷鍋，夜里給樂清暖個腳。

 

娘兒倆磕頭謝了，劉樂清更是感恩戴德。幾個長短工一起下手，挖泥脫坯，在大坑西邊起墻架脊，蓋了兩間趴趴屋，河南逃荒婦就成了我后來的老劉大娘。

 

劉樂清個頭不到一米五，常年當林戶，見人就低頭哈腰地喊爺，沒個男人相。成婚四年后得子，取名“蠻子”。按理說咱們那帶稱“北侉”、“南蠻”。這——在河南的侉“地”里下的安徽“種”，好不容易弄出來的孩子，該叫“侉子”才對，咋叫“蠻子”？不知咋整的，沒人說得清。

 

收留老劉大娘兩年后，文錦爺又雇了個石匠，修房整院干些子粗活。石匠楊洪雷長得五大三粗，自己動手，在大坑北面蓋起三間屋，還拉上了小院子。

 

劉樂清老來得子不容易，想著給兒認個“爹”，為孩子加個雙保險。就近選中了彪形大漢楊洪雷，于是這兒子改個“口”，叫親爹樂清“爹”，喊楊洪雷“大大”。反正都是外來戶，改口也改得徹底，小名“蠻子”前面也加了個楊，叫“楊蠻子”。

 

關于楊蠻子認爹還有別一種說法，長工“大領”一哼鼻子，背后說：楊石匠沒來之前兩年多，劉樂清夜夜閑著了嗎？結果“吭哧吭哧”白忙乎，連個老鼠也日不出來！蠻子認楊洪雷“大大”認得對，說不準蠻子就是楊家下的種！

 

楊蠻子和我一個班上小學，起大名時，老劉大娘做主，姓名隨“大大”叫楊得喜。

 

老劉大娘是黃泛區過來的河南人，聽她說話像聽豫劇的對白。從河南逃荒過來，經開封、到商丘，下永城，一路見多識廣，村里的娘兒們都喜歡沒事端起“鞋筐子”去那里，邊納鞋底邊聽她操著河南腔“拉大呱”，趴趴屋成了個“人場”。

 

四九年解放，五零年土改，工作隊發動群眾斗地主。本莊本村又都姓余，文錦爺也沒什么惡跡，要斗這位長輩，發動起來很難。

 

聽我爹說當年的批斗會很冷場。鄉政府派來的土改干部看準了平時就喜歡大聲說話的老劉大娘，進她家勸說，要她在批斗會上講講自己受的苦。老劉大娘從蔣介石炸開花園口，講到一路逃荒要飯，鼻涕一把淚一把。外鄉口音，配上“比劃”的手勢，很對工作隊的胃口，但畢竟要斗的是眼前的地主，不能光說蔣介石的不好，要她結合著說余文錦的罪惡。經工作隊一再啟發，老劉大娘明白了，就把平日里道聽途說的些余家事，一條子一條子地抖落：請來的奶媽是把自己的孩子斷奶，來喂養東家少爺；地主綾羅綢緞，長工無被無褥寒冬要鉆草屋過夜……全忘了她是咋被收留才安了個家。說到最后，突然上前一步，手點著老地主的額頭，大聲叱問：余文錦！你說這事有沒有？老地主趕緊低頭認罪：“有，有。”

 

老劉大娘從村里批斗會演講到鄉里、區里，最后到縣里。縣里開罷大會演講完回來，已經被封為我們村農會的婦女主任了，這時村里人再喊她“老劉嫂”、“老劉大娘”的，她就不高興。大家明白了，全村除我之外男女老少都喊她“劉主任”，一直到“劉主任”七老八十仍然這么喊。

 

我一直是喊“老劉大娘”。之所以例外，主要是因為我爹是村干部，而且一直是她的頂頭上司，為了套個近乎，喜歡我喊她“老劉大娘”，答應的也十分親切。我和楊得喜同年上學，一直同學到五年級。有時他幫我帶飯，有時我幫他捎個饃的，關系比較鐵，他喊俺娘“嬸子”，我就喊他娘“大娘”。

 

在所有同學中楊蠻子從家里帶來的饃飯是最好的。原因有二：老劉大娘從河南帶來個手藝，用村里人不要的高粱糠、谷糠做白醋。大家都端上雞蛋拎個瓶，去趴趴屋以蛋換醋。過一陣雞蛋攢多了，供銷社找到她家上門收走，來錢方便。

 

更主要的是當年土改的工作隊長后來當了縣供銷社頭頭，隨大娘從河南帶過來的貴蘭姐，剛一成人就被大娘帶著去找土改隊長。小姑娘人長得標致，嘴巴也甜，一來二去，貴蘭姐進了縣供銷社，成為我們村第一個正式參加工作的女孩子！

 

楊得喜大我兩歲，四八年生人。可別小看這兩歲，兩年之隔兩重天，他就隔成了舊社會過來的人，二十多年后發生的一些子事，總讓我想到，他，畢竟是“舊社會過來的人”。

 

小學一二年級用鉛筆，我們是兩分錢一支的“豐收牌”，用的短到捏不住、綁上蘆葦桿接著寫。楊得喜用的是六個棱的“大中華”，還剩小半截就甩給別人了。三年級開始換鋼筆，楊得喜先是“新農村”，很快貴蘭姐就從城里給他帶來大“金星”。只可惜學沒上好，小學五年級宏喜就提前“畢業”了。

 

因貴蘭姐在縣供銷社，靠山順水，楊得喜后來也當上了我們村小商店的供銷員。在當時物質緊缺的情況下，貴蘭姐能直接從縣供銷社“撥”貨過來，別的村沒有的大余樓有，煙啊酒啊不缺貨，糖票煤油票比別的村寬敞。

 

這當口，不知為什么楊得喜改名字了，姓回他原本的劉，叫劉凡勤。

 

因為供銷員的身份，劉凡勤從此在村子里也算了個人物。別人下地干活，他坐在小商店賣貨，風不打頭雨不淋臉，還拿著補貼的工資。村子里漸漸地沒多少再叫他“蠻兒”“楊蠻子”的了，見面都親切地喊“凡勤！”

 

小商店開在老地主余文告大坑沿的兩間大瓦屋，一間擺柜臺，一間作庫房兼臥室。每晚柜臺門口掛個汽燈，門店亮堂，生意紅火。

 

兒女有了出息，當娘的臉上當然有光。老劉大娘可樂呵了，出出進進滿招呼。手頭不缺錢，人也大方，誰家有個吃緊當忙、錢抹不開的時候，只要張口，多少都能從她那里轉借幾個。每到寒暑假開學，俺娘總得要到老劉大娘家去一趟，學費差多少只管開口，賣了豬羊再還。

 

老劉大娘人前背后常夸我，說，能考上梅村中學還了得，擱早年，那就是個秀才！順便也帶上夸自己的兒子幾句，“我看，村子里同班上學的就倆孩子有出息，一個是俺家的‘蠻兒’，現在就能掙錢。一個是南院的‘全兒’，上好學今后當大官！”

 

貴蘭姐只要從城里回村，就是前后院小孩子們的節日，一個個探頭探腦湊進院，領糖果吃。貴蘭姐一身城里人的標致打扮，能說會講。有一點特別，年紀輕輕的姑娘，竟然伸出細長的手指夾根香煙，旁若無人地抽。這要是擺在別人，非遭嬸子大娘戳脊梁骨。但，抽煙的是貴蘭姐，便夸：“怪有意思，好看！”

 

唯一讓老劉大娘鬧心的也是貴蘭姐。眼見著二十大了，不談對象沒結婚。而且，不能問。一提這事，馬上甩臉子：“你就不能說點別的！再瞎操心，不回來了！”

 

說話間就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夜。眼見著我是大男孩子了，周六從學校回家，不想和弟弟擠在一張小床上。凡勤說：過我這來“搗腿”睡吧，咱老同學說說話。

 

寒假暑假更是睡在他供銷社“打通腿”，店里有散白酒，我就從地里薅個辣蘿卜，從家里抓幾把花生，我倆腳頂腳地喝“貧”酒。

 

凡勤很關注和我一起上學的中學生，尤其愛問女學生的事。“你們說不說話？”“同不同桌？”還有一次，店里進了一麻袋古巴的“蜜棗”，莫名其妙——他竟讓我帶上一小包，說，發給你的女同學嘗嘗。

 

這時，劉凡勤已經是我們村的供銷員兼團支部書記了。

 

在梅村上初三那年，我們班團支部書記孫世奎動員我寫入團申請書。周六回來，向團支部書記凡勤請教該咋寫。

 

他楞了一下。接著便告訴我咋咋寫。我聽他的。

 

可惜，直到初中畢業我也沒入成個團。孫世奎后來告訴我，“你爺爺是歷史反革命，你沒給組織寫明白啊”。我就奇怪了，據說我二爺爺當過幾天保丁，可我大伯父是烈士，我爹是大隊書記，咋到了我就入不上個團！孫世奎說，有你的人民來信，反映你隱瞞家庭歷史。

 

六八年作為知青上山下鄉。六九年招工到離家一百多里的蘆嶺煤礦。每次回家，幾個月不見凡勤，總要拉上老同學，到我家喝頓酒。吃罷喝罷，還是一起到供銷社“搗腿”睡覺。

 

老劉大娘看著哥兒倆關系不錯，蠻高興，說：都存幾個錢吧，該說媳婦啦！

 

就在這陣兒凡勤出事了。

 

供銷社的左門旁還掛了個小牌子——大余樓村團支部。凡勤是團支部書記，供銷社的房子“一魚兩吃”，很順當。

 

團支部里有個宣傳委員，女，家住山坡西面。這姑娘二十一二歲，短發，圓臉，整天胖臉紅撲撲的。身材飽滿到好像隨時都要綻開的花骨朵，愛說愛笑，能唱能跳。

 

作為支部書記，凡勤很看重自己的工作，為了不誤農活，團支部經常晚上開會，一開開到深更半夜，女孩子膽小，要翻過西山頭送回家，幾個男支委輪流，支部書記送的多些。

 

這天一大早，大坑沿就熱鬧起來！供銷社的門被人從外面用鐵絲擰上了。

 

更關鍵的是，鎖在屋里的是一男一女兩個人。一個，團支部書記；一個，女宣傳委員。

 

尤其要命的是，女宣傳委員和鄰村在南京當兵的小伙子已經談上了，過一陣回來結婚證一領，就是軍婚啦！

 

擰鐵絲的是村子里出了名的窮混混，文革中與凡勤不同派別的死對頭。窮混混不遮不瞞，站在門外對著門縫朝里喊：這會兒哭了，夜里還不知多快活哪！“劉凡勤，我告訴你，我窮，我不犯法。你有權有勢，這回你得進去！要知道，你快活的可是‘軍婚’啊！”

 

當天，女的哭著回家，凡勤被押送到公社。

 

出了大丑的宣傳委員腦筋轉得快，趕緊朝南京發了個電報，告訴男方，咱倆脾氣不合，算了。

 

東西莊不遠，這樣通奸養漢子的新鮮事傳得快。沒過門的媳婦出了這樣的丑，男方家里當然臉上掛不住，更不愿把屎朝自己臉上抹，惡狠狠地放話：別說沒領證，就是結了婚也得給我離，誰稀罕這樣的“綠帽子”！

 

關了幾天的凡勤，又放回來了。能放一馬當然不是無緣無故的。出事后，貴蘭姐忙不迭地前跑后跑，煙、酒、錢不知送了多少。劉凡勤放回家，聽說被貴蘭姐關起門來，狠扇耳光，臉都打腫了。

 

我回家聽說這事，早已經擺平過一陣子。據說女委員也很快遠嫁到河南省。

 

晚上去供銷社睡覺，凡勤知道這事肯定瞞不住我，趁著酒勁拍拍我的肩膀，說：“不許笑話哥啊！圖個快活——反正，想日的也日了，該關的也關了，沒事了。”又關心地問起我礦上混的咋樣。我說還行，剛評了個勞模，正要我寫入黨申請書哪。順便向他請教，這申請書該咋寫；凡勤眨著眼睛想想，說，“恭喜恭喜！”

 

礦上的事也是說不清。勞模評上了，申請書也遞了，半年沒消息。指導員徐洪昌有一次問我：你二爺爺到底是干啥的？

 

我操！肯定又是“歷史反革命”的問題。我賭氣子給指導員說：我大伯是烈士，我爺爺是烈屬，我爹是園藝場的黨支部書記。到了我，卻有了家庭歷史問題？指導員聽我說明情況后，說：沒辦法，有蓋著公章的人民來信。

 

一九七四年春節回家過年，母親說，你貴蘭姐走了。走了就是人不在了。我問娘貴蘭姐咋死的，娘也說不清。聽村里人傳聞，有說病死的，也有說是上吊。

 

老劉大娘白發人送走黑發人，家里也一下子沒了撐起體面日子的頂梁柱。不久，大余樓村供銷社關門。凡勤從小沒干過體力活，生產隊分組下地，沒人愿和他搭伴。好歹讀過五年書，看在老劉主任的面子上，當了個記工員。

 

一九八一年我從蘆嶺煤礦考進《淮北日報》社，需要轉個人檔案。這時，地主已摘帽，右派也平反，臺灣的老兵都陸續回鄉探家，過去戒備森嚴的條條道道都松快多了。轉關系時，檔案讓自己帶，直接交給我，省得派人送。

 

面對著這個黃色的牛皮紙大信封心里不免好奇：檔案袋里到底裝了些啥？索性扯開用線繩繞住的開口，抖落出里面的一迭紙。其中有兩頁關于我“歷史反革命”爺爺的人民來信。一封時間較早，時間是1964年，我上中學的年代。一張額頭印有縣供銷社字樣的信箋公文紙，落款時間恰恰就是我在蘆嶺煤礦寫入黨申請書的月份，后面還蓋有大余樓村團支部的公章。兩封檢舉信都是一個人的字體，同班同學幾年，一眼便認出這是劉凡勤經常一順溜斜著寫的鋼筆字。不禁大吃一驚！想想也明白了——看起來我倆相處不錯，但他心里，還是看不得我比他混得好。

 

去《淮北日報》上班不久的一個星期天，我專程回老家。讓娘收拾幾個菜，到東頭喊凡勤來家喝酒。

 

記工員的劉凡勤明顯比以前話少，人瘦多了。喝悶酒。不大動筷。要我拿出記者證給他看看。翻來覆去地看了一會兒，說：你現在是黨員了吧？我說還不是，報社里黨員也不是很多。又喝了幾杯，他站起來，說要回家給豬喂食。

 

我送到門口，說：咱是親同學啊！往后，你有啥事要幫忙的話，記住知會我一聲。

 

幾年后我調到南方工作，臨行前回趟老家，前后院的叔伯兄弟招呼到一起，吃頓飯。我特意去喊凡勤哥，他躲了，媳婦編瞎話說他肚子疼到鄉診所吊水去了。

 

一晃20多年。前幾年小弟電話過來,聊了些村子里的事。我問：楊得喜現在咋樣？小弟說，你問誰？哪個楊得喜？

 

一起上學5年，那時的名字記得牢，忘了他已經改名，“大坑沿，老劉大娘家的。”心下想：好在問的是楊得喜，要說起他的小名楊蠻子，恐怕就更云里霧里，沒誰知道此人是誰了。

 

又過了幾年，得知這位小名楊蠻子、學名楊得喜、改名劉凡勤的，已經亡故。他比我大兩歲，算年齡應該不到六十歲。

 

耿蠻子

 

這人，倒真是個來自皖南的南“蠻子”，姓耿，來大余樓時不到三十歲，村里的大人就喊他“老耿”，背后卻叫耿蠻子。我們這些七八歲的破小子喜歡湊熱鬧，整天追著他喊“耿蠻子”“耿蠻子”，他也不惱，沖著我們笑。

 

五八年大躍進，除大練鋼鐵、大食堂、人民公社外，皖北的農村又多了一項：稻改。將原來種小麥的旱田，打堰圍堵，挖塘，架上水車。男女挑燈夜戰，打著號子，一腳一腳踩著高架水車的踏板，車水，改種水稻，讓淮北人民吃上香噴噴的大米飯！

 

旱地種稻必須技術指導，省里派來“稻改員”。派駐大余樓的稻改員就是老耿。宣城縣人。大高個，長臉，黑璨璨的，愛笑，江南口音很重。

 

耿蠻子安排住在大坑北面的大瓦屋最西頭兩間，也就是后來改為供銷社小商店的房子。這是地主余文告置下的。土改時留給工作隊住宿和辦公，沒分給貧下中農，只將老地主趕出主房，在大瓦屋最東頭壘死一間，屋山頭向外打門，成個豎筒子屋，讓老地主住著。

 

土改后沒幾天，地主老婆怕挨斗，跑了，撇下個叫大紅的10多歲閨女，按輩分我得叫大紅姑。老地主帶著閨女，爺兒倆一直住在這間“豎筒子屋”里。

 

那個年份的地主名聲臭，沒人敢跟他們來往，豎筒子屋白天不聞話語，夜晚早早吹燈，大紅姑幾乎是在沒聲沒息中長成的。高高，瘦瘦，后背留條獨股大辮子，下地干活從石頭橋上走過，娘望著她的背影對我說，那是你大紅姑。

 

耿蠻子初來乍到，吃不慣北方的黑面“窩窩”，好在自己帶來兩麻袋大米，悶干飯。

 

在南方水鄉，都是就近挑河里、塘里的水吃用。來到這里只有井水。提水要用木水筲，掛住長長的井繩，叉開腿面對井口，慢慢將水筲松到井底，來回晃蕩幾下，趁勁一丟，水便灌滿了，再一把一把提上來。耿蠻子雖然力大，可從來沒干過這種活，一伸頭望見黑咕隆咚的井底，“媽哎！”一聲趕緊退回。

 

好在“一條脊”的瓦屋東頭住著個地主，村長決定：罰老地主勞役！

 

開始是老地主弓著腰為耿蠻子挑水。畢竟年紀也大了，后來就是閨女大紅每天提水、挑水、送水。耿蠻子點頭哈腰地連聲說謝謝，謝謝。地主成分的大紅哪受過這般禮謝，登時，臉紅了，喏喏地輕聲說：“這是罰俺干的。”頓了頓又說：“不罰也該挑，你大老遠地到這里幫俺村——”耿蠻子一時沒反應過來，望著大紅匆匆離開的背影，楞了好大一會兒。

 

那真是個熱火朝天的時代！干活打號子，挖塘打號子！晚上掛起馬燈踩水車打號子。男女青年邊干活邊唱配合稻改的“稻改歌”：

 

俺莊上——

來了一個好青年呀哈

家住江南宣城縣啊

勞動生產是模范哪

哎嗨呦……

勞動生產是模范呀嗨

 

這歌肯定不是為耿蠻子一人定制的，估計是稻改員大多來自皖南水鄉的敬亭山下，為了推廣稻改，專門編寫的流行歌曲，教大家傳唱，配合宣傳。

 

每天幫著稻改員送水的大紅姑，卻不能進稻田，上面有規定，嚴防階級敵人破壞。晚上出來唱歌，當然更沒她的份。獨筒子屋早早黑燈。

 

地主成分又沒個娘疼，只有一個時不時拉出來挨斗的爹，左右鄰居和般大般下的姐妹很少有人跟大紅姑說個話。她也心知肚明，很自覺，一般不找人說話，也很少出門。

 

眼見著大紅20出頭了，這在當時當地要算嫁不出去的年齡。反正是沒人搭理，大紅也從不找別人嘮嗑，除下地干活，就是在獨筒子屋里做針線，冬棉夏單春秋夾衣，把個老地主的爹收拾得干干凈凈。下地干活，背后垂著根粗粗的獨股大辮子，反正也沒人搭理，出門誰也不看，直挺挺地穿過村子，過南橋，上大路，下南湖，該干啥活干啥活。

 

稻子快黃的時候，大紅姑突然“精神”了。是那種“悶神經”，不吵不鬧，不哭不笑，不打人不罵人。地里的活照干，耿蠻子的水照送，針線活照做，就是出來進去地穿衣亂了套。初秋了，別的女孩子開始穿長袖衣衫，大紅的穿戴卻愈發的短。下擺束緊的短衫，更顯得細腰大胸肥屁股。男人們看著特扎眼，女人們就在背后譏笑。下身穿短褲！而且是鮮紅短褲！！這是女孩子只敢在睡覺時穿著的內衣，她竟不知羞恥大搖大擺地穿著下地！鞋子也怪，娘沒死、爹還在，竟然穿上了雪白的孝鞋，白孝鞋前頭還釘上一朵艷紅的絲穗子。迎面見她走來，大人趕緊避開，孩子們卻起哄跟著看，至今我還能回憶起大紅姑的那個怪模樣。

 

神經是神經，但每天照常給老耿提水、送水。老耿覺得不能白忙乎人家，村里有人說，耿蠻子把上面發給他的香皂、毛巾送給了大紅姑。

 

熱熱鬧鬧折騰了大半年的稻改，霜降后，換來了豐收的果實。收割。脫粒。

 

耿蠻子犯了愁，哪里弄脫粒機去？老村長一捋袖子：“摔！”男女老少一起在打麥場的石磙上，可著勁地摔稻穗子，忙乎了半個多月。

 

全縣稻改慶功會上，耿蠻子戴上大紅花。慶功會后，縣里馬上來人，將所有稻谷全部收走，說是要留稻種。奇怪的是，稻種拉走沒幾天，縣里突然傳遞省里的指示：稻改停止。理由是勞民傷財，還是種小麥合算。老村長氣得拍著腚地罵：“媽拉個巴子，早不說晚不說，拉走稻種再說不種！男女老少忙乎了大半年，早知道，冒著犯法我也得讓老少爺們吃頓大米飯！”

 

過年前耿蠻子回宣城老家去了。

 

一入冬，天寒地凍，各家關起門烤火嘮嗑，很少串門拉呱。

 

有人發現幾只狗從老地主的獨筒子屋里出出進進，門也沒關。進去一看，老地主死得尸都干癟了。村里人這才突然覺得：咋老長時間也沒見到發神經的大紅了。

 

好在老地主只是個冤頭財主，左右鄰居念他沒什么大惡，一條蘆席卷上，埋了。

 

自此，這個叫余文告的地主連同他的女兒大紅姑，從這個村子消失得無影無蹤。偶爾提起大紅，有人就說，早死了！別說她神經，正常人大冬天跑出去，餓不死也凍死了.

 

三十年過去。村子里年輕人一茬又一茬地長大，現在大多到城里打工去了，掙錢回家蓋起兩層小樓，村子也一年一年地“長”大，幾個鄰村漸漸地連成一片，區分不清這莊那莊。村子變大了，房子長高了，除了老年人，村里的人卻越來越少了。

 

這年冬天，幾個老人在村口靠墻袖著手曬太陽，說閑話。

 

一輛土黃色出租車停在村口，下來個瘦高老人，迷茫地左看右看，開口問路：“此地離大余樓還有多遠？”

 

一聽口音，就知道是外鄉人。

 

“這不就是大余樓嗎！您，——找哪家？”

 

瘦高老人不緊不慢地說：“不找哪家，來給岳父上個墳，立個碑。”

 

這時，其中一個老人聽著，望著，愣了一會兒神，猛地一拍大腿：“我操！——這不是耿蠻子嗎！”

 

盡管背有點駝，耿蠻子個兒還是高。只是兩鬢蒼白，一臉滄桑。

 

“你岳父？——誰呀？”

耿蠻子一邊給大家散香煙，順口答道：“余文告”。

 

余蠻子

 

余蠻子家族有兩大特征：第一，三代單傳，太爺生了老爺，老爺生了爹，一直到他，都是一個男丁。第二，輩輩行武，前兩代都當過兵。到了余蠻子這一代，變了。先是斷了“兵”路，除戴過紅衛兵袖章，蠻子沒入過伍。更讓人想不到的是這個單傳百年的家族，到了窩囊成“吃鼻涕屙濃”的余蠻子，三十多歲竟然獨股發倆芽—— 雙胞胎倆兒子！

 

余蠻子從來沒見過爹。沒出生，爹就沒了，村子里稱“腹里無爹”。蠻子打小就是爺爺余文中帶大。

 

文中爺活到80多歲。不過，有一多半時間不在大余樓住。

 

一九六八年，作為“老三屆”下鄉種地的我，聽五叔在麥場鍘草給我講起文中爺。開頭語就是“嗨！敗家子一個！”，嗤之以鼻。

 

余文中的上一輩余鳳開曾在馮玉祥手下當差。據說官職還不小。后來卸甲歸隱，回到大余樓，置地！建房！那年頭天下大亂，大院子的一角豎了個兩層的小炮樓。家里就一個單傳的兒子，余鳳開不放心寶貝兒子在外讀書，索性把教書先生請進家，設館供讀。余文中一年年長大，十六七歲就野心勃勃，說要出去闖蕩。

 

鳳開爺夸他：有種！甩手給了200大洋。

 

一個月后，回來了。嗬！這兩百大洋花得有模有樣：白禮帽、白皮鞋；身后，高頭大馬上坐著位艷裝女郎。

 

老爺子軍閥行武闖蕩多年，啥沒經驗過！一看，明白了：這身打扮，都是從徐州府照相館租來的；看眼神就知道，那女人出自青樓！

 

進屋就要操家伙，余文中眼疾腿快，趕緊偏身上馬，一騎絕塵。

 

十多年后再進大樓村，余文中已是一身戎裝，腰扎武裝帶、頭戴大蓋帽，正規中央軍的裝置。

 

關鍵是帶了個幾歲的兒子來家。鳳開爺對著孩子細打量。行！是余家的種！別的也沒多問，只說：帶兵打仗不可能拖家帶口，把孫子給我留下，你打你的仗去。余文中立正一個軍禮，轉身走人。

 

這孩子就是日后余蠻子的爹——余學禮。為了確保“獨根苗”傳宗接代，余學禮剛滿18歲，便早早訂了婚，娶妻進門。

 

東院的是三代單傳，但同族同宗的“小五房”西院的余文成一家卻子孫鼎盛，兄弟幾個個個“生猛”；但都不走正道，當過“馬子”，劫過路，拉過“冤”，撕過“票”。余文成早就盯住了東院的房產，眼瞅著老少三代單傳，恨不得在余學禮這代的獨根苗上下手，斬草除根。近房斷子絕孫了，留下的家業理所當然就是他們最“近房”的兄弟們繼承。

 

余學禮迎娶不到一年，正趕上1946年開始的國內戰爭，國共兩黨臺上剛握了手，下面就打開了仗。淮北、蕭縣、永城、碭山這一帶簡直亂得不能再亂，這幾個月共產黨的軍隊打過來，縣政府就姓“共”；半年不到，國民黨大兵壓來，馬上又改朝換代。

 

真打起仗來，害怕的是孩子，擔心的是老人；卻給了年輕人出風頭、亮本事的機會，長槍一扛、軍裝一換，立馬精神十分，個個蠢蠢欲動，再加上不同家族歷來已久的恩恩怨怨，你吃共軍的糧，我就扛國軍的槍，新仇舊恨，咱們槍上見！

 

這檔口，當了多年國軍已經四十大幾的文中爺臨戰起義，歸順了共產黨。此時，江淮一帶雖然歸屬彭雪楓的新四軍統轄，蕭縣卻還是蔣軍的天下，部隊番號特奇怪——交警隊。

 

村子里的余學禮結婚一年，媳婦也挺起了大肚子。家傳“黷武”，學禮幾次要出去找部隊，媳婦死活不放，便悄悄加入了蕭縣共產黨的地下武裝——“基干突擊隊”。東戰皇藏峪，西襲芒碭山，戰績不凡。

 

這天雨夜，余學禮摸黑回家，想偷偷看望下臨產的媳婦。恰巧被近房的“馬子”兄弟候個正著，趕緊向國民黨“交警隊”報信。天沒亮，學良聽到砸院子大門，知道大事不好，心下明白一定是“馬子”近房報的信，忙拍著媳婦的大肚子說：我要是回不來，生男生女對外一律說閨女。“記住，咱家是單傳，生男，也男扮女裝，防著西院的近房對咱男丁斬草除根！”

 

抓住余學禮，冒雨押送蕭縣城。但，根本沒進西關，剛過帽山店，“馬子”兄弟就策動押送的頑軍，拽過槍把學禮給斃了。好在附近有親戚，當天用板車拉回，埋在村子東南。國民黨軍隊槍斃的，肯定是烈士，我上小學時，每年清明節，學校都要組織我們去那個不大的墳頭祭掃。

 

淮海戰役打罷，新中國建立。文中爺回蕭縣。來到縣政府，領回兒子的烈士證書，一心回家帶“腹里沒爹”的孫子。

 

兒媳婦告訴他：“他爹臨走對我說過，孩子出生，男女都要對外說閨女，要‘瞞住’兒子！”

 

文中爺一拍大腿：中！他爹臨死前起的名，就叫蠻子！

 

這個大我3歲的孫子，上小學時腦后還辮了跟細細的扎紅頭繩的“小尾巴”，說話，做事，處處沒個男孩子樣，或大或小的同學，沒有不欺負他的，反正他只會“唻——”“唻——”地揉著眼哭。

 

為了區別同在一個小學的大坑沿“楊蠻子”，打小我們都叫他“余蠻子”。

 

余蠻子的母親1958年也死掉了，與學禮葬在一起。也許是怕挖深動了烈士的遺骨，只能淺埋。誰知竟遭了村外的狗扒墳。加土封厚，并在墳頭立了個生石灰刷得慘白的罐子。小時候，我是從來不敢從那個墳頭那個特別扎眼的白罐子墳邊走過，老年人不說那是野狗扒墳，說是稱“犯了‘天狗星’”。

 

因為是烈屬，余蠻子上學從來不交一分錢。從瓦口小學上到永固中學。再朝上就讀不上去了，只好回家種田。

 

此時的文中爺已經真是爺爺狀了，眼眶深陷，顴骨高挑，留著一抹少見的花白山羊胡子。文中爺從小到大沒種過地，到老都看不上莊稼人，他自有營生的法子。

 

符夾線鐵路修通以后，老爺子步行六里地趕到坡里集火車站，坐綠皮火車到符離集，再坐上在那里停靠的津浦線慢車，大小11站每次都是臨淮關下，就是當年他從國軍起義的地方，呆上十天半個月，再坐回頭車，從符離集轉車到坡里。每次挎著他的小黃包回到大余樓，包里有哄小孩子的糖、有散給大人抽的煙，當然，還有錢。

 

有人說老爺子是蹭火車、要飯。文中爺不愿意了。哼！坐火車我有票！隨即從貼身口袋里掏出紅色烈屬證，晃晃，“這就是我的車票，我看誰敢不叫我上火車！”

 

“要飯？那是窮人干的事，我要的是‘錢’！火車上專找那些四個口袋的干部樣的人，旁邊一站，烈屬證一亮，多少都得掏兩個。”

 

據文中爺說，他的烈屬證已經到民政局換過好幾回了，縣里的工作人員知道這證的用途，來到就換，趕上飯時還招待管飯。

 

有名正言順的烈屬撫恤金，再加上數目絕不比撫恤金少的爺爺的辛苦錢，余蠻子在家不僅吃喝不愁，還在早已頹廢的老院墻里起了新屋。有吃有喝有新屋，很快，媳婦上門了。

 

懷胎十個月，一生，倆兒！雙胞胎倆兒的重要性在這個單傳世家可謂大哉！余蠻子一改往日的窩囊相，橫著眼在村里走來走去，好像要找誰算賬。

 

一晃40年。2017年春節，我回家陪93歲的老父親過個年。

 

這時，我已經動手寫這篇紀實性的文字《仨蠻子》。圍爐閑聊，想趁老父親健在，打探一些那個年代的事。問起，我那個余蠻子哥，土生土長的，為啥叫蠻子，是不是生他的母親是外鄉人，生下的孩子才叫蠻子？

 

爹說，這下子你可問到人了，知道這些的人基本上都已過世。爹說：“什么蠻子？！村里人叫‘白’了，人家不叫‘蠻子’，叫‘瞞——子——’！瞞住生的是兒子。”

 

我大吃一驚！如果我不問起，如果爹不說起，這余“瞞子”，被叫了一輩子余“蠻子”。

 

爹說，咱莊上當時共產黨的“基干突擊隊員”不下十個，“我也是一個。要不我后來咋當的村長！”

 

老父親講述了學禮大爺被抓、以及被抓前對媳婦交代的那番話。“二十年前續家譜，文中爺還在世，說的清清楚楚，白紙黑字在家譜上標的小名就是‘瞞子’。”

 

老父親還想說些啥，卻欲言又止。想想，深嘆了口氣，爹說，我還是給你說了吧，你學禮大爺是烈士，也不是烈士——他不是國民黨交警隊槍斃的，是他西院的近房余文成約了幾個“馬子”，穿上“交警隊”衣服，假冒國民黨的軍隊拉走的。說是要押送縣政府，不是在帽山店就給打了？！

 

爹深吸了一口煙，安排我，你知道就行了，別對外人講。爹說，文中爺已經烈屬幾十年了，前年政府又給你學禮大爺建了烈士墓。我雖然心里清楚，當大隊長時，每年清明還是安排小學生獻花。

 

作者簡介：徐世訪，著名報人，原《深圳晚報》創始人、《深圳商報》編務總監。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