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仙書畫與蘇忠詩歌的“擊掌”
文/王灝
自從一千多年前蘇軾開辟文人畫以來,中國的書法繪畫與詩詞就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當然在更早的時候,書法與詩歌的關系已經異常緊密。古人唯一的書寫工具就是毛筆,文人畫誕生之后,書法與詩歌和繪畫之間的關系,又萌生了完全不一樣的意義,可以說這是中國文人文化新的起點。這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這里的“意”毫無疑問就是文人的情懷。
說到這種文人情懷,我們必須追溯一下那個特殊的歷史王朝——宋。宋代開辟了一個全新的紀元。趙匡胤以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解除了所有將軍的統治權,而文人無論犯了多大的過錯也不會被判死刑,最高的處罰只有流放,這是中國兩千多年以來文人所受到的最高的禮遇。因此宋代的文化尤其是文人文化,達到了頂峰。有故事說,蘇軾同黃庭堅一群人到郊外去游玩,那時,蘇軾是一個城市的副使,因天色已晚來不及回城,于是蘇軾就向太守報告,太守聽聞后竟送來了美酒和歌妓,想來竟然和今天所反的“腐敗”對象生活的相差無幾,當然蘇軾的生活不是腐敗的,而是宋代統治者對文人寬容的一個例子。之后的七八百年時間,中國的文人再也沒有經受如此的禮遇,以至于今天我們所留戀、懷念的文人文化正是宋代文人的傳統。中國傳統藝術界所談到的詩書畫印,也正是從宋開始有了雛形。當然宋朝的畫家、書法家的作品,與今天的作品形式是完全不一樣的,宋人還沒有給作品鈴印,也沒有在畫面上題字寫實的傳統,大畫家范寬的《溪山行旅圖》也只是在樹葉下面隱隱約約寫了一個極小的名字,但是文人繪畫卻由蘇軾、米芾等人創造并延續至今。到了元朝,在異族的統治之下,中國文人雖被壓迫,但依然保持有意或無意的文化自覺,并逐漸開始詩書畫并稱,或許也恰恰是因為元朝這一個少數民族的統治,才更加使得文人文化和文人繪畫有了一種類似文化補償的繁榮。明朝末年,印學的興起,使得詩書畫印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在中國畫領域,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詩書畫印形式,其實就源自明朝。這種形式的由來,是中國文人自宋以來開創的文人雅趣的結果。這種情結,也成了中國文人內心一直向往并崇尚的生活狀態。這種文化傳統有極其強大的生命力,它深深地根植于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
前段時間看到了詩人蘇忠與中國花鳥畫家郭大仙合作的畫冊《擊掌》。詩人與書畫家,這原本就珠聯璧合的伙伴,在現代傳媒時代又重新走到了一起,似乎是想奏響商業時代的文人雅趣,我們都非常清醒30年來中國的社會到底發生了什么,當金錢與物質成為社會評價系統終極標準的時候,人的內心難免發生微妙的化學變化。在倉促的現代社會里面人們焦慮不安,當名車、名表、名牌服裝觸手可及時,內心卻逐漸空虛。現實也正是如此,當內心開始空虛的時候人的精神一定會去尋求慰藉。這些年人們把勞力士換成手串,把功夫茶具擺到了家里、辦公室,足以說明人們已經在悄然關注起內心的感受。曾以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在現代商業潮流的沖擊之下會顯得疲弱不堪。其實,是我低估了這種文化在血脈里的生命力,當人在迷茫困頓的時候,內心深處最容易回歸的就是傳統,繼而在傳統中創新當下,這也正是我看到《擊掌》這本畫冊時的真實感受。
蘇忠先生的詩歌,我的第一直覺仍是那綿延一兩千年的文人之夢,他作品的意象也好,遣詞造句也罷,在現代詩歌技巧的骨子里,投射著中國傳統詩歌的影子。王國維曾總結中國傳統詩歌里的“有我之境、無我之境”,可以用來觀照蘇忠的詩歌,他總在有我與無我的兩種意象里轉換,但無論如何轉換,意象使用都能從容超越主體和客體,超脫秩序與時空,自然演繹出他所要表達的意象、情趣與生命感受。而在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同千百年來的詩人、文人所遭遇的同樣問題——徘徊在進退之間,在理想與現實的雙面逼仄中實現精神的突圍。小時候讀金櫻的《格言聯璧》,里面有一副對聯對我影響極深,而且年齡越大領會也就越深刻,聯曰:“愛惜精神,留他日擔當宇宙;蹉跎歲月,盡此身污穢乾坤。”可以說總結了中國文人的千年糾結,這種糾結在《岳陽樓記》里面更加明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種“進”,于蘇忠而言是在詩中袒露真我,將種種“隱”與“顯”說開,無論美好還是悖論,風光抑或市井,堂皇還是卑微,都進入詩歌成為詩意的一部分。而退,則是技法的后撤與隱去,將技巧藏于文字的深處,只留感動給讀者,不著痕跡于文面,而這又與中國文人“隱于市”的思想何其相同。可是在中國傳統的文化系統中,還有一個田園可以歸隱,即便是仕途不得意,還可以告老還鄉,于是思鄉與望鄉,是那時文人的常有情懷,家鄉也是最終的歸宿。傳統中國是宗族的社會,故鄉就是根基,就是所有夢幻破敗之后的最后精神家園。而今社會結構的破壞,讓精神的最終家園也最終失守,今天的文人魂歸何處?也許詩人也在追問和探索。
蘇忠的詩里有非常多自然的意象,我相信,這些意象不是他多么熱衷于游山玩水。心理學上有一個術語叫“投射”,他詩中所出現的“古寺”、“石佛”、“溪柳”等意象,在我看來,其實是他內心投射出的精神家園。然而讓我感動的是他的詩歌的平和、透明,像一杯淡淡的白開水,這樣的比喻一點沒有詩意,甚至談不上贊美。可是在我看來,今天如果有誰寫詩,能像白開水一樣干凈,毫無欲望的渾濁,已經是相當相當難得了。而蘇忠的詩,在平淡中不乏張力,干凈的背后,是一種推敲與寫作的準確、凝練和熟練到位的掌控。他的純凈,來自思想與技巧的獨到和自由,這正是中國古代文人詩書畫的追求,也是“功夫在詩外”的寫照。只是,今天的寫詩者,要么故弄玄虛,受現代主義文學的刺激選擇一種“咋呼”的方式,羅列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文字;要么強加上一堆虛空的名詞動詞表達自己根本沒有的情感。我想,今天人寫詩,哪怕是寫得像80年代羅大佑、崔健等人的詞作一樣平易真摯,也是動人的,可是連這,竟也算得上是奢望。從心底里覺得蘇忠先生的詩歌,簡約、從容、淡遠,不聒噪、不賣弄、不做作,如同在一杯無色無味的白開水里,有故人從遠方來,有往事娓娓道來,有悲有喜不動聲色滑過蒼穹……。我想,蘇忠先生自己也不喜歡以偉大詩人自居,即便他曾有過成為偉大詩人的夢想,但我相信,這些并沒有成為他的喘不過氣的累贅。在我看來,詩歌是他所選擇的一種生活的方式,詩歌也是他生命的價值觀,即便今天做著文人之夢,是他讓自己沉睡在自我生命的一種修行。
大仙先生的書畫作品與蘇忠的詩相比則顯得更加的傳統。當然這個傳統,所指的是明清以來的中國文人畫結構。從大仙先生的作品當中可以看出,他涉獵廣泛,作品當中真草隸篆皆有痕跡,既有厚實楷書基礎所呈現的扎實結構,又有清金石學興起所帶來的雄渾和蒼勁,并且多少還有一些于右任、林散之所特有的文人胸懷。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老人的追求和率真。老人用筆沉著,可能因他畫畫的原因,筆法也是變化多端,中鋒側鋒偏鋒的交相輝映,使得他的書法作品多了一絲靈動,或許老人內心也要去追逐那千古不滅的文人之夢。也許在他心目當中吳昌碩、趙之謙等人所生活的境界才是他所向往已久的田園。原本現代詩入書入畫難度極高,因為現代的意象和傳統的意象是兩種概念。傳統詩詞大多描寫的是田園生活和自然風光,因此與書畫之間的關系就極其緊密,好在蘇忠的詩里面處處流露的都是傳統田園與自然的意象,這種傳統的意象同大仙老人精神深處的追求相得益彰,無怪乎這本書叫《擊掌》,一個是心存純粹、干凈、文人之夢的詩人,一個是襟懷坦蕩,豪情與婉轉共存的書畫家,在這樣一個稍顯粗鄙的時代固執地追隨著自己的夢幻,怎不讓人動容?大仙老人用筆軟硬兼施,多為軟筆,林散之曾言:“軟筆寫硬字,硬筆寫軟字。”我自己深深感慨于這十個字,中國的書法與繪畫就在這剛與柔、拙與巧、虛與實之間不停的變換,軟筆寫字作畫方可氣象萬千內蘊深邃,這種感受只有中國的藝術家可以感知,西方人無論如何也難懂得這里面的奇妙。
雖未曾見過大仙老人,但是我從他的點劃之間可以斷言他也是一個性情之人,東方藝術強調的是直抒胸臆,性情追求也盡可以在這筆墨之間窺見,中國人常說“逸筆草草不求形似”,這里的逸字則是超脫于塵世之間的一種精神狀態,是不役于物的灑脫與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筋骨,更是“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自信,我想,正是這樣的執著,也才讓中國文人的氣節與血性,還深植于大仙、蘇忠這樣的文人血脈里。
(王灝,青年評論家,中國藝術數據網總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