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解的悖論：中國學者在《野草》接受過程中的修正主義
 
·羅福林（Charles A. Laughlin）
 美國 弗吉尼亞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
 
譯者：孫靜
 
 
魯迅的《野草》（1927年）研究將一直是對修正主義的研究。自1955年馮雪峰發表“《野草》”一文（《文藝報》第19期、20期）后，可以說，針對《野草》的“政策”曾一度趨于穩定，直到1981年出版了20世紀后半葉魯迅研究選集，這一情況才發生改變：
 
《野草》是一部散文集，包括23篇文章，是魯迅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這些文章創作于1924年到1926年間，當時魯迅正定居北京。也就是說，當時他是在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下進行創作的。文章不僅充滿斗志，表達出作者對黑暗勢力的抵制與抗爭，而且其中的思想和情緒也是對當時社會形勢做出的回應。作品中還浸潤著一種陰郁感，鮮明地反映出作者思想中深刻而強烈的矛盾。這些矛盾與當時的時代氛圍緊密相關，而且也揭示出作者對之前的時代那充滿矛盾的世界觀。此外，《野草》還收錄了幾篇晦澀的文章，這同樣也是由于時代環境的緣故。在1931年出版的英文版《野草》序言中，魯迅指出：“由于當時無法直言不諱，所以我的表達異常含混。”
 
1955年后，中國對《野草》的研究日益增多，1981年后，重要的研究論文和書籍也大量出現。在本文中，我將聚焦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中期這段時間，探討該時期中國學者在《野草》接受過程中發生的巨大轉變，并將馮雪峰的文章視作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該文引發了學者和大眾對于《野草》的研究和討論，至今依然堪稱《野草》研究的重要文獻。
 
魯迅的這24篇散文（包括序言部分）創作于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期間。在此期間，政治暴動接連不斷，將五四運動的革命者和改良者區分開來，同時也令魯迅與其弟周作人分道揚鑣。1924年11月，魯迅、孫伏園、馮雪峰創辦了《語絲》，這是一本涉及政治領域的非正式社會評論刊物，《野草》中的散文都是在此周刊上首次發表的。1928年春，也就是在《野草》一書出版數月后，激進左派開始批評魯迅落后于時代，并將《野草》視為魯迅完全缺乏革命信仰的具體佐證，定下了評論魯迅的基調，遮蔽了他在寫作上的創新。直到1936年魯迅去世，除了馮雪峰等少數支持者之外，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界中都充滿了左翼激進人士對魯迅的尖刻批評，從而將魯迅邊緣化了。
 
從這一角度看，《野草》本身表現出魯迅在黑暗困境中唯一的一次藝術創新。 他的批評者和支持者一致贊同該書不僅是魯迅文化哲學的結晶，而且還涵蓋了現代中國人的困境、語言的局限性以及斗爭的無效性和不可避免性。然而，對于激進左派來說，《野草》之所以深刻，是因為它反映出魯迅對他們所貶斥的“個人主義”的敏感。在《野草》問世后不久，錢杏邨就于1928年2月發表了“死去了的阿Q時代”，只討論了《吶喊》、《彷徨》和《野草》。這一事件證明了《野草》的出版啟發了錢杏邨。文學界似乎在等待著魯迅第二次的激進文學轉向，然而很多人卻失望地發現了《野草》。
 
之所以沒有人從其它新視角來解讀《野草》的更深層面，是因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將魯迅奉為激進革命的先驅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曾多次將魯迅塑造成一位中國近代傳統文化荒野中的預言家，認為他為革命掃清了道路，并給讀者帶來社會主義的曙光。這在魯迅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有所體現，例如他筆下的狂人在經典歷史著作中讀到了“吃人”，然而此類作品卻不像《野草》一樣富有含混的張力。然而，含混卻是中國文化之美——不管政治風云如何變幻，魯迅幾乎總被共產黨奉若神明，這使得他的作品全集會被妥善地保存下來，并被有意地曲解，就像現代人讀《詩經》一樣。因此，《野草》一直在讀者中廣為傳播，被人悉心研究，從而順理成章地證明了魯迅在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治悲劇和暴力時陷入了消沉，將文中的諷刺意味和政治批判故意又委婉地埋葬在噩夢般的黑暗中，從而避免招致政府審查所帶來的麻煩。表面看來，闡釋的政治色彩也許并不強烈，只是對絕望與希望、行動與等待進行了深刻的哲學思考。實際上，這卻隱含著更重要的內容，即魯迅在第一次統一戰線失敗之前，對民族主義政權進行的控訴。如果錢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時代”一文中不加限制地批判魯迅，那么共產黨后來為了將本散文集提升至革命文學的典范地位，該怎樣去解釋其中的含混、絕望、甚至是虛無主義呢？
 
與此同時，那些從一開始就用英語研究魯迅的學者們發現這本小集子的藝術美和深刻的思想性，例如夏濟安的《黑暗的閘門》、李歐梵的《鐵屋中的吶喊》，甚至在文學研究領域之外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也在其著作《天安門》中討論了魯迅作品中強烈的詩意想象。通過這些著作，美國學者開始了解魯迅這位極度絕望的波德萊爾式作家。然而，我們也得知這一看法與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主流見解有所不同。直至改革開放（1978年）后不久，重讀文學史成為中國學術界的重要任務，重讀魯迅也自然成為了關注熱點。
 
1928年，錢杏邨馬上對《野草》做出解讀，尤其是在進行歷史性的追溯時，他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實際上當時對《野草》的解讀是多種多樣的。然而，錢杏邨對魯迅的批判令人如此震驚，以至于人們馬上會質疑他的文章是否表現出一種近似不屑的焦慮，同時還會質疑當有其它替代性讀物時，它是否真的具有影響力。
 
我撰寫本文的目的，是為了探討中國早期讀者對《野草》的接受狀況，包括以下幾個問題：有沒有人曾像以前的兩代西方學者那樣，贊賞該散文集中彌漫的詩意美及語言試驗呢？早期的評論家是否注意到魯迅在散文中常用的形式元素及其涵義呢？左翼評論家對《野草》的抨擊始于何時，其發展路徑又是怎樣的，有哪些更為重大的歷史意義呢？最后，就像劉大杰在1928年指出的那樣，《野草》是否能成為從社會現實主義到象征主義的轉折點，從而與《吶喊》和《彷徨》區別開來呢？
 
借助一種詳盡的修正主義文學史，我們能輕而易舉地了解到早期對《野草》的評論。這種文學史始于改革開放時期，促使魯迅研究再次回到學術視野中。1979年11月，有關魯迅研究的大型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成果之一就是啟動了一個項目，即收集自魯迅步入文壇以來所有與其相關的重要著作。1981年適逢魯迅誕辰100周年，李宗英和張夢陽主編的《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集》出版。 在眾多與《野草》有關的文章中，最詳細的闡釋是馮雪峰在1955年在《文藝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野草”。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年（1982年）就出現了一批研究《野草》的專著，包括孫玉石的《<野草>研究》，從而前所未有的開始了一股關注該散文集的潮流。 作為1981年魯迅研究論文集的編者之一，張夢陽出版了一部長達三卷的《中國魯迅學通史》（2002年），并使用了近170頁的篇幅專門討論《野草》，為重現早期的《野草》研究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毫無意外，與其說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對《野草》更為細致的分析是符合中國主流的闡釋方式，其中馮雪峰的文章為其定下基調，錢杏邨在1928年做出的著名批判文章“死去了的阿Q時代”緊隨其后，勿寧說該時期的評價是一種積極的回應。首先，我們需要關注一下北新書局（由于《語絲》周刊遷至上海，因此它被北新書局所取代）是如何宣傳《野草》的。1927年刊登在《北新》周刊上的廣告似乎能回答我在序言中提出的一些問題：“《野草》可以說是魯迅的一部散文詩集，用優美的文字寫出深奧的哲理，在魯迅的許多作品中是一部風格最特異的作品。” 當然，人們不會從廣告中看到任何負面評價，但讓我感興趣的是，這句廣告詞指出了《野草》的文類，并關注到了它的語言及哲學成就，這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人們對于這部作品的主要關注點，但卻同時被左翼攻擊者和后來向《野草》道歉的人所忽視了。早在這本散文集出版之前，就有人對刊登在《語絲》周刊上的《野草》文集發表了評論，最為著名的來自章衣萍，此人和魯迅都是語絲社的核心成員。1925年，他在《京報副刊》的專欄中評論了《野草》集中的前11篇文章，談及自己與魯迅在后者的院子里聊起有關斗雞的事。當時魯迅說：“這種爭斗我也看得夠了，由他去吧！”章衣萍認為，這種態度——“由他去罷”——體現出魯迅對一切無聊舉動的憤怒。章衣萍回答道：“我卻不能這樣，我不能（忍受）瞧著雞們的爭斗，因為‘我不愿意’……其實‘我不愿意’也是魯迅先生對于一切無聊行為的反抗態度。《野草》上明明的說著，然而人們都說‘不懂得’……我也不敢真說懂得，對于魯迅先生的《野草》。魯迅先生自己卻明白的告訴過我，他的哲學都包含在他的《野草》里面”（張夢陽，2002年，第5-6頁）。在此，我們又看到評論者對哲學層面的關注，但這一哲學思想被置于當時的公共領域的語境下，似乎將《野草》的深刻思想狹隘地理解為魯迅對其同代人的憤怒。在眾多針對《野草》的評論中，章衣萍大量引用了魯迅作品中的名言。此外，他還為幾十年來的《野草》評論定下了基調，就像其他很多人認為的那樣，他沒有讀懂這部散文集。
 
最為熱情的回應來自年輕作家兼評論家高長虹，他持續不斷地求助于魯迅，從而完全惹惱了后者。高長虹效仿他人，創立了自己的文學雜志《狂飆》，并經常刊登自己的文學評論。更多時候，此雜志毋寧說是一部自傳，詳細記錄了這位年輕作家在20世紀20年代的生活軌跡和苦難歷程。1926年9月至12月期間，高長虹在自己的雜志《狂飆》上陸續發表了幾篇文章，講述了自己曾在魯迅創作《野草》期間拜訪過這位作家，并發現魯迅為人熱情，與自己性格相投，并令人振奮。他說后來自己又與魯迅會面多次，對魯迅的印象發生了改變，認為他變成了一位普通但剛毅的勇士，最后又變成了一位“世俗的老人”。高長虹說，在那次難忘的初次會面中，魯迅認為他就像其譯述的一位歐洲小說主人公，“是一個在明暗之間的彷徨者”。
 
《野草》令高長虹極為興奮。他寫道，當自己首次讀到這本集子的第一篇文章《秋夜》時，“我既驚異而又幻想。驚異者，以魯迅向來沒有過這樣文字也。幻想者，此入于心的歷史。”（高長虹：《走到出版界——1925年，北京出版屆形勢指掌圖，1926年11月17日，《狂飆》周刊，第5期。張夢陽：第三卷，第八頁。2002年。）在之后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高長虹稱贊“頹敗線的顫動”自稱一格，大膽開創了一條新的藝術道路（高長虹并未解釋這么說的原因），他還由于魯迅沒有繼續朝著這一方向發展而對其略有微詞。最后，高長虹在《批評工作的開始》一文中評論道，《野草》與郭沫若的《女神》是“這十年中最有價值的作品”（張夢陽，第3卷，第9頁），并認為其價值高于《吶喊》和《彷徨》，或是郁達夫的《沉淪》和冰心的《超人》等重要短篇小說集。然而，魯迅顯然沒拿高長虹的評論當回事。在寫給語絲社同事李曉峰的信中，魯迅說：“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難說，大約是不見得再做了，省得人來謬托知己，舐皮論骨，什么是‘入心的（歷史）’的。”
 
盡管如此，對即將出版的《野草》的第一波評論還是負面的，這始于錢杏邨在1928年3月發表的著名文章“死去了的魯迅”，它是一篇重要的革命文學研究文獻。 我之前一度認為，此文對魯迅的評判源于《野草》沒有用一種更積極的方式書寫當時的社會。然而，透過《野草》之鏡，讀者可以發現，就錢杏邨的觀點而言，這部散文集在修辭的維度上意義重大，它象征了魯迅的希望和作品所通往的終點：“墳墓”。實際上，回想《野草》的創作時間，有人甚至可能會將錢杏邨的文章視作對《野草》出版的回應：
 
魯迅兩部創作集的名稱——《吶喊》與《彷徨》——實在說明了他自己。 我們把他的這兩部創作和《野草》合看的結果，覺得他始終沒有找到一條出路，始終的在吶喊，始終的在彷徨，始終的如一束叢生的野草不能變成一棵喬木！實在的，我們從魯迅的創作里所能夠找到的，只有過去，充其量亦不過說到現在為止，是沒有將來的。他所看到的何如呢？在《野草》里也就很明白的說過，所謂將來就是墳墓！（Denton, 第280頁）
 
錢杏邨還生動地描繪了《野草》對讀者造成的影響：“……展開《野草》一書便覺冷氣逼人，陰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悶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運；不是殘忍的殺戮，就是社會的敵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毀滅；不是精神的殺戮，就是夢的崇拜；不是詛咒人類應該同歸于盡，就是說明人類的惡鬼與野獸化……一切一切，都是引著青年走向死滅的道上，為跟著他走的青年們掘了無數的墳墓……”（Denton, 第283-284頁） 當然，我們對這一觀點并不陌生，但需要在此指出的是，錢杏邨的解讀與最初的那些評論不同。令人吃驚的是，他的評論過于拘泥于文字，完全沒有注意到魯迅的藝術技巧，并忽略了其他人發現的對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深刻見解。錢杏邨通常使用檢察官的口吻進行諷刺，直接借用魯迅的語句來攻擊他，《野草》則成為了重要的軍火庫。
 
激進左派的另一篇抨擊文章發表于1929年3月，作者署名得釗，題為“一年來中國文藝界述評”，刊登在《列寧青年》第1卷第11期上。作者將文化劃分為革命文化、非革命文化和反革命文化，因魯迅是語絲社的成員而將其劃入“反革命”陣營，并把“影子的告別”視作證明魯迅虛無主義的證據。據說，魯迅自己（馮雪峰在其回憶錄中提到與魯迅的一次對話）還擊說，未來金色烏托邦的幻想（被影子所排斥）是毫無根據的。現在向人們許諾一個黃金世界，還為之過早。
 
20世紀30年代期間，人們對《野草》的評價有所好轉，此時對該文集的接受發生了有趣的轉向。我們發現評論文章開始關注具體的語言和文學特性，這些文章也開始不遺余力地致力于研究《野草》，相關討論還夾雜了小品文評論及中國現代文學經典作品在初高中課堂的形成過程。也許正是出于以上原因，許多評論家對“秋夜”一文的首句展開了研究：“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對某些人來說，這顯示出文學是如何超越了語言的實用主義功能，用貌似高深莫測的重復來劃定文體的版圖；然而，也有人會爭論說，棗樹的“重復”傳達出一位無所事事的知識分子的無聊情緒，或許是某些東西的符號性表征。還有人認為，該嘗試是一次做作又失敗的文體創新之舉。這證明了《野草》中的某些具體文本或詞句通常會在讀者中引發爭論，他們也許會贊同更簡單的解釋，但時至今日，卻無法判斷魯迅大體上是持懷疑態度，還是出于一種想保有希望的愿景。
 
錢杏邨似乎早就預見到這一新視角，實際上，他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章，其中“魯迅——《現代中國文學論》第二章”一文刊登在《拓荒者》第一卷第二期（1930年2月）上，重新評價了魯迅。錢杏邨認為“整部《野草》集，表白了他的苦悶和傷感主義的情緒”，“魯迅始終不曾陷于頹廢消沉”，“他始終是含著同情于一切被封建勢力所摧毀所壓迫的人們的眼淚，傷感的無目的的意識的和舊勢力抗斗，因為他有一顆熱愛人類的心”。錢杏邨還指出，魯迅無法為當時的文學做出更多的貢獻，但錢杏邨的評論也得到了某種程度的矯正，因為他意識到日后魯迅的作品將會被收錄到學校的課本中。（張夢陽，2002年，第23頁）
 
1932年6月，趙艷如在《中國新書月報》上發表了“諷刺性十足的《野草》”一文。他列舉了若干例子，贊揚魯迅使用反諷性語言來諷刺現代人的心理。文章重點聚焦魯迅語言的“獨特風格”，使魯迅的作品變得更有價值。此外，這也是第一篇關注魯迅在“秋夜”中描寫棗樹的文章，之后這一描述被廣泛引用。趙艷如以“這樣的戰士”一文為例，突出魯迅對偽善的嘲諷，將其與清代小說《鏡花緣》中“兩面國”一章相比較。他并沒有像以前的評論者一樣，批判魯迅作品中的孤獨與絕望，而是像少數評論家那樣，主要關注文集的諷刺效果，甚至是娛樂效果。（張夢陽，2002年，第16頁）。
 
1932年1月，李素伯在《小品文研究》中詳細分析了《野草》，尤其是“秋夜”、“好的故事”、“雪”和“淡淡的血痕中”幾篇。在其介紹性的評論中，李素伯稱贊《野草》是“貧弱的中國文藝園地里的一朵奇花”，并將該文集與波德萊爾的《惡之花》相比較，再次肯定了散文詩這一類型。李素伯還直接回應了錢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時代”中對魯迅的攻擊，認為《野草》“就像《惡之花》一樣是不適合少年與蒙昧者的誦讀，但是明智的讀者卻能從這里得到真正稀有的力量”。此外，他還將《野草》中的散文詩與魯迅的雜感進行了比較，并沒有貶低后者的藝術價值。對于他來說，魯迅的雜感具有“諷刺情趣”，而《野草》中的作品則是“神秘的象征的詩的散文”，同時指出沒有哪個作家能夠兼具以上兩點。“我們只覺得它美，但說不出它的所以為美。”
 
夏丏尊和葉圣陶合著的教育小說《文心》（1933年6月）以中學生為主人公，其中一章講到課外學習。有位學生向父親問起“秋夜”一文的首句，這是語文老師布置的作業。小說用魯迅的文章引出有關文風的討論（再次聚焦魯迅描述兩棵棗樹時采用的奇怪方式）。這位父親（自己以前曾做過語文老師）解釋說，初中的語文老師會脫離教材，向學生推薦古代和現代的文學名篇，從而無形中將魯迅的作品經典化，還將“秋夜”置于和姚鼐的《登泰山記》同樣的高度。暫且不去考慮這是否就是1933年的真實狀況，二位作者如此想象并表達出來，這就已經難能可貴了。父親繼續說道，在此文中，魯迅對語言的使用體現出他對場景和情感的闡釋。此外，由于兒童、普通成年人和詩人往往對相似的體驗產生不同的反應，所以孩子們自然很難理解魯迅對秋夜的描述。（張夢陽，2002年，第21-22頁）
 
在《現代十六家小品》一書中，錢杏邨再次使用了當時的主流觀點來評價小品文。該書收錄了16位現代小品文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魯迅的文章。在書中，他解釋了自己為什么不將《野草》歸入小品的行列。 他確實承認，這些文章是小品（我同意這一點），但是他特別指出，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中闡述了自己對小品文的態度。在文章中，魯迅反對了“清玩兒”的方法，并提出了自己的著名宣言，即文章應該“似匕首，如投槍”。所以錢杏邨只稱其為雜感，因為對他來說，它們是最具魯迅特色的小品文。有人可能會堅持認為《野草》集“似匕首，如投槍”，主要是由于魯迅的序言和左翼人士對《野草》的歉意，因此錢杏邨依然保留自己在“死去了的阿Q時代”中提出的觀點。但錢杏邨將魯迅的作品收入了文集，而且在序言中對魯迅作品做出了比原來要高得多的評價，稱《野草》是“用鮮血鑄就的生活經典和深刻之作”。
 
1936年1月，躊躇滿志的年輕評論家李長之出版了《魯迅批判》。他總體上肯定了《野草》，但也花了些篇幅駁斥了那種認為該文集具有詩意的觀點，并因此不應被稱作“散文詩”。
 
在魯迅的作品中，《野草》的形式稍顯奇特，涵義異常深刻，很多普通讀者都難以理解。對于我來說，該文集的形式非常不明確，其中有些地方寫得頗為隱晦，但也有些地方卻異常明顯。“風箏”一文就是形式明晰的例證。雖然《野草》的思想總體上說非常深刻，但是有些文章也異常膚淺，如“好的故事”和“失掉的好地獄”。有的文章則無聊至極，如“我的失戀”。至于“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之類的內容，我則稱其為惡趣。
 
我之所以如此挑剔，是因為我發自肺腑地喜歡這本小集子，并真誠地希望它能變得更完美。在其收錄的23篇短文中，有7篇非常優秀，分別是“影的告別”、“復仇（其二）”、“希望”、“立論”、“死后”、“這樣的戰士”和“淡淡的血痕中”。其中“復仇（其二）”、“死后”和“淡淡的血痕中”三篇最佳。（張夢陽，2002年，第23-24頁）
 
不難發現，有人依然在思考“還有一棵棗樹”所發揮的作用，但是李長之卻認真地對《野草》展開了批判性的評價。雖然如人們的預料，他一開始也輕率地評論了那兩棵棗樹，但他后來卻成為魯迅研究的一位重要學者，并為《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一書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李宗英、張夢陽主編，2010年，第721-753頁)
 
小品文可以被看作用不同方式闡釋《野草》的一種語境。如果現代小品文的演變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野草》肯定是一個典型案例。用左翼作家聯盟的角度看，小品文只不過是一股不務正業的作家們所推動的曇花一現的文學潮流，這些人未能肩負起中國現代文學的重任，將年輕作家帶入歧途。然而，更重要的則是要從魯迅全部作品和遺產的角度來審視《野草》，從而發現該文集中所有的卓越特質都得益于魯迅的天才。我更愿意在總體上討論小品文的重要性，發現之所以左翼人士錢杏邨特意編撰了十六位小品文作家文集，以及左聯對于小品文的盛行和刊載小品文的雜志所做出的最著名的回應，是由于他們試圖創造自己的社會意識小品文類型，并將其發表在他們創辦的雜志《太白》上。
 
1945年，抗日戰爭剛結束，國共內戰繼而爆發，20世紀40年代盡管飽經戰爭磨難，但卻涌現出一些評論《野草》的長篇文章，肯定了該文集的藝術成就。我們不僅可以發現某些批判方法得以形成，還能看到左翼評論家在魯迅1936年去世后的幾年中，試圖再次熱切地尋找“補救”《野草》中所謂的虛無、孤獨和絕望的方法。如果想理解這一點，不妨看看在重慶舉辦的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活動，它經過精心策劃，極為隆重。與文集中的其它文章相比，“過客”為《野草》的讀者呈現了一幕獨幕劇，它曾被重的文藝工作者于1939年搬上重慶舞臺。（張夢陽，2002年，第25頁）可以這樣說，魯迅的門徒胡風以魯迅的作品為基礎發展出了一套左翼文學理論，并在當時發表了《<過客>小釋》，將魯迅的作品歷史化，認為這篇文章是魯迅在1925年的自畫像。當魯迅創作“過客”時，他正居住在北京這座“妖魔鬼怪”的城市，從而發出了孤獨的吶喊。胡風還認為，從外表上看魯迅是位斗士，然而從作品的表達上看卻像個哀歌作者，二種角色相互依存，互為補充。（張夢陽，2002年，第26頁）。共產黨以此為基調，解決了魯迅作品中的藝術成就和激進思想之間的矛盾。
 
魯迅也開始逐漸被塑造為文學巨匠。1940年，左翼詩人和散文家聶紺弩肯定了《野草》中的虛無、絕望和孤獨，但堅稱這些元素超越了平凡和真實，賦予它們一種崇高的或形而上的地位。對于他來說，《野草》是理解魯迅的“覺醒”這一基本概念的關鍵所在。這一說法好像是出自邵荃麟，他在1945年指出，魯迅既不僅僅是個虛無主義者，也不純然是個樂天派，他只是表現出了絕望的必然性和極端的深刻性，這是每一位大思想家大藝術家在“思想向前突進”并“開放出更燦爛的思想之花”以前，必須要經歷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清除《野草》不再是明智之舉，因此左翼批評家只能尋求更復雜的方式，在保留魯迅的革命性的同時，來解釋文集中的虛無、孤獨和絕望。
 
人們對魯迅作品的主觀評價與欣賞也從未減退過，尤其是時至今日，它已成為課堂中具有代表性的文體了。杜子勁使用生動的比喻，形象地說明了散文詩對讀者所起的作用，其中甚至還包括社會作用：“像是風，像是雨……”就像春風和春雨滋養著大地一般，散文詩為讀者帶來慰藉。它是“酵頭”，能讓冰冷的心的面塊膨脹，就像鉆頭打進毫無生氣的木頭，就像渾濁的水中灑進白礬馬上就會變得清澈。在另一段有趣的論述中，杜子勁借用了《野草》中的幾句話來總結他的主觀評論：“這是五四之后，用現代語言寫成的第一部散文詩。 這詩用現代的思想寫出現實的悲哀與希望，我們分明聽得他的孤寂的怒喊（借用英國乞斯脫頓對高爾基說的話）。我們讀過之后，我們不愿意彷徨于無地，我們知道立論之難與奴才之不可救藥，我們懷著 ‘希望’，追慕那叛逆的勇士，那擲投槍的勇士；那奔馳在冰山間的掘火的人，我們的心不住在燃燒著，因為‘他用了他的溫熱，將我們驚醒了’（借用《死火》中的話）。”（張夢陽，2002年，第29-30頁；著重強調）
 
最后，雪葦于1948年10月19日在上海《大公報》上發表了《論<野草>：為了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周年》一文，之后，《野草》的評論者開始自覺地使用其分析的方法。雪葦在文中提出兩點：1）將散文詩列入文類之中；2）使用“內部的”和“外部的”證據（我們現在通常稱其為“互文性”）從新的角度闡釋《野草》。以上任何一種技巧都被后來的一位或多位評論家所使用過，人們可以從中看到一種批判的傳統正處于萌芽之中。雪葦的分類方法將《野草》分為兩個類，每類都零散的分布在這本散文集中。一類文章表現為“從心境底‘陰影’的一側面來解剖自己”，另一類則象征“號召戰斗及直接對于黑暗底攻擊”。后來的評論家將會把文集進一步劃分為更多的種類，但是種類的劃分從未背離過積極/消極之說，每個類別的文章也是零散地分布在文集中。與之相關的是，有人主張應該賦予《野草》中的某些文章以特殊地位，以便能將文集視作一個整體，對其有一個更全面的了解。因此，上文提到的杜子勁認為文集最后一篇文章“一覺”可以作為跋文。邵荃麟給出了直接的回應，他并未質疑杜子勁的建議，而且還補充說“這樣的戰士”是篇不錯的“自跋”。讓我感到吃驚的是，這些評論家在理解并闡釋《野草》的不懈努力中，將文集分裂，本末倒置，重新編排，忽視了一個事實，即魯迅已經做好了選擇，而且魯迅原本做出的安排可能是有其深意的。
 
至于互文性，雪葦做出了中肯的評價，只是想要將魯迅從虛無主義的指責中拯救出來。然而我認為這些評價意義深遠。在談及“內證”時，他指出魯迅在創作《野草》的同時，也在寫一些振奮人心的雜文，如魯迅在寫《墓碣文》的時候，就寫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與《補白》”。這不僅說明魯迅在創作《野草》時所謂的絕望情緒實際上并沒有擊垮他，而且還將《野草》的寫作放到一個更為具體的時間語境中，它比那些以偏概全的左翼人士所作出的歷史化更為具體。雪葦的“外證”則是對其他中外作家進行了不太可靠的比較，他認為這些作家相互類似或是處境相仿，如十二月黨人和亞歷山大·赫爾岑（Aleksandr Herzen），以便通過類比來證實自己對魯迅的評價。但是，這種研究的潛力還是非常大的，它不僅是對以前錯誤評價的矯正，而且還將闡釋的語境拓展到探討魯迅創作《野草》時的內心世界和意圖的范圍之外，同時還避免了陷入歷史簡化論的誤區。那些道歉的人簡單地認為，《野草》的意向和主題源于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北京所具有的殘酷的意識形態背景。直到1982年孫玉石發表了《野草研究》，我們才用相對全面的方式來看待這種語境研究。不管雪葦是否意識到了這種改變的重要性，他的觀點仍然看成《野草》闡釋語境的頗為重要的轉向。雪葦最后得出了具體結論，即虛無和孤獨是《野草》的一個方面，并不是全部。他說，以前有許多評論家“見樹不見林”（37）。另一方面，這也使得讀者不再關注《野草》的意象、語言和象征主義，不幸的是，多數評論家將其視作理所當然的事。
 
總之，《野草》評論集中體現了這樣一種方法，即一方面認可魯迅的藝術成就，另一方面依然完全在創作該文集的歷史環境下去考察它的重要性。如果馮雪峰發表于1955年的文章可以被視作官方表述的話，那么政府對《野草》的政策依然保留了些許對魯迅的批評，即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傾向，這是魯迅的致命傷。
 
20世紀50年代及60年代初，雖然后輩評論者們不再囿于馮雪峰那影響頗為深遠的觀點，即基于社會主義的救贖目的來評論《野草》，但是他們仍然針對一個問題爭論不休，即哪些散文詩才能代表魯迅健全的斗爭精神，哪些又被個人主義和虛無主義所玷污了。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思想氛圍相對自由，在此情況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王瑤寫了一篇文章，試圖將對《野草》的關注從意識形態分析轉到它的詩學特點上來，但同時依然得出如下結論，即魯迅對從革命中脫胎而出的新中國的前景持有樂觀態度。 除了提倡使用細讀的方式來進行闡釋之外，王瑤的研究還提出了一個更為深刻的見解，即魯迅在創作《影的告別》時，可能借鑒了陶淵明（365年-427年）的“形影神詩”，尤其是第二首“形答影”。 他還認為魯迅的散文詩應該被解讀為“寫夢”。
 
1981年適逢魯迅誕辰100周年，《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出版，其中收錄了馮雪峰等人自1955年以來發表的文章。目前看來，改革開放初期新的社會環境似乎能夠為《野草》研究帶來新的發展。1981年的論文集出版后不久，幾部研究專著就陸續出版問世。這些專著的篇幅都比之前的研究文章要長得多，因此能更充分的從細節上闡釋每篇散文詩，甚至每本書都涉及到了一些象征符號或是關鍵表述。然而，除了這種更為詳細的破譯，總體的闡釋框架依然沒有擺脫傳統的二分法，即承認還是否定希望及斗爭，而且沿用以前的慣例評價《野草》中的黑暗，即認為它要么反映了當時的時代，要么反映了魯迅自己精神上的懦弱和搖擺不定的個人主義。令人吃驚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即便王瑤這位中國文學研究的領軍人物早已在幾年前就提出了“寫夢”這一說法，卻依然沒人能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野草》。
 
在這些專著中，孫玉石的《<野草>研究》（1982年）最為重要。孫玉石使用了文獻研究的方法，以此確立了中國學者在該領域研究的標準。他潛心研究當時的期刊雜志，力圖重建《野草》的產生及其意義的歷史語境。這包括追溯魯迅受到的文學影響，如通過《小說月報》、《文學周報》和《語絲》受到了波德萊爾的影響。這是首次對《野草》進行的可靠的修正主義研究。作者站在批判的視角，再次審視了早期對該論文集進行的教條主義抨擊所具有的缺陷，例如利用得釗發表在《列寧青年》上的文章，來探討《野草》研究中經常出現的誤讀及其方式。同樣重要的是，它還重新肯定了該散文集對黑暗勢力的大膽對抗，認為這是激進批判的典范，既不像馮雪峰之前的文章所說的那樣，保留了魯迅的個人主義式的悲觀或絕望，這些情緒源于魯迅所處的時代，或是象征了魯迅在個人主義中的迷失；也并不像王瑤等人力圖美化的那樣，即魯迅實際上充滿了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孫玉石延續了分類學的傳統，但是舍棄了該方法過去對某一觀念的依賴，即某些文章所體現出來的意識形態比其它文章要更健康，或是更具有革命性。與之相反，他關注作者采取的不同立場：頑強的斗爭、自我剖析和對社會的批評。他對“秋夜”一文開篇有關“兩棵棗樹”的解讀令人耳目一新。文章指出棗樹象征著頑強不屈，魯迅一直強調兩棵棗樹，而不是孤零零的一棵， 其原因并不是像大多數人所指出的那種迂腐說法，即它表現出作者堅定的目標，而是因為作者的眼睛首先捕捉到了一棵樹，而后又看到另外一棵。孫玉石的另一本著作《現實的與哲學的——魯迅<野草>重釋》（最初于1996年發表在《魯迅研究月刊》上）于2001年出版，該書對散文集中的每篇文章都采用了更為徹底的修正主義視角，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是對近期的《野草》研究著作進行的回應。在孫玉石看來，這些著作都顯得過于故弄玄虛，過于主觀。有意思的是，當王瑤指出《野草》“很難被人們理解”時，孫玉石卻認為“它沒有那么難以理解”。
 
早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國外的研究成果就開始影響該領域的中國學者，其中最早的是捷克學者別爾查•克列布索娃（Berta Krebsová）于1953年在法國出版的魯迅批判性傳記。1956年，她應邀來北京參加紀念魯迅先生逝世20周年紀念大會。 她的《野草》研究指出，核心矛盾在于外部的社會現實與內心的精神現實之間的矛盾。從后來中國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出版的研究成果來看，這一觀點在中國學界并未造成太大影響。然而與此同時，幾位日本學者用中文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就包括有關《野草》的專著。例如，竹內好（Takeuchi Hiroshi）的《魯迅》（中文譯本出版于1986年）影響了汪暉等近期著名學者。 與孫玉石類似，片山智行（Katayama Tomoyuki）出版的著作“完整闡釋”了《野草》中的24篇散文詩，吉林大學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了此書的中文譯本。還有一些著作淡化了歷史視角，強調作者的心理世界，為后來西方學者的杰出研究奠定了基礎，其中包括李歐梵發表在《魯迅遺產》上的有關《野草》的文章。
 
在魯迅的《野草》研究中，我在上文所梳理的中國研究的闡釋語境似乎不應給予太多關注，而是應該將更多的目光放到發表《野草》的刊物《語絲》上。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野草》中的24篇散文詩最初都發表在《語絲》上，這顯然意味著該文集在結集出版前就是一個系列。雖然近期的《語絲》研究者都不愿意承認它提倡或象征了一種特別的寫作方式，至少含蓄地表達了這一點，但我認為對其內容的進一步審視卻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說明這一點，但是我在自己有關《語絲》小品文寫作的文章中，將這種寫作方式首次概括為“漫游”（羅福林，2008年，第46-76頁）。也就是說，實際上，當時存在著這樣一種出版氛圍，其中越來越多的作家普遍渴望直接參與社會政治現實，然而卻不斷地被阻止。《語絲》的創辦者們至少代表著兩代進步甚至激進的知識分子，他們決定創作短篇雜文，以更豐富的形式來反映更為多樣的主題。從表面判斷，這通常并不是出于政治的敏感，而是通過對幽默、象征主義、語言暗示等多種手段的復雜使用，不斷地維護他們作為具有進步傾向的文化批評家這一自我定位，魯迅就是其中的一員。這并不是說他們具有一個統一的綱領，亦或是具有對社會或文學的共同愿景（我認為這是研究的關鍵所在）。還可以這樣說，人們想要在《語絲》上看到某種形式的雜文。不管它是討論某些語言問題，還是研究民歌，亦或是一首講述兩位赤裸的帶刀勇士永遠處于“畏縮的對抗”中的散文詩，在某種程度上說，它通常都是犀利的或是具有啟發性的。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我提議討論《語絲》體，或是一種《語絲》所具有的獨特寫作形式，無論參與這場討論的《語絲》社成員有多想試圖淡化他們的統一性。文學現象可以發生并具有某些特點，即便造成這些現象的人們不愿意承認這一點，它也依然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就魯迅的文學生涯而言，在他試圖尋找一種自我表達的適當方式的過程中，《野草》是其中的一個階段。這并不是說那一系列的選擇肯定是被有意識地建構的，但人們可以從魯迅為《吶喊》寫的序言中發現，早在1921年，他已經對小說的未來心存矛盾了。從某種程度上，我并不是去推測魯迅對自己說過這樣的話：“好吧，我為什么不試試散文呢！”。反之，我認為事實上魯迅已經花了幾年的時間探索某種雜文形式，它簡潔、精煉但又具備有力的批判性，而且《語絲》這個獨特的寫作平臺為魯迅提供了一個實驗的機會。據稱，孫伏園從《晨報》辭職后創辦了《語絲》，他曾為前者做過一段時間的文學編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關他辭職的原因有好幾種說法，但事實是因為新出版商沒有跟他商量，便撤下了魯迅的投稿，就是那篇名為“我的失戀”的打油詩。文章被撤的原因引發了爭議，但這顯然因為報紙老板由于想要與新軍閥政府保持一致，而拒絕發表魯迅的作品。不難想象，孫伏園為自己及朋友魯迅感到義憤填膺。事態繼續發酵，一些《晨報副刊》的撰稿人們的文章都是由孫伏園編輯的，他們決定創立一個期刊，可以在上面自由發表自己的觀點。事實上，雖然這些人將雜志命名為《語絲》，但沒人能解釋清楚如此命名的原因以及該名稱的涵義，卻早在雜志成立之前就已經為它定下了基調。可以想象，作為這份大學生雜志的創立者兼主要供稿人之一，在如此惡略的出版環境下，魯迅早已對這份出版物的使命有了一定的想法，它有可能是魯迅自我表達的一種方式。此外，在《語絲》創刊后，它就刊登了魯迅的兩篇試水之作，后來被收入《野草》，其中包括《秋夜》。這意味著魯迅在為這份雜志撰稿之前，就一直在觀察它刊登的文章及雜志的發展。
 
就像《語絲》本身的涵義一樣，《野草》并不是我所說的清晰又連續的散文集，毋寧是不同形式和實驗的大雜燴。盡管如此，這些文章共同營造了一種氛圍，創設了一種連續的圖景——通常被稱早期的評論者稱之為魯迅的“自畫像”。此外，《野草》就像《語絲》一樣，可以被看作一種記錄，我將其稱為一個十字路口，一方面，20世紀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的中國作家對小說的未來充滿了高度的希望；另一方面，還有些人更愿意從事雜文寫作（這當然是比《語絲》社本身更宏大的現象）。也就是說，我認為可以將《野草》更多地看作是一種實驗，它通常被視作是魯迅在詩性散文這種形式的文學探索過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前他似乎喪失了對小說的信心，認為它不再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催化劑。
 
我要得出第二個結論，即在《野草》接受中存在的更多爭議源于中國文學研究中一種期待錯位，它被稱為“現實主義”。許多年前，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在《現實主義的限制》一書中對“現實主義”進行過頗為精彩的說明。我之所以發現這一主題，是源于劉大杰在發表于1928年5月的“《吶喊》與《彷徨》與《野草》”一文中作出的評論：
 
從《狂人日記》以后，至《彷徨》諸篇，作風一直沒有變過。等到《野草》，才離開寫實主義，很明顯的現出神秘的象征的情調來。在《吶喊》與《彷徨》里面，作者很強的把握著現實的色彩，他的觀察現實的眼，比任何人都要銳利。在這個社會里所發生的種種悲劇，作者通過了現實的個性，描寫出來而得到成功。他對于社會的丑惡與人類的偽善，不加指摘的實在的暴露出來。到了《野草》，作者一切都變了。（張夢陽，2002年，第16頁。）
 
目前，我將暫時擱置自己對劉大杰的驚訝，他沒有發現《野草》揭露了社會的丑惡和人民的虛偽。我想把此文與錢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放在一起，后者即便對更早期的小說也未曾持有贊許態度，實際上，它還將《野草》中孤獨、絕望和墳墓這一系列的發展視作一種連續但令人惋惜的改變。
 
劉大杰的評論讓我更清晰地了解到錢杏邨失望的原因：至少在1928年的文章中，兩人更關注魯迅的“現實主義”，而不是其它方面。從兩人的評論可以看出，顯然劉大杰在魯迅小說中看到了現實主義，而錢杏邨卻在魯迅小說中尋找現實主義，但卻沒有找到。這凸顯出一個事實，即如果當時的作家在《狂人日記》和《藥》等故事中發現了現實主義，那么很難理解他們對“現實主義”的解釋，而且若透過《野草》這面鏡子，那么前兩個集子中收錄的其它許多文章也是具有高度象征意義的絕望寓言，僅帶有一絲希望。我認為，從《吶喊》和《彷徨》中的短篇小說被劃分為“現實主義”來看，《野草》在文學史中的邊緣地位更容易理解。首先，我很難將以下元素視作“現實主義”，如把魯迅虛構的敘述者視作道德幻象的合法來源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孔乙己》、《狂人日記》、《祝福》和《傷逝》），魯迅在文集中大膽使用的各種現代主義技巧，包括在《藥》、《祝福》和《在酒樓上》中的使用的碎片化、省略式的表述，還有他在《狂人日記》、《藥》、《在酒樓上》中經常故意不自然的、隱晦地使用象征手法和寓言。如今我若是想嘗試為大學生講解現實主義，那么魯迅的短篇小說似乎不是太恰當的例子。
 
此外，人們普遍認為《野草》是“開啟魯迅哲學的鑰匙”，這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被廣泛理解為《野草》是“理解魯迅的抒情及虛構美學的關鍵”。魯迅的小說就像《野草》中的散文詩一樣含混、神秘并令人不快，只是在《野草》中，他提煉了小說中令人不快的情緒，并舍棄了傳統小說中所有具有代表性的因素。現實主義應該為直覺去創造透明的幻象，而中國的現實主義就像安敏成富有洞察力的解釋一樣，將文學的社會功效最大化了。魯迅顯然質疑那種認為文學會促進社會變革的樂觀看法，梁啟超、胡適和陳獨秀等人在五四運動之前及早期都在倡導這一觀念，認為文學最終真正地促進或實現社會的變革。我認為就魯迅而言，最有意思的東西始終存在于其小說和散文中。顯然，魯迅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來創造一種表達形式，它從未陷入錯位或虛假的樂觀主義的泥潭中，同時也不會向通常被稱之為“黑暗力量”的勢力屈服。雖然結果并不令人雀躍，但是從這一角度看，在《野草》中，魯迅似乎將其在短篇小說中已經發展成熟的見解更深入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從這點來看，我們就不難理解錢杏邨對魯迅的失望了，因為他的文章實際上宣告了一點，即魯迅始終不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不管他的寫作可能具有多大的進步性。錢杏邨的文章只是含蓄地為中國現代的現實主義小說做出辯護，而當時這一文類還未出現。這就是我之前提及的那個十字路口，有些人期望中國的現實主義小說能獲得認可，而有些人卻轉向了各種形式的散文寫作。大多數提倡虛構現實主義的人都無法接受散文，因為散文含蓄、超脫、幽默。畢竟，錢杏邨在文章的開始就聲稱：“按照幾位老作家的看法，中國文學界似乎被他們的‘幽默’、‘趣味’和‘個人主義傾向’所主導。” 這顯然是指林語堂，當時他在文學圈的地位還沒有達到頂峰。但實際上，錢杏邨在諷刺魯迅的文章中提及此句，而且大部分詆毀的文章——批判《野草》，而不是魯迅早些時候的小說——都發表在《語絲》上，對于錢杏邨來說，這份雜志當時幾乎可以與“個人主義傾向”劃上等號。
 
即便在今天，研究“野草”在中國的接受過程中的奇特變化也頗具挑戰，每一個階段都在評判該文集的革命形象、其難解之處、充滿矛盾的邏輯及持續困擾文化等多個領域的各種論辯。我們不妨以馮雪峰對《野草》的修正主義研究為例，文章開始發表于1955年的《文藝報》上，后來被修改為一本小冊子，發表于1956年。就像歷史學家張夢陽所說的那樣，在理解《影的告別》等核心文本時，這種修正是一種“倒退”，因為文章頗具爭議性地指出，“不愿走向你未來的黃金世界”，這顯然可以理解成作者對未來的中國社會有所保留。在一個公共話語經常發生左翼轉向的時代，在國民受到鼓勵去實現“中國夢”的時代，探詢魯迅文學的噩夢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2014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