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詩歌升溫的精神癥候與文化透視
 
吳投文/文
 
伴隨著新媒體的擴張，新世紀詩壇呈現出此前未有的景象：詩歌數量呈爆炸性增長、詩歌活動頻繁主辦、詩歌刊物和詩歌選本大量涌現、詩歌評獎層出不窮、詩歌批評和詩歌研究機構急劇增多、詩歌翻譯與出版異常活躍、大量的流失詩人再度歸來、詩歌的籌資渠道普遍民間化，等等。這一切都表明，新世紀詩歌的不斷升溫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預示著新一輪“詩歌熱”的到來已經為期不遠，中國新詩極有可能重現1980 年代的輝煌。如果早前幾年詩歌的境遇還顯得有些曖昧不明，似乎并未完全擺脫“邊緣化”的困局，當前我們所面對的詩歌現實已經逐步清晰起來，詩歌開始重新回到社會公眾的生活之中。新世紀的詩歌升溫包含著復雜的文化癥結，一方面是公眾圍觀和全民寫作的造勢驅動，一方面是新詩文化在大眾文化語境下面臨著實質性的提升。公眾圍觀、全民寫作是新世紀重要的文化現象，既是新世紀詩歌升溫的外在表征，也是新世紀詩歌升溫的重要促動因素，同時也是構成新詩文化的群體性基礎。在新世紀的大眾文化語境下，新詩文化表現出異質性的精神特征，又與公眾圍觀、全民寫作糾結著深刻的文化關聯。在此背景下，新世紀的詩歌升溫呈現出復雜的精神癥候，有必要在新世紀的具體情境中對其進行深入的文化透視。
 
一
時至今日，1980年代的“詩歌熱”仍然是一代人的美好記憶，甚至被放大為中國當代詩歌不可復現的理想化形態。這里面既包含著由新詩研究的歷史化所帶來的假象，也包含著新詩發展的某種預期。就實際的情形來說，1980年代的“詩歌熱”幾乎是嘎然而止的，此后陷入長時期的懸置狀態，社會公眾背棄詩人而去，詩人的風光不再。這一轉折表明1980年代的“詩歌熱”并不是詩歌本體意義上的，而是與時代語境糾結著非常復雜的關聯，在時代語境轉換之后，“詩歌熱”的驅動力也不復存在。整個1990年代是詩歌的沉默期，社會的中心讓位于市場經濟，詩人的角色變得非常尷尬，幾乎是整體性地沉落于時代的暗影之中，詩人們只能在時代的暗影中回味曾經短暫的輝煌，但詩壇表面上的波瀾不驚實際上卻在孕育著堅實的藝術創造。現在回過頭去看，雖然讀者和觀眾缺席，1990年代的詩歌業績卻是相當豐實而有底蘊的，始終有一種健全的詩歌精神在支撐詩人們的寫作。世紀之交的“盤峰論爭”作為一個詩歌事件，可能并不具有實質性的詩學意義，但猶如一道分水嶺，把“朦朧詩”落潮之后的當代詩歌切分為相互對照的兩個階段。這種對照同樣不是詩學意義上的，1990年代詩歌的沉默期將離析出一個眾聲喧嘩的詩歌格局，原來蟄伏在暗影中的詩人將再次走向時代的前臺，充當時代聚光燈下的配角。至此，時代語境再一次轉換，詩歌重新獲得轉向大眾的機遇。就此而言，1999年的“盤峰論爭”所引發的社會公眾圍觀意味著新世紀的詩歌升溫已進入預熱的階段。
 
“盤峰論爭”處于一個關鍵性的歷史節點，一個新的世紀呼之欲出，詩歌的現實語境處于悄然轉換之中。在遭遇社會公眾長時間的冷落之后，這一轉換對當代詩歌的回歸來說恰當其時。時代長期處于精神空轉的狀態，需要詩歌填補人們不斷擴大的心靈縫隙。詩人們意識到人們終將無法拒絕詩歌重新返回心靈的現場，敏銳地將此一契機轉化為新世紀詩歌的實踐動力，因此，新世紀詩歌的升溫實質上是詩歌與時代語境契合的產物?！氨P峰論爭”幾乎是將一種新的詩歌現實強行帶入社會公眾的視野，論爭雙方都蓄意終結詩歌疏離于時代現場的尷尬狀態，就此而言，“盤峰論爭”實際上帶有某種預謀的性質，論爭雙方的沖突與對峙固然表現出詩學立場上的差異，但共同的訴求卻是修復詩歌與現實、詩人與社會公眾的疏離與間隙?！氨P峰論爭”醞釀于1990年代的整體文化語境，并不是論爭雙方刻意準備的結果，但確實契合于雙方為詩歌爭取文化尊嚴的共通策略。就具體的文化語境來說，1990年代作為中國當代詩歌的一個轉換期，不僅是從喧嘩到沉靜的轉換，也是從蕪雜到相對凈化的轉換，詩歌藝術的深度探索與工商社會的消費需求存在著嚴重斷裂的傾向，詩人在社會公眾的眼里就是“不合時宜”的怪物，但也恰恰在此，詩人的藝術探索在沉潛中顯示出一種面向新的詩歌現實的開放性，其中也包含著重啟當代詩歌“大眾化”的訴求。盡管這一訴求主要通過論爭一方的“民間立場”表現出來，他們寄望于通過“口語化寫作”的技術路線改變當代詩歌疏離社會公眾的傾向，將“口語詩”落實到契合社會公眾審美趣味的日常閱讀中；論爭一方的“知識分子寫作”雖然持守一種精英化的技術路線，但也并不完全受限于“詩歌知識學”的固化體制，也主張詩人通過對當下經驗的深度介入，把知識分子的使命意識和藝術探索注入到充滿創造力的寫作中，填補大眾文化語境下由“淺寫作”和“淺閱讀”所留下的精神空洞。實際上，“知識分子寫作”盡管標榜“要將詩歌建構成一種關乎我們生存狀況的特殊的知識”[①]，但仍然謹慎地保持對現實的開放，要求在寫作的向度上體現出現實本身的豐富性和生命體驗的內在深度，并不完全排除“民間化”的因素。當人們不斷指責新詩“邊緣化”乃至新詩“消亡”的時候，詩人們面臨共通的處境，他們都受困于時代語境的狹隘和封閉，期待得到社會公眾的重新認可。在此一背景下，潛伏著詩歌升溫的現實需求，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盤峰論爭”既是合謀的結果，也是應運而生。時過境遷之后，現在來看“盤峰論爭”的后果，詩人們以一種反常的“內訌”方式重新引起社會公眾對詩歌的圍觀，恰恰是新世紀詩歌進入預熱的開始。
 
進入新世紀之后，由“盤峰論爭”所啟動的社會公眾圍觀呈現出進一步擴展的趨勢。圍觀盡管并不意味著讀者的真正回歸，但客觀上卻具有為詩歌“造勢”的性質，對新世紀的詩歌來說，這正是走向前臺的一個契機。社會公眾的圍觀具有熱島效應，至少可以使詩歌形成一個相對集中的話題，暫時性地介入到社會公眾的日常生活中，成為公眾茶余飯后的佐料?！氨P峰論爭”持續的時間一年有余，主要局限于詩壇內部進行，社會公眾雖然不明就里，但也知道詩人們在“干仗”，在好奇心理的驅使下，部分公眾對詩人們的“干仗”也會表現出窺探的興趣。應該說，這對攪動原本沉寂的詩壇和激發詩人的寫作自信并非全無意義。另一方面，由公眾圍觀所產生的聚集效應實際上包含著詩歌“大眾化”的要素，當詩人們面對公眾的指點或指責，可能在經過短暫的慌亂之后，他們開始突破詩壇的小圈子，與社會公眾形成某種互動。更重要的是，在門庭冷落多年之后，詩人們在公眾的圍觀下會自覺不自覺地反思自己的創作，反思自己的創作與時代的關系，必然會影響到他們創作上的調整。實際的情形也是如此，在新世紀詩歌創作的復雜格局中，公眾圍觀的潛在影響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即使是定力最好的詩人，在公眾的圍觀之下也會有心境上的微妙變化，會在他的創作中留下某種投影，因此，公眾的圍觀對詩人來說，雖然只是創作的外部因素，但仍然會介入到詩人的創作心理中，構成其創作的內部情境，進而影響到其創作風貌的某種變化與調整。
 
新世紀社會公眾對詩歌的圍觀層出不窮，伴隨著社會公眾的圍觀，是詩歌的逐步升溫。如果斷言現在已出現一次新的“詩歌熱”，可能還為時尚早，但大量的跡象表明，社會公眾對詩歌的疏離感確實已大為降低。新世紀有三次社會公眾對詩歌的大型圍觀值得特別注意，一是2006年的“梨花體”事件，二是2010年的“羊羔體”事件，三是2015年初的“余秀華走紅詩壇”事件。與“盤峰論爭”主要是由傳統紙媒的推動不同，這三次圍觀都是在新媒體的深度介入下形成公共事件的，頗能說明新世紀詩歌升溫所面臨的復雜文化語境?，F在看來，這三次圍觀并非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扭結著在新媒體語境下詩歌處境的深刻變化與社會公眾觀察詩歌的視點轉換。
 
2006年8月，網絡上出現“惡搞”詩人趙麗華的“梨花體”事件，網民圍觀的規模之大是空前的，趙麗華也由一個在圈子里有一定知名度的詩人轉而為“婦孺皆知、街談巷議、全民追捧或漫罵、抨擊又艷羨的公眾人物”。[②]在我看來，這場圍觀啟動于大眾文化語境下社會公眾的文化饑渴，卻淹沒于口水化的網絡泡沫之中，其后面有著深層次的精神背景因素，是一場既關乎詩歌又超出詩歌本身的“文化現象”，預示著“‘詩歌作為大眾娛樂的媒介’已成為一個鐵的現實”。[③] 時隔四年之后，詩人車延高帶有嘗試性質的幾首詩在網絡上引起再一次大規模的圍觀，被網友戲稱為“羊羔體”，作為繼“梨花體”之后又一“口水詩”的代表。這場圍觀因車延高的詩集《向往溫暖》獲“魯迅文學獎”而放大為一場持續的網絡狂歡，據稱被評為“2010十大文化事件”之一。
 
“梨花體”和“羊羔體”成為公共事件，從網絡空間波及到傳統紙媒，引起社會公眾的廣泛圍觀，頗能說明新世紀詩歌升溫的一些深層問題。兩次圍觀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把詩人個體寫作的某些局限性擴大為對新詩寫作的“妖魔化”，網民的大量仿寫顯示出低俗化的娛樂傾向，但從積極的一面來看，也包含著社會公眾對詩歌現狀的不滿和要求藝術提升的聲音。很多人為中國詩歌的未來發展感到憂慮，開出各種一廂情愿的“處方”，因此，在大規模圍觀所引起的口水泡沫中也包含著某種反思的成分。盡管公眾的圍觀帶有很大的盲目性，表現出一種廣泛的文化浮躁病，但對新世紀詩歌的升溫客觀上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由圍觀所形成的聚集效應并非都是負面性的，當社會公眾的娛樂本能被持續狂歡的空虛耗盡之后，就需要尋求生命的內在活力作為一種真實的精神依靠，這使社會公眾也會回到詩歌的審美本質上來，詩人作為時代的放逐者也會重新回到其應有的文化位置上，因此，盡管圍觀對中國當代詩歌建設可能并不具有實質性的推動意義，但對培育未來潛在的讀者卻是一條隱秘的途徑。在圍觀過后，總有一些清醒者會留在詩歌的現場，他們對創造詩歌的未來前景不再是網絡上虛擬的“影子”，而是與詩人一起共同面對詩歌的內在處境，在喧囂的時代語境中保持著健全的審美敏感。這就是公眾圍觀所產生的“后果”，也是構成新世紀詩歌升溫的潛在背景。
 
社會公眾對詩歌的大型圍觀在2015年初的“余秀華走紅詩壇”事件中最能說明其正面文化價值。余秀華是湖北鐘祥的一位農民詩人，默默寫詩多年，偶有詩歌在本地的報紙上發表。2014年9月，她的一組詩在《詩刊》發表，并被《詩刊》微信號選發，引發小范圍里公眾的熱讀。延至2015年初，有人將她的一首詩《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轉發在微信里，并冠以“腦癱”、“女詩人”、“農民”等標簽，加之旅美學者沈睿又把余秀華稱為“中國的艾米莉·狄金森”，余秀華于是“橫空出世”，成為紅極一時的詩人。有人認為這是一場由“睡”字引發的嘉年華，實際上的情形卻要復雜得多。一方面，在余秀華身上加上“腦癱”、“女詩人”、“農民”、“中國的艾米莉·狄金森”這些標簽盡管不得要領，但對于激發公眾的好奇心理卻是一個極好的噱頭，使他們像滾雪球一樣參與到圍觀中來，圍觀的規模之大也表明新媒體的聚集效應是相當驚人的；另一方面，在此次圍觀中，社會公眾的態度相對趨于理性，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已經回到文本的鑒賞上看待詩歌的審美本質，這對推廣和普及中國當代詩歌具有積極意義。正如詩人李少君所說，“這一次詩歌熱潮，正面評價始終占據主流，這也是詩歌進入網絡時代后第一次沒被當成‘惡搞’的對象，沒被當成網絡狂歡的開心果、調侃物。”[④]這也表明網絡文化經過十多年的培育，已經顯示出某種程度的成熟，一種清潔的審美精神正在回歸。同時，也傳達出一個重要的信號，隨著公眾圍觀的規模進一步擴大，社會公眾對詩歌的需求也愈益呈現出某種內在化的趨勢，詩歌的文化功能重新被社會公眾認可，詩歌與社會公眾的隔絕狀態不再是一道堅固的壁障，而是需要在反思的視域下打開深度融合的通道。就此而言，在2015年初余秀華走紅詩壇的背后，實質上是新世紀詩歌的持續升溫。
 
二
進入新世紀以來，詩歌發展所包含的多種可能性日益展現出來。在復雜的文化情境中，雖然我們在判斷新世紀詩歌的現實境遇時仍然會面臨某種曖昧情境，但詩歌的不斷升溫顯示出非常明顯的跡象——詩歌已經初步告別邊緣化的尷尬處境，盡管仍然受限于文化話語權的狹隘空間，但對現實的介入也在不斷取得更大的包容度，對詩歌和詩人的“妖魔化”不再是博取人們眼球的一種娛樂方式，詩人的創造不斷釋放出修正和溶解現實的文化尊嚴，詩歌的文化價值對社會公眾的精神塑造起著其他藝術門類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在某種程度上，詩歌已經構成某種現實情境，也在參與著時代核心價值的建構。這實際上是詩歌在我們生活中的深度回歸，盡管社會公眾可能還沒有意識到精神生活的這一潛在轉折，但詩歌確實已介入到公眾饑渴的心靈之中。
 
從新世紀所展開的總體文化情境來看，新世紀詩歌的復雜態勢和基本走向呈現出一種強勁的內在活力。在網絡寫作泥沙俱下的泡沫化泛濫中，一個全民寫作的時代正在降臨，狂歡化的寫作圖景預示著詩歌的升溫已轉入到一個新的熱點。在全球化語境下，新世紀詩歌借助網絡及 BBS、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和新媒體的力量，一時蔚為大觀，呈現出一種新的詩歌生態，“天賦詩權，草根發聲”，“人人都可自由地表達，任性地寫詩，互相交流，探討爭鳴，切磋詩藝，人人都可自由地發表和傳播”。[⑤]全民寫作啟動于互聯網語境下，在新世紀的最初幾年就已初具規模，一些新銳詩人嶄露頭角，成為詩壇的生力軍。在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之后，全民寫作已逐步沉淀為有一定創造品格的寫作形態，成為新世紀詩歌多元格局中極其重要的一脈。全民寫作雖然是一個虛擬的神話，并不完全代表具體的現實，但在網絡時代卻具有廣泛的公眾心理基礎，也部分地呈現出網絡時代的真實文化圖景，牽動著極為復雜的現實語境。在全民寫作的喧嘩中，詩歌寫作的專業性被化解在“無名”的本色書寫之中，經由社會公眾的喧嘩而放大為一種幾乎整體性的美學轉軌的痕跡，專業詩人的寫作反而變得曖昧不明。就全民參與的廣泛程度來說，1980年代的“詩歌熱”模式實際上已經復制到新世紀逐步展開的文化語境中，新世紀詩歌的活躍程度比之1980年代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詩歌升溫的后面也潛伏著一種身份未明的亞文化性癥候，詩歌事件層出不窮，卻往往超出詩歌本身之外，糾結著大眾文化時代人們的某種隱秘心理，在廣泛的社會層面投射出由文化消費的不均衡狀態所形成的畸形精神結構。在全民寫作中，詩歌具有精神替代品的性質，在某些時候可以充當人們的面具模型，以混跡于這個時代的快速變幻之中。實際上的情形也正是如此，各領風騷三五天，詩壇新人的面孔變換之快已經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

另一方面，新世紀詩歌的深度探索也在不斷取得堅實的成果，撇開全民寫作泛濫的泡沫來看，詩歌寫作的神圣性實際上仍在堅守之中，眾聲喧嘩所消解的并非詩歌的內在價值，而只是詩歌與社會公眾的外在壁壘而已。顯然，這只是少數詩人的事業，是那些真正執守詩歌文化價值的詩人所付出的代價。這些詩人在新世紀詩歌的多元化格局中實際上還是居于核心的引領者位置，他們的頭上戴著無形的冠冕，即使在大眾文化時代幽暗的精神結構中，仍然綻放出極為生動的藝術神采。在某種程度上說，這對于新世紀的詩歌寫作具有啟示的意義，往往牽動著新世紀詩歌藝術深層變革的敏感神經，投射在復雜的社會文化心理上，則是在文化守成上有深度的變異，又在變異中延伸出藝術的深度創新。因此，新世紀詩歌的全民寫作固然呈現出魚龍混雜的狀態，卻也顯示出藝術探索深度內轉的一面。
 
新世紀詩歌的全民寫作一方面關聯著詩歌邊緣化困局的破解，一方面也聯結著詩歌傳播渠道的深刻變化。詩歌的邊緣化并不是可以輕易破除的壁壘，那畢竟是精神生活的長期板結和審美的固化所造成的，堅冰之寒非一日可以回暖，需要時間的充分融化和傳播渠道所形成的整體暢通效應，也需要由藝術創新的深度轉變所形成的輻射效應。在新世紀詩歌的持續升溫之中，社會公眾的圍觀呈現出明顯分化的態勢，而全民寫作的多元化格局也已初步形成。就大的格局來看，“草根性”寫作和“專業”寫作各擅其勝，兩者之間的美學壁壘還是森然可見?！安莞浴睂懽黠@示出強烈的反精英氣質與自發性的聚集效應，在互聯網語境下具有廣泛的文化生存空間，具有與“專業”寫作分庭抗禮的影響力。就小的格局來看，新詩內部的圈子化在急劇擴張，呈現出割據的碎片性狀態，“不團結就是力量”成為詩壇一句時髦的口號，但這恰恰是一種內在活力的體現，詩歌寫作的優質資源分散在不同的圈子里博取最佳的寫作效益，綜合起來卻是詩壇充滿生機的創造性圖景。社會公眾在圍觀中各取所需，部分公眾抱著看熱鬧起哄的心態，熱鬧過后也就散去，部分公眾由圍觀轉向對詩歌的熱愛，進而加入寫作者的行列，面對真實的內心情境進行寫作。這種分化顯示出詩壇自我凈化的沉淀效應，看客式的圍觀和泡沫化的寫作被有效分流，而創造性的寫作也在過濾中得到強化并彰顯出美學上的包容性。但也正是在此，新世紀的詩歌升溫也顯示出某種晦暗的跡象，一方面是無中心的多元化格局，詩壇的碎片性是一種正常的生態，另一方面是多元化格局所帶來的博弈和競爭，也在形成某種基本共識，比如在對詩歌標準的理解上，在經過長久的分化之后，公眾也在逐步消除理解上的巨大歧異，有走向某種“普遍”標準的趨勢。一個最顯著的跡象是，詩歌的全民寫作面臨著由詩歌標準的失范所帶來的共同焦灼，但這種焦灼又在激發全民寫作對詩歌標準的某種自發凝聚，因此，全民寫作中的詩歌固然面目紛雜，但也在模式化的趨同中孕育著某種共通的標準，以克服由詩歌標準的失范所帶來的無所適從。從目前的普遍情形來看，全民寫作對新世紀詩歌的升溫具有特殊的推動作用，社會公眾開始接觸和閱讀詩歌，關注詩歌界的動態，詩歌的邊緣化實質上已經得到某種程度的有效遏制。
 
在新世紀詩歌的全民寫作后面，既孕育著一個詩歌發展的縱深空間，也延展出一條新世紀詩歌演變的隱約路徑。傳播渠道的多樣化格局和新媒體的深度介入使新世紀詩歌的傳播空間急劇擴容，“如今，詩人和讀者都能接觸到詩歌生產、流通和消費過程中的技術，如計算機、互聯網、移動通信設備、攝像機、電視和電臺廣播，也都能利用詞語、形象、聲音和實物間無窮的相互作用。”[⑥]新媒體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角落，其廣泛運用帶來新世紀詩歌的寫作方式與傳播渠道的結構性變化，使新世紀詩壇呈現出多元共生、眾聲喧嘩的格局。新媒體的深度介入使新世紀詩壇呈現出異常復雜的癥結，一方面，新媒體具有現代科技的組合性優勢，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催發詩歌創作新格局的形成，以技術手段激發全民寫作的激情，帶動新世紀詩歌的升溫，給詩壇注入某種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新媒體快捷的傳播方式也誘導全民寫作往往聚焦于淺閱讀和淺寫作的慣性模式上，詩歌寫作所要求的內在深度可能消解在對超高點擊率的追求上，由此導致全民寫作普遍的平庸化和“段子化”。實際上的情形也有不容樂觀的一面，全民寫作因缺乏傳統媒體的“守門人”制度，寫作的泡沫化膨脹會形成一種堅固的屏蔽效應，既無法保證寫作的有效性，也無法保證對詩歌精品的有效遴選，使精品之作被淹沒在大量的文字垃圾中，因此，全民寫作帶給詩歌的傷害也值得警惕。新世紀詩歌的升溫固然與全民寫作的帶動直接相關，但詩歌自身的內在重構似乎仍然缺少實質性的推動，詩歌數量呈幾何倍數的增加，并不意味著詩歌水準與審美品格的有效提升。這使新世紀詩歌的發展面臨著某種瓶頸效應，需要尋求破解這一難題的有效路徑。
 
三
新世紀的詩歌升溫并不意味著新一輪的詩歌熱已經到來。從總體的情形來看，由公眾圍觀和全民寫作所激發的群體規模效應還沒有落實到新詩文化的有效激活上來，新世紀詩歌還處于一個動態發展與靜態延滯相互糾結的過程中，一方面，詩歌寫作的自由度已經被充分激活，詩人的代際構成更加豐富，詩歌的“生產總量”呈現出不斷膨脹的態勢，卻也伴隨著文化虛浮癥的廣泛擴散，詩歌生態的蕪雜和豐富固然是一種正常狀態，卻透露出虛擬“繁榮”的假相；另一方面，在新世紀詩歌的多元化格局中，由全民寫作所激起的泡沫性泛濫終究會沉淀下來，讓位于堅實的詩學探索，“一些詩人在沉潛中堅守真誠的寫作姿態和純正的詩歌精神，由新世紀詩歌的傳播格局所催生的文化綜合效應也有利于詩歌原創性品質的激活”，[⑦]新世紀詩歌的內在流變和基本走向呈現出詩歌復興的態勢。新世紀詩歌的活力表現在動態發展上，而其另一面的泡沫化狀態則表現在靜態延滯上，因此，新世紀的詩歌升溫實際上糾結著異常復雜的對立形態，其中隱約可見深刻的互動關聯，在動態發展中同時包含著靜態延滯的癥結，但靜態延滯只是一種相對板結的狀態，詩歌的自由創造在全民寫作的泡沫性泛濫中仍然顯示出強勁的生機。從新世紀詩歌升溫的基本癥結來看，建構成熟的新詩文化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緊迫問題。這既是新世紀詩歌所面臨的現實壓力，也是從新詩發展的歷史情境中必然體現出來的一種文化歸位。
 
中國的詩歌文化源遠流長，具有深刻的詩性文化內涵，代表中國文化的詩性精神。新詩運動興起之后，中國傳統的詩歌文化被攔腰折斷，但新詩文化迄今還遠未成熟。中國新詩的進程已經逼近一個世紀的關節點，但百年新詩的創新之路與人們的期待之間存在著較大的落差，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新詩文化的不成熟恐怕是最大的癥結。新詩文化的不成熟既是人們疏離新詩的重要原因，也是人們疏離新詩所帶來的嚴重后果，由此造成的惡性循環需要在文化內部找到解決的途徑和方式，“建設成熟的新詩文化既是新詩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經之途，又是新詩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結果”。[⑧]從宏觀層面來看，新詩文化是中國當代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格局中，是顯示民族文化身份和文化軟實力的優秀文化，在對外文化交流中可以發揮特殊的作用，具有顯示民族文化自信的品牌效應。建構成熟的新詩文化，凸顯新詩文化的實踐價值，可以為中國當代民族文化的健康發展設置實踐議題，呼應國家層面上的文化戰略，有助于發揮詩歌的社會文化功能；從具體層面來看，新詩文化具有對接現實需要的實踐價值，可以為化解長期以來存在的詩歌邊緣化困境提供可行性途徑，對新世紀的詩歌創作實踐具有引領作用，可以推動新世紀詩歌創作的健康發展，引導整個社會形成一種有效的新詩傳播和接受機制，從整體上提升新詩的文化功能和地位。

建設相對成熟的新詩文化，對新世紀詩歌來說并非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百年新詩的厚重積淀就是一個堅實的基礎，但現實卻不容樂觀。公眾圍觀和全民寫作雖在群體規模上具有新詩文化所需要的廣泛公眾基礎，但在本質上具有大眾文化的“快感的意識形態功能”，[⑨]并不必然會帶來新詩文化的成熟，因此，新詩文化在新世紀面臨復雜的文化語境，必須有效抑制大眾文化的泡沫化衍生，經過嚴格的文化過濾確立新詩文化的精神坐標，真正實現新詩文化的實踐價值。新世紀的詩歌升溫，大眾文化的促動作用固然是一個重要方面，新世紀詩歌的多樣化傳播格局也有助于推動詩歌延伸到公眾的日常生活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帶動詩歌的有效傳播，但大眾文化中同時也包含著詩歌的敵對性因素，“高雅的審美趣味作為一種主體的自由表達總是面臨著被粗俗習性腐蝕的危險”，[⑩]詩歌往往被大眾文化處心積慮地肢解，詩歌的精神性內涵和內在深度或者被著意消解，或者被精心轉化為消閑性的文化附屬物，以適應或塑造社會公眾的審美趣味，其后果則是社會公眾藝術感覺的弱化。新世紀詩歌的升溫實質上并未有效帶動新詩文化的內涵建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會公眾的藝術感覺和審美趣味不能突破大眾文化的體制性壁障，往往受限于狹隘的直接利益的驅動，不能深度融入創造性的審美認知，這使新詩文化的真實內涵不能轉化為有效的實踐價值，因此，詩歌的升溫并不是一種孤立的文化現象，而是需要面對新世紀具體的文化語境，處理其中錯綜復雜的文化關聯。
 
進入新世紀以來，由于經濟因素的促動，“文化搭臺”普遍被作為商業和政績模式運作，具有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新世紀詩歌的升溫與此背景糾結著復雜的互動關系。詩歌中的“公共文化”部分被強化，以配合大眾文化的狂歡需要，不管是公眾圍觀還是全民寫作，實際上都符合大眾文化所塑造的技術路線。在此一背景下，名目繁多的詩歌筆會、詩歌節、詩歌研討會、詩歌聯誼會、詩歌朗誦會、詩歌排行榜、詩歌評獎、駐校詩人評選、詩人忌日祭拜、“詩歌春晚”等活動層出不窮，呈現出遍地開花之勢。這些詩歌活動的影響力盡管主要局限于詩壇內部，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新世紀詩歌的“晴雨表”，有時也牽動著社會公眾窺探的目光，引起一定范圍內的公眾圍觀。更重要的是詩人角色的轉換，一些功成名就的詩人搖身變為詩歌活動家，頻繁現身于各種詩歌活動，這時詩人的身份也可以兌換為某種文化資本，享受分層級的相關待遇。這是大眾文化時代詩人的象征身份，詩人的桂冠還是具有某種弱勢的文化資本價值，對應于大眾文化的某種選擇需求，在另一方面也可以激發社會公眾對詩歌的浪漫想象，暫時溢出公眾直接的物質需求，產生詩歌的某種擴散效應。詩歌作為一種文化形式也潛在地貫串于這個時代的資本轉換之中，這種轉換具有雙重效應，一是詩歌藝術的純粹性被剝離，需要轉換為某種文化資本才能實現與現實需求的對接，這誘導一些詩人戴上一副表演性的面孔，而詩歌的真正價值被遮蔽于晦暗的陰影之中；一是詩歌的傳播效應得到彰顯，詩歌作為文化資本也可以獲得微弱的文化市場配額，在文化市場中具有無可取代的象征意義。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幾年詩集的出版呈現出穩步上升的趨勢，在魚龍混雜的大量自費詩集之外，一些優秀詩人的詩集被出版社策劃推出，頗受社會公眾的歡迎。詩人韓東2015年同時有三部詩集“正規”出版，《韓東的詩》為詩人30年合集，《你見過大海：韓東集1982—2014》為詩人30年精選，《他們》為最新詩集，這三本詩集呈現出韓東詩歌創作的不同側面，讀者可以各取所需。一位詩人同時“正規”出版三本詩集，是以往極少出現的現象。“草根詩人”余秀華一夜走紅之后，獲簽出版兩本詩集，發行量短期突破 12萬冊，據聞創 20 年來個人詩集發行量的最高紀錄。北島主編的《給孩子的詩》、伊沙主編的《新世紀詩典》、李少君主編的《中國好詩歌——最美的白話詩》等詩歌選本也廣受公眾歡迎，銷量不斷突破紀錄，這些都透露出詩集出版極一時之盛的信息。此外，“為你讀詩”、“讀首詩再睡覺”、“詩歌周刊”等公眾微信號訂戶也動輒十萬至數十萬，每天都有數量龐大的微信訂戶定時閱讀詩歌。盡管詩歌并未完全擺脫尷尬的角色，在新世紀打開的文化市場中有時也充當一種救急用品，但詩歌的處境確實已經時來運轉。在社會公眾不斷回歸詩歌的背后，是人們精神上的饑渴和需要，詩歌越來越受到關注，公眾審美的凝視已在某種程度上轉向精神內部。這正是激活新詩文化的契機，新世紀詩歌的升溫至此已回到對文化本身的清理與建構上來，同時也表明詩人不再懸置于精神的空中樓閣，而是企圖通過與公眾審美的深度契合建構新詩文化的共同體，因此，新世紀的詩歌升溫實際上牽動著當代審美文化的某種深層變動。

新詩文化對民族身份的確認至關重要，既是我們區別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一個顯著文化標志，也是增進中華民族內部認同的身份標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我們民族的精神高度，也是激活和提升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載體。建構成熟的新詩文化，系統的制度性支撐非常重要。在新世紀復雜的文化情境中，大眾文化以其顛覆性的“快樂文化”取向宰制社會公眾的選擇，新詩文化具有異質性的文化創造特征，相對疏離于公眾審美的凝視，這時制度性的文化引導就顯得尤其必要。新詩文化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落實到具體而清晰的文化規劃中來，大力拓展新詩文化的實踐價值空間，把新詩文化轉化為具體的文化行為，在大眾文化語境下呼應社會公眾的內在精神需求，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國家的文化意志，把中國的詩性文化傳統落實到個體的文化心理結構中。就此而言，新詩文化是一個體現出時代核心價值，呼應國家文化戰略的理念、模式和價值體系，其中包含著當代新詩所承擔的國家職責，尤其是在全球化語境下，可以為拓展中國詩歌文化返本開新，重建中國詩歌文化的價值坐標。新世紀詩歌的多樣化傳播格局催生出一種系統性的綜合效應，有利于新詩文化的激活和提升。在傳統的傳播路徑之外，詩歌與影視、戲劇、音樂、繪畫等藝術門類呈現出跨界融合的趨勢，比如交響音樂詩、詩歌專題紀錄片、詩歌微電影的出現也開始受到社會公眾的歡迎。據《羊城晚報》報道，2014年僅地市一級官方主辦的“詩歌節”就多達數百個。有人感嘆：“中國有一個節日可以隨便過，那就是‘詩歌節’?！边@雖然有些調侃的味道，卻也表明新世紀詩歌升溫的規模擴大之勢。詩歌作為一種文化形式，經由多樣化的傳播方式和系統的制度支撐，可以有效承載新詩文化向社會公眾的滲透，凝聚社會公眾對民族文化的深度認同。詩人藏棣說：“學會尊重詩歌，對每個人都有好處，也對整個文化自身的品性和活力有好處。新詩的未來在于我們有沒有能力創造出一種強健的詩歌文化。”[11]從新詩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新詩屢遭信任危機，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困境，新詩的突圍說到底還是要取得社會公眾的文化認同，新詩的發展潛能也內在于其自身的文化活力之中，建構相對成熟的新詩文化既是新詩的突圍之路，也是新詩突圍所必然帶來的結果，同時指向新詩的未來前景。
 
從新世紀詩歌的總體狀況來看，盡管詩歌生態的蕪雜有待進一步清理，詩歌的發展前景和暴露出來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充分的展開，但新世紀詩歌的基本走向已隱然可見。新世紀詩歌的升溫呈現出不斷趨熱的勢頭，由小眾化的詩壇內部逐步對社會公眾的生活產生影響，詩歌不再是一個流落的棄兒，即使在知識界和文化界，詩歌也有某種滲透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具有實質性意義，并不完全是大眾文化語境下一種狂歡性的娛樂形態。有人用“詩，由流落到寵幸”[12]這一形象化的說法概括新世紀的詩歌生態，雖然有些夸張，倒也大體符合新世紀詩歌升溫的實際情形。詩歌升溫是新世紀極其重要的文化現象，糾結著大眾文化語境下復雜的精神癥候，不管是公眾圍觀還是全民寫作，都體現出大眾文化“同質性的霸權力量”[13]，其中包含著中國當代文化轉型的深度裂變。另一方面，由公眾圍觀和全民寫作所激活的創造潛能也是新世紀詩歌持續升溫的重要動力，是激發和創生新詩文化的基本要件。新詩文化作為對大眾文化的“異質性的對抗”，也需要借助大眾文化的傳播場域，塑造自身獨立的文化形象，既規避大眾文化的裹挾，也不全然拒絕與大眾文化合謀，而是在合理的張力限度內保持自身的“純粹形式”，恪守自身的倫理尺度，但也面臨著實質性的內涵提升，需要更內在地對接社會公眾的精神生活。正是在此，新世紀詩歌實際上契合于時代精神結構中最隱秘的一部分，作為一種審美話語方式，新世紀詩歌的美學品質已經彰顯出一種獨立的文化自信，尤其在大眾文化語境下，擁有其自身的文化差異性，日益顯露出其他精神產品不可替代的獨特功能。在新世紀詩歌朝向縱深拓展的背景下，可以樂觀地預期，新世紀詩歌的升溫已經到達一個臨界點，新一輪“詩歌熱”即將來臨，百年新詩的發展前景會打開更豐富的可能性。
                  
（《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1期發表）                                    
 
 
作者簡介： 吳投文，男，1968年5月生，湖南省郴州人。文學博士，湖南科技大學中文系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發表論文與評論百余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資料等學術期刊全文轉載多篇。  
E-mail:wutouwen@163.com
 
 
 
[①] 藏棣：《詩歌：作為一種特殊的知識》，《北京文學》1999年第8期。
[②] 張清華：《持續狂歡·倫理震蕩·中產趣味——對新世紀詩歌狀況的一個簡略考察》，《文藝爭鳴》2007年第6期。
[③] 張清華：《持續狂歡·倫理震蕩·中產趣味——對新世紀詩歌狀況的一個簡略考察》，《文藝爭鳴》2007年第6期。
[④] 李少君：《網絡催化全民寫詩的“草根”時代》，《南國早報》 2015年1月26日。
[⑤] 李少君：《天賦詩權，草根發聲》，《讀書》2015年第4期。
[⑥] 【英國】殷海潔：《中國當代詩歌的媒體化》，《新詩評論》2011年第1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⑦] 吳投文：《新世紀詩歌的傳播格局與新詩文化的缺位》，《新文學評論》2012年第2期。
[⑧] 吳投文：《中國新詩之“新”與新詩文化建設》，《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
[⑨] [英]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頁。
[⑩] [英]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頁。
[11] 陳競：《臧棣：詩歌文化縈繞生命境界》，《文學報》2009 年4 月16 日。
[12] 徐敬亞：《詩，由流落到寵幸——新世紀的“詩歌回家”》，《文藝爭鳴》2005年第3期。
[13] [英]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頁。
 
 
 來源：吳投文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