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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即人學。”這是前蘇聯作家高爾基曾提出的一個著名的文學見解，他提示我們，如果一個作家不抱有著一顆對人性好奇的心，那么他成為一名好作家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我們熱愛文學，是因為我們雖然與文中的人物存在于真實與虛構的兩個時空，但是在情感上，我們與主人公們卻有著難以言說的遙遠的相似性。在如今的社會環境下，我們每時每刻都有可能會面臨著情感與現實的沖突，所以在捧起一本書的私人時刻，我們會不自覺地渴望在文本中尋找著自我和他人。軍旅小說里面的主人公們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無論是在戰爭年代亦或是和平年代，他們都不免會面臨著比平常人更多的來自于人性的考驗。一個完美的人是讓人敬佩的，但卻不是可愛的，因為完美是有標準的，而缺點卻是千奇百怪的。人因缺點而有血有肉，人因缺點而親切可愛。《白馬巴圖兒》中所塑造的軍人形象和我國五六十年代軍旅小說所誕生的那種“高大全”式的扁平化人物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白馬巴圖兒》筆下的人物是立體的，擁有著最真實的人性。作為一名并非來自于部隊的普通讀者，我很開心可以透過少數民族軍旅作家吳剛思汗的文字看到一個個豐富的軍人形象，并隨之體味到一篇篇浪漫而奇幻的軍旅傳奇。
一、米蘭昆德拉式的戰爭拷問
來自捷克的大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小說始終有一個他大聲疾呼的重要主題：“人生不過是去往何方與來自何處的事情。”米蘭昆德拉和弗蘭茨•卡夫卡一樣，經常以哲學為導向，思索著人類生存的基本困境，他勇于扛起反“媚俗”的大旗，試圖為“即將走到盡頭”的小說勘探出繼續走下去的路徑。
《白馬巴圖兒》作為作者短篇小說的扛鼎之作，深刻地表現了戰爭的本質和人在戰爭中被迫成為的“非人”狀態，現實意義十足。作者用充滿哲思的嚴肅文學敘事抵抗著當今文學世界中“娛樂至死”的非主流文化現象，頗有米蘭昆德拉之文風。
蘇聯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在其巨著《生活與命運》中曾為我們揭露過戰爭最可怕的一面。他認為戰爭的最恐怖之處其實并不是大量血腥的殺戮和虐待，而是它會將人類自然而然存在的那么一點點的善意都給抹殺了，戰爭是對人類善性的大背叛。在《生活與命運》中所描述的二戰的背景下，蘇聯和德國本是死敵，可是當一個德國人在蘇聯人面前受傷快死了的時候，那個蘇聯人基于人類的“共情”，他下意識的動作其實是想去幫助那個德國人的，可是也正因為殘酷的戰爭，最終那個蘇聯人只能選擇匆匆逃跑，因為他怕別人發現他和一個德國人曾經共處于一個空間而自己卻沒有殺死他。類似的“反人性”的情節在《白馬巴圖兒》中同樣出現過：文中的爺爺和路上所遇到的兩個農民雖然同為漢人，但是卻彼此充滿著不信任感，爺爺生怕這兩個農民會把他和巴圖兒的行蹤告訴給小日本鬼子，而這遠不是單純勇猛的蒙古族小伙兒巴圖兒所能理解的，他不能理解為啥漢人會擔心同為漢人的同胞會出賣自己。
此外，筆者發現，文中的巴圖兒對待日本人的方式極端殘忍：“從鬼子臉上把眼珠子摳出來、鼻子削掉、臉皮上的肉都給刮了。”而他這樣做的原因除了些許來自蒙古族的野蠻基因外，更多的原因來自于巴圖兒的親人曾經被日本鬼子傷害的慘痛回憶。日本鬼子讓巴圖兒的親人相互離散，所以巴圖兒也想讓他逮到的小日本鬼子的家人也永遠找不到他們，讓他們也永遠回不了家。戰爭激發了巴圖兒本性中“惡”的一面，它抹殺了人與人之間的最后善意。戰爭從來不是個體的錯，可是戰爭的代價卻要每一個個體來承擔。
米蘭•昆德拉小說非常注重故事視角和時間視角的選擇。他的小說經常讓故事的發生與作者的寫作同步進行，二者之間構成的一種共時狀態使作品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真實感，這種 “現場直播”式的畫面感是一般作家難以企及的。《白馬巴圖兒》的行文敘事就充滿著這樣奇妙的復調感，文中爺爺的故事是通過 “我”來講述的，但是除了爺爺這個主線外，文中的“我”也有著自己的存在軌跡。最妙的是作者在這樣的復調之間還運用了虛實結合的手法，結尾筆鋒一轉，突然告訴讀者這個故事很有可能就是爺爺自己幻想出來的，這樣巧妙的“留白”設置帶給讀者的是無限的想象空間。
二、“冰山理論”的精彩復現
“冰山原則”是美國作家、記者海明威的創作原則，他堅持認為一個好的小說家應該從繁雜的社會生活中擷取最有特征的情節，并將自己的思想情感隱藏起來。他覺得文學只需要明確表達八分之一的內容，剩下的八分之七的空間要留給讀者去思考與揣摩。海明威強調寫作的客觀性與主題思想的隱晦性，他反對作者直接出場對人物進行評說與暗示，他主張用有限的形式來表達無盡的內涵。因而海明威的小說雖然外在不動聲色，但其內在情感卻是豐厚熾熱的。筆者從吳剛思汗創作的短篇小說行文中，就體味到了這種久違的“海明威”式的情感表達。
《接走漂亮姑娘的軍車》再現了一篇虛假新聞的制作過程，真實的還原了某些部隊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在面對一些特殊事件時其在具體處理上無奈和尷尬。小說以劉峰看到一輛軍車接走了一位他在車廂里偶遇的美女作為誤會的開始，通過情節的層層推進，作者用懸疑的創作手法逐步解開了“軍車私用”這個誤會。部隊新聞部記者劉峰雖然最終發現他發布的那條微博從根本上就是個錯誤，可是他的同行馬編輯為了吸引眾人的眼球卻依舊讓劉峰繼續編造了這條虛假的新聞。這本是一篇道德指向很明確的文章，可是自始至終筆者在行文中都體會不到作者哪怕一點點的情感傾向，他的這種“零度寫作”方式完全把自己隔于事件之外，他將文中所有出現人物全部都交給讀者去評判，冷靜客觀的同時卻不乏犀利。作者用他看似不經意的幽默表達來進行著一場最尖銳的嚴肅諷刺。
小說的結局停留在劉峰向馬編輯妥協面對著攝像機繼續將這條虛假的新聞進行發酵，可是，未來又有誰能預知？劉峰會不會有一天受到良心的譴責主動出來澄清這條新聞？還是說今后劉峰會通過這件事兒變得和功利的馬編輯一樣，甚至更甚于馬編輯的可惡？未來會不會“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出現一個第三方來反將劉峰一軍？為了博點擊率的造假到底有多大的力量可以讓一個人藏起自己善良的本性？……以上這些疑問都是作者留給讀者去思考的那“八分之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接走漂亮姑娘的馬車》的選題素材貼近于現實，“微博、大V、國外流行歌曲”等新詞匯的熟練運用展現了作者作為新一代軍旅作家的青春與朝氣，極富前瞻性。雖然行文略顯稚嫩，但他卻先于其他軍旅傳統作家主動把握住了當今軍旅文學的生命動脈。
三、對瑪拉沁夫文風的致敬
每一個優秀作家的背后似乎都有一片民族文化的土壤作為他的創作源泉和支撐。莫言有他魔幻靜謐的山東高密老家、老舍有他質樸純真的滿族文化、蕭紅有她神秘動人的黑龍江呼蘭河、陳忠實有他務實進取的陜西大地、蘇童有他楓楊樹鄉村和香椿樹街的南方神話王國……
原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少數民族文學委員會副主任瑪拉沁夫作為一位中國當代優秀民族作家，他的背后是一片廣袤而浩瀚的內蒙草原。瑪老善于用濃郁的抒情筆調抒寫專屬于蒙古族的民族風采。
茅盾在《〈花的草原〉序》中曾說，“瑪拉沁夫的作品好處就在它們都是從生活出發。” 瑪老用他的筆描繪著草原上最豐富而可愛的人性。關于這一點，吳剛思汗的《絕境崗》和《鐵扣》都有明顯的敘述，《絕境崗》中“我”與老隗之間雖然互相嫌棄卻又彼此關懷的態度為讀者展現了在絕境之下人性的多面性；《鐵扣》中連長和“扣子”之間既像父子又像朋友的關系令人感動，連長與其媳婦之間最簡單平實的愛情展現了連長作為一名鋼鐵戰士之外的脆弱與柔情。
《白馬巴圖兒》的作者吳剛思汗同樣作為一位蒙古族作家，他雖然沒有像瑪老那樣直接而大量的去抒寫蒙古族風情，可是民族帶給作者的烙印卻是難以抹去的。在他的小說中，一些來自民族的文化記憶更像是一條條隱秘的線索，最終成為了其小說最閃耀的點綴。從《白馬巴圖兒》中巴圖兒隨身攜帶的黑色白馬煙荷包到《絕境崗》中的“我”最摯愛的“胡赫魯”（文中的“我”給步槍起的名字，意為“青龍”），文中出現的專屬于蒙古文化的所有物品或語言稱謂都像一個個神秘的并雜糅著民族歷史文化記憶的圖騰，它既拉開了普通讀者與文本的審美距離，又深深吸引著讀者跟隨作者的腳步前去追尋。
此外，吳剛思汗小說中民族元素的設置還拓寬了作者抒寫人性的角度，他在人與人之間關于事件的沖突之外，又多描述了一層漢人與擁有少數民族血統的人在人性方面的差異。無論是《白馬巴圖兒》中“我的爺爺”和“巴圖兒”或是《絕境崗》中的老隗和“我”，這些人物在文本中的互動都十分耐人尋味，適合讀者進行多次品味。這是因為，作為讀者，我們對于少數民族風情極力窺探的背后其實深埋著的是我們對于人性的熱愛與好奇。
作者簡介：戰荷丹，漢族，2014年7月畢業于西南交通大學漢語言文學系，現為遼寧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