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無之城”與“失敗之書”
——《北京主義》中的北京書寫
 
王士強/文


 
        “一個我出現在北京，另一個我出現在虛無之城”“一座壞了的城，我們卻還無可救藥地愛著它”，這兩句話都選自近年出版的《北京主義》作品集，前者出自盛華厚的長篇隨筆《北京：考研日記》，后者出自攪水女孩的詩歌《壞城》。《北京主義》是由詩人劉不偉主編的一份文學刊物，其作者大多是生活、居住在北京而戶籍在外地的所謂“北漂”，其所發表作品有詩歌、小說、隨筆、訪談，也包括一些非虛構實錄等跨文體文本。如其命名所示，“北京主義”具有明顯的“北京”元素，其中所包含的北京敘述頗具特色，值得分析。確如攪水女孩所說“一座壞了的城，我們卻還無可救藥地愛著它”，北京是一個既讓人愛又讓人恨的城市，它光鮮亮麗、異彩紛呈，而又包含著重重的問題、對個體形成嚴重的壓抑，讓人割舍不得、剪不斷理還亂。如范兒的《宋莊時代》中所表現的，這是一個看似精神亢奮實則精神分裂的時代，如詩中所寫“很多人挨餓很多人酗酒很多人夜里失眠發瘋很多人羞恥地呼吸著過了今天就不再想明天。/很多人在精神的傷口邊緣種植葡萄和罌粟雙重的饑渴難以令人忍受。/很多人蝸居在狹小的天地依然幻想著自由和戰斗在每一個瞬間都迸發自戕的靈感舉起手中的筆就像舉起一支左輪手槍。”“很多人一夜暴富之后死去很多人一夜破產之后被送進精神病院朝所有的人吐唾沫并哭聲叫囂：我是一個藝術家！”這首詩明顯受到美國“垮掉一代”的影響，但不能不說，它所表達的的確是今日之中國、今日之北京的一個方面，是及物而真實的。北京匯聚了諸多截然相反的要素：它既是峰巔，又是深淵；既熟透了，又很幼稚；既是過剩之所，又是匱乏之地；既匯善之大端，又聚惡之大成；它是權力、體制之城，又是崇尚個性、包容萬有之城；它是前現代、封建之城，又是現代化、現代性之城，更是混搭、并置的后現代之城。北京的城市之大、人口之多、節奏之快、競爭之激烈、精神之冷漠，一切都是超乎尋常的，在這里，權力、金錢、資本、等級的邏輯已經無孔不入，而個體愈益渺小，個人的價值與尊嚴搖搖欲墜、岌岌可危。個人不接受、不被納入現實的邏輯體系則無法生存，個人接受這一體系則意味著失去自主性，而被裹挾、被異化。絕大多數的人，則是在認同與抗拒之間搖擺、奔波、居無定所。
 
        《北京主義》的寫作大都具有一定的先鋒性、獨立性、前衛性，稱他們為一群先鋒寫作者應并不為過，然而，從社會身份來講，他們又屬于“屌絲”“北漂”“底層”。他們大都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社會保障，收入不高，常為生活所困，屬于無權、無錢，也看不到太多改變現狀希望的“弱勢群體”。精神上的富足、自由、高貴與現實中的貧困、卑微、壓抑便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他們從塵埃里來、從污泥濁水中來，他們所寫的主要內容，是找工作、加班、失業、租房、生病、考研、失戀、性苦悶、手淫，而他們的內心，則在空虛、無聊、絕望、壓抑、孤獨、麻木之間輾轉流徙，所有這些無疑與國家敘事、主流敘事中的“高端、大氣、上檔次”有著霄壤之別。城市作為一個堅硬的龐然大物，對于血肉之軀的個體構成了強有力的挑戰和威脅，黃旭峰發現：“現在或許什么東西都是軟塌塌的/——除了硬邦邦的錢”（《饕餮》），而不識北則說：“而我又沒有錢/而我又一個人在北京/漂泊/而我還渴望愛情/假如我生病了/囊中羞澀/誰來給我支付醫藥費/只要房東把門鎖了/我就無家可歸/實際上我本身就沒有家/關于未來/我沒有未來”（《你們思考人類我思考我自己》）。現實冰硬而冷酷，生存的邏輯強勢覆蓋，使人成為了單向度、平面化的人，淺予的詩《北京，我要做大胸》寫道：“拿著簡歷四處奔波/北京的風/吹得臉生生地疼/我總是在晚上走過天橋時加快腳步/多看一眼這些繁華燈火/心情就更低落一分”，繼而，她寫了對于都市和都市人的一種發現：“孤獨的人到處都有/漠然的臉也充斥周圍/繁華都市的風景/并不是樓宇軒昂/花燈錦繡/車水馬龍/而是這些統一的孤獨/統一的臉”。這種“統一的孤獨”“統一的臉”幾乎是令人毛骨悚然、怵目驚心的，然而，它又是如此形象而傳神，揭示了現代都市生活的某種本質。顧夏的小說《淪于流年》中則如此寫孤獨：“淵抱我的時候，我會難過的想流淚。不是因為他太用力，而是終于有一個人肯溫暖我冰涼的身體。”到處都是人，卻沒有一個體己的、可親近之人，這種情感狀況在現代都市中同樣是具有普遍性的。
 
        面對無處不在的異己性力量、超穩定的社會結構，他們（寫作者與主人公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的）已然不再激憤地反抗而更多的是將矛頭對準了自己，自我解嘲、自娛自樂、自我消解、得過且過。不識北的詩《我很悲傷》，從標題看似乎是要寫一個嚴重的問題，其內容卻是：“我的微博/掉了一個粉/盡管后來又回來一個/但不是掉的那個”，頗具黑色幽默效果，讓人一笑之后卻不禁悲從中來。消除的詩《獻給一只貧窮的胃》討論“買房”的問題：“這期間，我的女人還隔著門對我說/我們是不是要買個房子，我說/好啊。她說：你覺得買在哪兒好/我說，當然買在城里的別墅最好，有保安/有有修養的鄰居、有小三和紅色跑車/去上班還不用擠公交車。她說，/去你媽的”，這里面有戲謔、有自我解嘲，內在也包含控訴與悲愴，耐人尋味。安琪則以“悲欣交集”的心情來寫當上了房奴的心情：“從一粒沙開始攢∕從一塊磚開始存∕40年來第一次有了當房奴的機會應當珍惜∕相愛的人要齊心供奉政府的巨胃∕在自己的祖國節儉一生”（《悲欣交集》）。消除的另一首詩《那棟樓一共有多少層》中，“我”為摩天大樓總共有多少層而困惑不已，一直數到目光眩暈、眼睛充血。這首詩中，無聊之事、無聊之人，以及寫作者對其的呈現，構成了多重的解讀層次，在扁平化、無意義的表象之中，其實又包含了價值指向和深層意蘊。在消費主義的現代都城，人被物包圍、籠罩，“主體”的地位較之此前大為降低了，寫作者也往往有意地后撤、降低，呈現一種純客觀化的景觀。比如王那廝的詩《北京，天通苑西一區信息》將沿途所見小區的各種標識記錄下來，除此再無其他，而小虛則將房間里的100多種東西——包括書名——排列在一起，其題目叫做《朝陽，我的房間。或者：當123種物質排列組合在一起，一種新物質產生了》，這里，客觀化、去情感化雖然比較明顯，但慢慢讀來，其背后仍然是隱約有所指的，不同的人可以從中讀出不同的內容，經過如此不無冗長、乏味的排列組合之后，“一種新物質產生了”。
 
        “北京主義”的書寫相當程度上堪稱“失敗之書”，一方面，這與他們的現實處境、生活狀況有關，另一方面，則與他們的價值立場和對人生的認知理解有關。對他們而言，生活是由一個接一個的失敗構成的，他們被剝奪，無權無勢、經濟窘迫、顛沛流離、不知所終，這構成了“失敗之書”書寫的內容，也強化了“失敗之書”書寫的力度和動力。這種“失敗”，既有面對權力、面對體制的失敗，也有面對現實生活、面對人生遭際的失敗，更有面對命運、面對生命本體的失敗，這種“失敗”書寫有的時候側重于某一方面，更多時候則是互相交織、混糅的。不識北的《出門忘帶鑰匙記》面對某種體制的“龐然大物”：“我在將心比心想到723老村長暴力下的苦難我隨時可能就是其中一者他們警棍制服把暴力伸向全國/我是溫順的小百姓出門怕被車軋死怕莫名其妙被打無緣無故消失/到處都是謊言到處都是麻木到處都是冰冷到處都是欲望膨脹善良愚蠢的微生物”，它揭開了生活溫情脈脈的表面，而呈現出了某種真相，這真相，令人驚悚、不適，不忍面對。李飛駿的《父愛并不能讓你強大》則更多面對生活中具體、現實的問題：“你必須小心翼翼地捧著泥飯碗/所謂狗屁理想必須向工作讓路/人格不得不向上司低頭/盼著節假日加班/為掙了一罐進口奶粉而欣喜/你學會了與菜販討價還價/寫日記的習慣改為記流水賬/你必須省下買書的錢買尿不濕/學會省下電影票買一卷衛生紙/你無法幫女兒選擇戶籍，正如/無法選擇沒有地溝油的祖國/你無法幫女兒逃離幼兒園到大學的/產品流水線/無法避免女兒重蹈你的覆轍/你知道自己的一生就是/女兒的一生。”失敗已然無可避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甚至代代相傳，這無疑是讓人絕望、窒息的失敗書寫。李九如在《2010—2011年度自我總結》中寫了自己的心路歷程：“北京喲/難道你真的如此冷酷/我想對你說/我很傷心/我很恐懼/我很不幸地淪為/某個窗子后面/猥瑣的等待者/即使現在的這首詩/也救不了我。” “失敗”，是逐漸煉成的，而拯救，卻似乎杳然無著、渺茫無期。
 
        ——這是一座“虛無之城”，如魯迅所言“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然而，知曉了這虛無，乃可抵抗一陣，乃可“反抗絕望”，而不致完全誤入歧途，或者草草繳械投降。這是一種“失敗之書”，然而，失敗無處不在、無可避免！寫出這種失敗，本身即是一種成功，它是對自我、對內心、對更多人的慰藉與關懷，它如依稀之光，伴隨人們的追求、探索與奮斗，這是“人”的成功，也是文學存在的理由。
 
 
        作者簡介：
 
        王士強，1979年生，山東臨沂人，文學博士。2009年畢業于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同年至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現為副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詩歌研究與評論，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詩探索》特約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