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時代的出版“傳奇”
——“張愛玲傳”現狀考察及價值問題論析
 
張立群/文
 
作為一個特定的寫作現象，本文所言的“張愛玲傳”主要是指由后人所著、業已出版的傳記文本。自1992年7月第一部“張愛玲傳”于花山文藝出版社“誕生”到2016年初，24年間大陸共計出版各式“張愛玲傳”已近七十部。“張愛玲傳”出版數量多、速度快，已形成一道引人注目的風景，建構著張愛玲的新一輪“傳奇”。通過閱讀這些傳記，人們既可以從不同角度了解張愛玲傳奇的一生，又可以了解張愛玲在創作上取得的成就。然而，隨之而來的問題則是這些傳記有何不同？它們頻繁出場有何背景、原因？它們各自有著怎樣獨立的意義、價值，又存在哪些問題？在此前提下，以消費時代的出版“傳奇”為線索，考察“張愛玲傳”的寫作現狀，不僅可以推動張愛玲閱讀與研究，還會對認識消費時代現當代作家傳記的價值問題提供某些有益的經驗。
 
一
 
與1942至1952年張愛玲在上海文壇紅極一時的景象相比，版本意義上的“張愛玲傳”可謂“姍姍來遲”。1992年7月，由于青所著的《天才奇女——張愛玲》在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標志著大陸“張愛玲傳”寫作的開端。此后，“張愛玲傳”便在各種原因共同的作用下逐漸成為一個文學現象。歷史地看，“張愛玲傳”的出現首先反映了傳記寫作的“時代性原則”。張愛玲雖于20世紀40年代造就了一段文壇傳奇，但由于她與胡蘭成的關系以及50年代初期的悄然遠離，所以，從50年代至80年代30年的時間內，張愛玲的名字很難見諸于文字，更難說立傳。進入80年代之后，隨著時代語境的變化，現代文學研究不斷深入與拓展，加之改革開放使海外、港臺的“張愛玲熱”、張愛玲研究對大陸學界產生的影響，張愛玲開始重回人們的視野。1992年7月，由柯靈擔任顧問，金宏達、于青任編者的《張愛玲文集》（四卷本）在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文集至1996年4月就已印刷八次，對于大陸讀者了解張愛玲的創作、張愛玲的聲名傳播產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即使僅就“張愛玲傳”自身來看，其編者之一的于青同期推出《天才奇女——張愛玲》并在后來多次出版不同版本的“張愛玲傳”、編輯有關張愛玲的生平事跡，也已說明了時代為“張愛玲傳”提供的文化空間——它既包括言說張愛玲的可能與方式，又包含時間的積淀為“張愛玲傳”在作品發掘、整理以及研究領域提供的“物質基礎”。其次，“張愛玲傳”的書寫過程還生動體現了傳主選擇的一般規律。按照梁啟超的說法，即“應該作專傳或補作列傳的人物”可包括的幾種類型：一是“思想及行為的關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時代或學問中心”的人物；二是“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特處，可以影響當時與后來，或影響不大而值得表彰”的人物；三是“在舊史中沒有記載，或有記載而太過簡略”的人物；四是“從前史家有時因為偏見，或者因為挾嫌，對于一個人的記載，完全不是事實”[1]的人物……張愛玲無疑是現代作家中適合作傳的典型之一——張愛玲文學“熱讀—沉寂—再生”的歷史過程；張愛玲在相當長時間內名不見經傳和90年代之后的“迅速崛起”，以及張愛玲傳奇的一生、獨特的個性等等，都使其成為傳記寫作者的理想對象。當然，如果考慮到“張愛玲傳”自生成之日起就與出版界走向市場化一樣面對共同的語境，出版“張愛玲傳”在讀者閱讀、期待的過程中會有較為可觀的商業利潤，那么，張愛玲似乎更符合90年代以來傳記生產、消費的主客觀要求。只不過，此時張愛玲作為傳主對象的選擇，會和時代性原則緊密結合在一起，進而反映“張愛玲傳”現象產生過程中的復雜性與多義性。
 
縱觀“張愛玲傳”的發展史，我們大致可以將其分為“前史”和兩個重要階段。“張愛玲傳”的“前史”猶如一幕劇的序曲，主要指1995年9月之前出版的五部“張愛玲傳”[2]。它們的出現主要與大陸逐漸興起的“張愛玲熱”有關，而此時傳主張愛玲依然生活在大洋彼岸。1995年9月8日農歷中秋節，張愛玲被發現悄然辭世于洛杉磯租住的公寓里。之后，張愛玲逝世的消息迅速傳遍海峽兩岸，使無數喜歡張愛玲作品的讀者扼腕嘆息，“張愛玲傳”的書寫也迅速進入到第一個歷史階段（1995—2007）。由胡辛著的《最后的貴族張愛玲》（21世紀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1995年10月第2次印刷）、余斌著的《張愛玲傳》（海南國際新聞出版社中心，1995年10月修訂版）皆在開篇處提到了張愛玲的離世，進而顯示此時的“張愛玲傳”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一階段的“張愛玲傳”計有23種[3]，其主要特征表現為基本完整地記錄了傳主的一生；越來越強調“張愛玲傳”的版本形式和傳記的寫作形式，采取大量使用張愛玲的照片、圖片以及多樣化的敘述角度，為全面認識張愛玲的一生、豐富“張愛玲傳”的寫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張愛玲傳”的書寫由此得以深入。隨著2007年電影《色·戒》的上映，2009年張愛玲的遺作《小團圓》的出版以及電視劇《傾城之戀》的熱播，“張愛玲傳”的出版迅速進入到第二個重要階段（2007—目前），計有近40種[4]。這一階段的“張愛玲傳”因影視改編和資料發掘而獲得了新的寫作契機、拓展了敘述空間；“張愛玲傳”；數量激增、版式多樣、多被列為傳記系列叢書之一以及寫作質量不平衡、商品消費意識不斷加重，也隨即成為第二階段的寫作特征。
 
從“傳奇”[5]中誕生的“張愛玲傳”，似乎注定要成就一段傳奇。即使僅就其命名而言，在現代作家傳記出版中占據絕對優勢的“張愛玲傳”，也包括傳、評傳、別傳、畫傳、自傳以及文傳、情傳、傳奇、故事等多種。而從具體寫法上加以區分，“張愛玲傳”又可包括宋明煒的《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劉川鄂的《張愛玲傳》、周芬伶的《哀與傷：張愛玲評傳》、王羽的《張愛玲傳》、楊天舒的《圖本張愛玲傳》、張均的《張愛玲傳》等由學者撰寫的“學術研究類”傳記；有以胡辛的《最后的貴族張愛玲》、費勇的《張愛玲傳奇》、司美娟的《張愛玲傳奇》、羅瑪的《傳奇中的傳奇：凝視張愛玲》和《凝視張愛玲》等為代表的偏重故事性的“人物故事類”傳記；有以白落梅的《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張愛玲的傾城往事》、肖辰的《醉花陰：張愛玲傳》、夏墨的《風花雪月是民國：最癡張愛玲傳》、陳韻鸚的《底影青灰的遺世浮歡：張愛玲文傳》、梅寒的《最好不相忘：張愛玲傳》、朱云喬的《一別，如果永不相見——張愛玲傳》、溫暖的《張愛玲情傳》、翟曉斐的《繁華落盡，冷眼塵埃——張愛玲傳》、李清秋的《在孤獨中吟唱傳奇：張愛玲傳》等為代表的“小說創作類”傳記，其多融入自己的主觀感受、有明顯將張愛玲當作小說主人公加以虛構的痕跡；其面目或曰敘述模式大致相同，充分代表了“張愛玲傳”成為消費商品時的種種樣態。
 
除上述三種分類外，不斷受到寫作和出版“壓力”的“張愛玲傳”還包括夏世清的《色戒：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前世今生》、閆紅的《你因靈魂被愛：張愛玲傳》、王艷芳的《千山獨行：張愛玲的情感與交往》式的，通過講述張愛玲和其人生有重要關聯的人與親友之間的“關系式”傳記；張盛寅、溫青編的《美麗與哀愁——一個真實的張愛玲》、文君的《張愛玲傳》式的將張愛玲人生交往、個人愛好以及創作分成若干單元進行介紹的“結構式”傳記；像臺灣魏可風著的詳寫其出國前生平、略寫其后半生堪稱“斷代式”傳記的《臨水照花人：張愛玲傳奇》；以及魏平、李江的《張愛玲——自傳、別傳、畫傳》和楊天舒的《圖本張愛玲傳》以“圖本”為特色的“畫傳”，等等。需要指出的是，現有的“張愛玲傳”皆為“他傳”，沒有“自傳”，由魏平、李江編著的《張愛玲——自傳、別傳、畫傳》和《張愛玲——自傳、別傳》雖名為“自傳”，但其“自傳”是“摘自《張愛玲全集》中自述生平的文字”[6]，并非張愛玲生前有意為之。再者，除周芬伶的《哀與傷：張愛玲評傳》之外，其他各本“張愛玲傳”在記錄、評述張愛玲生平時并無“傳”與“評傳”之間的明顯界限。至于“圖本”、“畫傳”的出版形式，在“張愛玲傳”中也十分普遍，它們所收錄的圖片及照片，與1994年臺灣皇冠出版社推出的張愛玲的圖文對照集《對照記——看老照相簿》之間的出入，既反映了著者對張愛玲相關材料的占有程度，同時，也反映了“讀圖時代”對于傳記文學的影響。“張愛玲傳”的名單還可以“寬泛”的開列下去，如陳子善所言的“海內外各種形式的張愛玲傳記，包括她弟弟張子靜帶有回憶錄和‘前傳’性質的《我的姊姊張愛玲》（1996年1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初版）和美國學者司馬新先生帶有‘后傳’性質的《張愛玲與賴雅》（1996年5月臺北大地出版社初版，同年7月改名為《張愛玲在美國——婚姻與晚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內地版）在內”[7]，且在具體出版時不斷呈現“模糊”傳記固有形態的趨向，“張愛玲傳”由此呈現出開放、多元的狀態。
 
二
 
結合現有的傳記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張愛玲傳”已經取得的寫作實績：第一，張愛玲的生命歷程特別是其遠離大陸前的經歷已得到完整的呈現；張愛玲的家族史、出身“線索清晰”；張愛玲的生日[8]、原名、筆名問題以及“愛玲”出現的時間、內涵[9]，張愛玲的逝世時間及情況已得到“確證”[10]。第二，在發掘、搜集、整理張愛玲文字資料和充分、及時關注張愛玲研究現狀的基礎上，部分優秀的“張愛玲傳”做到了全面展現張愛玲的創作史，張愛玲的代表作得到了精彩而個性化的解讀，張愛玲創作與中西方文學的關系得到了闡釋，其文學史地位得以確認。第三，張愛玲的愛情史得到了客觀的再現，除眾所周知的胡蘭成、賴雅之外，張愛玲與電影導演桑弧之間微妙的情感關系也被披露出來。其中，有些傳記對于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情感糾葛分析得尤為準確、透徹、公正[11]。第四，張愛玲性格、人生觀念的復雜性、獨特性基本得到了全面的介紹；她的愛好、才氣、生活態度也交代得很清楚，這些對于深層次了解張愛玲的人生軌跡有著重要的意義。第五，張愛玲移居國外后生活上一些常常為人所忽視的“關節點”也得到了書寫，如她在港臺引起的影響、涉足電影事業；她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以及與陳世驤之間的關系；她翻譯《海上花列傳》、研究《紅樓夢》等重要的生活經歷等等，這使我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到張愛玲生活的全貌。
 
不過，與實績相對應的，是現有的“張愛玲傳”也有很多不足。正如多年搜集、整理、研究張愛玲資料的陳子善在一篇“序言”中指出的——
 
我以為，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張愛玲熱”造就了張愛玲傳記寫作熱。張愛玲傳記的不斷出版，一方面固然說明張愛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地位的進一步確立，在現代作家中，擁有如此之多傳記的作家，除了魯迅，恐怕就要算張愛玲了；另一方面也說明張愛玲曲折的生活、創作和情感經歷，引發了張愛玲研究者和愛好者為之作傳的持久不衰的沖動。
 
但是，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許多張愛玲傳記的質量并不高，據第二手第三手并不可靠的材料東拼西湊的有之；照搬照抄胡蘭成著《今生今世》，過分渲染“張胡之戀”的有之；名為替張愛玲作傳其實是自說自話，任意曲解傳主的也有之。尤其是今年張愛玲長篇小說《小團圓》問世之后，相當數量的張愛玲傳記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價值，這不是我的危言聳聽，而已經是“張學”界不少學者的共識。[12]
 
“張愛玲傳”現存的問題主要包括：其一，對張愛玲相關的文字資料搜集、整理、研究得不夠；對張愛玲研究現狀沒有做到及時的關注。《小團圓》出版宣告此前諸多版本的“張愛玲傳”失效，就很能說明問題。此外，張愛玲移居國外后的創作也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得到相應的解讀。其二，對張愛玲性格、生活態度仍欠立體、全面、動態的把握，常常只注意其表面上的突出之處，如“自私”、“拜金主義”、“追求名利”、“標新立異”、“西式生活觀念”等等，但卻很少考慮這些性格或習慣背后主人公的年齡和心態。張愛玲在1971年接受青年學者水晶訪問時曾有“我這個人是非常stubborn（頑強）的”[13]自我評價，就很能說明張愛玲外表之下的內心。在筆者看來，“頑強”適用于移居國外，為生計奔波的張愛玲，也同樣適用于離群索居、幾乎不與外界接觸的張愛玲，甚至還適用于她淡然而安靜的死，但它與早年張愛玲的行為和人生選擇有何關系？或許還沒有一個滿意的回答。現有的“張愛玲傳”也因此缺乏一個關于傳主的一致的、整體的形象塑造。其三，“張愛玲傳”從生產到消費存有越來越明顯的商品化傾向，敘述模式相同、生平介紹相似，故事、隨筆傾向顯著，材料意識差、版本價值降低，堪稱晚近一批“張愛玲傳”的通病。
 
正如某位作傳者所言——
 
事實上，每一個與張愛玲有關的文化事件，都會催生出一系列新的文化熱點和新的書稿。2005年小說佚文《郁金香》的出土，2007年電影《色·戒》的上映，2009年自傳體小說遺稿《小團圓》的出版，加之層出不窮的各種版本的影視劇改編……每每覺得張愛玲仿佛要淡出大眾的視野，就又會有新的焦點，引人注目流連。
 
有人說，張愛玲的傳奇，永遠完不了。這話也許是對的，她在華語世界掀起的文化熱潮似乎從未終結，學者、作家、編劇、導演、“張迷”、普通讀者和觀眾，每個喜歡張愛玲的人，仍在以自己的方式書寫著心中的張愛玲。這個生前冷漠地回避著整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仿佛命中注定要以另外一種方式延續自己的傳奇，全方位、多側面、360度無死角地被世人苦苦糾纏。
 
有關張愛玲的雪球，還在一日甚于一日地越滾越大。[14]
 
“張愛玲傳”頻繁出版，一方面說明張愛玲擁有傳奇的一生、有著說不盡的故事，一方面則表明張愛玲在讀者中有著廣泛的受眾程度，人們期待通過傳記了解她不平凡的一生。相信在代際傳承、口耳相傳的過程中，張愛玲的“傳奇”還要被包括傳記在內的各種形式文字記錄下去，而“張愛玲傳”存在的問題也會延續下去。在市場化邏輯特別是商業利益驅使下，“張愛玲傳”會繼續增長或在某一時期激增都不讓人感到意外。然而，就傳記寫作的本質和實踐性課題來看，“張愛玲傳”的寫作不僅需要遵循寫作的倫理，還需要在不斷搜集、整理的過程中拓展“張愛玲傳”自身的寫作“疆域”。實際上，為了能使“張愛玲傳”達到真實、可信的最重要同時也是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全面把握張愛玲的相關材料，然后盡量客觀的作出描述。以臺灣學者周芬伶的實踐為例，她于1999年寫完了30余萬字的《艷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是第二個到馬里蘭州立大學圖書館查看賴雅日記的人[15]。就其《艷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而言，她熟悉張愛玲的研究現狀和此前的傳記寫作情況[16]。多年來，她一直關注著張愛玲，掌握大量第一手張愛玲的資源，從其《哀與傷——張愛玲評傳》收錄的照片、“附錄”包括張愛玲的“六封家書”、“賴雅日記中的張愛玲”之譯稿和她的評點文字，可知其所下功夫之深[17]。她喜讀傳記，“因為其中有生命的軌跡”；她將作家傳記分為三種，且將張愛玲列為“作家同時創作作品與生命，他們的作品與人生同樣精彩”的“第三種”；她熟悉傳記書寫者的工作與使命，認為“我書寫張愛玲介于兩者之間，有雕刻也有銘刻，有隔也有不隔”[18]，都使她可以深刻把握傳主；她的“評傳”起點頗高，既融入諸多方法，又能在言之有據的同時，進行入木三分的分析，顯然與此前的積累密不可分。
 
當然，全面把握張愛玲的相關材料還需要一種動態的眼光、關注張愛玲文字與研究的最新動態。以張愛玲的創作出版為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自2009年4月推出《小團圓》、引發熱議之后，又陸續出版了張愛玲的論著《紅樓夢魘》、方言小說國語本《海上花開》與《海上花落》（即國語本的《海上花列傳》1、2）、劇作集《六月新娘》與《一曲難忘》以及自傳體散文《異鄉記》、自傳體長篇小說《雷峰塔》、《易經》[19]，上述出版系列或是收錄了以往關注張愛玲創作時易于忽視的部分（如劇作），或是為首度公開的遺稿及簡體中文翻譯稿，因此，對于全面了解張愛玲的創作有著重要的價值。從《雷峰塔》、《易經》看張愛玲從香港返回上海、開始職業創作之前的成長史，人們可以看到張愛玲的內心世界，“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并扭曲了所有人際關系，直到人生的終點。”[20]這種新觀點顯然對于“張愛玲傳”的書寫有著前所未有的啟示意義。
 
與材料占有情況一致的，是“張愛玲傳”可以在寫作角度上尋求突破。一般來說，傳記寫作要呈現傳主的一生，所以多會遵循時間的自然順序，采用“縱向式”的結構形式。這種形式因符合進化論原則、線索較為清晰，故常為傳記寫作所采用。不過，由于“張愛玲傳”數量過多且頻繁出版，所以，采用其他結構形式進行書寫往往會給人耳目一新之感。閆紅的《你因靈魂被愛——張愛玲傳》、王艷芳的《千山獨行：張愛玲的情感與交往》之所以是有特色之作，就在于兩位作者均采用了分述張愛玲親屬、朋友之間的關系，如和父親、母親、姑姑、弟弟以及胡蘭成、桑弧、賴雅、炎櫻等，以“橫向”、“交往”的形式呈現了張愛玲的生命歷程及其性格特點。其他如文君的《張愛玲傳》采用了“縱橫交錯式”，即先介紹傳主生平、再分述傳主的生活習慣、朋友關系；周芬伶的《哀與傷——張愛玲評傳》采用的“總分相合式”，即內容分兩大部分，一是總述傳主的生平經歷和思想發展情況，二是分論傳主的各個側面；此外，前文提到的“小說創作類”傳記雖多小說、散文筆法，但從語言、結構形式上又因為具有“片斷式”的傾向，而會給讀者帶來閱讀上的新鮮感[21]。除上述“張愛玲傳”中已有的書寫形式外，筆者以為：結合張愛玲獨特的成長歷程和寫作中“一個都不放過”的諷刺與揭露，用心理分析的形式寫一部“張愛玲傳”也未嘗不可。而實際上，周芬伶在其《哀與傷——張愛玲評傳》中多處融入心理分析的方法，已為后來者提供了很好的實踐經驗。
 
三
 
在談及“張愛玲傳”的類別、已有的實績和現存的問題時，我們已涉及到傳記的本質與價值。盡管，在以往的研究中，“傳記”及“傳記文學”的概念、本質屬性一直存有爭議[22]，但從“傳記”一般不虛構、所寫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須符合史實，且在外部呈現時常常借用文學的手法、追求文學的審美屬性等特點來看，“傳記同時具有文學和歷史學的雙重屬性”，已成為“一種普遍的共識”[23]。同時，從傳記研究本身來看，近年來傾向于將傳記視為“文史結合”或“邊緣學科”，以及“一種文化”現象的說法[24]，也因其具有實踐性而成為描述傳記本質屬性時一些更為有效的歸納。“傳記”的本質屬性決定其具體書寫時客觀遵循真實性、歷史感、文學性的原則，同時，也決定“傳記”有介紹、鏡鑒的功用，并由此顯現出史學、美學、學術、倫理學的價值。具體至“張愛玲傳”，它相對于一般讀者的了解傳主之用和相對于專業學者的研究借鑒之用，更需要首先堅持客觀公正、準確無誤的原則，而后才是探尋合適的寫作形式，從而呈現其獨特而復雜的人格和傳奇但又不失神秘的一生。
 
凝結于“張愛玲傳”中的價值，在其出版之前就已形成，而其價值的實現就圖書出版的角度來看，也不僅僅只有讀者閱讀，還包括更為重要的銷售與購買。鑒于進入消費時代之后，探討包括“張愛玲傳”在內的任何一種消費品的價值，都極有可能是一個包含著多層次、多角度的問題，所以，當我們談及其價值時，其具體介入的角度、視野以及立場尤為重要。也許，對于那些僅從出版策劃、裝幀設計以及市場盈利為目的出發的“張愛玲傳”，所謂的無太多閱讀價值恰恰凸顯了它存在的價值意義：它只要利用張愛玲的“傳奇”、不斷重復消費張愛玲這一符號推動出版時的“傳奇”就夠了，至于這樣生產出來的“張愛玲傳”具有怎樣的實際閱讀價值、產生怎樣的影響，并不在其考慮的范圍之內。當然，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要看到那些可以歸入“學術研究類”的傳記書寫對于“張愛玲傳”價值的固守與擔當。它們是消費時代“張愛玲傳”出版“傳奇”過程中的最具亮色或者說是極具理想主義情懷的部分，它們自覺履行著“張愛玲傳”生產過程中應遵循的寫作倫理，并影響著后者的發展與未來。
綜上所述，“張愛玲傳”只有在成為張愛玲閱讀與研究過程中重要的依據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參考書時，才能最大限度實現其傳記價值，而此時究竟是將“張愛玲傳”視為文獻，還是史料，或是稱之為“文獻史料”都只是一個外在的界定方式及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確認如何有效實現“張愛玲傳”的價值之后，面對數量如此多的傳記版本，我們所要做的就是結合實際情況對其進行整體評估。綜觀“張愛玲傳”的寫作現狀，由于受到消費時代作家傳記“過度書寫”的影響，現有的“張愛玲傳”并不都具備歷史的參考價值，這一結論就實踐角度而言，已涉及如何識別、鑒賞的問題。一般而言，商品化了的“張愛玲傳”大多在裝幀、圖片以及書稿宣傳等方面下工夫，以傳記的可銷售性為衡量標準，其內容無論對于一般閱讀還是學術研究價值都不大。除此之外，此類“張愛玲傳”還存在史實不足、引文及言論無出處，面目相同甚至所述部分內容完全一致，以及完全出于自我想象、妄圖建構另一部張愛玲“歷史”等問題[25]，因而不但無法作為參照，還極有可能引發某些混淆。對于這種“張愛玲傳”的生產，身處消費時代的廣大讀者和研究者基本是無法阻止的，只能通過甄別加以選擇，避免閱讀后的一無所獲。事實上，通過翻閱傳記封底的介紹，人們還是能夠發現這些傳記作者還常常同時出版了可以引起讀者興趣的其他現代作家（如林徽因、丁玲等）的傳記。因此，對“張愛玲傳”作者的主體考察顯然也可以作為鑒別“張愛玲傳”質量的一個方面，至于由此可以引申的讀者素養的問題不僅已超出“張愛玲傳”的閱讀，而且還是一個如何長期積累、不斷提高的課題。
 
對于那些可以納入到“參考書”范疇中去討論的“張愛玲傳”，我們在具體應用時大致可以從如下四個主要方面，即“（一）‘版本’的考辨與‘新善本’的選擇；（二）跨版本的比較、互見與釋疑；（三）與發掘、整理和研究互動；（四）傳記的校勘、考證與辨偽”去著眼。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張愛玲傳”自身的獨特性，在上述傳記史料使用過程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四方面中，第一和第三方面在“張愛玲傳”使用中尤顯突出。其中，“版本”的考辨與“新善本”的選擇主要指“張愛玲傳”在具體應用過程中，可以通過比較，確定較好的版本加以使用。通過版本比較和聯系張愛玲研究史，筆者發現：隨著張愛玲“遺稿”不斷被發掘、整理、出版，“張愛玲傳”的水準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著“晚近邏輯”。同樣地，出于對以往“張愛玲傳”書寫的反思，“張愛玲傳”在持續增長的過程中，也寄寓著較為鮮明的超越意識。這樣，“張愛玲傳”的“善本”可以從傳記內容、寫作形式兩方面來確認：劉川鄂的《張愛玲傳》（2003年2版）是《小團圓》出版前最好的“張愛玲傳”；周芬伶的《哀與傷：張愛玲評傳》是最好的“評傳”；張均的《張愛玲傳》（2011）是《小團圓》出版之后最全的“張愛玲傳”；文君的《張愛玲傳》、閆紅的《你因靈魂被愛：張愛玲傳》是在寫法上有創新的版本……可以肯定的是，展望未來，“張愛玲傳”還會有一定的提升空間。但無論怎樣，在追求真善美的基礎上強調材料全、觀點新始終是第一位的，而挑選其中的“善本”，不僅對張愛玲研究、文學史書寫至關重要，而且對于一般讀者來說也是一種責任乃至使命。
 
與“版本”的考辨與“新善本”的選擇相比，“與發掘、整理和研究互動”就“張愛玲傳”本身而言，主要是指要不斷更新“張愛玲傳”的史實，以求與張愛玲相關材料發現和研究同步。在這一點上，那些相對于此前的“張愛玲傳”進行修訂、再版的現象可作為一個例證。以張均的兩本“張愛玲傳”為例：張均曾于2001年花城出版社出版《月光下的悲哀：張愛玲傳》；后于2006年在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張愛玲傳》（增訂版）；又于2009年在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海上紅樓：張愛玲圖傳》；后又于2011年在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張愛玲傳》（最新增訂版）。在2009年版《海上紅樓：張愛玲圖傳》的“序辭”中，著者曾介紹“李安電影《色·戒》公映不久，廣東教育出版社的吳曼華老師約我寫一本《張愛玲圖傳》”，并在“序辭”結尾的“又記”中提到：“此書付梓的前夕，臺灣皇冠出版社‘違約’推出了張愛玲的長篇遺作《小團圓》。這部作者生前幾欲‘銷毀’的小說，以大膽真率的私密敘述，震動讀書界。《張愛玲傳》這本書中的一些判斷和推測性敘述，在《小團圓》中得到證實，令人欣悅。同時，《小團圓》亦刺激性地創造了我對于‘張愛玲’以及她的小說的新的想象方式。遺憾此書已經排印，只能在下一部《張愛玲十五講》的書中清理自己的一些想法了。”
 
[26]張均在《海上紅樓：張愛玲圖傳》既有《色·戒》劇照的照片、《色·戒》手稿的照片，又分析了《色·戒》故事本身，有明顯的追蹤有關張愛玲最新資料的意識。在這本傳記中，他雖因客觀原因未及時加入《小團圓》帶來的“刺激”，但他的《張愛玲傳》（最新增訂版，2011）卻彌補了這一缺憾——“承蒙文化藝術出版社的熱忱支持，本書第三版得以與讀者見面。和第二版（增訂版）相比，第三版增添了近百幅圖片，并對文字作了較大幅度的修改。主要是根據2009年公開出版的張愛玲自傳體長篇小說《小團圓》和陸續得以披露的張愛玲晚年與夏志清、莊信正、宋淇等友人的通信資料，對書中的部分文字和史實作了調整、增刪和潤色。因此之故，要對保存、整理、出版張愛玲遺稿的宋以朗先生致以謝意。他的工作，為我們更進一步接近張愛玲、走入她的靈魂世界實有莫大助益。”[27]張均多年來持續深入研究張愛玲，并不斷依據最新發現修改自己的“張愛玲傳”，這種及時的“重寫”對于張愛玲研究和一般閱讀都有非常積極的作用。當然，對于“重寫”（包括“二版”、“修訂版”）的質量，還是需要實際檢驗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并不是所有的“重寫”都會對“張愛玲傳”的質量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張愛玲傳”的“重出”、“重寫”往往會受到出版策劃等因素的影響，也是必須要考慮的方面。
 
鑒于張愛玲的作品由于主客觀原因，還有部分未在大陸出版，所以，“張愛玲傳”的書寫還有一定的擴展空間；與此同時，由于視野的限制，我們可能對海外已出版的一些“張愛玲傳”還有很多不了解之處，因此，無法及時總結其寫作經驗。然而，在資訊信息發達的今天，這樣的前提其實是對傳記寫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實上，“張愛玲傳”作為記述張愛玲生平、研究張愛玲的重要文獻，一直對寫作者的學養、寫作倫理以及藝術鑒賞力和解讀能力有著全方位、綜合式的要求。“張愛玲傳”雖可作為消費時代的出版“傳奇”，在具體呈現時種類繁多，但其核心的價值部分或曰寫作標準從來不能降低。惟其如此，“張愛玲傳”才能具有自己獨特的價值，值得我們去發掘、總結，并應用于具體的閱讀實踐之中。
 
注釋：
 
[1]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九十九”，中華書局，1989年版，42—44頁。
[2]具體包括1、于青：《天才奇女——張愛玲》，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7月版。2、王一心：《驚世才女張愛玲》，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8月版。3、阿川：《亂世才女張愛玲》，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4、余彬：《張愛玲傳》，海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5、于青編著：《天才奇女：張愛玲》，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3]具體包括1、胡辛：《最后的貴族張愛玲》，21世紀出版社，1995年9月版。2、余斌：《張愛玲傳》，海南國際新聞出版社中心，1995年10月版。3、張子靜：《我的姊姊張愛玲》，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1月版；4、司馬新：《張愛玲與賴雅》，臺北大地出版社，1996年5月版；5、司馬新：《張愛玲在美國——婚姻與晚年》，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7月版；6、孔慶茂：《魂歸何處：張愛玲傳》，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8月版。7、魏平、李江編著：《張愛玲——自傳、別傳、畫傳》，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9月版。8、費勇：《張愛玲傳奇》，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9、司美娟：《張愛玲傳奇》，時代文藝出版社，1997年11月1版。10、宋明煒：《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11月版。11、余斌：《張愛玲》，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年版10月1版。12、劉川鄂：《張愛玲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1月1版。13、于青：《天才奇女——張愛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14、張均：《月光下的悲涼：張愛玲傳》，花城出版社，2001年1月版。15、[臺灣]魏可風：《臨水照花人：張愛玲傳奇》，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1年5月版。16、魏平、李江編著：《張愛玲——自傳、別傳》，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1年6月2版。17、任茹文、王艷：《沉香屑里的舊事：張愛玲傳》，團結出版社，2002年1月版。18、司美娟：《張愛玲傳奇》，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年12月2版。19、劉川鄂：《張愛玲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年10月2版。20、張盛寅、溫青編：《美麗與哀愁——一個真實的張愛玲》，東方出版社，2003年12月版。21、羅瑪：《傳奇中的傳奇：凝視張愛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版。22、周冰心：《回眸絕美的瞬間——張愛玲評傳》，華文出版社，2005年8月版。23、張均：《張愛玲傳》（增訂版），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4月版。
[4]據筆者統計，在這一階段大陸出版的“張愛玲傳”計有37種。具體包括1、周芬伶：《哀與傷：張愛玲評傳》，上海遠東出版社，2007年8月版。2、夏世清：《色戒：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前世今生》，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版。3、于青：《張愛玲傳》，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版。4、羅瑪：《凝視張愛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8月2版。5、張均：《海上紅樓：張愛玲圖傳》，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版。6、西嶺雪：《張愛玲傳》，東方出版社，2009年5月版。7、王羽：《張愛玲傳》，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10月版。8、楊天舒：《圖本張愛玲傳》，長春出版社，2011年1月版。9、陶方宣：《今生今世張愛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2月版。10、張均：《張愛玲傳》（最新增訂版），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年7月版。11、文君：《張愛玲傳》，中國長安出版社，2011年9月版。12、邵江天：《風華絕代：張愛玲傳》，安徽文藝出版社，2012年1月版。13、白落梅：《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張愛玲的傾城往事》，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年2月版。14、肖辰：《醉花陰：張愛玲傳》，九州出版社，2012年6月版。15、葉偉：《風華是一指流砂：張愛玲文傳》，貴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版。16、楊瑩驊、 崔久成：《翻手蒼涼·覆手繁華：張愛玲的時光剪影》，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年9月版。17、月下：《愛恨不如期：遺世獨立張愛玲》，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2年10月版。18、夏墨：《風花雪月是民國：最癡張愛玲傳》，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年2月版。19、余斌：《張愛玲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4月版。20、陳韻鸚：《底影青灰的遺世浮歡：張愛玲文傳》，文匯出版社，2013年4月版。21、朱丹紅：《傾世傾情半生緣：張愛玲》，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1版。22、朱悅然：《張愛玲：在最深的紅塵遇見你》，時事出版社，2013年9月1版。23、梅寒：《最好不相忘：張愛玲傳》，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24、朱云喬：《一別，如果永不相見——張愛玲傳》，中國紡織出版社，2014年2月版。25、蔣心海：《傾國傾城亦飄零：張愛玲》，齊魯書社，2014年5月版。26、溫暖：《張愛玲情傳》，金城出版社，2014年7月版。27、閆紅：《你因靈魂被愛：張愛玲傳》，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年10月版。28、楊天舒：《圖本張愛玲傳》，長春出版社，2015年1月2版。29、范雅：《她的世俗與高貴：張愛玲傳》，江蘇文藝出版社，2015年3月版。30、翟曉斐：《繁華落盡，冷眼塵埃——張愛玲傳》，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版。31、李清秋：《在孤獨中吟唱傳奇：張愛玲傳》，現代出版社，2015年5月版。32、王臣：《愿此生歲月靜好：張愛玲傳》，東方出版社，2015年7月版。33、張貞元：《張愛玲傳：獨愛臨水照花人》，中國工人出版社，2015年10月版。34、蘇尹：《一戀傾城，一世憂傷：張愛玲傳》，中國畫報出版社，2016年1月版。35、李馥旻：《如你，低到塵埃，卻開出花來：張愛玲傳》，現代出版社，2016年1月版。36、王艷芳：《千山獨行：張愛玲的情感與交往》，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版。37、李燕：《張愛玲傳：失望是一種幸福》，北方文藝出版社，2016年4月版……等等。
[5]此時“傳奇”既指張愛玲傳奇的一生，又指成就其文名的小說集《傳奇》。
[6]分別見魏平、李江編著：《張愛玲——自傳、別傳、畫傳》“后記”，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490頁；魏平、李江編著：《張愛玲——自傳、別傳》“后記”，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1年2版，460頁。
[7]陳子善：《〈張愛玲傳〉序》，王羽：《張愛玲傳》，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1頁。
[8]這里所言的“確證”，只相對于某些傳記版本，而非全部。按照張惠苑編的《張愛玲年譜》考證，張愛玲出生于1920年9月30日（公歷），見該書1頁，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現有的“張愛玲傳”采用這一時間包括任茹文、王艷：《沉香屑里的舊事：張愛玲傳》，團結出版社，2002年版，9頁；王羽：《張愛玲傳》，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10頁。還有一些版本是通過書后或年譜或簡介的“附錄”記錄張愛玲生日的，如白落梅：《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張愛玲的傾城往事》，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年版，243頁；肖辰：《醉花陰：張愛玲傳》，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229頁，等等。而更多的“張愛玲傳”或是記錄有誤，或是干脆模糊其具體時間，但在記錄張愛玲1995年9月30日骨灰撒入大海時，又常常寫到這一天為張愛玲生日（此時未考慮時差），所以，按照這一信息，張愛玲的生日并不應當成為問題，許多傳記版本前后不一致或前面敘述時未敢確認，應當與作傳者的疏忽有關。
[9]關于“愛玲”出現的時間，大致已無異議。但對于其內涵，孔慶茂的《魂歸何處：張愛玲傳》“考證”，即為“ailing”這個詞的音譯，英文意思就是“煩惱、苦惱”，就很有新意，此外，作者還通過張愛玲好友炎櫻對其稱呼來證明，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版，17頁與20頁注釋。劉川鄂在其《張愛玲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年2版，18頁。在“關于張愛玲名字的英文譯法，通常譯為‘Eileen Zhang’”的前提下，介紹了孔慶茂的觀點。筆者認為，兩者結合對把握“愛玲”的涵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而對于“Eileen”的譯法，葉偉在其《風華是一指流砂：張愛玲文傳》中認為其意思是“討人喜歡的、光亮的”也值得關注，貴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23頁。
[10]關于張愛玲逝世的時間，一般傳記都記為“1995年9月8日，中秋節”，其實這里面有一個“誤差”，9月8日為洛杉磯時間，而相對的北京時間為9月9日（兩者相差十五個小時），才是中國農歷的中秋節，這一點需要指出。當然，如果聯系張愛玲之前去世已有幾日，洛杉磯時間的9月8日只能說是“發現的時間”：1995年9月8日中午，張愛玲被發現去世，此時推算北京時間，應為9月9日凌晨三點，才是中秋節。
[11]關于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戀情，歷來是“張愛玲傳”無法回避，甚至是某些傳記大肆渲染、尋找“賣點”的重要部分。因此，在敘述他們愛情時難免會有評價與分析。關于張愛玲40年代與胡蘭成的戀情，劉川鄂的分析較有深度，他在《張愛玲傳》中除了聯系張愛玲的性格，還分析了這場戀情的五點主客觀原因，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年2版，152—153頁。此外，邵江天在其《風華絕代：民國上海四才女之張愛玲傳》“序”中，指出的張愛玲應當承擔的責任和后果，也顯得客觀、符合歷史實際，安徽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2頁。
[12]陳子善：《〈張愛玲傳〉序》，王羽：《張愛玲傳》，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1頁。
[13]水晶：《蟬——夜訪張愛玲》，水晶：《替張愛玲補妝》，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23頁。
[14]楊天舒：《圖本張愛玲傳》“引言”，長春出版社，2011年版，3頁。
[15]周芬伶的《艷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已于2003年5月在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關于其查資料的部分經歷，可參見該書“卷首語”。
[16]關于這些內容，可參見《艷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的“序論”，6—14頁。關于熟悉“此前的傳記寫作情況”，由于與本文的論證關系密切，故錄于此——
在她生前死后的傳記書寫中，有一類的寫作偏重她富于傳奇性的一生與末代貴族的家世，文字也帶有張味的華美，如胡辛的《張愛玲傳》即以《最后的貴族》、《張愛玲的一生與她的傳奇》為封面標題，大部分的篇幅集中在離開大陸之前的生活，在美的四十年只有草草帶過，大陸版卷首擺的居然是撰述者的沙龍照；于青的《天才奇女——張愛玲》，寫得略嫌簡略；余斌的《張愛玲傳》較為豐富詳實，然而也脫離不了已成刻板的傳奇形象，和個人過度的想像；另一類是夏志清認為較重要的：（一）胡蘭成《今生今世》中《民國女子》一章；（二）張子靜提供資料由季季整理寫出的《我的姊姊張愛玲》；（三）林式同長文《有緣得識張愛玲》；
（四）司馬新《張愛玲與賴雅》。
   
前一類的寫作接近傳記小說，文采有余，信實不足；后一類只能抓住張愛玲某一階段的生活特質，信實度較足。……見該書31—32頁。
[17]關于這些內容，可參見周芬伶：《哀與傷——張愛玲評傳》，上海遠東出版社，2007年版的相關部分。
[18]周芬伶：《雕刻與銘刻》，周芬伶：《哀與傷——張愛玲評傳》“序”，上海遠東出版社，2007年版，2—3頁。
[19]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這些書，分別從屬于“張愛玲全集”和“張愛玲外集”兩個系列，其出版時間為：《六月新娘》、《一曲難忘》、《異鄉記》，均為2010年12月版；《雷峰塔》與《易經》，均為2011年4月版；《海上花開》、《海上花落》與《紅樓夢魘》，均為2012年7月版。
[20]張瑞芬：《童女的路途——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導讀》，張愛玲：《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11—12頁。
[21]關于“縱向式”、“橫向式”、“縱橫交錯式”、“總分相合式”、“片斷式”的提法、分類及內涵，本文主要參考了朱文華：《傳記通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205—214頁。
[22]這一點，主要是指“傳記”、“傳記文學”和“傳記作品”在現代漢語表述時常常具有相同的基本內涵，故此很難從命名上確定其概念內涵。
[23]楊正潤：《現代傳記學》，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25頁。
[24]關于“文史結合說”、“邊緣學科說”，本文主要參考了全展的《中國當代傳記文學概觀》中的相關論述，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51頁。關于傳記是“一種文化”這一新提法，本文主要參考了楊正潤的《現代傳記學》中的相關論述，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57頁。
[25]由于這些問題涉及面廣，筆者只選擇閱讀中容易產生爭議的現象加以證明。比如：對于張愛玲的父親，這類傳記或只記為“張廷重”，或只記為“張志沂”，其實，張父原名張志沂，字廷眾，這本不是一個難題，且不應僅記一個。僅記一個雖表面上可以做到有所區別，但實際上會造成了解情況不全以及版本之間的常識沖突。再有，在這類版本中，作者和書名不同，但書后的“張愛玲年表”或是“張愛玲簡介”文字內容幾乎完全相同，這顯然不符合真正用心作傳的實際情況。
[26]張均：《海上紅樓：張愛玲傳》“序辭”，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27]張均：《張愛玲傳》（最新修訂版）“后記”，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年版，3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