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誠：沒了“危機”，新詩將會怎樣？
 

洪子誠
 
洪子誠，廣東揭陽人，1939年生。196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后留校任教，講授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新詩等課程。1991-1993年任日本東京大學外國人教師。2002年從中文系教授任上退休，現為北京大學詩歌研究院副院長。2009年以來，先后任臺灣的彰化師范大學國文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中國當代新詩史》、《1956：百花時代》、《中國當代文學史》、《問題與方法》、《我的閱讀史》等。
 
為了表示對新詩和詩人的敬意，大約在三、四年前，就有編選一部適度規模——不過于龐大，也不太精簡——的新詩選本的念頭。這個倡議得到奚密、吳曉東、姜濤、冷霜的呼應。名為“百年新詩選”的這部選本，今年9月由北京的三聯書店出版。上卷名為《時間和旗》，下卷是《為美而想》：書名分別采自（唐祈的）某部詩集，和（駱一禾的）某首詩的名字；共選入大陸、臺灣、香港等109位詩人的579首作品。我在“編選說明”里說， 起《時間和旗》與《為美而想》的書名，雖屬偶然，不過也多少體現我們對百年新詩與歷史的關聯，以及藝術構型上走向的理解。猶如馮至《十四行集》寫的，詩人以“整個的生命在承受/狂風乍起，彗星的出現”，試圖在語言和想象力的基礎上，承擔歷史的苦難和榮光。并將這些承受、體驗，“保留在這面風旗上”。因而，“為美而想”的“美”，就不是一般美丑意義上的：面對錯動變革的時代，要在詩中“把住些把不住的事體”，新詩顯然加重了它思考、玄學以及“非詩”的“混雜”的藝術因素。詩選中詩人排列以出生年月為序，“創始人”胡適就沒有列居首位，而以周氏兄弟（魯迅、周作人）作為開篇。最末的詩人，是出生于高雄的楊佳嫻。魯迅生年是1881，楊佳嫻1978，相距也就是一百年了。這部詩選也留下諸多遺憾。原本想包容更大范圍的華文詩歌，不過由于我們對相關資料掌握的欠缺沒能實現。又譬如，想讓更多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以至更年輕的詩人加入，也沒能如愿。由于篇幅上的限制，出版的時候做了許多刪減，每位詩人大多只留下六七首作品，顯然難以呈現各自的較完整的藝術風貌。更重要的是，不同的選本，總是體現編選者不同的詩歌理念與藝術趣味，因而，特色與偏見總是不即不離，如影隨形。
 
百年雖是歷史一瞬，但對新詩“當事人”來說也足夠漫長。頗為尷尬的是，百年的“老叟”卻常陷于身份未明的危機之中。40年代林庚先生在《詩與自由詩》、《甘苦》等文章里說到，危機來自燦爛輝煌的古典詩詞巨大“背景”的籠罩，使新詩的探索者“接受著一般只愿讀那爛熟了的作品的人們的罵”，又讓有的探索者往往中途折返，“遲早”又回到做古詩的路子上。林庚先生說，古典詩詞“這文化的遺產”，“真有著不祥的魅力，像那希臘神話中所說的Sirens，把遇見她的人都要變成化石”。新詩經受的另一方面的壓力，來自作為新詩語言的現代漢語存在的問題，這個壓力更為持久。在一些人看來，新詩（新詩詩人）一開始就犯錯，就陷入歧途，至今仍未走上康莊大道。在這樣的情境下，“危機”和“出路”每隔若干年就要舊調重彈。詩人和批評家被迫也要絮絮叨叨來證明自身的合法性。漫長、持續的紀念，在鄭重、莊嚴之間也是無奈。
 
我認為新詩詩人這百年做的并不差，甚至可以說足夠好?！鞍倌晷略姟比绻麚Q一種說法，那就是“20世紀新詩”。在這個世紀，新詩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類（或臧棣說的“特殊的知識”），作為“新創”的文學、文化實踐，與革命、戰爭、社會變革、政治動員緊密相連，在現代感性和個體自主性的塑造中有難以忽略的地位。即使僅就與古典詩歌的關系，新詩詩人在接續“千載詩心”，喚起、激活傳統的生命力上，也有難以抹煞的功績。“中國的上百年新詩恐怕沒有達到20世紀西方大詩人如瓦雷里、龐德那樣的成就，也匱缺里爾克、艾略特那樣深刻的思想，但是中國新詩中的心靈和情感力量卻始終慰籍著整個20世紀，也將會慰籍未來的中國讀者。在充滿艱辛和苦難的20世紀，如果沒有這些詩歌，將會加重人們心靈的貧瘠和干涸。”（《詩心接千載》，《二十世紀的詩心·后記》）。吳曉東的這番話，可能會被認為是夸張、情緒化，卻是講出了我的閱讀經驗。在上世紀的50年代，當新詩被認為必須另找出路（當年開出的藥方是“民歌加古典”）的時候，何其芳、卞之琳和力揚就提出，新詩的傳統也應該是一種傳統。距何其芳們委屈的辯護又過去五十多年，可以無需心虛地說，新詩已經有了豐厚的藝術積累，有了不少成就卓著的詩人。它既無需以是否“繼承”古典詩歌作為前提，也不必再征引外國（西方）詩歌作為依據。當代的優秀詩人，已有足夠心理能量、知識儲備和藝術才能，來參與古典詩歌、與域外詩人的對話。
 
大約七八年前，我寫過一篇談新詩邊緣化的文章（《新詩的“邊緣化”問題》），征引了奚密《從邊緣出發》一書中這樣的論述：“邊緣是語言藝術，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策略”；它意味與“中心話語”（政治的、流行文化的）的必要距離，探索人的生存的一切方面，包括提供新的感受性，從人的精神處境出發，發揮詩歌的難以替代的文化批判價值。因此，我說“邊緣”并非全是對詩歌地位的負面判斷，甚至可以說，對于認識這個時代的問題，和這個時代的詩歌問題的詩人來說，“邊緣”是需要身、心（包括語言）的“抵抗”才能實現的位置，是有成效的詩歌實踐的出發點。
 
講這些話的時候，新詩確實遭遇“寒冬”。批評家對當時詩歌狀況有這樣悲涼的描述：“燈光暗轉，帷幕放下，劇情已新……許多東西一夜之間從悲劇變成了喜劇”，“詩歌似乎真的進入了黃昏與黑夜” （王光明《現代漢詩的百年演變》，2003）。那個時候，奧登的“詩歌不會使任何事情發生”，特別是西班牙詩人希門內斯的“獻給無限的少數人”，被廣泛征引，成為詩人、研究者對詩的性質、命運、功能的辯護詞?！盁o限的”這個定語，既是在提示“少數人”的精英性質，也是在指明詩被“少數人”把握之后可能產生的能量。
 
但最近幾年，情況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詩歌界欣欣向榮、熱鬧起來了。詩集出版的情況有了改善，武漢還成立了專門出版詩集、詩歌批評論著的出版社（長江詩歌出版中心）。“為你讀詩”、“讀首詩再睡覺”等微信公眾號，擁有大量的訂戶。各種各樣與時序節氣（立春、清明、夏至）、與節日（春節、元宵、端午、七夕、中秋）、與慶典、與旅游、企業營銷、城市名片推廣掛鉤的詩歌節、詩歌日、詩歌夜、詩歌酒會、詩歌聯誼會，各種詩集首發式，研討會，從年初到歲末，從北到南接連不斷，以各種名目舉辦的詩歌評獎，每年至少有四五十宗。詩歌除了閱讀、朗誦，也在積極嘗試與音樂、舞蹈、戲劇、影像、服裝表演等聯姻結盟。余秀華等成為遠超詩歌自身的媒體和大眾事件。有聲望的詩人和批評家，情愿或不大情愿地奔走、穿梭在各種詩歌節、研討會、評獎典禮上。有研究者指出，過去詩歌界是熱衷“運動”，大躍進民歌運動，朦朧詩運動，現在熱衷的是各種嘉年華性質的“活動”。于是，在這樣的情境下，這兩年已經很少聽到“危機”、“出路”的談論了，也沒有人再記起“獻給無限的少數人”的題詞。詩不再只屬于“少數人”，在某種幻覺里，似乎已擠入社會文化中心，以致有人欣喜雀躍地有“詩歌復興元年”的說法。
 
當然應該為詩的繁榮、詩走出小圈子而慶賀；這是詩在冷落時候的殷切期待。無論出于什么目的，為什么樣的力量推動，更多的人讀詩，關心詩的寫作、傳播，總是件好事。這也是詩人、批評家、出版人、詩歌活動組織者努力的結果。不過，事情也有它的另一面，在“沒了危機”，或“危機”已不再成為我們的焦慮的時候，也浮現了一些需要關注、思考的新問題——如果不聳人聽聞地說“新的危機”的話。我想到的，感到困惑的問題有：
 
網絡、微信等互聯網手段，改變了詩的發表、傳播、閱讀方式，這是一種革命性的變革。它既挑戰了既往詩歌“守門人”的權力格局，讓詩歌倫理意義上的“民主”得以實現，但也可能導致詩歌的標準、門檻的下降，影響詩原本已存在的公信力。而微信等的繁盛，既擴大視野和便利溝通，但也可能讓詩人和批評家陷于更“微”的小的圈子，失去不同觀念、問題之間碰撞的機會和欲望，而在這“微”圈子里自娛自得？
 
多媒體的視覺詩歌，當然擴大了詩的表現力，開掘被掩蓋的潛能；事實上，不同藝術門類之間存在互通和互補的可能性。因而藝術門類之間的交往、滲透，總是新銳探索者的著力點之一。藝術分類自然是歷史現象，它總是處在變動之中。但這種分類也仍有其根據；設想詩過于倚重視覺圖像的支撐，會否動搖我們對語言、文字的信心，削弱、降低我們對語言的感受力和想象力？
 
作為新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詩發生時就賦予它那種“啟蒙”的意義和功能。新詩和歷史變革、社會進程、語言“再造”構成的那種“時間焦慮”，一直成為它的內在素質。新世紀以來，對詩的特性和功能的理解，顯然有了分化。在一些詩人的觀念里，和展開的詩歌現象中，都可以發現詩的應酬交際、娛樂游戲等內容和功能得到凸顯、強調。這既是對古典詩歌文化的“傳統”一種承接，也是現代消費社會給出的文化發展指向。這種情況，“新文化”理念的秉持者肯定憂心忡忡，另一些人卻認為是詩擺脫困局走向“大眾”的坦途。但是，如詩人姜濤的提問：掙脫時間焦慮和歷史緊張感的詩人，“會否成為秀場上紅妝素裹的先生女士”，詩歌成為時尚的消費品？
 
這次論壇印發的參與作家的演講材料里，有作家劉大任的《文學·保釣·文學》一篇（《2015第二屆全球華文作家論壇特輯》，臺北，印刻文學生活志第12卷第4期）。劉大任早期從事文學寫作，70年代初投入臺灣保釣的政治運動，后來又回到文學。他雖然是小說、散文家，但他根據自身的文學/政治經歷的回顧、反思，對思考現實詩歌問題也很有啟發性。他談到新文學歷史中“左翼思想”和“現代主義”之間的關系問題。他認為，現代主義要求挖掘自我，但它泛濫成災的時候，人性只剩下畸形，現代文明只剩下“都市廢墟”。而左翼思潮下出現的有關文藝的意識形態，有時“相當霸道而且粗糙，如果不經過細致深化的處理，不可能產生新的生命力”。這都是剴切中肯之論。劉大任的演講稿，征引了他上世紀80年代懷念臺灣詩人秀陶的文章，他為秀陶詩中表現的“痛苦”辯護，說這是“現代中國個人人格要求誕生的陣痛、痙攣”；并說，“說什么也不能相信，一個沒有經歷過內視又有反照的痛苦的自我建立過程的文化，能在這樣一個連個人面孔也看不清楚的社會雜貨攤和歷史大醬缸里，魔術一般，變出一個幸福的烏托邦來”！（《六十年代的絕響》）
 
今日，在均質化的生活現實里，個人人格的誕生和成長，仍是詩/文學所應承擔的重要責任。但是，在我們所處的境遇里，是否還有屬于自己的人格和個人的內心空間，又如何定義這個空間？獲得、保持與消費社會，與“大眾”的距離所形成的孤獨感，越來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無限的少數人”這個短語，在新詩“沒了危機”的時代，也可能還存有它警示和慰籍的力量吧？
 
本文轉載自2016年第1期《文藝爭鳴》。
 
作者：洪子誠
來源：海螺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