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敘事研究的動態演進
 
長久以來，國內外學界將“詩”等同于“抒情詩”，并將“詩抒情”與“詩敘事”進行價值等級區隔，制造了“抒情詩神話”，使得傳統文類意義上的敘事詩，尤其是藝術形態層面上的其他詩歌敘事，長期處于晦暗不明的狀態。
 
傳統文類意義的劃分
 
新中國成立前，朱湘、茅盾、張秀中、朱光潛、聞一多等一批現代詩家，已經開始關注新詩的敘事問題，但他們談論的主要是以中國現代敘事詩為主體的詩歌敘事。
 
朱湘很早就說過：“新詩將以敘事體來作人性的綜合描寫。”他盛贊馮至于“敘事詩堪稱獨步”。20世紀30年代，蒲風認為，“在現今”“該當開發長篇敘事詩、故事詩、史詩一類的東西”。他從風格類型方面論述了敘事性詩歌產生的時代必然性。
 
茅盾也十分重視現代敘事詩，并把現代敘事詩的問題提到了新詩發展方向的高度。他認為，抗戰以來，在時代強烈節奏的鼓動下，“從抒情到敘事，從短到長”是新詩發展“新的傾向”。他欣賞“艾青體”長詩，盛贊其“雍容的風度，浩蕩的氣勢”及其詩意的氛圍。
 
朱自清說：“詩的民間化還有兩個現象：一是復沓多，二是鋪敘多。”他把新詩民間化與新詩敘事和抒情因素的增多綜合起來考察，并說明了“鋪敘”在抗戰時期越來越多的原因。以上這些關于中國現代敘事詩的種種主張反映的是時代的新要求、現代歌謠體的風行、詩歌大眾化與現實主義詩風的勃興。
 
對此，也有人持異議。張秀中說：“詩是吟詠的，不是描寫的，是發現的，不是記述的。”人們腦海里已然形成了某種關于抒情詩、敘事詩、史詩和純詩等諸如此類的詩歌觀念，仿佛還能確鑿無誤地找到相應的詩歌范本。
 
針對這種情況，詩歌理論家努力調解詩歌分類與詩人創作自由之間的齟齬。早在1920年，田漢就把敘事詩分為“敘事的敘事詩”和“抒情的敘事詩”。朱光潛在30年代初徑直提出“抒情敘事詩”名稱，并認為，詩性敘事中的事“也通過情感的放大鏡的，它決不敘完全客觀的干枯的事”。
 
此外，有些現代詩家能夠擺脫傳統敘事詩研究的思維定勢，不再簡單地把新詩敘事完全等同于現代敘事詩，而是在詩歌現代性的意義上談論詩歌敘事。卞之琳提出要“更多借景抒情，借物抒情、借人抒情、借事抒情”。40年代，聞一多倡導“把詩作得不像詩”，“說得更準確點，不像詩，而像小說戲劇，至少讓它多像點小說戲劇，少像點詩”。文學體裁之間邊際的交雜，不同文學體裁的跨界與融合，恰好是文學現代性的一個重要表征。與卞、聞形成呼應的是，袁可嘉提出的“有機綜合論”、“新詩戲劇化”和“詩劇”等現代詩學觀念，切中了新詩敘事的深層次問題。
 
約言之，新詩敘事研究，絕大部分是圍繞傳統文類意義上的敘事詩展開的，較少有人從其他的詩歌敘事形態方面去研究現代抒情詩的敘事、現實主義詩歌中的敘事、浪漫主義詩歌中的敘事和現代主義詩歌中的敘事等。就是從20年代開始譯介外國詩歌敘事理論時，也沒有走出偏好譯介西方敘事詩及其詩論的怪圈。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了詩歌資源、詩歌視界和詩歌觀念的時代門限。當時，人們還不可能全面深入地認識新詩敘事，或者說，他們把敘事詩視為詩歌敘事的全部。
 
跨文類的敘事學分析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新時期以來，雖然總體上人們對新詩敘事的認識仍未能走出單一的現代敘事詩的閾限，但同以往的狀況相比，新詩敘事研究還是取得了不少值得稱道的成績：有學者從新詩本體論出發，論述新詩敘事的諸種可能。如視意象為新詩敘事的元素與構造，把由意象敘事而形成的新詩看作“現代意象詩”；從現代語言學里的橫組合和縱聚合的關系，從現代詩歌審美符號的結構機制和形態特征的維度，區分敘事詩與抒情詩在現代符號學意義上的差異；等等。
 
此外，許多學者將其研究聚焦于中國現代敘事詩和中國現代諷刺詩，對單個詩人的單篇作品或整體創作進行敘事學意義上的解讀和研究，或者以一種總體性的研究視角，從文學史的角度進行勾勒，事與史熔鑄，局部與整體互動，顯示了史家眼光和理性維度。
 
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我們明顯看到現代中國學人對敘事學的大膽借鑒。他們開始嘗試敘事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應用于新詩的研究領域，不但用敘事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現代敘事詩，而且從“敘事層”的角度，將新詩敘事置于跨文類的敘事學和“對話理論”研究畛域，同時，還能從詩歌敘事話語入手對某些新詩經典文本進行結構剖析。不過，與新詩敘事豐富的美學經驗和詩學傳統相比，這些既有的研究在廣度、深度、力度和精度上，均有待進一步拓展和深入。
 
首先，大多數研究者仍然受制于“詩言志”和“詩緣情”的抒情主義一統“詩天下”的固有認識，沒有擺脫新詩抒情傳統優勝于新詩敘事傳統的思維慣性，造成厚此薄彼的偏識格局，因而也就不能正確對待新詩的敘事傳統，無法認識到它的價值。
 
其次，許多研究既不能很好地以新詩敘事的實踐與理論為出發點和立足點，又不能踏實地借鑒古代漢詩敘事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總結，而把新詩中的敘事與西方敘事學中的敘事簡單對應，生硬地用后者“套解”前者，終因不能“對癥下藥”而顯得不倫不類，盡顯削足適履的窘態。
 
最后，對豐富多樣的詩歌敘事形態與傳統單一的文類認識不清，沒有厘清不同新詩敘事形態之間的區別，致使現有的研究出現“兩極化”傾向：要么把復雜問題進行簡化處理，要么僅僅止步于闡釋某一局部現象而無法提升至理論高度，均對新詩敘事的豐富性進行了有意或無意的遮蔽。
 
有鑒于此，我們必須打破“詩唯情”的思維定勢，區分“詩敘事”、“詩歌敘事類型”和“敘事詩”等概念。對于現代詩的研究，應該依據新詩敘事的實踐與理論，歸納新詩敘事的不同形態，總結符合新詩敘事實際的敘事規律，為全面萃取新詩傳統提供一種新視野。此外，還應反思其利弊，進而思考如何進一步創新和推進當前的詩歌敘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新詩的敘事形態研究”（15BZW12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楊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