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論
——從心靈史到文學史
 
張立群/文
 

張立群（資料圖）


北島（資料圖）

2016年5月20至22日在廊坊召開的“北島詩歌創作研討會”可謂意義非凡：除了這是國內召開的第一次關于北島詩歌創作的研討會之外，眾多學者在會上的發言也使我們這些晚輩受益匪淺。總括言之，會上有兩個主要觀點頗具啟示意義：其一，由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國內詩歌界對于去國之后北島的詩歌創作情況了解不多，所以，許多關于北島的研究和詩歌史寫作至今仍停留在80年代的“朦朧詩”階段；其二，北島是個“大人物”、是一個符號化的詩人，如果不將北島的詩歌和其所處的時代、社會、文化等因素聯系在一起，很難真正的認識北島。針對上述兩個觀點和北島的研究現狀，本文選擇“從心靈史到文學史”的角度入手，而其目的則是通過考察北島的心路歷程和詩歌觀念、創作道路之間的互動與演變關系，深度辨識北島的詩歌創作，進而為北島的文學史及新詩史書寫提出某些合理性的建議。
 
一
 
北島曾多次說起自己的新詩寫作始于1970春，且當時受食指的影響最大 [1] 。結合北島的回憶，他的第一首詩名為《因為我們還年輕》，“帶有明顯的道德說教意味” [2] ；而按照宋海泉的回憶，北島最早的詩包括《金色的小號》《百花山》等，“他的詩中有一種清秀的氣韻，表現出比較深的語言功底。當時正是大家思想激烈轉變時期，大家比較推崇思想力度更強的作品，振開的作品以其清新秀麗而別開生面。” [3] 上述兩種關于北島早期詩歌創作的看法，對于我們了解其最初的寫作具有重要的價值。它至少說明當時北島的詩歌已呈現出兩個向度：其中，前者可作為詩歌時代性的回應，而后者則帶有某些個人性的特點，符合詩人的年齡特征。由此閱讀北島的《你好，百花山》《五色花》《真的》《微笑·雪花·星星》《日子》等詩作，確實可以感受到出于內心的情感涌動和青春時代特有的浪漫氣息。在稍后開始的愛情詩創作中，如《是的，昨天》《雨夜》《睡吧，山谷》《無題》《習慣》《愛情故事》《你說》等，北島基本延續了上述風格。北島的愛情詩創作是否與其正經歷愛情階段，需要做進一步傳記式的考證，不過，就詩歌本身來看，它們卻是青春的、純真的、浪漫式的，北島后來在訪談中回答的“寫情詩大概只能在青年時代。那時，生活經驗和寫作很密切，到了一定歲數兩者逐漸分開，變得曲折隱秘了，沒有年輕時那么直接” [4] ，也從側面證明了這些作品的風格特征。然而，很少有人從這條線索考察北島早期的詩歌發展脈絡，北島的詩歌道路也因此出現了相應的“空白點”。
    
1973年3月15日，北島完成了《回答》的初稿。《回答》寫作時間的確認對于了解北島70年代的詩人心態有著異乎尋常的意義 [5] 。《回答》在1976年“做了修改，1978年首先發表在《今天》創刊號上，第二年春天被《詩刊》轉載。由于過于鮮明的政治反抗色彩，為安全起見，發表時標的創作時間是1976年。” [6] 如果依據發表時間作為一首詩誕生的標志，《回答》至少要從1978年年底算起。然而，如果按照一首詩在其創作過程中，就凝聚著詩人的心態，那么，《回答》寫作時間的確認，既有助于我們了解“新詩潮”（即“朦朧詩”）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有助于我們認知北島詩歌的先鋒性與反抗性。北島很早就接觸到西方現代派作品 [7] ，這種經驗層面上的“交融”與文化資源上的“重組”有助于一個時代覺醒者的誕生。他以決絕的姿態、挑戰者的呼聲成為時代的文化啟蒙者，他的詩由此突破了“小我”的界線，和時代、社會的主題緊緊地結合在一起。
 
如果僅就詩歌本身來說，《回答》確然因第一人稱“我”的反復使用和大聲疾呼“我—不—相—信！”充分體現了一位覺醒者啟迪世人、心系天下的主體精神。懷著強烈的英雄主義情結，《回答》以否定的語氣、懷疑的態度回應了時代投給詩人的重壓，而詩人也不可避免地為此付出了難以克服的孤獨感。客觀地看，“孤獨感”首先是英雄情結的伴生物，其次才會在閱讀體驗的過程中與詩人的性格、氣質聯結起來，進而透出濃重的反思色彩、凸顯人性的光輝。“孤獨感”和英雄情結一方面使《回答》高高地懸浮于現實生活之上，一方面則展現了北島那一代詩人特有的思維方式和身處青春時代之北島的豪放狂狷。“懷疑—思考，再懷疑—再思考，直至大徹大悟，這是‘朦朧詩’作者早年的心路歷程。而它的歷史機遇在于又一個集體經驗的斷裂，將那種作為紅衛兵一代的本真經驗的內在/外在沖突，造就為民族歷史的形而上畫面。‘新詩潮’在‘本質’上是自發的現代主義還是扭曲的‘浪漫主義’是一場難斷的官司。但在‘朦朧詩’的早期，大多數詩作帶有明顯的浪漫色彩則是一個事實。” [8] ⑧既有現實的關懷，又有浪漫的情懷，北島關于個體價值和命運的思考使之成為精神貴族，而其借用某些現代派手法的寫作策略又最終使其抵達中國式的現代主義詩歌的藝術界面。《回答》《一切》以及《太陽城札記》中的若干片斷式寫作，預示著北島在書寫大寫的自我的同時必然會指涉現實，這是北島這一代渴望實現自我、寄理想于未來之青年詩人的歷史宿命。然而，就寫作時間及其小心翼翼的標注情況來看，北島更多是通過遵循內心的律令或曰聆聽自我的方式實現了文字的外化，這種帶有明顯自發性的寫作實踐，使北島詩歌創作的第一階段很難以那種由外至內的考察方式闡釋其心靈史。
 
二
 
2015年6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九卷本的《北島集》，收錄了1972至2008年北島的絕大部分詩作。從《北島集》有意在總體上將北島詩歌分為《履歷：詩選1972—1988》《在天涯：詩選1989—2008》兩卷，并在每卷編輯時將北島詩歌創作按照階段再次細分為八輯（八個階段）的實際情況來看，此次出版顯然比以往的“北島詩選”更加全面、合理。尤其在《履歷：詩選1972—1988》中，編者將北島“1972—1978”的詩作為“輯一”更呈現了一種“歷史的眼光”：由于當時特定的文化語境，北島的許多作品需要一種時間性的確定；北島詩歌創作同樣也需要一種“前史”或曰“發生學”式的探尋，惟其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全面、客觀地認識北島的詩歌之路和一個真實的北島。當然，對于北島詩歌創作階段的具體劃分，我還是期待使用相對更為寬泛的處理方式，在這種處理中，北島的詩歌之路可分為“1970—1978”、“1979—1989”、“1990—2008”三個主要階段。
 
1978年12月《今天》的創刊和《回答》再刊于1979年3月號《詩刊》，使北島在中國詩壇上橫空出世。此后，這位被稱為“老木頭”的詩人開始成為“朦朧詩”的首席詩人并日趨顯示出其詩人領袖的氣質。而在此過程中，無論是“朦朧詩”的論爭、前輩詩人的批評，還是“第三代詩人”的“PASS”口號等等，都只是以助推的方式將北島置于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位置。在1979至1989十年間，北島一直和詩壇強加給他的一些概念、術語糾纏在一起，分身乏術，而其心路歷程卻極少有人關注 [9] 。自然，其在詩歌創作上的變化特別是一些細節也不易為外界所察覺。
 
北島創作第二階段的詩人心態仍然可以從《回答》談起，但此時的《回答》已是發表之后的作品。“《回答》這首影響很大的詩，普遍認為寫于1976年春天，與當時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有關。” [10] 從當時人們對于《回答》的認識，不難理解《回答》為何會輕而易舉地和人道主義、啟蒙主題聯系在一起，并成為80年代以來流傳最廣、能夠被人們記住且傳誦的為數不多的作品之一（另外的兩首是顧城的《一代人》和北島的《生活》）。以《回答》為代表的“朦朧詩”及其出現的年代使之與同時期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一道，通過“對人性的呼喚、對人的尊嚴的謳歌，以及反抗迷信、專制、暴力和愚昧的理性精神”，共同構成了“當代啟蒙主義文學（文化）思潮的重要源頭和組成部分。” [11] 當然，上述說法也可以從另外一面加以理解，即時代催生了這樣的作品，也需要這樣的作品為其張目；與之相應地，時代也會將其銘刻于歷史的紀念碑上，貼上屬于這一時代的文化標簽。
 
《回答》無疑是北島的代表作，以至于人們談及北島就會想到《回答》。對于因《回答》等作品被劃入至“朦朧詩”的陣營直至貼上“政治詩”的標簽，北島多年之后的反思頗為耐人尋味。北島曾在2002年一次訪談中，回答“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詩歌？”時指出：“現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會覺得慚愧，我對那類的詩基本持否定態度。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官方話語的一種回聲。那時我們的寫作和革命詩歌關系密切，多是高音調的，用很大的詞，帶有語言的暴力傾向。我們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沒法不受影響，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寫作中反省，設法擺脫那種話語的影響。對于我們這代人來說，是一輩子的事。” [12] 而在查建英的訪談中，他則強調：“我一直對‘朦朧詩’這一標簽很反感，我認為應該叫‘今天派’，因為它們是首先出現在《今天》上的。” [13] 北島多年之后的“反省”與“反感”（其實是一種反思）顯然是真誠的，同時，也符合客觀實際情況。然而，“反省”或“反思”雖可以重釋某些結論，卻不能構成對歷史的全部否定。正如北島的友人曾指出北島很早就喜歡前蘇聯詩人葉甫圖申科的作品，“這一點也極有可能深深地影響了振開” [14] 。他的作品如《回答》《一切》《宣告》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與讀者見面后，很快就以其抗議之聲、社會責任感而成為新詩潮的代表人物。這些作品在某種程度上稱之為新時期的“政治抒情詩”也并不過分，但它們顯然要有意避開此前同類題材詩歌的寫作方式，盡管反復閱讀這些作品，人們依然可以感受到隱含其中的說教意識和公共思維。作為一位現實感很強的抒情詩人，北島非但沒有擺脫歷史的控制力和現實的束縛，反而在某些情境下以直擊現實的方式、反叛的姿態塑造了一種“政治的詩學”、形成了獨屬于他自己的“一種政治的修辭術”，“從而使北島詩歌中反叛的聲音得以美學化。” [15] 隨著“朦朧詩”在80年代初期的廣泛傳播、滲入社會文化的各個層次，北島和他的《回答》也被迅速經典化，直至形成詩人歐陽江河在評價北島詩時所言的“‘前閱讀’的公共心理癥候和不知不覺的成見。” [16] 北島名字的符號化意義也隨即生成。
 
80年代初期，北島由于“朦朧詩”的論爭，也曾有過“中斷” [17] 。這意味著重新提筆時的北島需要面對現實進行詩藝的調整。當然，如果調整本身就意味著包括語境、心態與寫作正經歷著多重變化，那么，這種變化在“朦朧詩”論爭階段就已經開始了：《明天，不》《走向冬天》《履歷》等作品的出現，讓人們看到北島的寫作已由往日的激越、外放、堅定的姿態，轉為冷峻、內斂甚至是義無返顧的遠離：“走向冬天/我們生下來不是為了/一個神圣的預言，走吧/……/走向冬天/唱一支歌吧/不祝福，也不祈禱/我們絕不回去”（《走向冬天》）。“走向冬天”反映了北島已體驗到現實的殘酷，他的詩因此出現了拒絕、孤獨與陰冷、灰暗的氛圍，同時也出現了荒誕的情境：“當天地翻轉過來/我被倒掛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樹上/眺望”（《履歷》）。以及價值、信念的危機和失望、痛苦的情緒：“死去的英雄被人遺忘……借助梯子/他們再也不能預言什么/風向標各行其是/當他們蜷縮在各自空心塑像的腳下/才知道絕望的容量”（《另一種傳說》）；“理想的大廈/正無聲地陷落/……許多種語言/在這世界飛行/語言的產生/并不能增加或減輕/人類沉默的痛苦”（《語言》）。
 
只要對比曾經表達愛情主題的那些《無題》和今日書寫自我的幾首《無題》，便不難看到今日的北島正在經歷怎樣的內心沖突：“囚徒”、“放逐”以及“對于世界/我永遠是個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語言/它不懂我的沉默”，使其在自我流放的過程中承受厭倦與幻滅。為此，他甚至開始反思自己從未懷疑過的詩歌寫作：“我所從屬的那座巨大的房舍/只剩下桌子，周圍/是無邊的沼澤地”（《詩藝》）。在此前提下，北島的詩自然出現了后來許多研究者所言的“悖論式的思維”及“悖謬性情境” [18] ——
 
八月的夢游者
看見過夜里的太陽              
——《八月的夢游者》
 
對于自己
我永遠是個陌生人
我畏懼黑暗
卻用身體擋住了
那盞唯一的燈
我的影子是我的情人
心是仇敵                  
——《無題》
 
就心態而言，也許這些非邏輯的敘述是其緩解語境的壓力的最佳方式！
   
按照吳曉東的說法，“正是‘走向冬天’的心態，構成了北島對現代主義的進一步超越。” [19] “悖論式的思維”及“悖謬性情境”使北島詩歌的質地變得堅硬且內涵深邃。意象密集、思考的深度、隱喻和象征、情境的反諷等等，都使北島80年代的詩歌在帶有悲涼色調的同時深化了“朦朧詩”的現代性。至長詩《白日夢》出現時，北島似乎有意通過非連續、片斷式的寫作為自己留下一幅幅自畫像。“在晝與夜之間出現了裂縫/語言突然變得陳舊”，留不住歷史只能以記憶書寫的方式銘記與告別，這或許使其在某一瞬間感到過去已經“斷裂”，連對其表達的語言都變得陳舊，而80年代也就這樣離他遠去……
 
三
 
北島于1989年離開祖國，此后近20年的時間里，他輾轉漂泊于歐美各地，成為“一個四海為家的人”。去國期間，北島的詩歌創作由于閱讀、傳播等客觀條件的限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并不為國內詩壇所熟知。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北島已失去了往日的影響力，詩歌界從未忘記這位昔日的詩歌英雄，并在不斷強化某些詩歌記憶的過程中使北島獲得了“歷史的定格”。隨著2003年1月《北島詩歌集》在南海出版公司出版、2004年10月散文集《失敗之書》在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人們開始再次關注這位“久違”的詩人的創作及生活近況。“90年代之后，北島在海外的寫作是漢語詩歌依然需要關注的現象。北島1988年后旅居海外，一直主編《今天》，對漢語詩歌及文學的海外傳播起到重要作用。90年代以后，他的詩風驟變，但絕不是江郎才盡后的黔驢技窮，相反，有鐵樹開花般的韻致。” [20]
 
去國時期北島的詩歌首先反映了他對流亡的體認和新生活的適應與調整。《在路上》在反復訴說“我調整時差/于是我穿過我的一生”的同時，已將不斷轉換生活環境內化為一種生存方式。此后，“東方旅行者”、“流亡”、“逃亡”及其相關語匯不斷浮現在北島的詩中，進而投射出“人在天涯”的體驗：“休息吧，疲憊的旅行者/受傷的耳朵/暴露了你的尊嚴”（《在天涯》）。“旅行者”雖仍渴望尊嚴，但疲憊不堪、傷痕累累特別是無家可歸卻使其此刻“變成了逃亡的刺猬”，僅“帶上幾個費解的字”（《畫——給田田五歲生日》）。詩人肯定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并在“詞的流亡開始了”（《無題》）和“我坐在我的命運中/點亮孤獨的國家”（《進程》）的同時，觸及了永恒的懷鄉主題，他的生命也由此進入了另一重孤獨。
 
我對著鏡子說中文
……
祖國是一種鄉音
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
聽見了我的恐懼                           
——《鄉音》
 
在母語的防線上
奇異的鄉愁
垂死的玫瑰                               
——《無題》
 
透過這些讀來令人頗生感慨的詩句，人們不難想象身處異國的北島正體驗著背井離鄉的孤獨與創痛。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北島只能對著鏡子傾訴母語：母語是鄉音，也是當前現實生活與詩人心靈碰撞的“防線”；鄉愁是奇異的，可以引起刻骨銘心的“疼痛”。聯系北島最初幾年的生活狀態，如“一直拒絕學外語” [21] ，我們可以想象此時北島詩歌中許多場景都有可能潛含著“漂泊/懷鄉”的思緒。“北島的懷鄉不是那么具體的思念故土的情懷，讀者感覺不到具體的流落異鄉的那種經驗。”不僅如此，“也許有一點事實有必要注意到，在北島的詩中，很難看到外國經驗。” [22] 但上述種種表象只能反襯出北島更會常常將懷鄉的現實聚焦于筆端，并使語言同樣處于漂泊的狀態。“對于一個在他鄉用漢語寫作的人來說，母語是惟一的現實。” [23] 于是，他在《二月》中寫下了：“夜正趨于完美/我在語言中漂流/死亡的樂器/充滿了冰”。此時，現實的漂泊和語言的漂泊共同處于北島詩歌的語境之中。但兩者卻并不時刻以共時性的方式構建起北島詩歌的語言環境。因此，我們時而可以在北島的詩中看到一種諸如《鄉音》式的“鏡像結構”，此時，抒情主人公與鏡像相互映照、相互傾聽；又可以在北島的詩中讀出兩個不同的“自我”——
  
道路追問天空
 
一只輪子
尋找另一只輪子作證               
——《藍墻》
 
歐陽江河曾將這首詩解讀為：“這是相互作證的兩只分離的輪子，它們又各自為兩個相互追問的自我作證：一個是在大地上流亡的自我，另一個是經歷內心天路歷程的自我。兩者加在一起就是作者本人的自畫像。” [24] 此時，兩個“自我”需要通過帶有差異性的比照實現主體的確認，北島的詩歌開始使用某種修辭實現“自我的分離”，他對歷史、現實、自我與生命都產生了深刻的懷疑。
 
去國時期的北島另一重要的心態就是通過品讀“失敗”而獲得詩藝和生命的救贖。《關于永恒》《背景》《邊境》《晴空》等，大量涉及“失敗”的命題。此時，“失敗”并非僅僅書寫了失敗的字眼兒，而常常隱含在某些詩歌情境之中。“失敗”是漂泊途中必然經歷的過程，是對過去生活歷程的一種階段式感悟，寄寓著詩人對過去詩歌寫作的重新思考。而當這種心態發展至極致、被坦然面對之后，北島得到了真正意義上的生命救贖：“失敗，在我看來是個偉大的主題，它代表了人類的精神高度、漂泊的家園、悲哀的能量、無權的權力。”“我所謂的失敗者是沒有真正歸屬的人，他們可能是偉大的作家，也可能是小人物，他們與民族國家拉開距離，對所有話語系統保持警惕。失敗其實是一種宿命，是沉淪到底并自愿穿越黑暗的人。” [25] 他的詩藝也在超越中豁然開朗、步入精神的制高點——
 
必須修改背景
你才能夠重返故鄉
 
時間撼動了某些字
起飛，又落下
沒透露任何消息
一連串的失敗是捷徑
穿過大雪中寂靜的看臺
逼向老年的大鐘                         
 ——《背景》
 
邊境上沒有希望
一本書
吞下一個翅膀
還有語言的堅冰中
贖罪的兄弟
你為此而斗爭                            
——《邊境》
 
    不論別人對于北島去國時的詩抱有怎樣的態度，我都認為北島在這一階段寫出了他迄今為止最好的詩。沒有過多的宣告與豪言，只是一些平靜、零散化的短制和帶有反諷和悖論的敘述，但北島卻以此在不惑和知命之年之間寫出了自己的精神自傳和最具詩意的詩：它們樸實、簡單、純粹，直奔事物的本質，帶著豐厚的歷史意識和生命意識：“死亡總是從反面/觀察一幅畫//此刻我從窗口/看見我年輕時的落日/舊地重游/我急于說出真相/可在天黑前/又能說出什么”（《舊地》）；它們凝結著歲月的真誠感懷，以至于讀來感人至深：“每一刻都是捷徑/我得以穿過東方的意義/回家，關上死亡之門”（《新年》）。除此之外，去國時期的北島由于語言環境的改變，也對中國詩歌的傳統以及“中國性”、“中文性”、“漢語性”這樣的問題，有了自己獨特而深刻的認識 [26] 。而其后果則是，北島對西方詩歌傳統同樣有了深入的了解，進入了“全球詩歌”的行列，并由此豐富了漢語詩歌的寫作。
 
四
 
90年代旅居國外的北島還曾進行過散文創作。對于北島來說，散文是“中年心態的折射”，也是生存語境的使然，除了“散文與漂泊之間，按時髦說法，有一種互文關系：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與社會意義上的書寫”之外，“因為生計開始寫散文” [27] ，也是北島從事散文創作的生活背景。北島的散文主要是隨筆式的，而其近年來的散文如《城門開》又多以回憶、敘事為主。北島的散文與其含蓄、凝重、深刻的詩不同，風格親切、簡練，娓娓道來，這也是很多人更喜歡讀其散文的重要原因之一。北島認為“寫散文是我在詩歌與小說之間的一種妥協”、“寫散文對我是一種放松” [28] ，但實際上，北島的散文完全可以作為其詩歌的補充加以閱讀。像先鋒小說家的隨筆既自成體系，又可以作為其小說創作的重要注腳一樣，北島散文中的文藝性隨筆多談及關于外國詩人和作家的印象，充滿深刻的個人感悟；而其回憶性散文則堪稱“喚醒記憶的過程” [29] ，既可作為其生活的自傳，又在某些場景下如“回鄉之旅”一樣“徹底治好了我的鄉愁” [30] ，兩者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解讀北島詩歌及其心靈史的另一條線索。
 
世紀初幾年北島的詩越來越接近關于自己生活的傳記。在《黑色地圖》《時間的玫瑰》《給父親》《過冬》等作品中，北島將更多自己切身的體驗和歸來后的見聞寫進詩中，一度出現在詩中的“兩個北島”不見了：他寫到了探病時的父親和告別多年的北京（《黑色地圖》《給父親》）；寫到了“鏡中永遠是此刻/此刻通向重生之門”的時間主題（《時間的玫瑰》）；同樣也寫到了中年已逝的人生感悟——
 
鄉愁如亡國之君
尋找的是永遠的迷失
……
聽見了嗎？我的愛人
讓我們手挽手老去
和詞語一起冬眠
重織的時光留下死結
或未完成的詩                      
——《過冬》
 
2007年8月，北島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學，結束了近20年歐美漂泊的生活。這樣的生活環境使其越來越追求詩歌與心靈的對話，他的敘述也因此顯得平和、從容了許多。香港生活時期，北島除了講授詩歌之外，仍一如既往地讀詩、寫詩和推廣詩歌。他期待通過自己的寫作與文學活動，回報“收留又一個流浪漢”的香港 [31] ；通過引證里爾克的“古老的敵意”探討如何處理作家與其所處時代的緊張關系 [32] ；他強調“翻譯與母語”之間的辯證關系，認為“文學翻譯處在母語的邊界之內，它就是母語的一部分” [33] ；又在《致2049年的讀者》中提出對漢語現代轉型推動作用，“使之達到古漢語的完美境界”的“六點基本條件” [34] ……顯然，定居香港、年逾中年的北島越來越從交流與發展的角度考察現代漢語詩歌的發展，他的廣闊視野反映了他真誠、執著、積極的心態，這種心態必然也不知不覺地融入了他的創作之中……
 
對照北島的心路歷程和詩歌道路的發展與變化，閱讀當代文學史及當代新詩史，我們不難發現：文學史寫作的“滯后性”在北島這里表現的極為明顯。從新世紀以來幾本有代表性的文學史和新詩史的具體寫作情況來看，北島的文學史書寫雖有很大程度上的改觀，但仍過多停留在其成名階段。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版，2007年2版）在2007年2版修訂時增補了1999年1版中未提及北島90年代海外詩歌創作的內容，但由于篇幅所限，未充分展開；朱棟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2013）》“下冊”即為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此書在2014年出版“第三版”時寫到北島并附照片，作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該書2014年版與1999年1版相比，只是論述了北島的詩歌創作。與當代文學史相比，洪子誠、劉登翰合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程光煒的《中國當代詩歌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吳思敬主編的《中國詩歌通史·當代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都未詳細闡述北島海外詩歌創作情況，而僅僅是將北島置于“朦朧詩”的浪潮之中，詳細論述了其70年代至80年代的詩歌創作。相比較而言，陳曉明的《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版；2013年2版）在其“第十六章 轉向語詞與敘事的第三代詩人”的“二  90年代中國詩人在海外的創作”中詳細論述了北島海外詩歌創作，令人讀來有耳目一新之感。對于已有的當代文學史與當代新詩史中的北島書寫，我們當然不必苛責。除了上述提到的“滯后性”外，文學史寫作過程中結構安排和寫作對象本身的情況等都會影響到具體的寫作。洪子誠、劉登翰合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初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和朱棟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下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幾乎沒有提到北島具體的詩歌寫作內容，就是一個明證。隨著北島的“回歸”，北島作品的大量出版、北島研究逐漸深入以及北島研討會的召開，北島的文學史及新詩史寫作也獲得了相應的契機，在此前提下，如何書寫北島同樣是一個“歷史的問題”。
 
毫無疑問，北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詩人，同時也是20世紀中國新詩史上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對于北島的文學史及新詩史書寫，應當盡力全面介紹其創作歷程，這使得書寫北島90年代流寓海外的詩歌創作成為一個必須要首先解決的問題。惟其如此，北島作為一位重要詩人的創作才能得以全面呈現，北島詩歌最具藝術性的部分才能被廣大讀者所了解，同樣地，才能打破一直停留在80年代的“歷史印象”。在此前提下，我們自然應當對那些介紹特別是設立專題介紹北島海外詩歌創作的文學史及詩歌史表達敬意。文學史寫作要不斷刷新固有的觀念，形成新的歷史圖景；文學史寫作同樣也要關注最新的材料發掘、整理、出版以及研究動態，進而在全面考察一個詩人創作的同時豐富文學史的內容。但接下來的問題則是，采用怎樣的敘述方式和敘述方法才能有效的處理這一問題。這一點，相對于北島這樣一位經歷曲折、多年漂泊在外的詩人來說尤為重要。在我看來，談論北島的文學史書寫的方式、方法，至少應當在不違背文學史或新詩史寫作整體原則的前提下涉及如下兩個方面：其一，是如何整體介紹北島詩歌歷程的問題。北島的詩歌歷程可以按照傳統的敘史模式，采取突出整體線索和闡釋代表作即“年代史+經典作品分析”的方式。不過，由于北島的詩歌創作有“地下寫作”、“海外詩歌”的階段，是以，明確北島詩歌具體寫作時間和發表時間以及各個階段的起承轉合，對于準確描述北島詩歌創作特別是其70至80年代、90年代以后的詩歌創作具有重要的意義，而潛藏于北島詩歌內部的心靈史也會由此得以呈現。其二，是如何描述北島90年代以后海外詩歌創作的問題。北島90年代以后海外詩歌創作與其70至80年代的詩歌創作從屬于兩個不同的階段，由于以往我們對這一階段北島詩歌創作情況了解較少，所以既影響了其具體的書寫，也使有關北島的文學史敘述長期停滯不前。但北島90年代以后海外詩歌創作絕不是加些篇幅就可以簡單解決的。北島海外詩歌創作與70至80年代的詩歌創作在敘述上應當保持何種比例關系？是將兩者放在一起描述，還是按照時間分開敘述？究竟采取怎樣的方式、方法才能將其書寫的深入、透徹？上述問題對于北島的文學史及新詩史書寫來說可謂既是機遇，又是挑戰！依我看來，陳曉明在《中國當代文學主潮》中的書寫可作為一次成功的實踐，何況該書采用“90年代中國詩人在海外的創作”的標題還可以將楊煉、多多、張棗等同期海外詩歌創作共同納入一個領域，以便和80年代中國詩歌的歷史發展區別開來。但除此之外，從文學史及新詩史未來發展的角度來看，是否還有其他實踐的可能呢？對于那種以作家創作為敘述主體的文學史版本，將北島的詩歌創作置于一個章節目錄下應當如何處理呢？這些問題及其有效的解決不僅會推動北島的文學史書寫，而且還會促進文學史寫作的自身。
 
總之，北島的“回歸”和《北島集》的出版，對北島的文學史書寫提出了新的課題，同樣也為北島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每一刻都是捷徑/我得以穿過東方的意義/回家，關上死亡之門”，既然北島已通過《新年》中的詩句表達了他內心深處的文化歸屬感與生命歸屬感，而不完整闡釋北島的心靈史則無法全面認識“朦朧詩”及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先鋒詩歌的流向，那么，不斷重述北島的詩、將其作為不斷登臨的起點的意義就不言自明了。而本文以“從心靈史到文學史”的方式論析北島的詩，只是其中一個基本的方面而已。
 
 
[1] 可見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第70—71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翟頔訪談：《游歷，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失敗之書》“附錄”，第290頁，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北島：《朗誦記》，北島：《藍房子》，第186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等等。其中，在《八十年代訪談錄》第70至71頁中，北島提到“我們當時幾乎都在寫離愁贈別的舊體詩，表達的東西有限。而郭路生詩中的迷惘深深地打動了我，讓我萌動了寫信時的念頭。”這表明北島在此之前就開始寫作，但最開始是舊體詩。
[2] 劉子超訪談：《一個四海為家的人》，北島：《古老的敵意》，第9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3] 宋海泉：《白洋淀瑣憶》，劉禾編：《持燈的使者》，第125—126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4] 翟頔訪談：《游歷，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失敗之書》“附錄”，第294頁，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
[5] 在《詩的往事》一文中，作者齊簡結合當年保存的詩稿，確定《回答》最初的寫作時間。這首詩初稿的標題為《告訴你吧，世界》，是《回答》的原型。原詩的內容為：“卑鄙是卑鄙者的護心鏡，/高尚是高尚人的墓志銘。/在這瘋狂瘋狂的世界里，/——這就是圣經。//冰川紀過去了，/為什么到處都是冰凌；/好望角已經發現，/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競。//哼，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也許你腳下有一千個挑戰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影子無形。//我憎惡卑鄙，也不稀罕高尚，/瘋狂既然不容沉靜，/我會說：我不想殺人，/請記住：但我有刀柄。”劉禾編：《持燈的使者》，第12—13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6] 劉子超訪談：《一個四海為家的人》，北島：《古老的敵意》，第9—10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7] 北島在回答查建英的“那是最喜歡讀哪類書？有沒有對你的人生觀和后來寫作發生重大影響的書？”時，曾言“在上山下鄉運動以前，我們就開始讀書了。……當時最熱門的是一套專供高干閱讀的內部讀物，即‘黃皮書’。我最初讀到的那幾本印象最深，其中包括卡夫卡的《審判及其他》、薩特的《厭惡》和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等，其中《人·歲月·生活》我讀了很多遍，它打開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戶，這個世界和我們當時的現實距離太遠了。……對一個在暗中摸索的人來說是多么激動人心，那是一種精神上的導游，給予我們夢想的能力。”《八十年代訪談錄》，北島：《古老的敵意》，第87—88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8] 張旭東：《批評的蹤跡：文化理論與文化批評（1985—2002）》，第246—247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9] 當時從這方面關注北島詩歌創作且成文發表的，僅有吳曉東的《“走向冬天”——北島的心靈歷程》一文，《讀書》1987年第1期。
[10] 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第18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1] 張清華：《朦朧詩·新詩潮》，洪子誠、孟繁華主編：《當代文學關鍵詞》，第190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12] 翟頔訪談：《游歷，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失敗之書》“附錄”，第291頁，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
[13] 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第77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14] 宋海泉：《白洋淀瑣憶》，劉禾編：《持燈的使者》，第126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15] 吳曉東：《北島論》，吳曉東：《二十世紀的詩心：中國新詩論集》，第3、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6] 歐陽江河：《北島詩的三種讀法》，歐陽江河：《站在虛構這邊》，第187—188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17] 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第18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8] 具體可參見吳曉東《“走向冬天”——北島的心靈歷程》一文（《讀書》1987年第1期），和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一書（第188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中的相關論述。
[19] 吳曉東：《“走向冬天”——北島的心靈歷程》，《讀書》1987年第1期。
[20] 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第45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1] 劉子超訪談：《一個四海為家的人》，北島：《古老的敵意》，第16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22] 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第456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3] 北島、唐曉渡：《我一直在寫作中尋找方向》，《詩探索》2003年第3—4輯。
[24] 歐陽江河：《北島詩的三種讀法》，歐陽江河：《站在虛構這邊》，第19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25] 王寅：《北島：失敗者是沒有真正歸屬的人》，《第一財經日報》2004年11月26日。
[26] 北島、唐曉渡：《我一直在寫作中尋找方向》，《詩探索》2003年第3—4輯。
[27] 北島：《失敗之書·自序》，第1—2頁，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
[28] 翟頔訪談：《游歷，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失敗之書》“附錄”，第290—291頁，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
[29] 北島：《序：我的北京》，北島：《城門開》，第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30] 劉子超訪談：《一個四海為家的人》，北島：《古老的敵意》，第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31] 北島：《詩意地棲居在香港》，北島：《古老的敵意》，第179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32] 北島：《古老的敵意》，北島：《古老的敵意》，第153—156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33] 北島：《翻譯與母語》，北島：《古老的敵意》，第167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34] 北島：《致2049年的讀者》，北島：《古老的敵意》，第170—171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來源：張立群新浪博客
作者：張立群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4e8d2f0102wmv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