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清華：“先鋒的蝙蝠把我們引向黑暗”
——從《燃燒的麥穗》看當代維吾爾詩人的創作
 
一、
 
先鋒的蝙蝠把我們引向黑暗
愚昧的燈蛾把我們引向火焰
我們沒有第三種選擇在黑暗與火焰之間
 
在祖國遙遠的大西北，在塔克拉瑪干沙漠稀疏的綠洲中，我們看見這些燃燒的麥穗，跳蕩在火一般的土地上，在夏夜的陣陣暖風中，發散著耀目的信念與精神之光，輝映著收獲日的滿月，以及一切生存的喜悅與悲傷。
 
這是帕爾哈提·吐爾遜的《木乃伊》中的詩句，它讓我感到親切而又陌生，震撼而又似乎頗有些茫然。作為一個只能通過漢語來感知他們的讀者，我世居中原，即便蓄了黑白摻雜的須髯，也只是這些維吾爾人遙遠的異族兄弟，對他們的生活實在是向往而又陌生。甚至在50余年的人生中我也只是去過一次北疆，而對天山南麓的那片壯美而遼闊的土地，只是遠遠地投去了一瞥。還有一次是訪問阿拉伯世界的途中，從萬米高空的掠過。飛機從北京起飛，在將近五個小時之后才飛出了冰雪覆蓋的帕米爾高原，飛出了祖國遙遠的疆界。我知道，其中有很長的一段是經過南疆，那時我俯瞰到的，是白、黃、赭三種的交錯的顏色，白當然是雪山和冰川，黃無疑是沙漠，而赭石色的，大約就是無邊的荒涼山峰與戈壁了。這就是我所知道的新疆，在一生的大多數經驗里，我只能在地圖上來撫摸這片神奇的土地，去想象那里的人們的生活。
 
但是，書本和地圖上的知識告訴我們，這里并非是想象中一味的干燥與蠻荒之地，而是有來自雪峰融水的一條條河流，有河水孕育出的一個個綠洲，有高大的白楊樹林和蔥綠的葡萄架，有金黃的麥地和各色瓜果……新疆之美，其物產之豐，文化之多姿多彩，遠超人們的想象。特別是，這里還有古老的宗教與藝術、詩歌與樂舞的傳統，作為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在他們長達千年的文學流脈中，斷續產生了大量的史詩、抒情詩、宗教文學與民間故事，涌現了諸如喀拉汗時期的馬合木德·喀什噶里、尤素甫·哈斯·哈吉甫、艾哈買提·尤格納克、艾哈買提·雅薩惟，以及察合臺王朝的拉布烏孜、阿塔依、賽喀克、魯提菲和納瓦依等作家與詩人。在當代，則又有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鐵依甫江、克里木·霍加等眾多老一輩的詩人，其影響可謂廣遠而重要。
 
就有限的知識而言，我大體知道維吾爾這個古老的民族，其文學中有很多元素：比如崇尚正直和謙遜，比如喜愛幽默與智慧，比如在敘事中喜歡渲染的道德訓誡與懲惡揚善之類的主題，還有在抒情中常常刻意注入的華美修辭和語勢的一唱三嘆……這些當然都是固有的西域風尚，有很多來自阿拉伯文學和古波斯文學的影響痕跡，并不是我個人的什么獨到的認識。但當我讀到這些作品——這些以“當代維族先鋒詩歌”自認的作品的時候，可謂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們的“新生”，因為其視野已經遠不止于本土、地域，自身的古老傳統，而是以世界，以當代的詩歌思維與廣闊的文化視野來展開其寫作的。而且這個群體是如此之大，其寫作的視野與水準，風格的陌生與新奇，內容上的深度與廣度，都可以與任何一個當代族群的寫作媲美和爭雄。
 
二
 
但即便如此，我還是首先看到了其古老和內在的東西。這是西域固有的廣闊的自然神性的所在，即它與生俱來的精神性，信仰與宗教感。作為世代的伊斯蘭信徒，我發現他們的興趣其實并不只是限于本族教義，而對于基督教、佛教、世界各地的文化也十分關注。在他們的詩歌中常引用大量的佛學掌故，或是與《圣經》有關的內容。像開篇詩人艾爾肯的《蛇頌》，便引用了撒旦化身為蛇引誘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來講述人性之罪與罰、世界的善與惡，講述這一切的糾結與共生、混雜而互悖的關系。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有哲學性的命題，但詩人沒有將之處理為一個簡單的善惡二元道德命題，而是還原了其固有的復雜性，甚至將蛇的處境以無意識的方式給予了悲憫的理解——
 
蛇是肉體
或者是一個器官——肉體的一部分
而它不愿以無花果樹葉為衣
因此在阿丹前感到羞愧
就離開他隱居起來
 
阿丹即亞當，這樣的處理使得問題變得晦暗和復雜起來，也就達到了其作為“先鋒詩歌”所獨具的意義，即，詩歌本不是呈現判斷和結論，而是為了展開人性與生命世界內部的景觀。
我自然無法全面準確地把握住這部詩集中豐富的思想與內涵，只是朦朧地感到，他們是如此喜歡寫黑夜、夢境、內心的糾結與斗爭，寫到文明的悖謬，固有人性與現代世界之間的沖突。比如女詩人阿依庫提的《飛蛾無火可撲》便是如此地感人：在被現代化籠罩一切的都市中，甚至沒有給投火的飛蛾準備下犧牲的條件，因為人們所用的都是電燈。一個簡單的物質化問題，居然被詩人升華到這樣一種文明悖謬的高度，且將置于絕地的飛蛾的形象刻畫得如此悲傷和感人。
 
如同阿拉伯世界普遍崇尚的“新月”一樣，維吾爾詩人也都喜愛且善寫黑夜，猜想其中原因，或許是與這里白天過于熾烈酷虐的陽光有關。在歷經白天的暴曬之后，夜晚的涼風與安謐會帶來無限的慰藉；當然，也會有冬日漫長而寒冷的黑夜，他們也會因之對黑夜有本能的恐懼與厭棄。也正是因了這樣復雜的緣由，他們賦予了黑夜太多東西，悲歡離合與愛恨情仇，似乎都與之有扯不清的瓜葛，這些最終又都化為了“夢”——我也注意到，維族詩人們是如此喜愛寫夢。但他們并不沉湎于夢境的無意識或欲望的渲染之中，而是喜歡以哲理將之擱置。
比如在夏依甫·沙拉木的《夢之葉》之中有這樣的句子：
 
鑿出了一千個房屋，但沒有鑿出一個夢
一千個王宮倒塌了，但沒有一個夢倒塌
 
足以成為萬古傳誦的格言了。雖說是虛幻的東西，卻要比實在的東西還要難得；盡管容易消散，卻比王權和一切實有的東西都更加堅韌。這便是精神的作用，與夢的力量。
 
三
 
嶄新和寬廣的世界視野，是每個民族的先鋒詩人共有的屬性。如同1980年代中國的漢語寫作一樣，我看到，當代維族先鋒詩歌的原初實驗也差不多始于同一個年代。他們在90年代所寫下的作品，已然相當成熟。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會看到與博爾赫斯的對話，嗅到埃里蒂斯筆下的瘋狂的石榴的氣息，看到對卡夫卡的理解與冥想，甚至與中世紀法國神秘的預言家諾查丹瑪斯的唱酬……可見這些與當代中國的漢語寫作之間，并無絲毫的不同，從視野與方法的意義看，也已無限地接近當代世界詩歌的潮流。
 
艾爾肯·努爾的《老虎進屋》中，詩人用了近乎博爾赫斯式的幻覺，來描述一位美女子富有“殺傷力”的容貌與眼神，從而生動地記下了這災難性的一刻：“我的末日之交啊/你多么像美女子的賊眼/仿佛即使那眼睛多么恐怖/而一個男子被它們迷住/于是他祈求上帝讓它們更加恐怖一樣/但愿這恐懼更加兇猛/而你帶來的恐懼/令我欣喜若狂……”這是被丘比特之箭射中的一刻，以近乎死定的預感，來設想這場將死去活來玉石俱焚的愛情。我無法不被這樣的修辭所震撼，因為沒有什么比“末日”和“恐怖”一類的字眼，比一只老虎闖進屋子這樣的比喻，更能到位地形容愛情在主人公心里產生的震顫。甚至剩下的一切，都無須再寫。
還有帕爾哈提·吐爾遜，他的詩仿佛是一部維族詩歌與西方詩歌與文學的對話集。他寫到了耶穌，寫到了悉達多，從《圣經》到《吠陀》，從游方修士到蘇菲教派，從預言家到苦修者，從卡夫卡到老博爾赫斯……讀他的詩歌我們能夠看到，這一代維族詩人已然完全具備了與世界對話的能力。甚至從他自己的角度看，都可以用卡夫卡式的鏡像與幻覺來解釋世界與自身處境的互為轉換，或者說，他與卡夫卡就是互為鏡像的一對：“我總能聽到卡夫卡無聲的吶喊……”在面對世界的荒誕與生命的痛苦之時，卡夫卡與佛祖一樣，似乎都達到了相似的境界，對人間萬象有了通透的認識。但我卻在這最后一步上尚有距離，雖已“出家”卻仍無法“擺脫誘惑”，還需要像“超越自身成道”的佛祖學習，與他和卡夫卡那樣抵達最終“精神開悟”的境界。
 
四
 
然而，與上述的一切相比，我更看重的還是語言與修辭。思想的、精神的、信仰的、哲學的，一切觀念的東西固然重要，但最終都要成為詩；無論是先鋒的還是傳統的，本土的還是世界性的，都必須在語言與修辭的層面上落到實處，成為有魅力的詩歌。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也應該滿懷著喜悅和欽敬，因為他們確乎為我們呈現了成熟的詩歌技藝，呈現了飽滿的語勢與蕩激的意緒，傳達了奔放的韻律與音樂的節律。尤其，當讀到這樣的詩句的時候，我不能不為它的簡練和傳神而感到由衷的折服——
 
她在行走。停下片刻。
宛如一棵正在燃燒的小樹
 
這是塔依爾·哈木提的《她》中的詩句。值得指出的是，這個譯者也可謂是個十二分的高手，它將一個有情人眼中的她，其神態與情境，點染得淋漓盡致，活脫脫映現在讀者的眼前。
還有另一位吾吉麥麥提，他的一首《我的墳墓，讓我挖得更深一些》，也可以看出類似的功夫，相比之下，他似乎更擅長世俗性主題的書寫，日常生活的情態與人物的刻畫顯得精細而微妙。在這首表達內心憂郁與孤獨的詩中，他用了至為簡練的筆法，呈現了一個充滿自虐沖動的形象：“我的墳墓，讓我挖得更深一些/以免我的幽靈逃走……”還有另一首《我的心》，也同樣具有格言式的精煉與結實：“如果要被釘死，我的心會被釘在太陽上/如果要萌芽，我的心會生根在黑暗中//在我的頭骨飲酒者，會成為帝王/披上我的皮膚者，會變成奴隸……”這種詩句往往比長篇大論的抒情或者說理更有效力，更能夠精確地傳達出內心的觀念與真實。
 
當然，我還要避免因為喜歡上述短詩而忽略數量更為客觀的長詩的成就。或許是古老的游吟與歌唱傳統的作用，維族詩人喜歡寫長詩，或是形制與體量稍大的抒情詩，這在現代詩中并不多見。通常漢語新詩中，寫作者要么寫長詩，要么寫短詩，很少有百行以上的抒情詩的體制，但在維族先鋒詩人的筆下，我們卻看到了非常之多的“長抒情詩”，這也可以看作是他們在詩歌文體上的一個特色和貢獻。我必須說，這些長篇抒情詩的筆力大都是飽滿而酣暢的，是如同海子所說的出于“不得已”，而不是刻意的注水與拉長。
 
五
 
不知不覺已經寫了太多，雖然不得要領且游移不定，但該說和能夠說得話，差不多也盡在其中了。在最后我想說，我之所以不揣淺陋和無知，冒著風險答應青年詩人麥麥提敏來作這個序，是要表達一種態度，即對自我作為一個漢語書寫者的“中心主義幻覺”的反省，通常我們會更多注意到國外的詩歌寫作，但對兄弟民族語言的詩歌寫作卻缺少應有的關注，這是不應該的。這不止是一個事關“民族團結”的政治，更是一個文學內部的命題，如果不能在各民族語言之間建立更有效的溝通與借鑒關系，我們所說的“中國詩歌”、“當代新詩”等等，充其量也只能是“漢語寫作”而已，而不可能獲得應有的廣泛代表性。因此，我希望對于自己而言這是一個機會，通過研讀維族先鋒詩人的作品，可以稍稍打開一下我這方面過于封閉窄狹的視野。
 
最后，我想以帕爾哈提·吐爾遜的那首《燃燒的麥穗》中的詩句來結尾，因為它似乎是某種標志性的符號與象征，可以代表這個民族的一種期許，在語言與詩歌，在精神與情感上的一種溝通的渴望：
 
我就是那個麥穗，天堂里也會痛苦地燃燒
在酷暑中也會冰冷地發抖
愛我吧，就像受虐狂
非理性的人群中對理性的渴望……
 
這也有似梵高筆下的五月的麥地，像海子的高居于他的頭頂的“絕望的麥子”，如不死的靈魂徘徊于他的墓地的麥子，都是對生命的歌贊和對世界的祈愿。
所有的詩人靈魂都是相同的。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作者：張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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