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詩歌批評：豐富與貧乏


王士強（資料圖）
 
有兩個問題對于當今時代詩歌批評的主體而言非常重要：其一是態度，其二是能力。關于態度，簡單地說，詩歌批評的從業者還是應該更純粹一點，看得高一點、遠一點，盡量避免被現實中的圈子所影響，避免受到現實中利益因素的影響，如果要說利益，詩歌本身的利益才是詩歌批評最高的、惟一的利益。關于能力，面對當前龐雜的詩歌現場，我們的詩歌批評應該具有穿透性、超越性，面對真問題、研討新方案，應該努力找到自己的語言，形成自己的價值體系和話語體系，尤其是，應該踐行一種對話性的詩歌批評，應該具有自我反思、自我審視的能力，兼容并包，求同存異，共同提高。如此可能達致一種更為理想的詩歌批評狀況，對詩歌與文學的未來發展產生好的作用。
 
當前的文學批評可謂危機與活力兼有，在這其中，詩歌批評是比較特別的分支，它既體現著當今文學批評的一些普遍性征候，也有其特殊性甚至封閉性。在各種文體里面，詩歌批評恐怕是分歧最明顯、共識最少的，近年來詩歌批評界不但“唇槍舌劍”而且“拳腳相加”，不只“動口”而且“動手”，很熱鬧、很喧嘩，當然從另一方面說也很荒涼、貧乏，格局不大，層次不高。謝冕曾以“豐富又貧乏的年代”來討論1990年代的詩歌，在我看來，以“豐富”與“貧乏”來描述近年的詩歌批評大概也是準確的。
 
網絡時代的繁榮與失序
 
談論當前的詩歌批評，恐怕還是要從1990年代談起，因為現在詩歌界的基本格局是由90年代詩歌所奠定的，至少是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初現端倪。20世紀90年代的詩歌大致是比較平靜、波瀾不驚的，即所謂“個人化寫作”時期。這種“個人化”當然也是在潛滋暗長著不同的詩學態度、立場與風格取向，它跟20世紀80年代相比是更內在、豐富、多元的。這其中當然也會有矛盾、分歧，并在1999年的“盤峰論爭”中爆發了出來，形成了后來被稱為“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立場”的兩大“陣營”。這兩個群體之間確實代表了詩歌界兩種不同的寫作路向，其中既有詩歌觀念、詩學立場的不同，也有人事交際、“利益分配”等因素的影響。“盤峰詩會”具有一定的象征意味，它是對于此前詩歌格局的打破，是一次分裂、終結，更是一次開始。尤其是遭逢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網絡時代，新世紀詩歌的確出現了諸多新的特質，進入了一個“王綱解紐”“天下大亂”的新的歷史階段。
 
如果要討論影響新世紀詩歌最為重要的因素，我認為應該是：網絡。網絡作為新生事物在21世紀之初進入“尋常百姓家”，極大程度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甚至思維方式，網絡對于詩歌的改變也是全方位的，使得詩歌從創作、發表、評價、反饋等的整個生態鏈條都產生了極大的變化，極大解放了詩歌的“生產力”，帶來了新的可能性和廣闊的發展空間。在這樣的情況下，詩歌批評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近年來詩歌批評產生影響的主要場所已經轉移到了網絡上面，其主要形式也由論壇（BBS）而博客（BLOG）而微博、微信等數度變化，從及時性、便捷程度、交互性、傳播的效率和效用來講，網絡的優勢都是明顯的。網絡是一個去中心化的所在，在近年的詩歌體量已經相當龐大的情況下，詩歌批評也進入了一個多元、混亂、分化、彌散、各說各話、缺乏共識的時期，一方面是繁榮、豐富，與之相伴的則是失序、失效，其長處與不足是同樣突出的。
 
詩人批評與學者批評
 
從近年來詩歌批評的主體身份來看，可以分為詩人批評和學者批評兩類。詩人同時進行詩歌批評當然有其不可替代之處，他們有創作經驗，深知創作的甘苦，對于詩歌的理解與闡釋可能都會有獨到的地方，但是詩人批評也可能存在一些問題。這其中一個特別的現象就是詩人自己來寫詩歌史、詩歌評論著作，比如鐘鳴的《旁觀者》、柏樺的《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楊黎的《燦爛——第三代人的寫作和生活》等。其中包含了作品、評論、日記、書信、照片、訪談等，篇幅很長，有的達到上百萬字。這樣的作品反映了詩人的文學史情結和焦慮，所謂“強行入史”，強行進入詩歌史，也包含了對于學者、研究者的不信任，故而他們要自己動手、自己書寫自己的歷史，在時間的修辭中凸顯自己的位置和重要性。這樣的作品保留了豐富的、毛茸茸的細節和原生態的一些東西，是一種見證式、細節式、做加法的文學史，有其獨到之處。但也應該看到，其對于材料的處理是有選擇性的，很難保證一定真實和準確，其論說與評價很大程度上也包含了對自我的美化和神圣化，難以完全擺脫為自己“加冕”的嫌疑，這些作品作為詩歌批評和詩歌研究來看待的話是需要進一步的辨識和審視的。詩人批評中這樣的現象雖然看起來是個案和特例，但實際上也有其普遍性。當今詩歌界的圈子化現象非常明顯，詩人批評同樣如此，以圈子、友朋之間的親疏遠近決定自己的態度和觀點，有的甚至演化成了敵/我意識，對于朋友，哪怕寫得不好或者不那么好，也會進行猛烈的夸贊，對于不是朋友甚至是對立圈子的詩人，那就有“非我族類”的意思，哪怕其寫得很好也可以視而不見甚至進行猛烈批評，其中的主觀化、情緒化的傾向是比較普遍的。
另外一種是學者的批評。學者的批評按道理應該比較中立，更為客觀和理性，但是現實情況也不盡如此。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中國的文學批評很難完全擺脫人情因素的影響，對于詩歌批評尤甚。由于詩歌界分化為一個個的小圈子，詩人與詩評家之間往往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甚至本身就是雙重身份，如此難免影響到詩歌批評工作的獨立性。甚至不客氣地說，現實中一些學者、詩評家的批評已經成為了一種寄生性的寫作，成為了評論對象的無原則的鼓吹者和利益代言人。學院早已不是象牙塔，學者的批評也并未顯出真正的專業性和學理性，恰恰相反，人情批評、面子批評和紅包批評等現象比較普遍，這些現象在面對詩人個人的評論時尤其明顯。
 
如上所談的許多詩歌批評可以稱為友情式、交際式的批評，嚴格意義來講它們并不是“批評”而是“表揚”，是詩歌同人或者詩歌圈子內部的道賀、鼓舞、互相取暖甚至互相吹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詩歌批評可能是缺席、缺失的，普遍性、大面積存在的是詩歌表揚。真正寫得好的詩人詩作當然值得表揚，但是是不是有那么多的寫作值得表揚，恐怕是值得懷疑的。而且更重要的，這種表揚的背后可能是有利益關系的，這個利益不一定是直接的金錢，也可能是友情、友誼、人際關系等，因為它們也可能是利益的變身，可能轉化為利益。當然現實中也有一些的確是詩歌的“批評”，一言不合就“開撕”的也有很多，尤其是在詩人之間。但是這種批評絕大部分可能只是情緒發泄、黨同伐異，真正擺事實、講道理、平心靜氣、深入討論詩學問題的極少。故而，總的來看，當今的詩歌批評生態恐怕難稱健康和理想，其情形的確不容樂觀。
 
對話性及自我反思能力的缺失
 
而今的詩歌批評充斥著各種各樣的聲音，甚至其中也不缺乏火藥味和爭吵，但卻缺少對話。詩歌批評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原子式的存在，只是在小圈子的內部展開，不同圈子之間要么沒有關系、不產生摩擦，要么就是人身攻擊、破口大罵，真正心平氣和、互相尊重、在詩歌內部討論詩學問題的對話極少。對話性的缺失使得當今的詩歌批評事實上成為了一個又一個的“孤島”，失去了公共性和介入時代現實的能力，這也是造成其失去讀者、影響力日益衰微的原因之一。
 
當前的詩歌批評大致有兩種形態。一種是網絡上的、即時性的，以評點式、印象式為主，特別是在口語派、民間派的詩歌圈子中比較流行，它的長處是比較直接、活潑、接地氣，但是也很容易表面化、情緒化，比較單一和貧乏，不夠深入，不夠穩定和系統。另外一種是學院派的詩歌批評，學院派更重專業性、學理性、知識性，但也容易被學院的評價體系和自身的精英趣味所束縛，容易成為狹隘的知識生產、學院八股，從而失去對于詩歌現場的敏感性，不夠開闊和有力。總的來說當代詩歌批評內部還是欠缺一種自我反思、自我審視的能力，這實際上也是自我學習的能力，通過自我學習達到自我修正、自我提高。如果有這樣一種氛圍的話，當代詩歌批評的水準當可有所提高，關于當代詩歌的分歧也會少一些，可能達成的共識也會多一些，這對于詩人群體的公共形象和當代詩的影響力來說也是多有裨益的。
 
在我看來，有兩個問題對于當今時代詩歌批評的主體而言非常重要：其一是態度，其二是能力。關于態度，簡單地說，詩歌批評的從業者還是應該更純粹一點，看得高一點、遠一點，盡量避免被現實中的圈子所影響，避免受到現實中利益因素的影響，如果要說利益，詩歌本身的利益才是詩歌批評最高的、惟一的利益。關于能力，面對當前龐雜的詩歌現場，我們的詩歌批評應該具有穿透性、超越性，面對真問題、研討新方案，應該努力找到自己的語言，形成自己的價值體系和話語體系，尤其是，應該踐行一種對話性的詩歌批評，應該具有自我反思、自我審視的能力，兼容并包，求同存異，共同提高。如此可能達致一種更為理想的詩歌批評狀況，對詩歌與文學的未來發展產生好的作用。
 
來源：文藝報
作者：王士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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