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家】朱子慶訪談錄

繼續與詩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爭
——張后訪談詩人、詩評家朱子慶

 
2008年7月朱子慶與家中小狗嬉耍
 
張后：上次在貴府坐客，還沒有聊夠，這次我們繼續聊，一直以來，在中國詩壇上有人將陳仲義、朱子慶、沈奇、陳超四人譽為“四大詩歌評論家”，對此你怎么看？你和其他詩歌評論家熟悉嗎？能否分別談一談你對他們的印象？
 
朱子慶：“四大”詩評家，詩壇有此一說？呵呵，張后你分明是讓我寫檢討書了。我的詩歌評論寫作，不可謂起步不早，而且運氣不壞，但我涉獵較雜、興趣太廣，所以以著述而論，上述諸君我是自愧弗如。反思這大半生，我竟很有些像古代寓言《學弈》里，那個喜歡幻想的孩子，“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繼而就想到彎弓射雁，走神多了，成績就不如了。雖然，我很快樂！這是我們小學課本里的一篇短文。知易行難啊。
 
說來，我在花城出版社工作期間，發起成立了廣州第一家讀書會組織，“廣州七星讀書會”，那是我讀了《讀書》雜志上的一篇文章，介紹美國每月讀書會的，為之神往；此會成立后，就有了為會員配套服務的需要，于是創辦七星書舍，編印《廣州七星讀書報》；旗艦店有了之后，我們不斷開設分店，如紅與黑書店、詩與真書店，你已經看出來了，這都是一些外國文學名著的名字，最多的時候開到了七家；此后為配合我們出版局主辦的南國書香節，我編選出版了“小女人散文選”《夕陽下的小女人》，花城出版社贈送的書號，在書香節場館里占了一個檔口，馬莉、黃愛東西、張梅等一班風情萬種的小女人作家坐臺，簽名售書，完了到白云仙館聚餐。后來，時在廣東電視臺任臺長的文學評論家謝望新，有意推出一檔讀書節目，《每周一書》，問我有無興趣加盟，“這是大好事呀!”“那，你來寫個策劃案？”文案交上去，不久節目制片人到位，撂給我的話是，你來做特約節目主持人，于是我就上了廣東衛視，節目一做近兩年。這是全國第一檔電視讀書節目，收視率穩列排榜前十，后來中央臺欲推出《讀書時間》，節目組還來過廣州取經。那真是個好年代，心想事成，我為該欄目拉的生平第一單廣告10萬元，也順利得讓自己都不敢相信。慨然允諾的是中農信南方公司的趙總，“你子慶開口我還能不給嗎？”給足了面子。你看我這一走神走得有多遠。打住！
 
陳仲義諸兄，都是當代詩壇的弄潮兒，各有擅長。都有過一面、兩面之緣。陳超我只見過一面，是在譚克修召集的長沙詩會上（2006年），那次他是論壇活動的主持人，握手相識，未及深談。這之前，也是在長沙，我曾在舊書攤上買到過他的大著《中國探索詩賞析》，厚厚的上、下兩冊。陳超自是詩壇的實力派人物，身后美評如潮。當知道他的家庭境遇竟是如此地不堪，我對他頓生一種刮目相看的敬重。君子以自強不息，陳超堪稱君子。遷居宋莊后，我曾跟馬莉商量過就近一訪陳超，因為這里距離河北只有一河之隔，過了潮白河就是燕郊了。但畢竟陳超之所在仍遠，我們雖在宋莊畫家村建立了工作室，但南來北往，有點千頭萬緒，訪意未成，人已長逝。后來，常和伊蕾談起陳超，才知道實際上我們已不大可能見到他，他的最后幾年，已經拒不見客了。
 
說起長沙的那次論壇活動，我印象較深的有四件事，一件是沈浩波在會上向舒婷姐姐致敬，頗有浪子回頭之意，當時我還敲打了他幾句，具體說了些什么，忘了，只記得發言后，龐培從我身邊走過，還別有意味地拍了我一下。現在想來，沈浩波固然已“殺人放火受招安”，當年之舉也不過屬人之常情，原不必深解。“下半身”這個名字讓人糾結，后來詩壇出現的許多怪狀都和這股“匪患”有關。說句公道話，像下半身、垃圾派、腦殘體，都有相當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這也是馬莉要畫他的理由），是很難得的，而且感性，及物，有一顆“熱的心”。不過大面上的影響卻不佳，吹自不是，打卻順手，這都是命名之過，名不正言不順也。但何以要如此命名？大家都知道。一如梁山悍匪，這些行走在詩江湖上的朋友，原都是些好漢。
 
一件是一天晚宴后，我和馬莉與沈浩波、伊沙、小引等十余人，租船夜游湘江（非會議安排，可能是小引發起的），于江心小酌、誦詩、唱歌，繼以玩殺人游戲，我有幸以漏網殺手最后勝出。記得共玩了兩局，我勝在第二局。有意思的是，玩到收結處，在場生者僅剩我和馬莉，還真有點神雕俠侶之感。伊沙是被我殺掉的，是在摸牌后、閉目中，他的一個下意識的擊膝的輕微動作和聲息，使我直覺到他肯定摸到鬼了。殺到一片虛靜時，我曾抬頭一望，真是萬籟俱寂，好月當頭。
 
還有一件，是我、馬莉還有沈、伊二位，我們相約一起游了趟韶山沖，相互拍照合影，臨走，還各自請了一尊毛澤東紀念雕像。說起伊沙，《與詩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爭》，2002年5月23日《南方周末》，下同）風波后（2002年），我曾在網上有過交手，后來，在廣州的一個詩歌活動上彼此相遇。長沙再碰面，已算是故交了。伊沙的《車過黃河》我很欣賞，曾撰文一贊（發《羊城晚報》），說將來或有好事者，將該詩刻碑立于黃河邊。詩中所體驗的，1980年代南來北往的學子皆有，惟獨伊沙寫了出來。人類的忘性是很大的，所以才有刻碑之舉吧，現在乘和諧號穿行大河南北，已斷難想象當年那一幕，人們連憑窗一望黃河的儀式感和沖動，也沒有了。這里就涉及到一個文化積淀問題，政治上的造神運動、偶像崇拜，固當唾棄，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某種價值觀念的棄取，審美趣味的美惡，都是學而時習之、習而時學之，沉心入腦、布乎四體，經過長期演練實踐才能形成“積淀”。現在電視、網上，街頭、車內，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相比之下，詩歌的身影和聲音，是不是太小微了？誰在為詩歌戰斗？
 
第四件，會上還有一個巧遇，就是一進會場找座位，赫然見女詩人路也的名牌與我比鄰。之所以有“赫然”感，蓋由于《與詩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爭》一文批過路也的詩，正所謂“人生何處不相逢”。《與詩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爭》一文寫在下海歸來，我對詩壇人物是熟者自熟，生者陌生。路也即屬后者。偏于指摘一路的批評，有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發則未免激烈。問題在于，在與論敵相逢一笑之后，對方不以為意，自己轉覺不安。《與詩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爭》一文頗使我領略了這種內傷。由此你就可以理解，為什么眼下文壇“贊歌批評”大行其道，而“指疵批評”（尤其是“酷評”）銷聲匿跡。常在文壇混，是會消磨斗志的。何況如今人們咸與撈世界，利益驅使日盛！
 
 
1982年10月結婚證上的愛人同學
 
話既說開來，茲再舉一例。湖北有位女詩人叫阿毛，寫過一首《當哥哥有了外遇》，為《詩刊》推重，多處選載。這是一首有批判現實意義的口語詩，在當時回避現實的詩壇風氣下，也算難得。但該詩通篇只表達了一點：哥哥有了外遇，我們全家都恨不得殺了他。作為一首詩，而且是作為一首被如此推重的詩，我就覺得這是很不夠的，是成問題的。這和“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有何不同？郭老的大白話，好歹還有“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兩句判詞，你得承認，寫得準確傳神，阿毛的詩就純屬意識形態了。于是，就寫了一篇指疵批評。這下捅了馬蜂窩，熱鬧了，《詩刊》組織了一組文章，湖北作協的機關報也大版面推出集束反批評（由鄒建軍教授領銜）。我這個人似乎生性好事，文章容易惹是生非，但肇事后，卻從不與人纏斗。當年初回廣州（我大學畢業后分回北京，后來為解決兩地分居，棄京就穗，時為1984年），我的一篇《廣東文壇為何靜悄悄？》在《當代文壇報》發表，在該刊引發為期一年的熱議，我也只是作壁上觀。至今我都認為，我在批評阿毛此詩，包括《與詩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爭》一文批評所列諸詩，我所持守的審美立場是成立的，是有道理的，但似乎沒有幾人作“專業”談。后來，好像是在廣州的一個詩歌活動上，我碰到王光明教授的女弟子、詩人羅小鳳，才知，我那篇文章一擊興浪，竟使阿毛聲譽鵲起，《外遇》成了阿毛的成名作、代表作，以致阿毛本人也不得不有所分說。聽了不禁莞爾。那時，阿毛已成首師大住校詩人。
 
關于新詩有沒有形成自己的傳統，曾在詩壇引起不小的討論，此事緣起于吳思敬與鄭敏的一個詩歌對話，激揚成波就有我的一篇《無效的新詩傳統》（刊于《華夏詩報》），許多學院詩評家卷入。事涉百年新詩評價，學院最是近水樓臺。最近，我在《羊城晚報》發了一篇《為何當下詩壇總是鬧笑話？》，又引發了詩評老將楊光治先生的反批評。對詩壇現狀我是敏而敢言的，也因此容易置身風口。我覺得詩壇活躍的爭鳴氣氛，是有益于詩歌發展的。現在贊歌批評大行其道，蕓蕓評獎也可作如是觀，你不覺得挺有些乏味嗎？
 
說回“四大”吧。陳仲義對詩壇的先鋒性探索、詩歌流派很敏感，獵狐熱情長葆不衰。他是詩人之友一型的詩評家（相比，我就顯得不夠厚道了）。我和馬莉曾應仲義兄和舒婷之邀，參加過一次鼓浪嶼詩歌節，印象殊佳。鼓浪嶼有一股藝術氣息、浪漫氣質，我依會議安排到一中學做了一次演講，后來還寫了一首題為《鼓浪嶼》的詩。仲義兄藹然有長者風，且打得一手漂亮的乒乓球，去年首都師大香山飯店詩歌研討會（2014年），我曾觀摩他與熊國華對陣，從而得見其豪邁奔放的一面。
 
沈奇也曾晤面（此前他曾兩次約過馬莉詩稿），印象中他對臺灣詩歌著力較多，也交流甚勤。在我對其詩的不多的閱讀中，我發覺他的詩歌創作，受此浸染，也頗有些海峽那一邊的氣味。臺灣詩壇由于不存在“斷裂”，雖現代派風起云涌，猶有古典傳統浸潤，例如講究意境和用典，更有“修辭立其誠”。我的同事、詩評家陳實有言：“北島是百年的北島，余光中是千年的余光中。”這應是就文化底蘊而言之，焉知二人之詩，不會因為這底蘊而久暫有別，百年自百年，千年足千古？當然，北島的朦朧詩開山祖地位，似無與爭鋒。大陸這邊，由于文化“斷裂”、“運動”不斷，根基不存，自也特多“風云”詩人。這從兩屆“現代詩流派群體大展”上，也還能看出來。沈奇曾贈我一組“現代詩話”打印稿，文字干凈，頗有見地。俗話說，女兒好，女兒是媽媽的小棉襖。詩話這種小微文體，有點像小棉襖，是很貼心、體己的。詩話無論毀譽，多系動心之言，詩評家在詩話里表達的，往往較核心期刊論文更為真誠。這也是我樂讀和樂寫詩話的原因。


2007年
 
說到這里，我覺得有必要在這里倡議一句：應該開展兩岸新詩的比較研究。這是新詩的一種橫向比較研究。據一項材料，臺灣詩人有“羞于與大陸詩人比肩”之說。日本漢學界在對兩岸當代新詩的研究中，也對臺灣那一邊特別側重，個中道理，值得一探。這種比較研究，對思考當下新詩如何走出困境，或許有所借鑒。
 
 
張后：2002年5月你發表在《南方周末》副刊的重要詩歌評論《與詩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爭》一文，引起廣泛影響和注目，在網絡掀起長達一年的爭論，是當年詩壇的重要事件，當前中國詩壇口語詩，似乎完全占據了詩歌主要陣地，以致抒情詩人也有一些投奔了口語，你認為這個現象會存續多久？
 
朱子慶：那篇文章針砭時弊，確實有些影響。那時《南方周末》正當“盛年”，發行百萬，此文發表后，被不知凡幾的網站冠以“炮轟”二字轉貼，印象中像揚子鱷論壇等一些有被文章掃到的詩人盤踞或活躍的論壇，對我口誅筆伐得厲害（其中有些詩人如阿翔、藍野，后來都曾照面，并成了朋友）；郁蔥主編的《詩選刊》全文轉載了此文，還配發了一篇署名李葆平的反批評文章，好像還發了編者按。我記得翌年東北出版的《2002年最佳詩歌》一書，在序言中，主編宗仁發有個說法，說此文與于堅的組詩《長安行》的發表，是2002年中國詩壇的兩大重要事件。
 
 
2010年 與韓東
 
那時我剛剛結束了七星書舍的書店生意，正欲“收拾心情做文章”，《與詩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爭》是我復出所作的第一篇。是因為與詩壇有了一段時間的疏離吧，驀然接讀當時的詩歌，其實主要還不是網絡、民刊的詩歌，而是像大陸的《詩刊》（剛巧是下半月刊創刊號）、臺灣的《創世紀》這樣的大牌刊物，許多詩作是如此地平庸和不堪，怎么說呢，令我驚訝，激憤，不能接受，就既任性又分析地“罵”將去。文章發表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們收到了不少老朋友的電話、來信，像周良沛、邵燕祥、謝冕、林賢治、徐敬亞、賴海晏，和陌生作者的贈書，表示聲援和贊同，可見失望和不滿積怨已久。像此文這樣公然炮轟大牌刊物，點名批評許多人、詩，不敢說空前，此后，至少至今也未再見到，因為后來的詩壇一如整個社會，都已經利益集團化了。你有沒有注意到，現在所謂“酷評”已經銷聲匿跡了？
 
當時我和馬莉都還沒有涉足網絡詩歌論壇，是《詩選刊》的朋友趙麗華告訴馬莉，說你們趕快上網看看吧，有人在假冒你們的名字發帖，出你們的洋相。結果我們就被誘到網上，看到這篇文章被到處轉貼、置頂，并冠以“炮轟”二字。最初我還不明所以，以為那是在炮轟我的文章呢。
 
我還聽說，這份《南方周末》曾被誰誰送呈中國作協領導和老詩人賀敬之，某種意義上，成了反映情況的“內參”。那時的詩壇已因“朦朧詩”之爭造成分裂，像《詩刊》這個中國作協機關刊物，幕后也醞釀著權力之爭。“陣地”一詞我們現在是不大說了，但是只要存在趣味、理念、道路之爭，報刊的“陣地”作用就存在，“陣地”之爭就少不了。那時廣州有個《華夏詩報》，詞鋒激烈，被視為保守派的“陣地”。我覺得只要不牽涉政治迫害，文藝論爭是大有利于激活和發展文藝的，但現在的文場，你已很難看到真正的思想交鋒了。
 
“炮轟”《詩刊》事件的直接后果，是我和馬莉被該刊主編內部宣布“停賽一年”。實際上一“封殺”就是八年，是不是有點殘酷？直到李小雨當上主編，才又開始發表馬莉的詩歌作品。這八年里，作為副主編的李小雨不斷地安慰馬莉，“別急，再等等，再等等”。那時，因為不當權，即使李小雨交待約的馬莉的詩稿，最終也被“拿下”。由此，你就知道什么叫“當權”。權力是霸道和冷酷的。馬莉破冰后，我曾投過一篇與謝冕先生商榷的文章，責編說不錯，送審了，后來無疾而終。謝冕先生真好，我很喜歡，還吃過他太太做的清湯面條。那次在謝府，我看到一篇平鋪在桌上的文稿，是論舒婷的創作的，紙面大，留白多，特別便于作插入式修改。吳思敬先生也好，所以，我總樂于在文章中與二老“抬杠”。我所見過的老一輩詩人里，艾青、牛漢都特令人敬愛。牛漢詩如其人，是赤誠的漢子。艾青話不多，最有大師范兒。
 
馬莉被株連，很是無辜，只因她在《南方周末》編發了我的《與詩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爭》。李葆平的那篇文章，指稱《南方周末》刊登此文是一個“陰謀”，究竟什么“陰謀”？我們至今也不明白。不過，放眼全國，確實，也只有《南方周末》這個大牌報紙敢于批評，敢登此文，用該報副主編徐列當時的話說：“反正我們不怕得罪《詩刊》。”
 
“停賽一年”，聽來很像是一個足球隊里的內部處分。其來有自，因為我和馬莉與《詩刊》都有著深遠且親切的淵源。馬莉是《詩刊》第一屆“未名詩人”改稿筆會（1985年）的學員，后來詩刊社推出“未名詩叢”，還為馬莉出版了第一本詩集《白手帕》，這是一本口袋書，稿費60元。如果我沒記錯，那時詩刊社還出過一份內刊，《未名詩人》，專門刊發刊授學員的作品，我曾應朱先樹先生約稿，為學員作品寫過點評。
 
至于我與《詩刊》結緣，就更早了。
 
我大學畢業分到北京的中國版本圖書館工作（1982年），分配的單位宿舍，是在朝陽門內大街203號大院。這是文化部系統的一個宿舍大院，名流薈萃，藏龍臥虎。我是一個剛剛大學畢業的毛頭小伙，而那里面出出入入的人，似乎隨手一指，名字都響當當的令我仰視。我的住處規格可不低，一開始，是和我的同事、文藝理論家程代熙先生的公子合住一處（程代熙先生的夫人也在“版本”工作），那是茅盾先生當文化部長時住過的別墅，我們住在二樓，一板之隔的隔壁，住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岳洪治一家，彼此聲氣相聞。木樓梯、木地板，真正洋式的壁爐。但冬天冷得要命，盡管我們生了煤爐，掛在繩子上的洗臉毛巾，早上一摸都凍得硬梆梆的。這個“我們”是指我和馬莉，程公子在北京有家，沒怎么來這里住。有一晚我和馬莉興致勃勃，湊了一些報紙在壁爐點燃，驟然騰起的虛飄火團一下子把我們嚇壞了，我們哪里懂得火呢，這個浪漫之舉差點兒把茅盾舊居燒掉。

 
全家福 2008年于星河灣家中
 
順帶說一下，程代熙這個名字今人已陌生，談起朦朧詩論戰，人們充耳都是謝冕、孫紹振、徐敬亞，這自然是因為，歷史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程先生屬于論戰的另一陣營，說保守派也可，當年我是先在《詩刊》讀過他的大塊文章，后來因與他的夫人同事，才有幸見到他。程先生同樣對年輕人勉勵有加，我的畢業論文《論何其芳詩歌抒情氛圍的創造》，就是程先生在他主編的《新文學論叢》發出來的。我至今還記得那一次到他家拜訪，聽到他對理論界現狀的憂心忡忡之聲：“全亂了，全亂了！”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一個解凍和轉型的時代，我們必須沖破思想牢籠，但很少人清楚現實將如何演變，會有些什么結果。后來，當我從《文藝報》讀到一篇談文藝理論失效的文章，就不禁想起程先生當年這一幕。現在，你我都領略了詩歌理論的無效，實即理論權威的消失。價值共識，無論政治的、社會的，還是審美的，這個東西沒有了。多元化時代好，但這時代會有一種價值焦慮，你得擔待。
 
說回我與《詩刊》的淵源。當年詩歌評論家、《詩刊》副主編丁國成，詩歌評論家、詩刊編委朱先樹，都住在203大院。結識他們二位，應該是由茅盾別墅遷住到筒子樓之后（即大院一進門右手那座樓），在這里，我的隔壁住著許廷鈞先生一家，許是文化藝術出版社副總編，夫人曹其敏，則是中國戲劇出版社編輯部主任。曹姨知道我和馬莉都寫詩，就跟我談起《詩刊》的朱、丁二位都住在這里，而且朱先樹的夫人是她的同事。于是，就有了給丁國成先生投稿，不想就被采用了，這就是《新詩話四則》；更出乎意外的是，后來在一個吹著風沙的下午，在大院里碰到丁老師，他告訴我，我的文章獲得了《詩刊》優秀評論獎（1983年）。那時還不興搞頒獎典禮，好像也沒有什么獎金，不過獲獎證書很雅致，上面有鄒荻帆、邵燕祥先生的親筆簽名。
 
這里我想順帶說幾句的是，我在那時寫了不少詩歌札記，后來就以《筒子樓詩話》作副標題，到處發。因《與詩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爭》一文殺上詩歌論壇后，我寫的若干攻擊性文章，又都有一個副標題《瘦狗嶺詩歌筆記》，則是因為當時，家住廣州天河北的瘦狗嶺山腳下。我曾經很喜歡閱讀古代詩話著作，覺得既有思想啟發，又如閱讀美文，所以也深受這一文體影響。《新詩話四則》的獲獎證明了這影響的積極一面。我熱衷于寫詩歌賞析文字，而對空頭概念文章敬而遠之，也是由于這個原因。不足之處自然是不夠形而上，文章格局小。《與詩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爭》一文不尚空談，必點名，必舉例，也是古代詩話特重實證的影響使然。
 
 
2012年張后♂攝
 
眼下的詩歌評論大多有虛譽而無實贊，搔不到癢處，所以往往對作者、讀者兩無益。陳超我是很佩服的，但他的發在《詩刊》上的一篇年度詩歌述評，全文不涉及一個詩人名字、一首詩或者哪怕一句詩，對此我是略感遺憾的。我覺得現在好詩被埋沒，好詩人不能成名，就和詩歌評論的“有虛譽無實贊”有關。你看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品定了多少名篇佳句和好詩人。
 
這次獲獎使我成了《詩刊》的培養對象，后來，我有幸參加了《詩刊》組織的詩歌評論家讀書班（1984年），與阿紅、呂進、葉櫓、孫克恒、楊光治、古遠清、袁忠岳、竹亦青、黃邦君等前輩，一同住進了上園飯店，這次讀書學習的成果，是在《詩刊》刊發了一組文章。此后，原班人馬又應《詩刊》之招重返上園（1985年），為中國作協的新時期優秀新詩（詩集）獎做初評工作，記得詩人四川陳敬容就是在這一屆勝出的，是我給《老去的是時間》寫的初評推介，所以我有印象。
 
兩度歡聚上園，可謂投緣。此后，我們這班上園評論家應朱先樹、呂進二位招集，集群出擊過《中國當代抒情短詩賞析》、《中國當代哲理短詩賞析》，以及《上園談詩》等書。詩歌評論界有個“上園派”，就是這么來的，此派不像謝冕、徐敬亞“崛起派”那么激進，也絕非詩壇的保守派。我最年輕，雖然出入上園，傾心先鋒一路，馬莉就是枕邊的現代派嘛，所以，后來就成了游離分子。實際上是落單了，于是就有了后來獨自操刀的《中國新生代詩賞析》（1993年）。是曹姨向我約的稿，由寶文堂書店出版。時在“六四風波”剛過，由于廖亦武等人被抽稿，這本書出來就是“殘本”，賞析梁以墀詩歌那篇文章，被生生腰斬，這使我傷心之極，以致責編寫了挺長的信向我道歉，我都不原諒。畢竟這是我出的第一本書啊。那時出版一本書，可比現在稀貴多了。本書選入的不少第三代詩人佳作，后來被證明，就是作者的成名作、代表作。
 
以上所談，就是我和馬莉與《詩刊》結下的“梁子”，以及歷史“情結”。
 
“口語詩”這個話題，是我很感興趣的。“口語詩”在當下詩壇的肆虐，猶如黃河決口形成“黃泛”，對此，人們似乎只有徒呼奈何，因為在它的極其復雜的成因里，有兩條似乎是不可逆轉的，一是工商消費社會造成的文化的平面化、瑣碎化；一是互聯網平臺對有人為設限的紙媒體的沖擊，更將這種平面化、瑣碎化推向了極致。后者鏟平門檻，宣布了“人人都是藝術家”時代的到來。“世界是平的”，再無如鐵雄關、青天蜀道，這是否會終將導致人也將是“平的”呢?無疑，口語是平的。而“口語詩”，平淡有味則佳，平平，口水，則不如喝茶去也。
 
在“口語詩”這股意欲蕩平一切的潮流里，“抒情”被視為“煽情”，知識分子以及道義擔當的寫作，被視為“裝逼”。“口語詩”作為對“朦朧詩”的消解和反動，它最初的旗幟上寫的是“說人話”三個字，是蠻有點“替天行道”之大義的。那么，它究竟是“人性，更人性”呢，還是“非人化”的？對它的是非判斷不簡單，背后有一個“人的問題”。
 
反思一下相去不遙的“文革”乃至“十七年”，那的確是一片“無人區”，所謂藝術，如“八個樣板戲”，可以說“非人化”得厲害。此所以，以“今天”派為代表的朦朧詩，是崇高而富于戰斗性的，是驅逐黑暗、追求光明，爭取個性解放、性愛自由的詩。也惟其如此，朦朧詩人是不自由的，作品高蹈，不染人間煙火與人欲，未能復得返自然，悠然見南山。也因此，反其道而行者，如下半身、垃圾派，不免人欲橫流。按照“不平則鳴”的文學起源邏輯（西方則有“憤怒出詩人”），詩歌是詩人郁憤不平的產物，那么，平，將如何？無詩？做這樣的追問是有道理的，因為我們已經面臨一個平的問題了，自然的社會的人生的都有。例如，火車再加飛機，蜀道行也不難；三峽游人如織，神女已很心煩。由于交通工具的現代化，天塹變通途，《蜀道難》、《登高》、《神女峰》這樣的詩，或與之類似的詩，是無從產生了。平亦鳴，將如何？平平之詩就來了，口水化的詩，大量地來了。無以名之，曰“口語詩”。我最近重讀胡適先生百年前倡導的“八不主義”，忽然發現，眼下流行的“口語詩”竟是如奉衣缽，最得真傳。因為，“八不”是反教條主義的，“口語詩”確有將一切教條剝去之感，除了形式的、修辭的，還有審美的、義務的。這挺有意思。
 
新詩走到這一步，其來有自 。我在《舊體詩“逆襲”？》（見“羊城晚報”2015年）一文中，寫過一段話：“新詩被催生于上世紀初的一場‘文學革命’，是華夏文學歷程中的一個異數、變數。‘革命’基因加上傳媒公共意識訓導，使新詩宿命般地顯得人性、人情澆薄（二十世紀是一個思潮洶涌、主義纏斗的時代），在形式上也欠缺美構（流沙河即有‘失敗的實驗’一說）。”相對于古典詩歌的田園牧歌，我們這個在“斷裂”、“革命”、戰亂、斗爭、運動中走過的新詩，對太平而俗常的生活，是缺少表現經驗與傳統的。尤其是革命蕩滌了宗教，個人的精神修習幾無，而這是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我看電視劇，每當看到劇中人以古詩代言，比如一個單相思的臥病女子，對眼前人陳情：“落花已作風前吟，流水無情只東去”（而這是一部現代劇），我就在想：為什么不是新詩呢？新詩如果作為一種精神資源來考察，百年憂患之下，它還是太貧瘠了。
 
我們的詩歌觀念，也是重口味的。當年的朦朧詩戰將鐘文先生，對新世紀以來的新詩備感失望，在香山飯店的詩歌研討會上，他預言：“新詩正在走向廢墟。”“廢墟”？我一時不敢置信，以為聽錯了，后來同桌用餐，當面請教，沒錯。他談到，他對翟永明近年的作品也感到失望，見到小翟便不免有所言說，緬懷當年的《女人》寫得多么好。想不到翟永明卻說，拜托別再提它了吧，那首詩我是坐在醫院走廊里，一邊抹著眼淚，一邊寫在筆記本上的，那種痛苦，我一分鐘也不想再來過！可見其成名作亦屬“病蚌得珠”。你現在回頭看北島的《回答》：“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芒克的《陽光中的向日葵》：“它腳下的泥土，每抓起一把，都能攥出血來”；韓翰的《重量》：“你把帶血的頭顱放在天平上，使所有的生命失去重量”，這些經典力作代價沉重，無一是平平得來。然而，久亂思治，病體有康，人生有味是清歡，這份清歡，卻不是尋常人等可得領略，可以道出。力作不常有，媒體要出刊，此所以劣詩泛濫？都說1980年代詩壇好，那是在長期大黑暗、大壓抑之后，血沃中原肥勁草！如此機遇，不堪看。寧作太平犬，來讀口水詩。
 
在西方的語境里，所謂“上帝死了”，所謂“人死了”，其實，都內涵了相關話語死去的意思，或者就是從后者見出。那么，“人死了”，詩將如何？李澤厚先生曾熱切呼喚第二次文藝復興，亦即將人從機器（物質機器和社會機器）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再一次尋找和確認人的感性自身”，“活在自己的‘情—理世界’的心理構造里”。他的思考，是很有現實針對性的。如果立足于這一思考維度，我們就會發現，“口語詩”之過不在“口語”，而在平平無物，其背后，是缺少一顆“熱的”心。而且相比之下，古典詩歌這一傳統資源，似乎遠較新詩更能給我們以營養和修習。
 
“口語詩”泛濫是因為寫來容易，亦即“敲回車鍵”，一旦泛濫成潮，就有著一股裹挾性的力量。一些抒情詩人因此被誘惑，或受壓抑。在我看來，為人詬病的“羊糕體”、“梨花體”，其始作俑者，不過也就是牛刀小試了一把“口語詩”，只是玩砸了。“口語詩”要寫得地道，好，不容易。“口語詩”的問題，本質上就是新詩的問題。學者止庵有個說法，舊詩但有好壞，新詩須辨真假。所以在給馬莉詩集所作的序中（見《時針偏離了午夜》，花城出版社），說馬莉是真詩人，在他看來這是相當高的評價了，卻使我們大失所望。之所以會落差這么大，蓋因新詩泥沙俱下，無法自清門戶。舊詩的格律掩蓋了許多三四流詩人，而新詩的赤條條無衣蔽，卻也使多少才子殫精竭慮。
 
縱觀中國詩歌的歷史發展脈絡，由低到高，由雅到俗，總體上，原本就是向著普泛化敞開的。《詩經》風雅頌，風格高古，似乎很雅，那是由于古人淳樸、語言簡古，秦磚漢瓦本屬尋常，變成文物就雅了（令人聯想到當代藝術的“極簡主義”）。《離騷》講究文采修辭，就貴族化、士大夫氣了。到了漢魏六朝，始而“風骨”，繼以“綺靡”，達于某種極致，是很高級的；但最為后人推尊的，是陶淵明的“復得返自然”。到后來唐詩、宋詞、元曲，這些以詩歌體式標舉的時代，科舉和文官制帶來的是文人詩興盛，已較門閥貴族時代的制作為通俗，詩律的凸顯與漸寬漸泛，就更顯出一波比一波的俗下來，元曲比之唐詩，如果不考慮格律，其實已白得很，像“口語詩”了（這自然和蠻族統治有關）。但元曲尚有形式格律之美在，還是講究意境、詩趣的，今天的“口語詩”，卻顯得無此教養。新詩倡導于民國初期，成長于戰亂，迭經“革命文化”、“文化革命”，實在也與蠻族統治無異，遺憾的是，它的歷史底蘊太薄了。
 
 
2011年馬莉個展上 朱子慶與芒克 張后♂攝
 
教養，是風雅、高貴之源，我們現在雖已普及義務教育，甚至似乎高等教育也很普及了，但那是“應試教育”，考完就交卷了，全然沒有“學而實習之”那個“習”字，亦即“養成”的要求。“習”字的古字從羽、從白，據郭沫若解釋，意為晴日里的振翅練習。
 
風水輪流轉。不知你注意到沒有，自世紀初以來，舊體詩這股勢力抬頭，不但有新詩人“轉筆”、“雙筆”寫舊詩，更有許多年輕人趨之若鶩。這個現象值得注意。我是樂見這一現象的出現的。它將構成一種對新詩的競爭和擠壓，迫使新詩起而應變，反抗，接受挑戰。舊體詩完全卷土重來，使江山異色，似乎不大可能，但它將造就新世紀的“雅皮”，卻也可能。此一勢力，應是“口語詩”之敵。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新詩因告別崇高，“口語”化、“囈語”化，已拱手喪失大片讀者，萎縮，邊緣，改革求變的呼聲很高，卻欲振乏力。舊體與新詩相互激蕩，或可平復彼此間的鴻溝，優勢互補，相得益彰？
 
應該別開一門比較詩學，在新詩與舊詩之間。我想這是很有意義的。新詩界一味閉門搞自我糾偏，訂立“標準”、“有難度寫作”，不如近取諸鄰，看看野火燒不盡的舊體詩，何以風華絕代，植根人心，會有所借鑒的。老祖宗的“八不主義”，也是可以修正的，例如用典，例如對偶；特別是王國維的意境說，那里面有真知灼見。新詩應該提高自身的藝術魅力。
 
張后：你對中國的詩歌教育有何主張？如果中國換一種教育方式的話，你認為前景如何？我所說的換一種教育方式，是指從傳統的唐詩三百首發蒙教育改成用現代詩入手來培養兒童對現代詩的認知？
 
朱子慶：這真是在什么山唱什么歌！詩歌建設豈止是個人的名山事業，其功在普世、利在千秋的意義，我們今人顯然認識不足。“不學詩”的弊端和遺憾，不是“無以言”三個字所能道盡，然而，人，作為以言說為突出特征的動物，“無以言”已足可悲。人世間的許多悲劇由此發生。蔡元培先生有“以美育代宗教”之說，頗為李澤厚附議，美育之中，我以為以詩歌教育最為根本。海德格爾高度重視“詩意地棲居”，認為詩人是存在的發現者、持守人。這些觀點都彌足深思。
 
而詩歌教育的根本，在于立心。心在人立，詩在其中矣。
 
就我個人的成長經歷而言，我覺得中國詩歌教育所存在的問題，不是新詩與舊詩的比重問題（新詩舊詩，本質同一），而是未能將對詩歌教育的認識抵近立心一層，并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這方法中的一種，應能解決詩性思維訓練問題。世紀初以來，新詩內熱外冷，社會上嘲諷說“寫詩的比讀詩的多”，為什么會這樣呢？有創作不盡如人意的問題，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別忘了還有鑒賞者的那另一面。依克萊夫•貝爾的觀點，沒有鑒賞就沒有藝術。杰出的創作依賴天賦，鑒賞力卻可以通過訓練養成。如果我們的詩歌教育是行之有效的，不要說種瓜得瓜，教育出許多好詩人，種瓜得豆，至少也收獲了許多鑒賞家吧？但事實顯然不是這樣。我們現在有13億人口，每年幾百萬大學畢業生，然而《詩刊》訂戶，上、下半月刊合計，也才兩萬。商震有個說法，目前新詩作者人口有100萬。但何以《詩刊》才區區那么一點訂戶？順便帶一句舊詩，《中華詩詞》的訂戶也就兩萬出頭。全世界都在驚嘆中國人暴發戶般的消費力，中國位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捉襟見肘，詩歌界的窘狀，根子確實就在詩教缺席。
 
能改用現代詩“發蒙教育”，肯定孩子長大了更親現代詩。但選擇權掌握在家長、幼教老師手上。如何使后者（卻恰恰是前提）心悅誠服于此，這里的難度的確很大。“三歲定八十”，一定即一生。這又豈是“習慣勢力”那么簡單。要命的是現代詩超級自由，全然不睬形式上的易誦好記，遑論內容上多“離經叛道”？“九年義務制”是教育，此前階段應該叫作“哺育”，強調營養，尤須施教者“食髓知味”。如此一來，染指“發蒙教育”，勢必導致改造我們的詩歌？作如此之想，我倒覺得未必毫無意義。
 
不管怎么說，現代詩歌切實的現實增長點在詩教。說來，現代人的幸福指數的增長點，也在詩教。這就是，從一個物質的消費主義者，變成一個審美的生產主義者。現代化辦公、大生產使人“異化”，相形之下，寫詩和參悟美構，真是一種可愛的小農經濟體驗。它有手藝性質。
 
我現在時不時會想到，應該開展一項當下現代詩與中國古典詩歌的比較研究。以史為鑒，可以觀得失。古典詩歌由于歷史跨度大，內容宏富，又且誕生于農耕文明時代，它對自然、社會和人的描述與認知，是經驗而正道的，且宜于誦記入心。而現代詩偏于個人主觀和知性，普遍性不足（共通心理積淀不夠），這當然也是時下極端個人主義和超級消費風尚使然。類似《春曉》、《登鸛雀樓》這樣的古典佳作，幾乎可以說是萬古長新的。
 
記得有一首特別上口易記的小詩，它由《春曉》中的一句，逆向想象，別開生面，我覺得是詩性思維訓練的一個有意思的東西：
 
記得當時年紀小，
我愛談天你愛笑。
有一天我們并肩坐在桃樹下，
風在林梢鳥在叫。
我們不知怎么睡著了，
夢里花兒落多少？
 
據說此詩作者是易君左，民國年代的名士。他的公子、詩評家易征，即《現代人報》創始人，我很欣賞，在他身上，還能約略看出乃父的名士范兒。現在這樣的人，真是走一個少一個了。我曾在電視上，看到過張怡、白楊等老藝人相聚而歌此詩，應是民國年代流行一時的電影插曲吧。
 
談到這里，我不能不說流行歌曲里有好詩、有好詩人，像羅大佑、崔健、臺灣校園歌曲。其實自宋朝起，詩歌在自身功能上已發生裂變，“言志”和“緣情”各行其道，作為“詩余”的詞更體己，似道情，應時走紅。嚴格說來，按照中國詩歌的歷史發展邏輯，元曲后的下一站，應該就是流行歌曲，亦即歌詩。現代歌詩，篇幅與句子長短均無定式，是自由的，卻于節奏、聲韻，有一定的講究。由于所訴諸對象和內容的差異，格調上也有風、雅、頌之別。歌詩就是今天活著的宋詞。在這個意義上，新詩的興起，其實是“詩言志”一派路線的中興（當年《詩刊》創刊，臧克家、徐遲他們請來的老人家的墨寶，題寫的就是“詩言志”三個字），所以你能看到，它延續了“國家不幸詩人幸”的路數。詩歌走到宋，已較唐詩更為知性化了，這應該是文人士子們的部落化生存，即越來越疏離耕讀而游走都市使然。社會分工使部分人從自然生活中分離出來，而且理性思辨日益發達。到了現代，官員、教授、專業創作人員，體制化生存，使他們市井生活亦稀，現代教育與網絡化生存，更使我們的生活愈益符號化、虛擬化、抽象化（據說有一家長餐桌教子，問：“你知道盤子里的菜是怎么來的嗎？”答曰：“是盤子長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當人們都在蜂擁而上北上廣，其詩性生活卻在減退，此所以周末、節假，人們要蜂擁“下鄉”（實即“還鄉”），仿佛“生活”在別處。觀光景點如今成了詩人的熱門題材，在舊體詩界尤其如此。說觀光景點里的活動不是生活，肯定偏頗了，但那的確是一種觀光消費，這類活動產生不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美妙體驗。這是很無奈的。陶淵明、李白、蘇軾以其行跡為山河增色，我輩徒有“登臨”的份兒。
 
現代社會是一種工商法制社會，法網恢恢、道德藩籬，已經把傳統社會士子、騷人涉足、涉筆的許多東西列入禁區，比如在公園、景區，菊花不準采摘，街邊、小區的草坪已不能踏足。一個都市長大的孩子，天天見芳草而不能一親香澤，你說他能寫出（或讀懂）“天涯何處無芳草”嗎？現代社會生活的盛規矩、尚潔癖，在文化“生產”上將會帶來什么？老歌德當年在樓上窗里，看到街邊耍斗的孩子見警察來驅即作鳥獸散，感慨孩子長大勢必怯懦，是很有見地的。賈島有詩：“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什么不平事？干卿底事？你極端分子啊？殺人皆罪，唯法正義。如此，詩人何為？李賀有名篇《蘇小小墓》，柳永為青樓姐妹寫過不知凡幾的妙詞，這些擱在今天，是要被拿來問罪的。其實，放眼現代世界，我們會有很多詩人何為的疑問，因為詩人所能為的空間，亦即人之所能為的空間，著實已經不多（阿波羅登月后，中國的月亮也被解構了）。現在街上老人摔倒都扶不得。還有城管驅打攤販。你得佩服白居易，他在朝為官，居然敢寫《賣炭翁》，敢寫“漢皇重色思傾國”（誰都知道“漢皇”即吾皇）——當然，寫這樣主流的詩，作為一個現代詩人自然是不齒的。其實恰恰社會越是如此，越是需要詩人，需要詩歌，因為，詩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在一個世故而算計的社會，獨有詩人驅虎豹，更無皇帝敢新衣••••••呵呵，這真叫虛張聲勢了。打住吧，創作自由，哪能向詩人要求什么!
 
話扯遠了。你說到用現代詩代替“唐三百”發蒙，《遠與近》如何？文字是很清淺的。但與上面所談《春曉》相比，我覺就有正變之別：
 
你一會看我
一會看云
你看我時很遠
你看云時很近
 
所謂教育立心，除了引發兒童正道的五倫感情（即天地國親師）之外，授予正確的認知之道（名實相副）也很重要。從詩教角度反思一下現代詩是有意思的。現代詩對現代社會的反映是正呈相多呢，還是變呈相多？當年那場朦朧詩論戰，所謂“令人氣悶的朦朧”，說的就是主題的過于曲折隱晦。這樣的詩像無法回正的魔方，成人把玩或可，以之“發蒙”就困難了。《遠與近》較之《春曉》，就屬于變呈相，更曲折隱晦。有一個詞叫“變態”，與之相對的是常態，亦即正態。《遠與近》擬態的情景，相比于《春曉》，更多變態意味。而幼教，總以“正名”為先。你可能會說，這未免太正統了。三歲定八十，焉可不正。現代詩取悅現代成人已難，欲入兒童耳目，就有路徑上的障礙了。早有西方學者指出現代藝術的“非人化”問題，眼下中國詩壇的現代詩，這個問題是不是也很突出？
 
常言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樹人之道，一在授予存身技藝，一在建構心性本體。而美育之于立心的重要性，有關當局恐怕存在認識上的不足。
 
詩歌教育對締結現代人“情—理世界”的心性本體至關重要，以詩啟蒙雖屬傳統，是“習慣法”，卻又很現代，應是素質教育的必修課之一。上面談到現代社會的一些問題，它涉及的其實是一個不為物役的“反抗現代性”問題。
 
現在我們關心頂層設計的多，你從關心現代詩的命運出發，思及發蒙教育，這其實是個“人的設計”問題。茲事體大。
 
 
2007年暑假朱子慶朱力安父子對弈軍棋
 
張后：當代中國，詩歌越來越邊緣化、小眾化，詩人似乎成了一個弱勢群體，有什么方法可以重回所謂昔日的榮光嗎？
 
朱子慶：重開科舉，以詩取仕。這當然是天方夜潭了。
 
詩歌之所以在我國文學史上地位顯赫，的確是和圣人垂教（孔就特別重視詩教，與柏拉圖大異其趣），特別是官家以詩取仕，有很大關系。以詩取仕把詩歌擺在了一個顯要的價值位置，自然就成了顯學了。官員、士子這些主流社會成員，被一網打盡，都成了詩人，就是不那么高明的，也附庸風雅，成了鑒賞家，可以群起點贊詩歌。何況上面常常還有皇帝（像李煜、宋徽宗）或領風騷、或附風雅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現代高考已不能與科舉同日而語。這不僅是考不考作詩的問題，還有一個“思想資源”（即儒教）問題，更有一個皇帝欽點狀元，金榜題名、前程似錦、光宗耀祖的問題。既有現實考量，更摻和著精神價值訴求。當然，要命的是取締思想自由。而如今的高考，著眼的已是名校和專業，純粹在生存漩渦里打轉轉了。所以，即使考作詩，也難有古人那種比較神圣之感了吧。
 
但高考如果有作詩一項，對于重振詩教，從而使詩歌擺脫邊緣化困境，無疑是一劑良藥。因為歷年的盛況告訴我們，國人對高考只看重是無以復加的。列入高考項目，無異于國家為詩歌“背書”或“立憲”。眼下最值得反思的也許是，為什么新世紀以來詩歌邊緣化得如此迅急？工商消費社會是不是一個消解詩意的社會？反功利主義的純詩觀流行，對詩歌的普遍審美價值究竟是加分還是減分？也就是說，詩歌的邊緣化是否與詩人的自我責任放逐有關？面對工商消費社會的巨大侵蝕、“異化”作用，詩人是否有足夠的警覺和切實的抵抗？
 
放眼全球，詩歌因受眾和作者的萎縮而日益邊緣化，不獨中國如此，它是世界性的，趨勢性的。但是在同樣的大環境下，舊體詩，目前卻呈彼消此漲之勢，創作群體再度集結、膨脹，各種官刊、民刊也在“放量”，不能不承認，古典詩歌傳統在現代中國活力猶存，相形之下，就顯得新詩內部的“行業整合”顯然不足。
 
新詩應該大力提高自身的藝術魅力，這是它深入人心，與舊體詩爭勝的必由之路。
 
重拾昔日輝煌之路曲折艱難，蓋因為，本質上，人的詩性思維以個體成長的某一階段最為旺盛，會隨著人的社會歷練見長、理性而轉衰，準此，人類族群的詩性思維，也以其成長的某一階段為勃興，而隨著社會歷史走出蒙昧、日趨文明、科技發達，同樣地隨成長而漸弱轉衰（你看少數民族，普遍能歌善舞，而高度馴化的漢人，好像大都成了沉默的羔羊）。文化的存在體量也會使人厭食，擠占創新空間，錢鐘書參觀了哥大圖書館后就感嘆，汗牛充棟，不必再寫書了。詩歌乃是一種創作，“自古名山僧占多”，當千古江山都被他者履過、寫過，則后來者何為？當古詩成了今人的代言品，久而久之，就成了成語。滿世界盡被成語化的時候，非詩化，會不會就成了詩歌創新的華山一條路？此所以有垃圾派、廢話詩、腦殘體？凡斯就跟我談到過搞垃圾派時，他是有過題材上的考慮的。下半身也是一種題材冒險。余秀華能寫出那樣一些詩，你不能不說和她的“腦癱”，亦即在現代世界的生活受限，是有一定的關系的。所以我曾拿她的成功說事，惡搞了一回老刀們的“腦殘體”（《詩壇葉公本是夢“殘”人》，《羊城晚報》）。
 
我身邊的詩人馬莉是另一路的典型。馬莉一直保有令人稱奇的創作活力，在心性上，她就屬于長不大的孩子（“天人”）那種異類。她從小“自閉”，不喜聚游，耽于秘處、幻想。這使得她耳聰于攝聲，心靈于揣想，目不直觀而徑成像。當她涉足戶外，則處處新奇、無動不驚，聞花香，見果異，自然折花而嗅，摘果就口，津津有味，旁若無人。如今一把年紀而依然如故。馬莉《南方周末》的同事，有一天議論起馬莉，左方說：“馬莉是出污泥而不染。”沈灝糾正說：“馬莉天生就沾不上污泥。”這是一種很難見容于現代社會的生物。當然，這也使她得以“保留對世界最初的直覺”，寫出“海水難過時，會濺濕一個人的扣子”，“我找到一只烏鴉，就要唱歌給它聽”諸如此類的詩句。馬莉有一首《海邊的房子和罐子》，我極喜歡朗誦，詩中就有“罐里盛著咸水/咸水盛著白浪/和海邊的房子/和白浪里的海邊的房子/和白浪”，這種視覺和聽覺的通感，就有很大的冥想味道。
 
對于詩人處于“弱勢群體”這一觀察，我想，恐怕應是有爭議的。詩人在科舉時代的“顯貴”是明日黃花，在朦朧詩時代的“顯貴”是一場春夢。在今天這個很可能很漫長的庸俗的時代里，詩人想獲得怎樣的光榮？這是一個工商資本和科技主宰的時代，典型特征是科技興衰與股市漲落已成時代的脈搏。詩歌堪與爭鋒？
 
如果我們把新詩、舊體詩和歌詩（流行歌曲）做一體考察的話，就會發現，詩人并非“弱勢群體”，只是詩歌諸體以其功用的不同，而有世俗地位的顯隱。行于時者未必久于世，且看物競天擇。
 
“天擇”實亦人擇，是人類社會的抉擇。欣逢“盛世”，強國夢頻，詩人原是應該更有些底氣的。
 
詩人何為？努力為之。正如新詩鼻祖胡適的名號所示，胡適？適之。 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嘛。
 
如果詩人不是把自己也變成利益集團一分子，而是克己擔當，躬行“詩教”，修辭立其誠，詩歌或可以其增益社會福祉，而贏得更大光榮。
 
張后：你對中國女性詩人的現狀有何話要說？許多女詩人“詩而優則畫”，可以從馬莉姊談起？
 
朱子慶：女性詩人的崛起，是新時期以來的一大詩歌風景。“文革”前十七年有什么叫得響的女詩人嗎?好像真沒有，我曾瀏覽過那個時期的詩歌書目，現在能記起的女性詩人名字，也只有一個殷光蘭了。“文革”期間就免談了，男性詩人也盡被掃蕩。文藝是一面社會的鏡子。“樣板戲”里的女人，不是寡婦，就是老公跑單幫去了。但有一點，她們的社會地位有了極大提升，尤其是在后期“樣板戲”，已經凌駕于男性之上了（如《海港》、《杜鵑山》），這或與江青女士的“女皇夢”有關，但客觀上，安知不會使滿世界的女性為之揚眉吐氣？寫到這里，我想到朱力安寫的《老爸的光頭》。當年我欲剃光頭，發廊小姐問：“你太太同意嗎？”兒子耳旁提醒：“老爸，你現在后悔還來得及。”為什么會這樣？女權也。“文革”前女性地位有這么高嗎？有論者指出，舒婷的成功，為女詩人群體的崛起起到了示范作用，這是很有道理的。為什么以“文革”為分水嶺，其前其后，女性詩歌“生態”會冰火兩重天？這也是涉筆所至，才使我頗感驚訝地想到的一個問題。
 
無可否認，女詩人的藝術直覺得天獨厚，所以一旦喚醒，靈氣四溢。
 
在眼下這個快節奏的現代世界里，女性以其愛美和母愛兩重天性，敏感而細膩地慢生活著，所以其時代感知別具只眼。加之心性純潔，她們自然更多地為愛與美的女神所眷顧。一般說來，女性總不如男性涉世深，但審美感覺恰又講究“距離”。還有，女性更天真，更人性，不那么急功近利以致“異化”。凡此種種，造就了女性詩歌風景獨好的這一面。 我的這些說法，也許多少偏于我從馬莉這里所得到的觀察吧。
 
時下有不少女詩人在畫畫，像海男、瀟瀟、趙麗華、李明月、宇向、陽子、三色堇、安琪、杜青等。馬莉畫畫是起步很早的，她從小就畫畫，可以說無師自通；后來考大學，在報考中文還是報考美術有過糾結，只是覺得美術可以自修，而文學必須系統地學，這才考了中大中文系。1991年2月，馬莉在廣州藝術家畫廊舉辦第一個個展。是時任畫廊總監的陳小丹女士在朱力安的T恤衫上，發現馬莉的手繪十分好看，就來我們家看畫，那時客廳、臥室、餐廳到處都是黑白畫，當即拍板要給馬莉辦個展。那時中國的藝術品市場還在沉睡中。互聯網興起后，馬莉開新浪博客，繼續畫畫，而且從原來極簡的黑白畫，一變而為奇瑰的抽象畫。詩人老巢對這些作品很欣賞，頗為鋪張地在一期他主編的〈詩歌月刊〉上，從目錄到內頁，通刊采用馬莉黑白畫作裝飾、配圖，效果強烈，盡享殊榮。
 
此后馬莉的一個飛躍，是開始了架上繪畫：畫油畫，出手不凡，熱情高漲。其中，尤其以“中國新詩百年百位詩人肖像”的主題創作，特別聚人眼球，每完成一幅上傳，都給人帶來驚喜，所畫梁小斌、芒克、顧城、海子、西川、食指、謝冕、耿占春、韓東、于堅、李輕松、海男、張后，不一一例舉了，從畫主到作者的風格，辨識度都極高，為網上、紙媒廣為轉貼采用。馬莉的詩人肖像畫被專業的和非專業的人士大加贊賞，在互聯網刮起了一股畫詩人肖像的旋風，繼之仿效者頗多，各種詩刊也競相以詩人畫像裝飾門面。詩人的面孔，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為畫家們所熱衷過吧。
 
與此同時，馬莉以其成功跨界，在女性詩人群里帶起了亦詩亦畫的跨界風氣。腳踩兩界的男性詩人向不乏例，像嚴力、呂德安、牛波、寇宗鄂、魏克，但大都以繪畫當行；朦朧詩老將芒克（我們都叫他“芒爺”），是詩人跨界的先驅，還有像俞心樵。但這似乎一直是男性詩人的強項。女性詩人是在馬莉一戰成名后，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染指繪畫，而且很快顯示了她們天分的這一面。
 
使馬莉的一戰成名的，是2011年在北京今日美術館舉辦的個展：《觸——馬莉中國當代詩人肖像畫展》；在2號館二樓寬敞的大廳里，一舉展出了三個主題71幅油畫作品；展場規格之高、宣傳力度之大、畫展開幕式之盛況，乃至畫展驕人的銷售記錄，都使馬莉站到了女性詩人跨界的風口浪尖上。今日美術館是北京民間美術館頭牌，許多藝術家鍍成金身的地方。此展系由南方周末報主辦，該報四度刊登馬莉畫展廣告，廣告辭是：“重新認識我們的馬莉！”馬莉是作為該報代言人出現的，足見該報對其藝術實力的高度信任。在此次畫展上，有三個買家合計購藏馬莉28幅作品，其中著名出版家、學者賀雄飛購藏了7幅，中國現代文學館收藏詩人肖像20幅。美術界“大佬”栗憲庭、陳丹青都為馬莉畫展作序。央視、騰訊、中國文化報、詩歌月刊、南方人物周刊、南方都市報等都有報道，《名作欣賞》雜志和南方日報出版社還為馬莉出版了畫冊。
 
在現場研討會上，學者止庵特別強調說，不能以馬莉以詩成名在先，就冠以詩人畫家之名，馬莉天生就是畫家，和詩人不詩人沒有關系。其實，馬莉的第一個畫展（1991年），就是在廣州美術學院李正天先生激賞之下促成，李老師還為馬莉的畫展寫了《前言》。
 
2013年，著名詩人梁小斌突然中風住院，因為沒有工資、醫保，治療很差錢，葉匡政等詩友于是在網上發起募捐活動。馬莉起而響應，將得意之作油畫〈蝴蝶船〉付之網拍，在不到3小時的時間里，成功拍出，募得善款15萬元。此舉再次令詩界朋友刮目相看，鼓舞了意欲跨界藝術圈的詩人們。
 
坦率地說，從馬莉這里我也深受鼓舞，我自奉“陪讀”，耳濡目染，也獲益不少，以致2013年的某一天上午，趁馬莉高臥（那時我們還住在辛店藝術園區，她一般上午都起得很遲），我便抄起她的畫框畫筆，濃墨重彩，畫了我今生的第一幅油畫〈自畫像〉，讓春眠不覺曉的詩人醒來大吃一驚。在接下來的幾天里 ，我又畫了馬莉的肖像和詩人沉沙的肖像，再后來是《游走的狗》等五幅。2014年我的這幅油畫處女作〈自畫像〉，參加了題為《20年—我們一起走過（1994-2014）》的宋莊藝術家自畫像群展，并被宋莊美術館購藏。
 
回想起來，我還是在讀中學時傾心過畫畫，水彩畫《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實為勾線填色），曾與我的那首詩一樣，被展出在學校的宣傳櫥窗里，畢業時，被我們班的班長朱共培拿去收藏，如今也不知存世否。我的美術老師是著名畫家趙士英先生，教我們時，所畫《魯迅》已參加全國美展獲獎，后來跳槽到《舞蹈》雜志社，我在〈人民日報〉和不少雜志上，都看到過他畫的舞蹈速寫和插圖。 那會兒中學老師里出人才，劉心武、張同吾都是。
 
對于漸成風氣的詩人跨界畫畫，我認為應該與詩壇舊體詩的復蘇，一并視為民族文藝復興的可喜現象。盛世興文，這個文正是以文藝為主的廣義的文化。回首我們漫長的傳統社會，本來詩人就是琴棋書畫兼善的，在歷史走過了一段彎路后，經濟社會繁榮和個性解放，使現代詩人得以釋放多方面的才藝。
 
“詩而優則畫”的提法蠻鼓舞人，事實上，詩才乃是文藝創作的一種根本性才能，亦即慧根，但有慧根，無施不可，觸手成春。所以，我是樂見將有更多的詩人跨界的，而且預期這些詩人畫家中，必有在藝術上大展雄才者。我的理由，還是詩才的這種慧根性。
 
張后：你回到北京之后，選擇定居在宋莊，你對這里的環境還滿意嗎？當然包括生活、藝術、學術等等方面？一般情況下都與哪些藝術家打交道？都做些什么或談些什么？
 
朱子慶：借用朋友趙慶的詩句來表述，宋莊乃是共和國的一段“盲腸”。這個說法太有意思了，“盲腸”二字大有可玩味之處。好像據現代醫學研究，盲腸之于人的整個身體，是一個沒有什么功能作用的器官，所以一旦它有炎癥，往往就落個一刀了之的下場。但天生一個盲腸在，它不是自在的；它是自為的，它為自己而存在。而據說美這個東西也是非功利的，“信言不美”，沒有一個商業合同像一首詩；與之同理，藝術也是如此，無用。別名畫家村的宋莊，恰與藝術同構，與盲腸同構。又由于它的獨立自為性，它與周邊世界亦即共和社會，確乎有些不同，不說“化外”，也多少有些“化不了的外”。當然，現在的宋莊已在手術中。
 
宋莊有一個文化上的占位特點，它在六環外，但黏在北京，不在帝震中心，卻與之有著微妙的脈沖互聯。不離不棄，若即若離，正是“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我們選擇定居宋莊原本考慮不多，就是投奔畫家村來了，馬莉一門心思想畫畫，我剛好又是北京人，也算是曲線回京。竊喜是有的，廣州是一個煙火人間好世界，然而作為文化人，終究不免有點寂寞無歡。
 
我們先落腳辛店園區（2011年），源于熱心的大鼓動家于建嶸的一番話：“還回去干什么？馬上租個院子住下，讓馬莉畫畫！等什么過兩年再過來？心氣都涼了。”說得真好。于是找房子。我們選定了辛店園區的一個農家小院，這里不僅價錢便宜，周邊朋友也多，像張禮誠、于貞志。身上沒帶錢啊，是詩人潘漠子先代墊的；砍不下價，是詩人臥夫幫著砍的價。至今那一幕歷歷在目。這么一個有情有義的宋莊，你說我們能不喜歡嗎？
 
宋莊的確像是一塊飛地，很多別處已不見或不常見的生活方式，還在這里上演著。說現代它超現代，說傳統它更傳統，總之這里是更交融更人性的。像我們在辛店時，后院住著一個和我們的兒子同齡的畫家兄弟，你會不自覺地挺上心，有什么機會總想招呼上他，有一次，院子里來了一只小狗，怎么也趕不走，一個電話，他便騎了三輪來，將它接走。城里的一個朋友送我們幾只小雞，春寒，不懂照顧，一個接一個死去，讓我們心驚肉跳，剩下最后一只，我們送給后院的畫家兄弟，希望能逃出生天，結果還是死了，說罷這件傷心事，卻見隋青捧出新作，他用他的畫筆，使這只可憐的小生命獲得了新生。伊蕾搬家，空間壓縮，家具堆砌，遂招呼我們上門任挑，連同大長沙發、五個桌子、三把太陽傘，還有鍋碗碟，兩度滿載而歸，弄得我們原本略顯空闊的畫室，一下子變得溫暖、闊氣起來。藝術大佬祁哥的妻子小文，詩人玙，支援我們院子的建設，送葡萄樹。裝置藝術家芳芳順路捎兩株野葡萄來，恰巧我們外出，就從院門上方拋進來。忽接前樓畫家楊洋電話，說小菜園收了些棒子，裝了一袋，叫阿姨擱在院門口了，指定是給雞吃的，要我們記著拿。我們院兒里洋姜豐收，吃不過來，結果詩人劉霞的樹美術館藝術餐廳，就多了一道名為“馬莉洋姜”的開胃菜。藝術家白新城兩口子，則對我們的腳丫塘貢獻了一株白色睡蓮，還有桑樹、棗樹。我想為馬莉做一架秋千，老白慷慨送我兩根長木頭……似這般共享式的生活，只怕別處難尋。
 
宋莊越來越大，各門類藝術家云集，躋身其間，會使你的知識視野、操作能力，更開闊而自信。像前幾年，每到冬季來臨要候鳥南飛時，我們會在栗樹咖啡畫廊舉辦一場詩歌朗誦會，由于這里各種要素齊備，幾乎沒花什么成本，就把朗誦會做得風生水起，一曲難忘。第一年我們策劃了《芒克馬莉詩歌朗誦音樂會》，芒爺的朗誦那真叫“大腕兒”。還有姬國盛的朗誦表演、旺忘望的口琴、徐懷超的吉他演唱。第二年馬莉個展，朗誦會都是少不了的，李輕松、潞潞、馮楚、張后、阿西、殷龍龍、廣州的朗誦家DJ馬莉，都遠道而來。去年12月，我和馬莉發起，在樹美術館藝術餐廳舉辦迎新年AA自助聯歡晚會，響應者破百，氣氛超好，馬莉拿出自己一幅細密畫，現場抽獎贈出。在這里，藝術與生活交融為一，你說是詩意地棲居，也不為過。
 
但如果說這里就是世外桃源，那肯定不對。屢屢被取締的老栗的獨立電影節、行為藝術家被拘、藝術家工作室被強拆，也都曾使宋莊波譎云詭，風聲鶴唳。
 
只要肯用心，這里當然是交流、學習的天堂。宋莊鎮43個自然村，來自天南地北的藝術家近萬名，美術館、畫廊之多令你咋舌。
 
張后：我發現你對造型藝術特別敏感，幾根小樹枝，就讓你砍吧砍吧變成藝術品了，你怎么發現你有這種創造能力的？是否想一直這樣進行下去？
 
朱子慶：自從去年入冬以來（2014年），我確實和木頭結下了一點緣，整整一個冬季里，大大小小做了近10余個擺件。馬莉最不待見我游手好閑，老想把我往藝術這條道上整，就格外熱心地張羅和指點，這個配個座，那個要再修飾一下，還煞有介事地擺上臺面。你知道宋莊是個大染缸，大凡進去的人，衣裳、手上不沾上點顏色是不可能的；但那里也高手如林，所以我雖有染指，卻重在體驗，不是很想往造型藝術上靠。我怕越靠越像藝術，我寧可做一種準藝術，或曰亞藝術的東西。老實說，有一件天趣盎然的槐根，為追求面相的藝術化，我給它涂上了金屬銅色，結果怎么看都像個工藝品，后悔死了。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我和馬莉一直是南來北往地走。那年10月，兒子朱力安回國探親，看畫室陳設簡陋，尤其缺少取暖設備，便網購了一臺法式壁爐，朋友又介紹了木柴商，于是得償所愿，我們可以在北京過一個冬天了。所謂果木柴，都是由果園淘汰的老果樹，截段兒劈成，硬實耐燒。冬季里每天下午四點來鐘的樣子，天色轉暗、降溫，收拾廢紙、樹枝引火生爐子，是一件很愜意的事情。但就在一兩天的投料后，我發現手上的木頭大可玩味，燒之可惜。它凸凹有致、似鬼如人，分明有一個熟悉而陌生的面孔隱然在焉。舉起來叫馬莉看，也嘖嘖稱奇。于是，留下。一來二去，發現漸多，有的如牛，有的似鼠，有的肖豐臀，有的類馬面，揭去樹皮，還會發現不可思議的蟲書。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后來到外面拾柴或者閑逛，就不覺多留了心眼，隨著天眼漸開，竟有許多俏物現身涌來。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人斯仁至矣。”說得有道理。
 
天地有大美，閑者偶得之。有一回到宋莊郵局取匯款，點屏得號，前面排了好幾十位，心說且等呢，就出來溜達。習慣性地邊溜達，邊把溝邊墻角瞄了一個遍，結果，就在門前的干溝里，發現一截半埋的樹頭。拔出來端詳，泥滿面，鬢如霜。當我用樹枝細細剃除泥土，漸顯的造型把我吸引了，我驚訝樹根竟有如此優美的扭轉，驚奇它在分叉和扭轉時，何以要酷肖人身，而且點算下來，竟似一家三口。那細腰豐臀的女體，一胯與旁物結合，翻成一臀；一胯垂伸作腿，扭轉為膝，膝又作臀，膝垂小腿，小腿又分下肢，赤條條宛似一個剛剛誕下的嬰兒。愛不釋手，回家繼以操刀，當諸體畢現，收拾男體下身，心說，此處或有陽具，真就出現了。當我在做這一切時，那種欲探欲奇、柳暗花明的發現的喜悅，確乎不是寫詩作文所能媲美。這是以發現為主的一例。當時不知這是什么樹的杰作，后來閱歷漸廣，我才知是個槐木樹頭，特多扭結的奇根，正是龍爪槐的一個特點。
 
初入宋莊，我們落腳在辛店村。去年，一條大路豁村而過，有近半村民拆遷，人去院空，等待推平。我和馬莉聞訊前往撿漏，挖月季花、紫蘇草、香椿樹，揀瓦片、鵝卵石，還頗挖回幾棵銀杏樹。我們院子里有一腳丫形水塘，塘深1.8米，天光云影，菱角睡蓮，環以銀杏，格外雅靜。可偏偏死了一棵，看看回春無望，我把它起了出來，不甘心地反復端詳，想把根留住：“做個紀念也好啊！”銀杏樹根皮干凈、光滑，木質松軟，刻來不費勁兒。當我讀出一個憂郁的羊臉時，不禁為之一震，那年正是羊年，真是求仁得仁啊。在我把羊頭側轉，順著左側“發髻”目光上移，我分明看到一個簡約又硬朗的牛頭。牛頭上的兩個彎角，又變形，成為一個細腰豐臀的女體，修長的腰身彎垂下來，自然就成了牛鼻，那個“發髻”毛扎扎的，此時像煞牛鼻頭。羊的右側“發髻”向上幻變延伸，形成另一女體，奇妙的是，此女體為背面，彼女體作正面。更有趣者，這背面女體，又俯伏在一個更豐肥的女體之上，而鼓突的牛眼如男根，與牛鼻和牛之一角，恰又結構出一男體••••••循著這些發現，刀刻之，打磨之，因有修補，最后又薄了一層金屬銅，此件《憂郁的山羊》令我愛不釋手，一回看，一回稱奇。伊蕾說，在自然界有很多雌雄同體的現象，信然。
 
至于《鬼達利》和《屈大夫》等，就用了更多刀刻的功夫了。但我決意要“替天行道”，只愿，用老栗的話說，“隨物賦形”，我覺得天工之妙出神入化，是人為藝術所不能比擬的。
 
帶著發現的眼上路，總能不虛此行。去年夏天（2015年），我和馬莉到北戴河中國作協作家之家度假，乘便一探未來的親家，結果在一山邊小村，頗撿到不少有趣的樹根。這都是些梨樹的根頭，褐色，硬實，特點是大多有一梨頭大小的球體。帶回宋莊后，照例是粗剪一下，丟入腳丫池。一周后，料已泡透，撈起除皮。樹根有佳色，每在除皮后。任是多么邋遢、臟亂的樹根，一旦除皮，已有三分可觀，蓋因木紋肉色自有天美。除皮帶垢，此時的樹根，純是一派清新。而原本隱然若在的種種形態，此時活現目前，自己也不免自贊：“好眼力！”從北戴河帶回來的梨木根頭，頗做出了幾件好東西，其中一件《吊燒雞》最是饞人。此件得來全不費工夫，除皮一看，活脫脫就是它，細長的脖頸隱見椎節，雞腳翅膀自然異色。我曾探索過木雕的防塵防濕以及防蛀保鮮問題，特別是原色保鮮，因為木雕一旦著彩，則木質木色木紋皆掩，猶如果子而色香味全無，天趣盡喪。最后，我發現無色鞋油最能盡職。這還是馬莉告我，究其來源，得自廣州美院李正天老師，李老師則系采納學生的發明。說來，這又是混在藝術家成堆的地方的好處，哪個藝術家會把用鞋油上光，堂而皇之地寫進書里呢。就是用了這種鞋油上光、保鮮，使這只吊燒雞，成為我收獲的為數不多的純天然木雕之一。
 
我從做木雕、根藝得趣良多，養蟲刻木，采根積材，我想我會樂此不疲地做下去的。或許有一天我會展出這些東西吧，但現在我且享受這手藝之樂。
 
我很猶豫的一件事是，在繪畫和木雕之間，也許我終將有一次抉擇！
 
張后：從什么時候開始有人說你長的酷似蔣公？有沒有劇組想請你演蔣公？
 
朱子慶：經常在一些公共場合被說起我像蔣公，大概這讓馬莉也覺快樂，所以也樂得摘下我的帽子，為眾人一展蔣公顏值。當有人這樣說的時候，我就只好自嘲：“像可是和是差得遠啦！”
 
記不起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有此一說，可以肯定的是，上個世紀就有了。也就有了一些有趣的遭遇，例如第三條道路的一個詩人，把我介紹給了他認識的八一電影制片廠一個朋友，據說那位朋友還把我的照片給了演員劇團團長祝新運。祝新運是電影《閃閃的紅星》里紅二代、可愛的潘冬子的扮演者。我讀中學時，寫的生平第一首詩，就是看電影《閃閃的紅星》，被發表在校園的宣傳櫥窗里。那時我是學校廣播員，童乃圣老師管宣傳。當我把詩給他，他似乎有點不相信，問我真的是你寫的？我說是啊！好像過了三天，這首詩登出來了：
 
我家小弟弟
今天真歡喜
進門立正敬個禮
高興勁別提
不等我開口問
他就說開哩：
英雄潘冬子
勇敢了不起
刀劈火燒胡漢三
看了真解氣
我是紅小兵
向冬子來學習
我也要做黨的娃
緊跟毛主席！
 
很主旋律是吧？人的文化起點是很難選擇的。我們讀小學一年級時，語文第一課，記得好像是《東方紅》。后來自己開書店了，偶然翻看《千字文》，才讀到“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當真震撼。“天地”是什么概念！這是多么不同的兩種文化起點！
 
后來我參加北京市少年宮詩歌征文，作品被詩人錢光培老師講評，那組詩就不是這個樣子了，記得題目叫《鉛筆刀》。我家本沒有這么個弟弟，卻寫得確鑿無疑，你看這是不是一個問題？當然，如果詩歌不允許虛構，世上也就沒有《神曲》了。《閃閃的紅星》這部片子有劃時代的意義，從黑白片，一下子進入彩色影片，反差太強烈了。尤其是有一個鏡頭，滿目青山綠竹，一江春水，金黃色的竹排順流而下，李雙江的一曲“小小竹排江中游”從畫外飛來，真是美極了。那時的我們眼干凈，心也干凈。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年，電影《孫中山先生在海外》劇組在中山市舉行開機儀式，我的同事上司柯可被聘特邀編劇，拉我去散心，不料一進會場，就被鏡頭和與會者盯上了，以為我是蔣公的特型，因為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都到場了，唯獨不見蔣公。我躲到緊邊上喝茶，還是有人過來，站在身后合影，后來導演干脆把我邀到臺上，和特型們一起做秀。那些特型都很矜持，不茍言笑，看來一旦做了特型，就要時時在“狀態”里，以便養成型主氣質。但據說，西方電影界不玩這個。遺憾的是，幾位特型均非大牌，不然現在我也可以炫耀一下老照片了。臨了，導演邀我做備用，還交待贊助商中山禮服公司，為我量身訂制了一套中山裝，在公司會客室墻上，我看到許多明星、要員的著裝照，像成龍、劉德華、李連杰啊，等等。這套中山裝我在兩個月后如期收到，上衣左片的內里，繡著孫中山先生的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還繡上了我的名字。穿上一試，合體又端莊，似比穿西裝更多幾分莊重，心里很喜歡，對出演蔣公，也不免有了一點向往。馬莉今日美術館畫展開幕那天，我就是穿了這套孫中山裝與瀟瀟一道，主持了現場詩歌朗誦會《今夜風向南吹》。那個電影，后來卻沒了下文，好像資金不到位，沒拍成。
 
2014年母校中山大學建校90周年，校慶的核心項目之一，是邀請90對當年的“愛人同學”，重返學校，再披婚紗。校慶大會的舞臺，就搭建在我和馬莉當年搞訂婚舞會的小禮堂前，當年我們的浪漫之舉的結果，是馬莉被勒令寫檢查，放入個人檔案，畢業分配我們兩人被刻意拆散（此事在央視的《見證》和鳳凰衛視的《魯豫有約》談得較詳盡），所以，學校此舉，實在無異于公開為我們倆平反。學校還從90對伉儷中特選了9對，說是最具代表性的，給每一對拍一部15分鐘微電影，在騰訊視頻播映。著名紀錄片《靖國神社》的導演李纓，擔任此片總導演。我和馬莉有幸入選，被化妝成90老人，在“如果我老了”的遙想和回望中，敘述了當年的校園戀情和無悔執著，最后在一曲深情的華爾茲中翩翩起舞，當真過了一把拍電影的癮。我們這一集題為《90燃情起舞》。
 
 
2013年10月馬莉朱子慶在馬莉新書推介現場
 
張后：談談你的家庭好嗎？我知道你原來是北京人，因為念書時與馬莉姊戀愛、結婚才去廣州生活的，你父母是怎樣的？他們對你文學啟蒙起到過什么作用？或說有什么樣的影響？
 
朱子慶：我的家庭啊，是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我與馬莉在政治話題上一旦有分歧，比如談到“文革”，馬莉就說你工人家庭出身，當然沒有受到沖擊啦。也確實如此，那時外地紅衛兵大串聯到北京，還住過我們家里。我依稀還能記起，那些女紅衛兵去天安門廣場見毛主席的前夜，那興奮的面孔。因為生長在北京，自然也就參加過一些國事活動，比如到長安街站邊，揮動小紅旗歡迎班達拉奈克夫人；參加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集會游行，我被安排走在隊列外側，聲遏行云地率眾高呼口號，這使我練就了一副好嗓子；還參加過紀念堂建設勞動。讀小學時，我是校合唱隊指揮；中學，是校宣傳隊員，表演過獨唱、折子戲。
 
由于這些政治歷練，我在讀中大時，寫過一首只有一行的詩〈標語〉：“神經性皮炎”。我把這組小詩〈標語集〉抄給了同學、紫荊詩社社長辛磊，他把它發在了〈紅豆〉雜志上。辛磊是馬莉的湛江老鄉，而馬莉讀書時，已在〈人民日報•大地〉發表組詩，在《人民文學》、〈北京文學〉發表詩歌，還沒畢業就加入了廣東作協。說來，當年我們中大的校園詩人相當有實力，馬莉就不用說了，辛磊的詩被謝冕先生選入〈中國當代青年詩人詩選〉，吳少秋是大家都看好的詩歌才子（柏樺在回憶廣州的讀書生活時，寫到過他），創作手法很現代，有一首詩，題為〈春天，一個孩子掉進河里〉，陳小奇后來更是以一首〈濤聲依舊〉走紅全國。我們讀書時，還排演過蘇煒主筆的大型組詩〈潮滿大江〉，蘇煒現在執教耶魯大學，去年還出版了舊體詩集〈袞雪廬詩稿〉，我給做的“跋”（〈公且住，讀蘇子〉）。
 
那個年代的詩人，每逢讀到好詩，會按捺不住要與人分享，辛磊就在一次散步時，跟馬莉談起過我這首詩，說，你知道嗎，七八級有一個男生，北京的朱子慶，詩寫得不錯。隨即把這首詩念給馬莉聽。馬莉心說，哦，就是那個在“迎新生晚會”上，朗誦郭小川〈秋歌〉的朱子慶？
 
我曾多次因為朗誦詩而得到幸運女神的垂愛。我給馬莉的第一印象，就是站在舞臺上激情朗誦〈秋歌〉（她也很喜歡郭小川，發在〈人民文學〉上的兩行一節、長句式的〈竹頌〉，就能看出小川體的影響。馬莉天分極高，從不僵化，總在蛻變），個子高高，一口純正的普通話；現在又有辛磊向馬莉介紹我的詩；后來我曾在〈魯豫有約〉朗誦過的〈致馬莉〉，則因獲紫荊詩社征文獎，被公然貼在中大圖書館西側宣傳櫥窗里（當時用的標題是〈致ML〉）。再后來，一起排練詩朗誦〈潮滿大江〉，我是領誦，馬莉是導演；一起排演話劇〈同輩人〉，我飾哥哥，馬莉飾妹妹，如此這般一來二去，焉有才子佳人，失之交臂之理？一見鐘情是脆弱的，不斷鐘情方能行遠。
 
我的另一次幸運朗誦，是和馬莉出席“華語傳媒大獎”啟動儀式，席間，評論家謝有順提請我朗誦詩，我朗誦了高爾基的〈海燕〉，現場熱情高漲，遂又朗誦了一篇〈前赤壁賦〉。記得在座有多多、徐敬亞、于堅，那次，馬莉朗誦了〈荒原〉（片段）。下臺剛落座，廣州方圓集團的副總簧新發先生移坐過來，說方圓集團10年大慶在即，擬舉辦大型慶典活動，想邀請我去朗誦〈海燕〉，兼做主持人，說此詩在那樣的場合朗誦最是相宜，必能激勵全體干部員工。這次演出，使我得以領略當時房地產企業的紅火和豪闊。
 
說回我的家庭。我父親祖籍山東諸城，是北京友誼時裝廠的廚師，受父親影響，我于烹調有感覺，頗討口。父親喜歡唱戲、下象棋，我家有一張他全副行頭的劇照，很氣派，他飾演老旦，《三國》里的吳國太。得其遺傳，我小學五年級考呼和浩特市京劇團很順，通過了復試，不過在最后體檢一關被刷了下來，心臟有三級雜音。我妹妹阿蘭也一塊兒考過，過了初選一關。京劇演員之夢未圓，不過唱起大段的現代京劇，我至今底氣猶在，有時氣沖霄漢。
 
父親的文化程度幾何，我竟沒問過，只記得某年冬天，我在外屋泡腳，父親對我說，你喜歡詩，你知道乾隆皇帝也寫詩嗎？他寫過一首《過金山寺》，隨即背給我聽：“青山竹影幾千秋，云索高峰水自流。萬里長江飄玉帶，一輪明月滾金球。眼望湖北三千里，朕看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時觀不盡，天緣有份再來游。”當時我覺得眼前仿佛有一幅意境開闊的畫面展開。尤其是“萬里”兩句，最有動勢，滾金流銀，一片璀璨。后來藝術修養提高，轉覺此詩不堪，多俗，匠氣，空洞，怎么能跟“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比！但我喜歡背誦古詩文，多少是受了這次詩歌之夜的影響。將好詩文誦記在心，不擇地而默讀之，也許是世間最美好的享受了。當你在大庭廣眾之下朗誦出來，還會為你贏得共鳴和掌聲。《琵琶行》、《長恨歌》、《哀希臘》、《海燕》，前后《赤壁賦》、《醉翁亭記》、《岳陽樓記》、《秋聲賦》、《石鐘山記》、《滕王閣賦》、《雷鋒之歌》（片段），這都是些較長的，短詩就不提了，點算一下，能脫口背誦的詩文還真不少。
 
讀高中時，我參加過東城區少年宮朗誦培訓班，老師是王毓鑄先生。粉碎“四人幫”后，北京詩歌朗誦會大行其道，我們曾被老師帶到劇院后臺，觀摩殷之光、瞿弦和、曹燦這些演藝界“大腕”如何備場，演出。那時的《中國的十月》、《一月的哀思》、《團泊洼的秋天》、《反聽曲》等，現在所謂“主旋律作品”，確實撥動人的心弦，令人心潮激蕩。曾幾何時，世界已煥然改觀。現在，政治抒情詩好像已經銷聲匿跡。
 
我母親是湖北漢川人，慈和善良，給了我很多愛。
 
 
右1朱子慶、右2馬莉、左1張后（2015年）
 
張后：朱力安肯定是深受你和馬莉姊的影響成長起來的？你對孩子都是怎樣進行培養教育的？他現在的發展狀況怎么樣？
 
朱子慶：朱力安發展得不錯，他現在硅谷一家世界500強企業工作。這家公司名字尚無通行的漢譯，公司業務也還沒有登陸中國，所以，遠不像他原先所在的亞馬遜為你我熟知。不過很快了吧，公司通過“獵頭”把力安招去，原本就有登陸中國大陸的考慮。力安現在是業務主管，忙起來了，我和馬莉擔心，這多少會影響他的翻譯和寫作。
 
說來這幾年力安的翻譯成績挺好，獨立翻譯的書有：[美國]海輪•凱勒的《我的人生故事》、[捷克]克里瑪的《沒有圣人 沒有天使》、[美國]杰夫•金尼的《小屁孩日記》（多冊）、[英國]伊妮德•布萊頓的《世界第一少年偵探團》（4冊）、[美國]皮爾斯《全能小子大內特》（3冊），與人合譯有[美國]奧利弗的《象牙塔里的乞丐：美國高等教育籌款史》。手邊正在翻譯的是美國小說家斯蒂芬金的一部新作。
 
當然，最能給我們帶來驚喜的，是他去年發在《花城》的長篇散文《斫琴記》，第一，這是一篇非虛構美文，第二，它讓我們歷歷在目地看到了力安的學琴、制琴生活，對其中表現出來的力安的身心狀態，我們感到很欣慰。這是一篇有份量的創作。力安曾有意把老師的《小提琴制作教程》翻譯過來，寫《斫琴記》，是作為該書的附錄來考慮的。但這本書顯然太小眾，出版機會難覓。這之前，他寫的《佛根第修佛記》、《夜訪高野山寺》，都帶有美文傾向，所以我覺得力安是有文學抱負的。后來《斫琴記》更名《鍋爐房的制琴師》，在網上推出了電子書。
 
安安讀小學六年級時，文章有幸被選入作文選《被污染的小孩•朱力安卷》（“百名作家子女作文精選叢書”，延邊教育出版社），后來又有所增益，以書名《老爸的光頭》單行。這無疑對他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安安上小學就讀《刺客列傳》，對刺客很感興趣，長大又特別喜歡嵇康。他11歲時讀《金庸作品集》36卷，《古龍作品集》多卷；12歲時讀《衛斯理科幻作品集》多卷，及福爾摩斯偵探小說、凡爾納科幻小說、約翰•皮爾少年恐怖小說。上中學后，嗜讀“二王”王朔、王小波。讀小學5年級那年春天，有一天他推開臥室門宣布：“我要寫一篇非常好看的小說，一天要寫一千字！”讓我們開心死了，充滿期待。此后他便一天寫一段，寫了就給我們看，我們看了就贊好，一連五天，天天給我們驚喜。贊好還真不是純粹出于鼓勵，就是好看。小說寫一大學畢業生當上見習推銷員，上門推銷牙膏，屢屢碰壁，不勝懊喪地走在街上，不知怎么踏翻一個機關，跌進了一個地下迷宮，由此躋身失落者俱樂部，有了一番人間游歷。人物生動、場景鮮活，那個顯然是力安影子的精明小男孩，一開口就把我們逗樂了。可是不知怎么寫到一半就停下來，只留下了“下面的情節將分A、B兩條路徑發展”，沒下文了。那時詩人張洪波在延邊教育出版社工作，給安安出過書，主編有《中學生讀與寫》雜志，馬莉就把這篇5000字的小說《神秘的俱樂部》傳給他，洪波看了也說好，就登了出來。傾向都是被鼓勵出來的，朱力安在文學和事業道上漸行漸好，就和張洪波、莫雅平（邀譯《我的人生故事》）、王小斌（邀譯《小屁孩日記》）、朱燕玲（邀譯《沒有圣人 沒有天使》）、陳峰（力主安安報考海牙國際刑事法庭實習，結果如愿前往）諸位老師慧眼識珠分不開。
 
“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說起朱力安受到我們什么影響，我想，主要還我們都嗜讀好寫，客觀上形成了一種學習家庭的氛圍吧。安安是我們一手帶大的，參加各種活動我們都帶著他，如馬莉與同事聚餐，如我們書店辦講座，我印象很深的一個場景是，我發起的《溫馨的回憶》全國征文大賽頒獎會，頒獎之后是舞會，我和馬莉下到舞池跳個沒完，安安就一直跟在屁股后邊轉。最根本的是，我們都很疼愛他，不忍讓他為擇校承壓、受苦，也沒把許多興趣班強加給他，自然更沒有視“分”如命，要爭第一。我們都活得自由而性情，所以也從不苛求孩子。好在安安天賦聰穎、自小正氣，沒怎么讓我們操心。
 
我們也因安安貪玩游戲和他起過沖突，但終能通過協商，達成共識，協議書被貼在安安臥室的門上，內容大體是：平時不準玩游戲，周六、周日下午，可以各玩兩小時。“自律者自由！”我對安安反復如是說。而馬莉，則對安安有無微不至的關愛。
 
當安安有問題請教，寫了什么東西，我們自是樂于解答，無限驚喜。
 
我們會幫助孩子斟酌文字，但安安特有寫作天分，“不二過”，所以沒讓我們多么費神。他大學畢業后文筆的迅速成熟，頗出我們意外。
 
最后，也許應該在這里“爆料”一個小秘密，即為什么安安長大而我們還這么年輕？為什么安安無為而治，發展很好？說來這和我1984年南下廣州，在列車上的一個奇遇有關。當時我是買的硬座，我對面坐著一位廣州軍區創作組的畫家，一來二去熟了之后（我是從北京調到廣東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都在文花圈），不知怎么他就問起我可曾婚配，我點頭，心說已配給了詩人馬莉，他于是問，是否考慮過要孩子？啊要的，豈能無后。于是他頗指點了我一些人生迷津。
 
關于孩子的問題，他說，要么不要，要么早要。此話怎講？第一，早要早長大，當你步入盛年，要干事業，不因孩子尚小拖后退；第二，當孩子大學畢業，要發展，你還沒退，還能扶上馬，送一程；第三，今生還能享受到孩子成材帶給你的福分。這道理講得太透徹了，“歸而謀諸婦”，馬莉完全認同。沒說的，要早要！
 
經研究，我們還順勢解決了下面的問題：是自然生呢，還是剖腹產？馬莉身形嬌小，如果自然生不順，就要再挨一刀，豈不吃苦！不如拿定主意就剖腹產，還可以放開肚皮吃，把孩子造得先天俱足。經這般權衡利弊敲定之后，馬莉能吃能睡，無所顧忌，我更是緊跟照顧，沒有二話。結果朱力安生下來體重7.5斤，身長91公分，并排躺在嬰兒車上，比別的孩子整整長出一只腳，好一個粉面郎君！他從不鬧夜，睡眠節奏與大人同步，這讓我們少吃了多少苦頭。安安發展一路暢順，我以為是與我們得此高人指點，贏在人生起跑線上分不開的。
 
所以，最后請允許我，不，是我們一家人，在此謝謝畫家賴征云先生！
 
2015年12月16日星期三于廣州
 
 
朱子慶簡介
 
詩人、詩歌評論家、朗誦家。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畢業于中山大學中文系。著有評論集《中國新生代詩歌賞析》、《瘦狗嶺詩歌筆記》，與人合著、主編有《上圓談詩》、《中國抒情短詩賞析》、《中國哲理短詩賞析》、《夕陽下的小女人》、《珠江詩庫》等多種。2002年5月發表在《南方周末》副刊的重要詩歌評論《與詩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爭》一文在文壇引起廣泛影響、在網絡引起長達一年的爭論，是當年詩壇的重要事件。此后他對《當哥哥有了外遇》一詩的批評，亦引發詩壇論戰，被《文學報》等相關媒體稱為2004年十大詩歌事件。此外,他寫作的《廣東文壇為何靜悄悄》,《文化：廣州正在沙漠化嗎？》、《無效的新詩傳統》等評論文章及其力推的"小女人散文"均曾引起廣泛反響。近年來他對“腦殘體”的批評，對舊體詩“逆襲”現象的分析，依然牽動詩壇神經。此外，擅長演說和朗誦，曾任廣東衛視《每周一書》節目特邀主持。
 
張后簡介：
 
中國著名獨立詩人、高產作家。曾被評為1917--2016影響中國百年“新銳詩人”。其作品以情詩為主，意象奇幻，視角新穎，充滿新唐詩之美。擁有廣泛的讀者，素有“夢幻之王”之美譽。并獲過多種獎項，2017年獲得網絡文學詩歌組銀獎。并著有歷史小說春秋三大霸主系列：《雄飆霸主齊桓公》《威凌霸主晉文公》《荊楚霸主楚莊王》（1998）、長篇小說《再紅顏一點》（2004）《像鳥一樣飛》（2003年）、詩集《少女和鷹》（2004）《夢幻的外套》（2007）《紙上玫瑰》（2008）《牙齒內的夜色》（2005）《張后網絡詩選》（2005）《草尖上的蝴蝶》（2005）《獨自呢喃》（2012）及《三人詩選》（田力、張后、韓永合著2002）《叢林七子》（羅唐生、楊然、張后、趙福治、北塔、周占林、張嘉泉合著2013）、散文集《月光下的水影》（張后、海沫合著1995）、隨筆集《詩人之夢》（2015）。《張后訪談錄——訪談詩人中國》(2012)、訪談錄《詩人往事》（2015）。2012年自編自導自演中國首部以詩人海子拍攝的詩電影《海子傳說》。2016年創辦中國唯一訪談類專刊《訪談家》。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