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五昌：《當代新詩經典化問題及其他》
 
　　
譚五昌在云南麗江（2011年春節）.JPG
　　
進入新世紀（21世紀）以來，詩歌寫作呈現出極其活躍的態勢乃至某種繁榮跡象，隨著中國社會多元文化格局的日漸生成與定型，有利于詩歌寫作的外部及內部環境變得日益寬松起來，詩歌寫作在語言風格、表現手法、題材取向、美學形態等方面所呈現出來的極端豐富性與駁雜性，是近二十年來的中國新詩所罕見的。從語言角度來看，“書面語寫作”、“口語寫作”以及兼有二者特點的“書面語”加“口語”的“復合型寫作”并行不悖，持各種語言寫作向度的詩人人數眾多，蔚為大觀。同時，在“書面語寫作”內部又可以分成三種寫作向度：第一種可以名之曰“學院化寫作”（它通常被指稱為“知識分子寫作”）。王家新、歐陽江河、西川、臧棣、肖開愚、孫文波、西渡、張曙光、陳東東、桑克、姜濤、冷霜等詩人通常被指認為“學院化寫作”（或“知識分子寫作”）的代表性人物。第二種可以名之曰“神性寫作”或“宗教化寫作”。吉狄馬加、大解、寒煙、李南、譚延桐、姚輝、劉以林、阿信、陽飏、扎西才讓、曹有云、徐柏堅、王琪、黃禮孩、世賓、南鷗、魯娟、曹誰等詩人具代表性。第三種寫作向度可以名之為“生命寫作”，它以人性的尺度追求生命真實、純粹的體驗。在持“生命寫作”傾向的龐大詩人群體中，樹才、娜夜、瀟瀟、陳先發、梁平、李少君、姜念光、龔學敏、榮榮、馬莉、代薇、莊偉杰、李輕松、祁人、雁西、遠岸、四月、閻志、干天全、陳小平、梁雪波、劉亞麗、金所軍、張琳、彭志強、洪燭等詩人較具代表性。
　　
與“書面語寫作”相比，“口語寫作”作為一種新的寫作向度，它在對“語感”的營造上頗為用功。于堅、嚴力、伊沙、徐江、侯馬、中島、馬鈴薯兄弟、唐欣、趙麗華、沈浩波、宋曉賢、巫昂、冰峰、劉福君、花槍、陳琦、伍遷、楊罡、李強、阿斐、張二棍等一大批詩人在“口語寫作”方面有著出色或較為出色的表現。
　　
此外，“書面語”加“口語”的“復合型寫作”由于綜合了“書面語寫作”和“口語寫作”所具有的藝術優勢，因而持這一寫作傾向的詩人在數量上更為可觀，難以計數。其中，陸健、莫非、楊克、黃亞洲、呂約、田禾、車延高、高凱、朵漁、姚風、曉音、周瑟瑟、阿毛、安琪、大衛、向以鮮、凸凹、唐詩、韓慶成、大槍、姚江平、李永才、吳海歌、鄭小瓊、楚天舒、楊廷成、況璃、趙曉夢、徐慢、花語、鄧濤、馬慧聰、周占林等眾多“復合型寫作”的詩人都在近些年的詩歌寫作中努力追求灑脫自由的創造力。
　　
上述三種寫作傾向形成了一種既相對立、疏離又互補互滲的復雜情勢，多元化的詩歌寫作格局得以最終確立，此外，新世紀以來諸多的“詩壇論爭”及“詩歌流派運動”現象也是當下詩壇繁榮跡象的體現。其中，“70后”詩歌運動、 “中間代”詩歌運動、“80后”詩歌運動、“低詩歌”運動等是頗具代表性的“詩歌流派運動”現象。與此同時，新世紀十年來頗令詩界矚目的“民間詩刊熱”以及“網絡詩歌熱”現象也是當下詩歌寫作活躍態勢的有力表征。
　　
與新世紀以來活躍的詩歌寫作態勢形成有趣對比的現象是，當下為人們（無論是專業讀者還是業余讀者）所廣泛認同的經典性詩歌作品卻是寥寥無幾，甚至是近乎一片空白，這種新詩作品經典化程度的嚴重匱乏與不足現象，表明了新詩評價標準在當下的嚴重缺失與混亂。但是，新詩的經典化又是一個體現當代新詩創作成就最為有效的評估性工作。我個人認為， 新詩經典化的問題是伴隨著新詩的發生發展歷史而自然展開的一個藝術問題，因為在一般意義上，這是對新詩的創作成就所進行的階段性或整體性的總結，其重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的劇烈轉型，新詩經典化的問題更成為時代敏感的神經，受到了人們相當程度的關注，不僅詩人內部對此問題相當重視，文藝界領導對此問題更是極為關注，因為新詩經典化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中國新詩的進程。一般說來，新詩經典化的確是個藝術問題，但其實又不完全是個藝術問題，很多時候，所謂的新詩經典其內部充滿了許多附加性的意識形態（寬泛意義上）的成分，換句話說，新詩經典化并不是個“純粹”的藝術問題，它也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權利話語。就當代詩歌60多年（從1949年算起迄今為止）的時間范圍來看，在某一具體時段，什么樣類型的詩歌成為經典或進入經典的行列，幾乎都是變動不居的。比如，在20世紀50至70年代，能夠成為經典或進入經典行列的詩歌整體上可以被歸入泛政治抒情詩的大范疇，無論是賀敬之、郭小川所創作的在當時被普遍視為典范性的“政治抒情詩”，還是以聞捷、李季為代表的“生活抒情詩”，實際上都是政治標準對藝術標準的凌駕與統制，但這些詩歌類型在當時都被當作詩歌的主流加以張揚，構建起了“當代詩歌”的權威秩序。作為另一個具說服力的現象，當時對現代文學30年階段（1917-1949）的新詩經典的鑒定與甄別工作也基本是依據詩人的政治態度而定，如果一位詩人當時他的政治身份與價值取向被認為是退步或反動，那么，他的詩歌是不可能成為經典和進入經典的行列的。例如，郭沫若、聞一多、艾青、殷夫、田間、蒲風、臧克家、袁水拍、李季、張志民等詩人多來自解放區，或有光榮的革命資歷，他們詩歌的代表作在當時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經典”，據有正統與主導的地位，而徐志摩、邵洵美、朱湘、陳夢家、李金發等被認為具有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治立場的現代詩人，其作品相當一段時間遭遇到人為的遮蔽或埋汰，馮至、何其芳、朱自清、戴望舒等政治立場處于“中間狀態”的詩人，對其作品的評介與傳播也有政治性的限制，實際上也是處于一種“中間狀態”。在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以前，新詩的經典化工作整體上是按照一套政治的邏輯來強制執行的。
　　
進入新時期文學階段（即人們通常所說得20世紀80年代）, 當代新詩經典化的情形發生了富有意味的變化，一方面，繼承泛政治抒情詩余緒的那類現實主義詩歌創作仍然被人視為“通往經典”的創作方向（例如雷抒雁、葉文福、李發模、熊召政、張學夢等詩人在20世紀80年代初創作的代表作被人廣為傳誦，名噪一時，且在很長一段時期被選入各種“權威性”的詩歌選本），另一方面，那種與泛政治抒情詩有意保持某種距離并為個人情感預留下一定空間的中老年詩人的追求真實的詩歌創作（例如20世紀80年代初艾青、牛漢、公劉、流沙河等“歸來的詩人”反思個人生存遭遇的代表性詩歌作品），也進入了“經典詩歌”的序列。
 
與此同時，大面積表現個人性或群體性情感經驗訴求、在創作技巧與形式上明顯借鑒西方現代主義的青年先鋒詩歌創作潮流（通常認為以北島、舒婷、顧城、江河、楊煉、梁小斌等青年詩人為代表）成為新時期詩壇新的創作亮點，這股青年先鋒詩歌創作潮流在最初的詩壇頗受排斥，被認為是詩壇的“逆流”，他們的詩歌創作當時被貶義性的命名為“朦朧詩”即是有力的證明（與此相反，以謝冕先生為代表的富有眼光的評論家則將其命名為“新詩潮” ，并對之予以充分肯定與支持）。不過，與當時的主流詩歌在詩學理念與審美趣味上大相徑庭的“朦朧詩”很快也進入了自我（一代人意義上）的經典化訴求與實踐行動。1985年1月，當時的北京大學青年詩人老木編輯了意在總結青年先鋒詩歌創作潮流的詩歌選本《新詩潮詩集》（上下冊），同年11月，由當時的遼寧大學青年女詩人閻月君等人編輯的《朦朧詩選》由春風文藝出版社隆重出版，這兩部選本對“朦朧詩”的經典化工作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產生了文學史（詩歌史）的影響。緊隨“朦朧詩”潮流的是所謂的“第三代”詩歌（或稱“后朦朧”詩歌）運動，其活躍時間大致被定位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詩潮是相當復雜的詩歌現象，但它的自我（一代人意義上）的經典化訴求也是相當強烈，并有效的轉化成自覺的實踐行動。其中，韓東的《有關大雁塔》、《山民》、于堅的《尚義街六號》、李亞偉的《中文系》、歐陽江河的《玻璃工廠》、西川的《在哈爾蓋仰望星空》、張棗的《鏡中》等詩人詩作，被視為“第三代” 詩潮中的經典性作品，影響廣泛。1993年，四川詩人萬夏、瀟瀟合編了《后朦朧詩全集》，成為總結“第三代”詩歌的經典性選本。由此可見，當代新詩的經典化具有鮮明的代際色彩，這是當代新詩經典化過程中一個頗為突出的特征。
　　
由上面的簡要論述可知，新詩的經典化是個相當復雜的問題。在不同時代、不同的詩群、不同的詩人與不同的讀者（專業讀者及業余讀者）那里，新詩的經典化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其實說到底，新詩的經典化最終涉及到新詩的標準與尺度問題。最有意思的要算海子詩歌的經典化現象。眾所周知，海子被公認為一位天才型的青年詩人，他的許多抒情詩作如《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四姐妹》、《亞洲銅》、《祖國，或以夢為馬》、《五月的麥地》等等，在他去世后幾年的時間里便被國內眾多的詩歌愛好者與詩人廣泛傳誦，并很快被收入大中學生的語文教材與國內各種有影響力的詩歌選本，以最快的速度成為當代經典詩歌。海子的詩歌在經典化過程享受如此高端的特殊待遇，除了一些非詩元素（比如海子的自殺事件所引起的社會關注）的影響之外，也有力地表明了海子的詩歌在符合人們的詩歌藝術標準與審美趣味方面達到了空前廣泛的集體認可度。
　　
到底怎樣才能判斷出一首好詩與一首壞詩的差別，一首好詩到底應該具備哪些重要與必備的因素，這是新詩經典化過程中最為基本也最為重要的工作程序與步驟。堅持不同的好詩標準與尺度，必然導致不同的新詩經典的誕生。這是問題的本質要害。因而，我們才能看見當代詩歌60多年來各種林林總總的新詩“經典”選本。近些年來，關于新詩的標準與尺度問題已在詩歌界引起了許多爭議，前幾年,當代文學學者畢光明先生在其主編的《海南師范大學學報》辟出專欄來連續性的討論新詩的標準與尺度問題，許多詩歌評論家與詩人都參與到了這場討論之中。當然，這種見仁見智的詩學爭論不大可能也不可指望得出一個統一性的結論，但人們卻可從中達成某些共識，即新詩（好詩）的具體標準與尺度一定是存在個體性或群體性的差異的，但作為原則性的新詩（好詩）標準與尺度卻是普適性的。新詩（好詩）的具體標準與尺度多樣性與豐富性必然導致新詩經典化文本的多樣性與歧異性現象的出現，前幾年由詩人潘洗塵任執行主編的《星星》詩刊下半月理論版連續推出了由不同詩人與詩評家制定目錄的 “虛擬選本：中國當代詩一百首”欄目，便是一次頗有意義的新詩經典化的“個選”行為，它把新詩經典化遭遇到的問題以生動直觀的方式彰顯出來了。這實際上又涉及到新詩經典化的有效性與合法性的深層次問題，通俗一些說，具體新詩作品的經典化怎樣才能做到長期為人們所廣泛認可？而這實際上是暗含著新詩（好詩）的哪些具體標準與尺度是比較長期有效且為人較為廣泛認可這層意思。從時間層面來看，新詩將面臨一個不斷被經典化的過程。在此舉個簡單例子，2004年與2006年，新詩研究專家洪子誠先生與程光煒先生分別合編了《朦朧詩新編》與《第三代詩新編》（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對原先的“朦朧詩”與“第三代詩”的經典文本做出了相應的調整，便是一個具說服力的例證。總之，新詩經典化問題站在不同立場將有不同的視點與言說，一般說來，它所具有的理論意義比起實踐意義更有優先性與重要性。
 
由此，又推衍出新詩的教育問題，因為新詩教育問題與新詩經典化問題緊密相關。新詩的經典化必須依賴新詩的傳播，或者說，必須通過新詩的有效傳播途徑才能最終確立其經典化的地位。簡單說來，新詩教育問題就是新詩的傳播與推廣問題，新詩教育問題與新詩經典化問題具有很大的重合性。因為一般來說，我們所推廣與傳播的新詩作品應該是經典性的新詩文本，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通常而言，新詩教育的施教者主要是大中學語文與文科教師及新詩研究專家，而新詩教育的受教育對象則主要是廣大的中學生、大學生及新詩愛好者。因而，新詩教育問題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新詩教育這個宏大話題近些年已為許多詩歌研究專家與語文教育學者所關注。目前我們的新詩教育雖不能說是一場失敗，但也存在很多較嚴重的問題，據我個人的觀察，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1、中學語文教材所選的經典新詩作品整體上數量偏少(中國古典詩與外國詩數量偏多)，而且教材編選者選詩的眼光相對滯后與保守，編選者在選詩時幾乎習慣性的依賴于傳統的文學史（詩歌史）記憶，因而所選新詩作品無法全面反映當代新詩所取得的實際成就與真實風貌，與時代的詩歌發展狀況造成了脫節現象。另外，所選作品的相對陳舊也與學生們活躍的思想情感造成脫節現象。相比而言，大學文學教材里所選新詩作品整體上要比中學教材好一些。2、以大中學語文與文科教師為主的新詩教育工作者其新詩的鑒賞眼光與解讀能力存在問題，他們骨子里對新詩還是重視不夠，所以新詩方面的修養相對中國古典詩歌而言要薄弱得多。教師們的新詩鑒賞眼光與解讀能力還迫切有待進一步提高，以避免與學生們對新詩的興趣及求知能力相脫節。3、在戰略上對新詩教育工作缺乏重視。很多教師只對學生的考試分數、升學與就業關注，默認學生追求世俗性的成功，應試教育的思維與價值取向主導著教師們的教學工作，導致新詩教育工作的邊緣化。只有讓教師們普遍認識到詩教在培養學生健全人格與道德情操的重要作用，新詩教育工作才有可能進入我們預想的軌道，符合我們的期待視野。當然，新詩教育問題是個很大很復雜的工程，需要當代詩人、詩歌評論家長期的積極不懈的努力參與，與廣大語文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取得較理想的效果。簡言之，只有新詩教育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了，當代新詩的經典化工程才有可能步入良性循環的可喜局面。
 
　　
【譚五昌：江西永新人。2004年6月獲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畢業后任教于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現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當代新詩研究中心主任，國際漢語詩歌協會秘書長。目前中國最活躍、最具影響力的詩歌評論家之一。兼任貴州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大學、云南麗江師范學院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出版《二十世紀中國新詩中的死亡想象》、《詩意的放逐與重建——論第三代詩歌》、《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海子詩歌精品》、《活在珍貴的人間—海子紀念集》、《21世紀詩歌排行榜》、《中國新詩白皮書（1999—2002）》、《21世紀江西詩歌精選》、《在北師大課堂講詩》、《見證莫言》、《“我們”散文詩群研究》、《國際漢語詩歌》等學術著作及詩歌類編著20余種。2006年被中國作家網列為“新銳評論家”。2007年被評為“中國十大新銳詩歌評論家”。2008年，主編“三味學術文叢”（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12年，主編10卷本的“中國新銳批評家文叢”（昆侖出版社出版）。自2011年起至今，發起并主持年度“中國新銳批評家高端論壇”，在國內批評界與學術界產生了良好的反響。他主編的每年年度詩歌排行榜，在中國當代新詩界和出版界，成為標桿式的一面旗幟和最具品牌價值與影響的一個權威選本，在國內外有著廣泛聲譽。
　　
近十余年來，先后擔任徐志摩詩歌獎、聞一多詩歌獎、海子詩歌獎、李白詩歌獎、陳子昂詩歌獎、昌耀詩歌獎等國內重要詩歌獎項的評委及評委會負責人。曾應邀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魯迅文學院、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央美術學院、中國傳媒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對外經貿大學、山東大學、海南大學、南昌大學、湖南大學、廣西師范大學、暨南大學、四川大學、貴州大學、貴州民族大學、吉首大學、四川師范大學、西南民族大學、蘭州理工大學等國內四五十所高校與研究機構做過中國當代詩歌、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現象等專題學術演講。】
 
作者：譚五昌
來源：中詩網
 
http://www.yzs.com/zhongshibaodao/2017/07/19/54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