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奇：“漢語詩心”與“漢語詩性”散論


 
        1
 
　　詩是詩人寫的。什么樣“存心”的詩人，寫什么樣的詩。同理，什么樣“存心”的時代，出什么樣的詩人。
 
這幾句大實話，至少在談論現當代漢語新詩詩人時，是個必要的前提。
 
　　“存心”，即“動機”，德國人哈貝馬斯講的寫作“心理機制”，即誰在寫、寫什么、怎樣寫之外，還得深入考察“為什么寫”的問題。愛爾蘭詩人葉芝說過一句話：“我們和別人爭論時，產生的是雄辯，和自己爭論時，產生的是詩。”[1] 可以看作對思考這個問題的一個注腳。
 
　　葉芝這里所說的“別人”，在本文語境中，大體作為指代所有的“他者”性存在，似乎會更明了一些。
 
百年新詩詩人及其作品，如過江之鯽，何其繁盛？但水落石出后，誰存留了下來？誰還會繼續存留下去？誰與時俱進繼之時過境遷而后廢之朽之不復存在？或者換句話說，誰爭了“當下”也便活了個當下，誰心存“千古”而不爭也成千古？如此等等，都和詩人的那點“存心”有關系。
 
　　這是“人本”。具體于新詩“文本”而言，“存心”不正，則詩體難正；“動機”不純，則詩性難純——無論古今，詩都是最見心性的，“用心良苦”，或“別有心機”，結果大不一樣。有關當下漢語詩歌創作諸多現象與問題的解析，其實都得從“心”說起。
 
        2
 
　　深入反思與辨析新詩以及后來被正名為“現代漢詩”的“詩心”所在，有兩個心理機制慣性，一直或隱或顯此伏彼起而長期存在，需要認真檢討：一種可謂“創新情結”，為創新而創新；一種可謂“運動情結”，為“他者”而他者。前者，耽于變動不居，因變而益衰，而致優雅的缺失和典律的渙散；后者，樂于與時俱進，或從眾造勢，成為宣傳、時尚、乃至娛樂化的附庸，而至真純的缺失和初心的渙散。
 
　　兩者共同的“病根”，在于其創作心理機制中，總有一個“他者”的存在暗自作怪，缺少那種“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心胸與氣格，所謂自若即失，唯有顧盼，是以大多為小家子成了點小格局，弱詩人寫了些弱詩歌而已。
 
　　由上文所引葉芝的說法，又想到孔子的一個說法。孔子談學問之道，指認“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并認為“為己之學”方為學問之正道。套用圣人這句話，似乎也可將詩人與詩的存在狀態，分為“為己”與“為人”兩個向度觀察之。
 
　　我們知道，自古以來，漢語詩歌的正根，或者說漢語詩歌的大傳統，在“為己之詩”而非“為人之詩”。古典漢語詩詞中許多傳世之作，大多出之或唱和或贈答之得，便是一證。此種單純“詩心”，可謂古典“漢語詩心”之要義——以己而發，為己而作，即或有一二“預設”知己，那也是另一個自我的對象外化，所謂“鏡像”作用，心理機制上還是為己之詩，而非“他者”式的攀附。
 
　　由此回頭看去，百年新詩新了百年，其實主要新了個“為人之詩”：預設受眾，預謀他用——現代文學意義上的啟蒙、新民、療救等，當代文學意義上的主旋律、新詩潮、實驗、先鋒、走向世界等——皆為時代、家國、民族、階級、大眾、小眾、以及“與國際接軌”等等所主導而發展變化，且慨而慷，發為各種思潮與運動，造勢爭鋒，與時俱進，形成一個小傳統，但若將其比之漢語詩歌大傳統，還是多少有些底氣不足。
 
　　說到底，“詩在開始就不是救世的工具或媒介，它是最有生趣的藝術，光輝而不實用，但也最屬必要。”[2] 故， “詩人的力量在于他的獨立”；（雨果語）而“詩，這是人的一切活動中最純真的”（海德格爾語）一種存在。按照漢語的說法，詩人乃“真語者”（《金剛經》，“修辭立其誠”（《文言》），非“自性圓明”（《圓覺經》）者難成正果。
 
　　尤其，現代化至今日之物質時代、后消費主義時代、碎片化時代、網絡與自媒體時代、以及“娛樂至死”的時代，詩，越發成為無用之用之時，浮華還是上升，更得看詩人的“存心”如何了？所謂自得其所，方有詩得其所。
 
　　——有必要引用尼采的一段話作參照，或許更意味深長些：
 
　　寧靜的豐收。——天生的精神貴族是不大勤奮的；他們的成果在寧靜的秋夜出現并從樹上墜落，無需焦急地渴望、催促、除舊布新。不間斷的創作愿望是平庸的，顯示了虛榮、嫉妒、功名欲。倘若一個人是什么，他就根本不必去作什么——而仍然大有作為。在“制作的”人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種族。[3]
 
 
        3
 
　　原本，人類世界詩人的“詩心”，應該都是相同且相通的，何以生出“漢語詩心”一說？
 
　　筆者生造“漢語詩心”的說法，在本文語境中有兩層意思：一是說漢語詩人該有漢語自性的詩心所在，不能總是翻譯詩歌主導的“范”；一是說漢語詩人為詩而詩時，多少還得操心點漢語的事。
 
　　一方面，如上述行文中所點到的，至少就古典漢語詩人之主體精神而言，其主要取向，盡可用那句“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概言之：真純朗逸，篤誠率性，出而入之，入而出之，有顧盼而不失自若，終歸自得而美，唯詩文“千古事”為是。這其中的深層心理機制所在，其實與漢語感知與表意世界的根性有關，亦即“詩意運思”（李澤厚語）的漢語本質有關——個中話長，此處點到為止。
 
　　另一方面，如T.S.艾略特所言：“詩人作為詩人，對本民族只負有間接義務，而對語言則負有直接義務，首先是維護，其次是擴展和改進。”[4] 作為漢語詩人，其“存心”所在，自然還得“操心”經由現代“詩性編程”后，對漢語的“維護”、“擴展”、和“改進”起了多大作用？尤其現代漢語，恐怕很難經由別的話語方式獲益于此，唯有現代漢詩責無旁貸——這可是個大問題，也是忙著與時俱進的當代中國詩歌創作與理論一再延宕荒疏的問題。
 
　　詩是語言的藝術，這藝術除了要盡詩的責任外，還得反轉來盡語言的責任。我們知道，現代漢語中尚留存使用的許多成語，多取自古典詩詞，從而成為現代中國人，各個層面的感知與表意中，常常畫龍點睛式的存在，其“穿越”性的“命名”效應，揮之不去，唯有眷顧，而功莫大焉，便是一個最顯豁的例證。
 
　　語言是人的起始，詩是語言的起始；詩由語言而生，語言由詩而生——這其中的相互關系及利害所在，實在大有說頭。
 
　　不妨轉而討論有關“漢語詩性”的命題，或可經由此關聯而另獲啟示。
 
        4
 
　　新詩或現代漢詩，經百年“現代化”，由倚重字構、詞構之古典“編程”，轉而為依賴句構、篇構之現代“編程”，其外在形式，如當代詩評家葉櫓先生所言，只剩下“無限自由的分行”，另走一道，另成譜系，我們再回頭談論“漢語詩性”命題時，究竟要義為何？
 
　　先繞開來說。
 
　　古今漢語詩歌，若概要打通去看，大體可以“情”“義”“體”“境”四字，概括其原本可以共生共有的基本詩性——
 
　　其一，“情”者，可謂“精神詩性”；
 
　　其二，“義”者，可謂“思想詩性”；
 
　　其三，“體”者，可謂“形式詩性”；
 
　　其四，“境”者，可謂“境界詩性”。
 
　　此詩性“四維”，其中，前兩點關乎主體，在本文中主要關乎“漢語詩心”所在；后兩點關乎對象，在本文中主要關乎“漢語詩性”所在。前兩點普遍都明白，后兩點須略備細化說明：“體”之所在，包括語感、氣息、節奏、韻律等，從中見出文學及藝術修養的高低深淺；“境”之所在，包括文心、文脈、文字、文采等，從中見出文化涵養的高低深淺。
 
　　現代漢詩與古典漢詩，除開精神與思想方面，心系“時代愁”還是心系“萬古愁”的明顯差異之外，關鍵是后兩點“體”與“境”的差異，亦即“形式詩性”與“境界詩性”方面的差異，較為復雜和微妙。
 
　　順便一說：這多年的當代詩學，多熱衷于“思想詩性”和“精神詩性”的宏觀關注與言說，疏于切實有效的微觀研究，“漢語詩性”命題的提出，或可引發一點類似的話題，漸開風氣，而別具意義。
 
        5
 
　　詩，以及一切文學藝術的存在，或為語種所限，或為材料所限，或為形式所限，總是以其類、種、個的局限為基本文體屬性。換言之，即以其局限為位格之所在，以及風格之所在，以免混同于他者。
 
　　局限即界限，類、種、個的“域”之所在。在具體創作或叫做文本生成的過程中，界限或可適當伸縮，或越過界限探求并擴展新的表現“域”。但總體而言，若過于擴張，則可能反而失去原有的“領土”而無所適從，造成屬性的含混不清而致典律的渙散無著。
 
　　百年新詩，其潛在“危機”正在這里——屢屢變動不拘，在在創新不斷，“滾動的石頭不生苔”（法國諺語），只剩下大眾化的、運動性的模仿性創新或創新性模仿。如此結果，只能是不斷“下行”而泛化，乃至連“分行”也只是一種表面性的存在，內里的文體意識亦即詩體意識，已經相當模糊。
 
　　道成肉身，這“肉身”之“體要”，是詩之“道”所以然的根本屬性。
 
　　記得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編選《西方詩論精華》一書時，讀到美國詩人學者喬治.桑塔雅納的一段話，至今印象深刻：
 
　　從形式的角度看來，詩歌的不嚴格的定義可以這樣表達：詩歌是一種方法與涵義有同樣意義的語言；詩歌是一種為了語言、為了語言自身的美的語言。正如普通的窗戶，其作用只在于使光透過，而彩繪的玻璃使光帶上色彩，從而使自身成為住宅里的物品，繼而又使其他物品帶上特殊的情調。[5]
 
　　回到常識性的再確認：詩（現代詩）是對涵泳于“分行”中的思想、精神、意緒諸“內容”的一種語言“演奏”，其本質不在演奏的“曲目”及“內容”如何，而在于其演奏的方式以及風格如何。
 
　　在這一方面，語感及其風格方面，以及有關形式要素之分行、斷連、跨跳、節奏、調式等方面，“筆墨當隨時代新”的新詩，以及無限自由分行的現代漢詩，似乎并沒有給出多少經典性的規律或范式可言。這樣說，不是要歸法于一，而不免會傷及以自由為靈魂的現代漢詩的根性，而是要擇善為流，于典律的意義層面發揮自由的精義，總比任運不拘及散漫無著要好些。
 
　　這是“形式詩性”的簡要討論，更要緊的問題，還在“境界詩性”上。
 
        6
 
　　新詩百年，以“現代化”為由，唯“現代性”為上，是以又有以“現代漢詩”為正名之舉，從“定義”與“命名”上確立并強調其“現代性”屬性。
 
　　而現代性諸問題中，首要一點是人與自然的背離。這里的“自然”，不僅是指“生態自然”，也包含“心態自然”，或“自然心性”——現代詩人也不例外，而且現代詩人之詩寫的第一要義，正是要質疑進而填補這樣的背離。
 
　　不少詩愛者都體驗和發現到：讀古詩名作，明知是依循格律做出來的，卻常常感覺是從古人心里自然流出來的；反之，讀大多數現代漢詩，表面看去是自由瀟灑“流”出來的，一旦讀多了讀久了，卻反而感覺到是依循什么“預設”之維做出來的。若深入品味，再上升到理論性的認知，或可概言之：有詩形而乏詩味；有詩感而乏語感；有詩情而乏文采；有詩心而乏文心——“四乏”所致，或輕或重，影響及新詩以及現代漢詩的品質與位格，也是至今難以取代古典詩歌，在現代中國人相關感知與表意的必要位置的主要原由。
 
　　顧隨先生在比較宋詩與唐詩時有一個說法：“宋詩意深（是有限度的）——有盡；唐詩無意——意無窮。”[6] 若將此說法套用于新詩普泛之作與古典詩詞精華的比較，可謂“昭然若揭”。
 
　　這便是“境界詩性”的關鍵所在了——此“境界詩性”之有無及深淺，不僅取決于心理機制，也許更重要的還取決于語言機制。是以近年我總在講一個極而言之且自以為是的“歪理”：在現代漢語語言機制及其語境下產生的現當代文學藝術，說到底，擺脫不了模仿性創新或創新性模仿的局限。
 
　　那么，下一步就要問：如何走出這種“模仿”之怪圈？或者說，我們的現代漢語文學與藝術，何以能在當代世界文學藝術格局中，重新找到我們自己的“身份”定位？
 
　　大概唯有重返對漢語本質屬性的再認識，方能有所改觀。
 
        7
 
　　顧隨先生有一句話：“詩人最要能支配本國的語言文字”。[7]
 
　　從古典漢語到現代漢語，語言變了，但文字大體沒變，不管繁簡，總歸還是“漢字編程”。漢語感知與表意世界的根本屬性在于“詩意運思”，而這一屬性的根本脈息，又在漢字。由這一根脈所在，決定了中國文學藝術的三大基因所在，即，一字一詩，一音一曲，一筆細涵大千（中國書法與中國水墨）。這三大基因，往深里講，幾乎已成為中國文化身份的“指紋”之所在了。
 
　　由此可以反思到，新詩及現代漢詩與古典漢詩在“語言機制”上的根本區別，在于基本放棄了“字思維”與“詞思維”這一“漢語編程”的核心要素，唯現代漢語之句構與篇構為是，流風所致，沿以為習，不做他思。這樣帶來的問題，其一是總難擺脫由翻譯詩歌影響下的洋門出洋腔調式，不免尷尬于復制與投影之嫌；其二即“漢語詩性”亦即“形式詩性”尤其是“境界詩性”的匱乏，難免不斷下行而落陷于差異中的同一與膚淺。
 
　　其實說來嚴重，正之也并非難事。關鍵在于，能不能擺脫過于信任和依賴現代漢語“編程”的慣性，多少加入一些古典漢語“字思維”、“詞思維”的理念，慢慢習慣了，自然會在語感、語境、乃至心境上，都有些新的感受和要求，隨之漸生變化，或許連氣息、節奏等技藝方面的問題，也會慢慢有所改善。由此，所謂“漢語詩性”以及“中國身份”的要求，也自會有所提升與改觀。
 
　　但最終的問題在于：百年新詩歷程，潮流所致，我們在在革故鼎新慣了，也在在與時俱進慣了，更在在從眾從勢慣了，又何以能認同這樣的反思與提醒？
 
　　同源基因，要“通”才能“同”。一個常理，何以在在難以落實？
 
　　說到底，還是“詩心不古”，唯新是問，唯當下是問，唯“走向世界”是問，顧不得“常回家看看”而泛濫無歸。
 
        8
 
　　回首百年新詩，有過耀眼的開端，有過艱難的過渡，也有過輝煌的成就。尤其是，還有過作為主要“介質”，去“定義”一個時代的歷史功用——如胡適、郭沫若等，之于五四“狂飆突進”時代; 瘂弦、洛夫等，之于海外“漂泊族群”時代; 北島、楊煉、舒婷等，之于“朦朧詩”時代等等——這一點，是其他新文學新藝術所無可比肩的。
 
　　然而，時代賦予你的，時代也就可能轉而他就。當下的問題是，當這種“定義”效應，隨著整個文學藝術的“下行”趨勢，逐漸減弱乃至喪失后，或者這一效應遲早或已然被其他藝術或亞藝術“介質”所取代后，作為純粹意義上的現代漢語詩歌，又該如何“定義”自己呢？
 
　　大概，也只能從如何重新認識和定義“漢語詩心”和“漢語詩性”上來，尋求新的位格與走向——設若認同這一理論前提，而需求解于具體人本與文本的“定義”之所在的話，本文給出的臨時答案是：
 
　　其一，不可替代的生存體驗、生命體驗、生活體驗——獨得之秘的中國經驗：
 
　　其二，不可替代的語言意識、文化意識、文體意識——獨得之秘的漢語詩性。
 
　　按時下說法，即：一則拼“走心”、“接地氣”，二則拼“語感”、“接底氣”。“地氣”者，當下時代脈動之在場；“底氣”者，古今學養修為之在心。二者居其一，即可別開生面；二者兼而得之，或可別開一界。
 
　　——最后的狂歡后，是該回到最初的詩意，而種玉為月、朗潤天下的了。
 
        2017年5月29日定稿于西安大雁塔印若居

附：
 
[注釋]
 
1 [愛爾蘭] 葉芝：《人的靈魂》，轉引自《西方詩論精華》第3頁，沈奇編選，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
2 [美] J.M.卜潤寧：《我寫詩工作的幾個階段》，同上第88頁。
3 [德] 尼采：《出自藝術家和作家的靈魂》，同上第48頁。
4 [英] T.S.艾略特：《詩歌的社會功能》，同上第49頁。
5 [美] 喬治.桑塔雅納：《詩歌的基礎和使命》，同上第8頁。
6 顧隨：《中國經典原境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頁。
7 顧隨：《中國經典原境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頁。
 
 
（原載《文藝爭鳴》2017年第5期“詩論”欄目頭條）
 
作者：沈奇 
來源：中國詩歌網  
 
http://www.zgshige.com/c/2017-07-14/381632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