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家】高星訪談錄
 
高星是一個非常高雅有趣的人，他將自己的兩個女兒分別起名為高山流水和高天行云，將之從小到大的一切資料 ，積累成冊，并設計成一本書。在他的眼里，小到一張發票，大到媳婦懷孕的裸體，皆可為收藏或紀念之物。

 
 
精神之花的掬取者
——張后訪談詩人、收藏家高星 
 
我就沒有對老物件的價值和經濟學上的理性認知和習慣性的揣摩，基本上是自我欣賞，純粹是個人喜好，而且要實用。
 
張后：你從什么時候開始喜歡收藏？還記得你收藏的第一件東西嗎？
 
高星：早年學畫時，我經常要擺一些靜物，畫寫生。也就是挑選有色彩感、有藝術范兒的東東，無怪乎是一些有距離感的物件，這種距離感是有幾個層次：一是與大眾普遍審美的脫離，比如農村的印花布、粗糙的壇壇罐罐；二是與地域的差異，比如邊緣的西藏、新疆的民俗用具、樂器；三是與時間的距離，比如那些老家具、老銅器，上面的時間印痕、包漿的光澤，都讓老物件的色彩，充滿了迷人的趣味和特殊的繪畫效果。
 
正是因此，那時我就經常在鄉下的老家尋找一些老物件、老瓷器，用于靜物寫生的目的，那時并不在乎收藏的價值，即使是新的也成，反正看著新鮮、好看，城里面沒有。也就是從一開始，我就沒有對老物件的價值和經濟學上的理性認知和習慣性的揣摩，基本上是自我欣賞，純粹是個人喜好，而且要實用。
 
東西一多，就要擺在桌面，成為陳設，還可透著生活有品位，有文化，就像現在的酒吧、茶館、咖啡屋一樣，總會附庸風雅地擺一些老物件，假古董。因此，后來我出于家居陳設的目的，又有了針對性的收購，也意識到壇壇罐罐，還是老的更有味道，開始逐步走上了漫長的收藏道路。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收藏老物件的經歷。那是1995年夏日的一個周末的黃昏，我第一次逛潘家園。那時的院子只有幾排房子，屬固定攤位，東側全是坑坑洼洼的荒地，人們在那里擺攤，出售古玩，大多是北京老人，也有保定、天津趕來的。有的外地鄉下農民就是出售自家的老古董，到處暴土洋場。
 
我去時已是快撤攤了，有一郊區老漢出售一對民國青花的大花瓶，他說他不想再麻煩帶走它了。花瓶有沖，雙耳有一只殘。我記得我爺爺家早年供案上擺過一對這樣的玩意，我小時在鄰居老住戶里也經常見到這類東西，一般說是老家人結婚的嫁妝。只見一人在和他侃價，價已很低，但那人還在侃，賣主最后開價27元，買主非要25元。我覺得東西夠大，價已很便宜了，我就下手拿了了錢。老者痛快地給了我，估計那買主也有些后悔。現在說來，算撿個大漏，但那時，為兩塊錢，人們也會爭的面紅口赤。
 
這就是我第一次在潘家園購物，一下便撿了個大便宜。關鍵是“大”，東西個大。這對花瓶一直擺在我家的案頭上，為它我特意又賣了一老紅木半桌和一老座鐘，三件東西擺在一起，很是古色古香。
 
我以為，收藏就是心情愉悅的事，不自由有悖收藏樂趣。
 
張后：你的枕邊人對于你收藏的東西持什么樣的看法？
 
高星：這個問題也是許多到我家參觀的人經常問的問題。人們看到我家如同舊貨倉庫一般擁擠得下不去腳，總是習慣問：你夫人怎么能忍受你這樣？你家衛生怎么搞？你家小孩不會磕碰你的寶貝？你在那睡覺呀？
 

我公司有個老同事張茂春到我家參觀后，還寫了篇文章發表：
高星的家，住在北京市繁華區的一座普通的民居住宅樓里，大概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老樓。進入灰黑的樓棟，隨著主人的引領，穿過七零八落雜物的走廊，看到一扇門口的上檐赫然掛著“高家胡同”老搪瓷的胡同名牌，左右兩邊堆放著收集來的石雕和木刻，就連門上也掛著老物件，一看就知道，這就是高星的家，也就是高家“博物館”到了。
 
推開門的一瞬間，看到的情景就會讓你感到震撼，各種收藏品幾乎要奪門而出，一股濃重的文化氣息迎面撲來，本來不寬的的過道，上下左右的地上、墻上堆放的，張掛的滿滿當當，進來的人，自然地縮進身體，唯恐哪里一不小心碰到，走到客廳，說是客廳，其實只有十幾平米的面積早已被碼放的老家具，成堆的書籍，各種各樣的老物件占滿，僅僅留出了不到兩平米的通向臥室的通道，如果人多時，就不得不側身而站，靠墻兩側是書架，打開燈后，才看見擺放的是多年來收集的一百多把老式瓷茶壺。收集茶壺、老版書籍是高星的一個癖好，無論走到哪里，只要是有收藏價值的，他都會傾其所有，不惜重金拿下，否則，絕不甘休。

再看臥室里，還是一個字“滿”，到處都是碼放的各種書籍，幾乎碼爆，能掛的都掛了起來，基本找不到空著的墻面了，沿著墻面的頂部是一塊接一塊的胡同名牌，從走道到臥室又回到走道，足有幾十塊，都是他從舊房拆遷地弄來的。一張雙人床標志著這是主人臥室，周圍有小柜和高高碼起的舊書、舊物就像圍墻一樣，床鋪就像深陷其中的盆地，成了臥室里面的臥床，只是在靠近門口的地方留出一個半米寬的口供出入，客人戲稱“自古華山一條路”。相鄰的女兒臥室雖然也是滿檔，但活動空間略大一些，能讀書寫畫，不過寫的書畫也無處放，只好掛到了兩個門上，一開一關飄來蕩去，煞是別致。
 
這套房子也就是六十多平米，可從屋頂到所有的墻壁以致衛生間都讓高星利用到了極致，即便如此，每次有外出的機會，他還是大箱小包往家拎，看著這些，高星總是樂呵呵地說道：這是他多年的心血，看著就高興。
 
高星不講究吃，更不將就穿，也不喜歡開車，講究隨意，在隨意中品悟，在隨意中創作。從未想到利用收藏去投機，總他把攫取文化營養做為第一樂趣。
 
張茂春這篇文章發表后，還真有人給我發來郵件，說有皇宮里出來的國寶，想低價出售給我，并講故事說，祖上是張學良世交，文革受迫害，現做生意，歲數大了，不敢找拍賣公司。我哪買得起那些重器呀，那都是國家級文物，我一屋子也抵不上他發來的圖片中的一件，他以為我是保險大亨呢，看來他還是走眼了，沒看出我收藏的門道，找錯了下家。
 
總的來說我夫人還是通情達理的人。她知道只是我的愛好。她當初接受我時，就包括這些內容。這些已融進到我們生活之中，吸引許多人參觀，她也很有面子和榮譽感。盡管有時也會發兩句牢騷，但總體上，我是自由的。
 
我有的朋友，也搞收藏，但夫人管的很嚴。一是經濟上有管控，不能隨意買東西；二是對買的東西種類有限制，比如墳里出的舊物不行；三是在家擺放有限制，要不他自己的書房可以擺，要不在外另租房存放。
 
我以為，收藏就是心情愉悅的事，不自由有悖收藏樂趣。在家還要從這間屋，到那間屋變換風格，太累。太假。太不流暢。
 
如果說繪畫是我收藏的外在及形象的動因的話，那寫詩就是我收藏的內在及觀念的動因了，且深化和提高了我的收藏意識和境界。
 
張后：你為什么收藏？收藏有什么意義？
 
高星：如果說繪畫是我收藏的外在及形象的動因的話，那寫詩就是我收藏的內在及觀念的動因了，且深化和提高了我的收藏意識和境界。詩歌寫作是一種創造性的寫作，在當代更是一種另類的寫作。詩歌寫作與通俗現實的格格不入，必將導致與時空世界的相互隔閡。古董的意義就是它的不真（不是古董本身真偽的真，而是與現實存在不真實的真）?；恼Q的情景與時間的親近和差異，讓收藏趨近時間的收藏。
 
我們常說觸景生情、睹物思人，但我們面對一件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舊物，且是完好無損的舊物，這本身就夠荒誕了。再加上古董舊物上匠人制作的痕跡、先人使用的汗漬、歲月打磨的包漿、古人和舊物之間隱藏的故事、舊物本身傳承有序的蹤絡……都延展了古董舊物的存在空間與展示把玩的內涵。在這一瞬間，我和這一切人和時間發生了關系；陌生和親近，在這一刻，達到了秘密的媾合。
 
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生活的經歷也是有地域的差異。每一件老物件的收藏，都是一次生命的延伸，都是生活空間的豐富和拓展。
 
……我可以算是雜亂有章，因為我重點的幾項都可以成規模和系列化。


高星與家人
 
張后：你是否將你的這些寶貝進行過整理并逐一注錄？
 
高星：我一直是把自己的收藏當成一種純業余的愛好，因此只是喜歡的就買，不考慮價位，甚至因為畫片好看，殘的也要。不喜歡的，再便宜也不買，有沒有流通、出售的概念，因此，有人說我的收藏是真正的愛好，純粹玩。因此，一直也沒有專業整理登記。不像有的人把藏品逐一登記，包括品名，在哪買的，價位多少等等信息。
 
我可以算是雜項收藏了，幾乎涉獵很廣，就像我的家像民俗博物館，堆的到處都是，其實很不像收藏家專業。但讓我欣慰的是，我可以算是雜亂有章，因為我重點的幾項都可以成規模和系列化。
 
我最有成就的可算是茶壺系列收藏了，有近300多吧，規模已不小。其次是藏族民俗用品特別是擦擦（泥佛像銅模子）系列；老保單系列；《神曲》中外版本系列；文革用品系列；老油燈系列；郵票系列；崔健招貼畫系列……因為我不是以收藏盈利為目的，因此談不上盲目投資，只是喜歡，不是專業，隨心所欲。
 
我曾經在天津百花出版社出過一本小冊子《百壺百年》，將我多年收藏的各種茶壺進行了簡單的梳理。全書以瓷壺為主，瓷壺中又以粉彩居多，間或有青花瓷。多是茶壺，也有酒壺，甚至暖壺、夜壺，都是有時光銹跡的斑駁舊物。
 
作家丁天曾寫有書評：

此書是沉默而內斂的低調“著述雜家”高星先生的私人收藏，配了詩人簡潔的品評文字。字很節制，點到為止，去繁就簡，是藏家與讀者間分享式的筆調。壺和文字都有一種自甘寂寞的矜持。書不厚，只有薄薄一百五十余頁，像具有文人氣息的粉彩瓷壺一樣，這本書也適宜喜愛者反復把玩。
 
我書架上也頗有幾本民間收藏家的著述，大多喜好講來歷，推崇藏品價值，只有這本書，談論的是具有傳統文人式的美學概念，何謂“雅逸”，什么是“俗了”，我自是不懂。對于“愈淺淡愈見濃厚”，能聽懂，但根本看不明白。連什么是“淺絳彩”，什么是“提梁”都是剛從書上看來的。
 
我所能確定的，是隱隱感受出流淌在字里行間某種散淡的氣息。個人以為，這氣質，與王世襄《錦灰堆》某些篇章相類，同馬未都、白明迥然有異。不推崇金錢價值，不講古，不云山霧罩，更不執迷于細辯真偽的淘寶投機心態，整部書的基調是出世式的把玩。把玩到癡迷處，自有一重深情和眷戀，個性在通透和灑脫間輾轉，散發出的是逝去的早年間文人雅士的情懷和風骨。猶如喧囂太盛了，有時，寂寞也是一種享受和心理需要。這樣的一本書，和書中殘損的古舊之物，之于我，其實就是夕陽殘照中，陶淵明懷里采摘的一捧菊花。
 
這些文字或許表達了我對收藏文化的態度，也驗證丁天是我的一個知音吧。
 
她說，見到你才明白什么是業余愛好，你的收藏不以盈利、不以傳世為目的，純粹是出于喜歡，并且做到高投入，很專業。
 
張后：你收藏的哪件物品價值最高或者具有一種傳奇一般的故事？
 
高星：外人看見我滿屋子古董，可能認為我是收藏大家，家財萬貫?？偸橇晳T開玩笑說：拿出一件寶貝，就可以換一處大房子。其實真正收藏的內行，見了我：都說，你這是電影道具倉庫，是廢品收購站。
 
因為，我的東西大多屬于民俗用品，甚至是老式農具、舊時生活用品，根本不屬于文物古董。我收藏的粉彩茶壺可以成規模，但也大多是清末民國初的，甚至是1950年代、文革的舊物，時間不久遠；二是幾乎全是民窯的產品，不是官窯，價值差很遠；三是我只是圖畫片好看，有意思，即使有沖有殘，我也買入，何況還圖便宜，因此，在行內沒有升值的空間。因此，我也談不上是什么收藏大家。
 
記得有位來家參觀的朋友，理解我的用心。她說，見到你才明白什么是業余愛好，你的收藏不以盈利、不以傳世為目的，純粹是出于喜歡，并且做到高投入，很專業。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我有一次逛潘家園時，在市場南側，出現了一些簡易的小平房，里面有許多來自更遠的人在那里出售木雕物件、西藏家具等。大多為安徽、江西、甘肅、山東等地的人。我看見一江西人在出售一堆木雕字描金的對聯及扁，其中有一對聯字句為：“高山流水別遇知者，春花秋月不少佳趣”。字很端正古樸，句子也很文人氣，又不通俗。關鍵是我女兒名叫“高山流水”，對聯中也有這四個字。和老板侃了半天，老板說不能低于650元，可我身上又沒帶那么多錢，并且覺得還是太貴，便留了個電話，也沒留押金，走了?；氐郊?，想來想去，對聯還可以再遇見詞句、價格更合適的，但有“高山流水”四個字的恐怕比較難了。電話打過去，老板說：已被人買走了，你沒留押金，不知你要不要。我很郁悶，過了一天，還是不死心，又打電話過去，問誰買走的，有沒有電話？巧的很，還真有。老板告訴我，是一位中央電視臺的人買走的。我給買主打電話，并向他解釋了一番我的心思，他說，很理解我，可以轉讓我，他說他700元買的，加上路費，你給我800元就拉走吧，我這時不顧什么800元、600元了，趕緊過去拉了。
 
這個故事成我為了我后來向電視、報刊采訪記者敘述我收藏經歷的保留節目，而且每一次都講得津津有味。
 
如果說潘家園是一所學校的話，那早期從該校出來的人，就比較硬氣，而現在學校大了，學生也多了，文憑自然也就水了，真貨—少，見識起點也就低了，學費可能還要比先前的人多交幾年，才能上手，甚至那也許總見不著好的老的貨呢。
 
一般來說，文藝男中年，多數招人煩，少數招人迷，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經常招惹是非……


高星及家人與詩人北島（左三）
 
張后：收藏是一種持久的延續，這樣的行為和思想以及情感的傾注會給個人的生活帶來哪些影響？
 
高星：作家狗子曾寫文評論我：
 
高星斷然不是所謂的“生活家”，他的生活在一般人眼里不能說一團糟，但肯定不值得羨慕，最通俗土鱉的例證就是他沒房沒車（一室一廳不算“有房”），當然他的生活在我們這個朋友圈兒里算是最規范的了。當年，我只是不愿意用“雜家”來稱呼高星，因為，稱呼某人“雜家”，其中暗含了某種輕視意味，雖說那意味是善意的、調侃的，而非刻薄的，誰會對一位雜家刻薄呢？
 
不過，無論怎么稱呼，在愛好上，高星是夠雜的，詩歌、美術、攝影、書法、收藏……但，倘若就從生活上看，高星又是我們這幫朋友里最單一的，他是我們這幫人里這么多年唯一有公職而且從未跳過槽的人，他不抽煙，有酒量但沒酒癮，很少醉，家庭正常（沒招過110沒出過人命，也沒有恩愛到肉麻），身體健康（不抑郁不乖戾不暴躁，不健身不打坐不吃齋），朋友遍天下但從不以此為張揚……這些年下來，相對于我們這幫人的各路折騰，高星幾乎成了我們這圈兒里唯一幸存的一個“正常人”，并在朋友圈兒中落得個綽號叫“高大師”，像所有大師一樣，高星對這綽號談不上欣然笑納但也從不推三阻四。
 
在多數人看來，高星花樣百出甚至令人眼花繚亂，在我看來，他很單一，甚至枯燥，這是一種既非呆板乏味也無關乎超然純粹的單一、枯燥，他走的是一條中道，既遠離瘋狂又拒絕平庸的一條中道。
 
他是一個端端正正的文藝男中年，一般來說，文藝男中年，多數招人煩，少數招人迷，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經常招惹是非，麻煩不斷，搞不好還害人害己，而高星與他們絕然不同，他既不招人煩，也不招人迷，這么多年，他就一直這么不溫不火（有時表面上又是風風火火）地文藝生活著，就像他這么多年一直走南闖北地拍照，但從來不說是去“尋訪”什么，更與“探險”、“極限”這些名頭無關，他似乎就是平平常常的出差或“看朋友”，但在人們不經意間，他整理出版了三大本《中國民間手工藝》。
 
狗子雖然沒有直接談到收藏帶給我生活的影響，但也基本寫出了我生活的狀態和態度。

去年，我去蘇州，在水鄉一個古董攤買了兩件粉彩瓷器，我用衣服包了下，裝進一個布袋子，在機場上飛機時，布袋的帶子折了，布袋掉在地上，我想完了，瓷器肯定摔壞了。我用手捏了捏，也不知道怎樣，捆好的布袋不好打開，我把它就放在行李架上，但一路上我都放心不下。直到家，才打開布袋，喜出望外的是瓷器竟然沒有摔碎，也沒破。虛驚一場。
 
人都是要交學費的，再有經驗的收藏家也有打眼的時候……


高星的收藏品


高星的收藏品
 
張后：收藏中常常遭遇的困境都包括哪些？這些困境是否可以突破？
 
高星：許多人把到手的古董是否是真貨，有無上升價值，是否撿漏，作為目標，那困境就是這么才能將看好的古董占為己有。
 
許多收藏家都說，人都是要交學費的，再有經驗的收藏家也有打眼的時候，這樣的故事很多。

有一次，有個成功的企業家，要收點黃花梨家具，一是附庸風雅，，二是搞收藏，做投資。說好讓收藏大腕鄒靜之給長長眼。但后來又說：已找到另一個收藏家，去兩撥人，不太好。故東西拉回來后，才讓鄒靜之去看。鄒靜之和我到了那家企業大院，主人去取庫房的鑰匙，我隔著庫房窗戶玻璃往里看，只見幾米寬的大畫案，滿工是龍，腿根煞白，一眼就可看出，是人工做舊。黃花梨在清代也是奇缺木材，皇宮里也是上等物件，用料不可能那么大，再者說這么大的畫案，又是龍裝飾，只有故宮才能有，不可能流出，也不可能到現在才出世。我說了句，東西是新的吧？鄒靜之也趴窗戶望了一眼，說：操，高星要是隔著窗戶就看出假的，我應該一進大院門就知道是假的了。企業家一聽，趕緊給賣主打電話，剩下的東西不要了。幾百萬打了水漂，肯定是被中介及賣家合手騙了，當初就是害怕鄒靜之長眼給看出破綻，才借故不讓鄒靜之去的。即使是真的，也不是這個價呀。
 
還有一次，我隨古硯研究和制作大師吳笠谷去一家收藏鑒定學院，找一位收藏大家玩，我被他滿屋的價值連城的文物所震撼，許多平日見不到的齊白石的畫，官窯的瓷器讓我大開眼界。他拿出一個新近收藏的宋代古硯，讓吳笠谷見識見識，顯擺顯擺。吳笠谷一接手，說這是我刻的。那人說不可能，吳笠谷說：你是不是從小張那拿的？那人一驚：是啊。吳笠谷說上個月才從我那買走，只是他把這硯臺角給砸壞了一點。做舊了。你花了多少錢買的？那人說：6萬。吳笠谷說：我賣給他才3千塊。那收藏大家特沒面子，他后來說：要把這東西上拍，出圖錄，出手。但這件新貨就在行里變成了老貨。
 
潘家園如今已變成旅游景點了。什么叫旅游景點?就是俗。俗就是人多。不光人俗，東西也俗，旅游景點賣的廉價紀念品，在這里都可以找到，并可以打著“古董”的旗號，最次也是“工藝品”的旗號。
 
我說我是一個孤獨的收藏者，并不是說我多不俗，多清高，只是說我逛潘家園的一種心態，一種習慣。
 
第一我不愛結伴去潘家園。許多人總愛結幫拉伙地去逛潘家園，以為人多勢重，好侃價，可以幫著掌眼，很是熱鬧。我以為每個人看東西都有所不同，只要你自己看好了，就可以拿下，學費該交就交，這是命。每個人愛好不同逛攤的時間節奏也不同，結伴去了，兼顧等候浪費時間。
 
第二我從不在潘家園結識藏友，逛攤就一心一意地逛，靜心靜氣地侃價，沒必要和同行或同路人搭訕結交，收藏本身就是個體行為。
 
第三我從不和攤主結交，不管買他的東西再多，再好，再便宜也只是在市場上混個臉熟，因為畢竟他們是商人，買賣關系一旦變位與味，便會讓許多事尷尬起來，麻煩。
 
我最早接觸擦擦是在詩人阿堅一女朋友處……


高星及家人與作家狗子（后排左二）、詩人阿堅（后排左三）
 
張后：看你收藏了許多西藏的文物，那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高星：我收藏的西藏民俗舊物最重要的也是最有規模的是擦擦磨具系列。我最早接觸擦擦是在詩人阿堅一女朋友處，她從西藏帶回一大包擦擦泥佛像，據說找當地公安疏通送上了飛機。那些擦擦都是老的，甚至是從古格帶回來的，那時古格還沒開發。后來她信了另外的教，便將家中這些異教物分送了朋友，我也獲得了一些。
 
1998年我隨攝影家高東風去額吉納拍胡楊林，在黑水城遺址的古佛塔塔基的沙丘下，還可以看見當年斯坦因掘寶時挖的大坑，我倆在廢墟邊隨手撿了幾個擦擦，那可是元代的。當地隨行的文物干部有點尷尬?；睾羰泻蟾邧|風洗車，忘了他放在車門里的擦擦，全變成了泥巴。我的帶回了北京，送給了鄒靜之一個，他至今還珍藏在書柜里。
 
2000年我第一次去西藏，在藥王山撿了幾個擦擦。詩人賀中也送了我兩個。后來在潘家園買了一些銅模子。那時還很便宜，后來韓國人專收這個，價一下上去了。
 
2012年我和同事高明去阿里轉山，在雙林寺外的古塔廢墟下，有幾個老擦擦己露出地表，風吹日哂，我撿了幾個，上有梵文和佛塔佛像，十分精美。高明十分嚴肅地攔著我，并用土埋上，說：這些東東西應在原地保護，你帶走會遭報應。但信佛的高子鵬對我說，你不是佛徒，但那些東西會加持你的。
 
……現在我還記得，每天早晨我坐在豐臺平房的小院里捧讀該書的情景，旁邊的瓜架上有父親種的東瓜和黃瓜，上面開著黃色的花。
 
張后：你平時都喜歡閱讀哪一類書籍？你也藏書嗎？
 
高星：喜歡閱讀的書肯定很多。但最讓我鐘情的是但丁的《神曲》。1980年高考后，閑在家里讀世界名著，在王府井書店買了一套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神曲》朱維基譯本，現在我還記得，每天早晨我坐在豐臺平房的小院里捧讀該書的情景，旁邊的瓜架上有父親種的東瓜和黃瓜，上面開著黃色的花。
 
后來又買了人民文學版的田德望譯本，王維克譯本。近年又有了黃文捷，黃國彬，錢稻孫，張曙光譯本。這么多人譯《神曲》，說明它很神。它是史詩巨著，用典有傳承，寫法現代，語言豐富，甚至包括俗語。政治立場鮮明，愛情故事雋永，哲學思辨豐富，宗教信仰忠貞，個人經歷與社會進程，時間與空間，生與死，人與自然……構成我喜愛的所有。
 
我也總試圖寫點長詩，當然，情懷和才華不及是明顯的問題，主要是無法做倒畢生的嘔心瀝血來寫。去年我寫了首長詩《療傷》，楊黎看上了要用，他問我：你怎么寫那么長？其實他應該問我：你怎么寫那么快？現在我們都視一切為過眼煙云，抓點就行，體檢醫生都勸我們要快樂健康，及時行樂什么事都別往心里去。
 
2000年后，我開始收集中外版本的《神曲》，那時我沒辦卡，又不會上網，更不懂外文。美國姑娘小梅從美國網上為我滿世界搜老版本的《神曲》，然后，照描我的中文字再寄到北京西交民巷22號，她總把“交”寫成“郊”，我在電話中費勁說：天安門不在郊區，她說幫我買書就是為跟我學中文。她竟然為我買來了十八世紀，英國真羊皮手工封面，插圖是描金套色，單貼在書頁里的，且是毛邊書……
 
在新街口中國書店我用80元買過作家版50年代的三卷本《神曲》，現都賣好幾百了。吳立谷為我從孔夫子網上為我購得各種民國版《神曲》，使得我《神曲》中文版己收全了。
 
鄰居冉姐的女兒在意大利學電影，我托她代購老版《神曲》，她來電話說朋友找來一套五十年代十二冊精裝彩圖版《神曲》，一千歐元，我說沒問題，旁邊朋友說那可不是人民幣!回來飛機托運都要了一千多。
 
今年財險公司的榮志曉及蜜蜂書店的老板先后又從網上幫我購了一些外文版的《神曲》，有的是1843年的毛邊書，使我的《神曲》收藏一下上了一個檔次。我現己有一百多套《神曲》了。我肯定是國內此收藏首位了，一切只為向但丁致敬。
 
……我就是一追星族。


少年高星
 
張后：從你的創作年表中得知你和北島、崔健等人早年私交甚篤，讓人羨慕。在這里可否談談與他們交往中，哪些是你記憶最深刻的？
 
高星：私交甚篤？那倒談不上。畢竟他們是我崇拜的偶像和精神教父，我就是一追星族。
我是1979年在西單民主墻看到《今天》的，后來，到東四去買雜志，看到了北島、芒克。再后來由于和北島父親在一個單位，才接觸多了起來。但那時，他已經不讓回國了。
 
2003年非典前，因北島父親病重，他才得以回來。現在，北島每次回北京，我們都會見上一面，他的書都給我簽名了。有人老覺得北島投降了，其實那是不理解他現在的處境和心態。我覺得與他交往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是，我促成了北島與崔健兩大文化英雄的相聚。那次，就在我家樓下飯店吃的飯，芒克也來了。飯后，我們還到崔健的一朋友家聚會，艾敬也來了，大家共同唱了許多歌。記得那時，崔健已開始玩說唱了。
 
1985年世界和平年，北京工人體育館百名歌星演唱會，我在場見證了崔健第一次登臺演唱，《一無所有》一下打動了我，共鳴的是一無所有，盡管那時覺得那歌聲那么難聽。后來中山公園音樂廳，北展，首體，工體，幾乎一場不落，招貼海報也一張不少，有時在唱片店和售貨員軟磨硬泡要人從墻上摘下來，有時騎車去找組委會要，有時托朋友在外地找。那時有關崔健的剪報我貼了三大本，黃燎原的橋雜志還發過我在崔健的音樂會上舉標語的照片，后來他的音樂會上就不讓打標語了。
 
1995年，在簡寧的黃亭子灑吧，我第一次和崔健近距離合影。認識崔健后，有時去看他排練，他驚嘆我的收藏，他說他都沒有這么全。其實，現在有時在劇場或街上，偶遇崔健，我們也只是打個招呼，沒有往日的激動了。
 
現在，我大女兒喜歡周筆暢，叫筆迷。我托鄒靜之給她找來周的簽名畫冊，沒幾天，被她扔在一邊，落滿灰塵，我在微博上評論此事，有人發私信要高價買這畫冊。
 
……這里的事還很微妙。
 
張后：我經常在微信里見到你即能和鄒靜之、西川、王家新這播人玩到一起，又能和阿堅、張弛、狗子、楊黎等天天混在一起喝酒，你是怎樣與他們玩到一起的？
 
高星：其實鄒靜之和阿堅小時候就是一個大院的，我也是同時認識他們的，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他們在一起辦啤酒報，鄒靜之住在皂君廟一筒子樓的小房間，是他媳婦單位的宿舍樓。家里的電視機是九吋黑白的，信號不好還要用手拍一拍。鄒靜之每個星期都要給我們做上一大鍋羊湯，有時阿堅的弟弟趙世民、莫非也在。大家在一起談詩歌，聽鄒靜之唱歌劇。
 
后來我們一起接觸少了，阿堅與鄒靜之幾乎很少來往。這里的事還很微妙。
 
堅持自我記述寫作的阿堅有意無意地回避他早年的成長經歷，甚至當面讓他口述，他也經常顧左右而言其他，有所諱忌。阿堅從不將自己在冶金部大院的大院文化進行炫耀，甚至極少回憶。但是，和阿堅同住一院的鄒靜之寫出了小說《九棟》，肖長春寫出了小說《大院里的熊孩子》。
 
阿堅有意回避的是：他早年的父親是大院里文革的造反派、奪權派，阿堅在院里學雷鋒的經歷，這或許是阿堅自認的不成熟？不光彩？當時鄒靜之的父親是大院里南方來的工程師，有文化，寫一手好字，彼時正受迫害。
 
當年阿堅作為工人子弟，和干部與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自然玩不到一起，而院里的小流氓又不帶上進的阿堅玩，甚至他經常受欺負。據肖長春講，有一次，班里的老大在課堂上欺負一女同學，作為班干部的阿堅，仗著自己的身高，勇敢地打了老大一拳。那是見到阿堅少有的反抗，盡管阿堅事后也很害怕。這或許也和阿堅日后熱衷于練拳擊有關。
 
也就是說阿堅崇尚英雄、同情弱勢的情懷，是和早年的生活經歷分不開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血脈遺傳。阿堅一直彰顯著反對權威、拒絕合作的姿態，阿堅小時經常挨父親揍，且多次是在自己的弟弟妹妹面前。大了，父親與他多次因為參加四五、非婚生子等斷絕父子關系，現在，盡管父親給他寫信，有和好之意，但阿堅絕決不與父親見面，這也是阿堅抗上、反對父權的一種，乃至反抗今天所謂的資本主義、霸權主義。阿堅的階級性和意識形態是很講究的，深入骨髓。阿堅說自己骨子里有點回民的意思，崇尚反骨、造反精神，對俠客烈士格外敬重，其實他最缺少信仰和莊重。
 
阿堅盡管把自己的身段放低，自稱“老傻逼”，但他更習慣稱自己是“傻逼之父”，可見他的英雄的情結。當然，阿堅也一直拒絕成功。他總是和一些邊緣的、落魄的小兄弟為伍，像小昭、無聊人、孫民等，很少和詩歌界的“名人”交往，除了陳嘉映這個例外，他幾乎都拒絕行為準則正常的文化人。就像阿堅一直堅持在腌臜小館吃飯，他不是不習慣高檔飯館的飯菜，他是不能接受你與他不能平起平坐的姿態。
 
在堅守立場這點上，我和阿堅不一樣。我雖然更習慣和知識分子、所謂的人品正派的詩人交往，但我和阿堅等這類人在一起玩的時間似乎更長。因此有人說我：你怎么老是和壞人玩？其實，我也是缺吧，倒不是我有多好啊。
 
我也和阿堅講過：民間也要干點正事，你看楊黎帶著小兄弟掙錢出書、駱駝與道友認真編著雜志，就連狗子還和陳嘉映搞個對話。作為相知相識的老友，阿堅每次也是等對話快結束時趕過去喝酒。阿堅就是這樣不嚴肅，沒參加音樂會也會寫個樂評，我轉山詩還沒寫呢，他的序都有了似的著急，阿堅不在意閱讀文本，他的主觀意識非常強烈、固化。
 
陳嘉映說阿堅是“和時代抬杠”，“小折騰、小頹廢、小反抗”。自四五之后，走長城，還有在那年之后，幾乎大事都少不了他的參合：911、非典、四川地震……前年就連日本地震，阿堅還想去當志愿者。
 
愛出風頭的阿堅其實膽子很小，也很有策略。四五時他還知道離開廣場時換身衣服，到工廠劃上當天的考勤；有一年晚上，我在他西單駐地靈境胡同要順走一小個的老石碾子，阿堅還警惕地看看四周，讓我很懷疑眼前的他，是當年的“四五英雄”。我幾乎沒有見過阿堅在外動手打架，前幾年，一次我們在牛街吃飯，阿堅惹事掉了杯子，和餐館爭吵，回民的老板叫來當地的一群人，最終我們被拉到派出所。阿堅忙著叫比自己小20歲的白臉過來，似乎求他前來擺平此事，可見阿堅的怕事。
 
阿堅也是英雄相惜，認識狗子之后，阿堅如找到了組織。但對狗子喝白酒（不堅持啤酒主義）、結婚、生子、上班、閉關、出名人書、甚至在酒局上早走一會兒等等，阿堅都會情不自禁表露出自己的失望。
 
阿堅曾多次表達對張承志的贊美敬佩，曾引起過一些人的反感。我前些時告訴阿堅，北島在《今天》編了一期張承志的?？?，我見到阿堅一臉不以為然的樣子，很是吃驚。我后來明白了：阿堅不在意誰認同張承志，他需要的是更多的不認同張承志的人，這才顯著英雄本色。

阿堅的兩邊不向著，其實是兩邊不落好。異教徒的阿堅雖然對伊斯蘭深切的同情，但阿堅對酒和女人的態度可是讓伊斯蘭最忌諱的。我說過：阿堅的《女人冊》，可以讓伊教用石頭砸死好幾回了。阿堅對女人一貫的蔑視，倒是顯得有些恐怖。其實，如果沒有當年左宗棠的滅回，如今陜甘寧甚至北京，也許全部綠化，阿堅還上那找酒喝呀，上哪摸女人的冰涼小手呀？上哪聽何勇的《鐘鼓樓》呀？這點，阿堅是視而不見的。有人說：促成歷史的，不是兩性的和親，倒是尸體的埋葬。有時，對歷史就是要有鮮明的態度。
 
可以說阿堅是當代最后一位英雄主義詩人了。他之后再有什么人如此生活，我們都已不會認了，我們管那叫做瘋子。
 
盡管現在來說鄒靜之與阿堅最終還是不是一路人，但我卻能和他倆都成為好朋友。其實，我和鄒靜之、西川、王家新等詩人的交往，為人處世的平和更和我趨同，在詩歌寫作的態度上更加一致，與他們的交流是內心的，在詩意上讓我受益匪淺。
 
西川是我認同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中國詩人。西川開闊的神秘的詩風，及近年的民俗文本的變化，都是我樂于相見的。盡管我年長西川一歲，但我從他那里獲取了許多詩意和文匯。每年我倆都會在春節期間，在他工作室見上一面，吃飯時也不喝酒。靜靜地，就我倆，彼此交流新作，非常的舒服、雋永。
 
如果與鄒靜之、西川、王家新的交往是屬于靜的話，那與阿堅、張弛、狗子、楊黎等人的交往就屬于鬧的了，和他們在一起，我更放松，喝大酒。雖然內心深處有距離，但豐富我的人生，我就是這樣少有地同時與兩類不同的詩人在一起玩，大家都說我脾氣好，當然，也有人說我太隨和，沒原則。
 
阿堅玩旅行，去窮鄉僻壤等影響了我，但我樸素現實的生活態度，也多少影響了他們。昨天，在一個飯局上，有狗子的前女友從國外回來，在飯局上說狗子不應該為工作犧牲了自己的志愿。我說，狗子重新工作，是自己的選擇，自有他的道理?，F在帶孩子的狗子經濟負擔很重，靠寫作根本不可能養活自己和家人，你讓他像阿堅一樣每天晚上打電話給朋友，蹭飯吃，他拉不下這臉，也不是他這一代人混日子的氣候。
 
狗子的前女友煞有介事地說：狗子兩年后不行我來管。我想說的是：你先把今晚這頓飯的錢給狗子結了。一些人就是不樂于看狗子踏實生活，把那當成狗子向世俗投降。不負責任地吹捧、鼓舞狗子的另類生活，可是他們卻過著安穩舒服的生活，又不拿出大把的鈔票贊助狗子，整個是成天看狗子表演，給自己增添樂趣。
 
楊黎是我這幾年新交往的朋友，早年，看他的《撒哈拉沙漠上三張撲克牌》詩，以為他是個清瘦的文人樣的人，后來在詩會上見他兩次，都趕上他與別人打架，也聽說他的一些往事。后來，與他喝酒，總是提心吊膽，但后來，覺得他其實是一個細膩敏感的人，追求愛情，年輕，不做作。而且，有著現場感的詩歌理論，堅守自己的詩歌陣地，帶領著一幫小兄弟風生水起。難得他對我的欣賞，他今年還給我出了詩集《療傷》。
 
我現在當然不是去西藏看風光、獵奇，我盡量把自己融入西藏……


高星（左）與張后
 
張后：西藏，不論對你的生活，還是對你詩歌的寫作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你至今去了多少次西藏？西藏哪里最吸引你？讀完《轉山》，覺得像讀你的旅行日記一樣，有一種迷魂煙草的味道，吸引我不斷的想了解你，下面談談你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吧？
 
高星：我自2000年第一次去西藏，到現在已有11次進藏的經歷。我現在已把去西藏當成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種常態。身邊許多人忙著出國，在世界各地旅游地圖上劃勾，走遍天下。我是喜歡一個地，就反復去，哪怕是國內的一個地區，沒有征服世界的奢望。
 
其實，西藏不論從風景、人文、語言、文字、服飾、宗教、民俗等方面、都和異域的國外差不多。甚至比新馬泰、韓國、日本異國色彩更濃吧。
 
我現在當然不是去西藏看風光、獵奇，我盡量把自己融入西藏，我自豪，在飛機上，有北京的旅游乘客把誤我當成西藏當地人來問我：你們那氣候怎樣？
 
《轉山》詩集就是十多年來，每次從西藏回來寫的詩作的集結。正如詩人王家新在為我寫的序中說：
 
這里面的深層動因是什么？在我們這個愈來愈世俗化的社會里，這是不是出自一種最內在的危機和需要？而在海子之后呢？似乎轉眼間，這一代人已到了“老去詩篇渾漫與”的時候了；或者說，是到了與這個世俗的、肉體的世界達成某種妥協的時候了。我想，這也許就是高星的“轉山之旅”的精神背景。正是時代的進一步混亂、貧乏和腐敗，促使他聽從了“更高的吩咐”，或者說，使他聽從了那“遠山的呼喚”；在這部轉山之詩中，他甚至這樣寫道：“誰將為這個時代作證？只有信仰”，為此他列舉了貞德、昂山素季、林昭、茨維塔耶娃這些“圣女”，并且還穿插了一首《我曾經歷的信仰》，歷數他所認識的一些詩人、作家和藝術家的經歷：他們中有的信奉基督教，有的改信了佛教，有的跳樓，有的“上了道教的終南山”，有的遠走異國他鄉一去不回。而他自己，幾年前在珠峰下第一次學磕“等身長頭”后，在用小楷抄書佛經的同時，開始用詩來記錄他最隱秘的心路歷程。
 
當然，信仰的沖動不一定意味著要昄依到某個宗教的名下，靈魂的“轉山之旅”也不一定非要在珠峰下進行，并像信徒那樣以額抵地、一步一叩拜。在更普遍的層面上，它意味著在一個物質社會、在一個虛無主義盛行的當下對生命意義的追問和求索。我想，這也就是這些“轉山之詩”對我們的最根本的意義。我所敬重的塔可夫斯基曾這樣告白：“我想做的，乃是提出質疑并對深入我們生命核心的諸般問題有所論證，從而把觀眾帶回到我們存在的隱伏、干涸的泉源”（《雕刻時光》）。高星的“轉山之詩”一再指向的，也正是這一點。
 
因此，我敬重這些詩篇，敬重在跋涉的路上寫下這些文字的詩人。尤其是在這霧霾的日子里，這些“轉山之詩”給我帶來了我所渴望呼吸到的“雪”。
 
我今年又去滇藏地區的卡瓦博格轉山了，我是隨著當地一些藏族哥們和旅行愛好者轉的。一共走了7天，240公里。上次在阿里轉崗仁潑奇的用了兩天共13個小時，57公里。此次轉山和我一開始想象的還是不同，并不是沿山腳的平地村落轉，且滿是泥石的山路比轉崗仁潑齊的緩坡平路要難走，還要翻越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埡口。
 
轉山隊伍中有出于信仰的目的，有出于健身的目的，有出于戶外的目的，有出于為家人祈愿的目的，有出于攝影的目的……我似乎沒有目的，走，是唯一的目的。
 
我也許會說：這么累人的山我都走了，生活中那點煩心事還算事嗎？我同樣會說：生活中那些累心的事，我都經歷了，轉山這點累肌肉的事還算事嗎？
 
一路上不洗澡，露天方便，用別人用過的碗筷，蓋上百人蓋過的被褥，甚至大家嘴對嘴共飲一瓶飲料。此時，無法講究，只能將就。就像在一個已然沒有愛情的時代，你再追求所謂純潔，不就是二逼嗎？
 
本來對我轉山持懷疑的阿堅，聽說我回來了，興沖沖跑來見我，問我轉山詩寫的怎樣？我說：我不寫宗教，不寫艱險，不寫風景。阿堅說：要超越上次的轉山詩，要寫出里程碑之作，我說：我不寫欲求，不寫大作行嗎？
 
……情詩幾乎是每一個詩人的開啟之作，最初之作。
 
張后：你為什么寫詩？
 
高星：這個問題太大。我也正好梳理一下，可以從三個方面回答。
 
我小時在少年宮美術組學畫畫時，一個下放的老水彩畫家，做我們的輔導老師。一次，他帶領我們到鄉下畫風景寫生。在點評時，老先生說我的畫富有“詩意”。其實，那時我還沒有開始寫詩。但我一下理解了他說的詩意。就是我的畫面上所極力表現出的那種情調：小樹與小道的交叉意境，小樹的婀娜與云彩的飄逸。我也明白了“詩畫同源”、“詩情畫意”的道理。我本來也喜歡作文造句，老師的話激勵和鼓舞了我，從此，我總是習慣在畫上題格律詩，在速寫上注解，在美術班的活動記錄上用散文詩的日記配上淡彩畫。以致如今，我放下了繪畫，更專攻詩歌寫作。而且，我的詩歌寫作得益繪畫的感悟。詩歌有色彩，畫面感，情景的描述也已形象動人。藝術的脈絡上來說，詩歌與繪畫是最敏感的，也是最先鋒的，最張揚人性的?，F在我覺得畫畫太麻煩，寫詩也不要空間，有筆紙就行，也不用指望賣錢，甚至，也不用發表。
 
1976年四五運動時，我才上初一。父親帶著我騎自行車從豐臺到天安門廣場，夜晚的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人們都在那里抄詩。人太多了，由最前面的人讀出貼在紀念碑上的詩，后面的人重復念，再后面的人伏在前面的人后背上用本子記錄。我當時顫栗的是那些詩，那些地下的詩，完全是自發的。那些詩不是廣播里的《理想之歌》《西沙之戰》，完全是另一類的，不是贊頌毛主席的，卻是大張旗鼓地歌頌周總理，鄧小平的，甚至是直接點名道姓批判江青張春橋的。我與父親撤離廣場時，已是后半夜，我們看見廣場周圍的小松樹里有蹲著的黑壓壓的工人民兵在悄悄集合，如果我們再不走，也被捂里了。事后，單位收繳天安門詩抄，父親嚇得交了上去，幸虧，我私下重抄了一份。那件事后，我明白了“憤怒出詩人”、“詩言志”、“詩人的良心”的意思，也明白了為什么后來中國歷經的政治運動和思想變革總是以詩歌為先導的，那時，詩歌真是一呼百應。詩歌是上帝的宣導，是上蒼的代言，是世界的命名，是人類的良知，是內心的呼喚。我慶幸，我選擇了詩歌，我擁有與世界溝通的捷徑。
 
我上中專時，一天下起了灰蒙蒙的小雨，我在校園里看見一位憂郁的女同學孤獨地漫步在小雨中，她的背影如同一把小小的鑰匙，依稀開啟了我內心的閘門，憐憫，傷感、多情、美麗、愛惜等情緒，讓我的詩句自由而出，還押著韻角。那是我第一次寫自由體詩。事后，我把詩作拿給班上一也有文學愛好的同學看，他卻說我，不應該給女同學寫詩，我不解，我又不是寫給她的純粹的情詩，只是有感而發，對一種美的贊美。后來我才明白，那男同學當時正暗戀她呢，他是怕我也喜歡上她。可見，詩歌的力量和隱喻是先天的，對愛和美的追求，只有詩歌才是最本能表達的情感道路，因此說：“詩人全是兒童”、“純情才寫詩”，情詩幾乎是每一個詩人的開啟之作，最初之作。
 
我為什么如此喜歡但丁的《神曲》，就因為這首長詩體現了詩歌的集大成，愛情的詠嘆、政治的道義、文學的先鋒、宗教的信仰。也是我對詩歌迷戀的原因。
 
 
高星藝術簡歷：
1962年出生北京。自幼喜歡畫畫，后從事美術攝影工作，也一直從事詩歌創作，喜好旅行、收藏。
1987年宣武紅旗業大美術系畢業。先后從事廣告裝潢設計、雜志板式設計、美術攝影編輯、文化品牌推廣、博物館建設等工作，現供職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品牌部。
曾參加全國性美展、攝影展并有作品獲獎和發表。多次策劃全國保險杯書畫、攝影、詩歌大獎賽。設計了人保公司標志及廣告。
1995年參加詩刊社舉辦的青春詩會。在多種詩歌報刊選集中發表詩歌作品。
曾在中國攝影出版社出版有大型攝影紀實畫冊《京華名人蹤跡錄》，是歷時五年時間，走訪京城幾百條街巷胡同，近二百福黑白攝影，表現名人故居變遷現狀，獲得專家好評，2003年獲中國攝影出版社優秀作品獎，在人民大會堂接受頒獎。
自2000年起，在全國各地走訪民間手工藝藝人，對手工制作過程、工序、傳承、生存現狀等進行實地采訪拍攝。共出版圖文書《中國鄉土手工藝》（一、二、三）。
出版《向著西北走》《向著東南飛》《香格里拉文化地圖》《執命向西》《人往高處走》等為攝影及文字結合的旅行圖文書。
出版文化評論《屈原的香草與但丁的玫瑰》《鏡與書》《夸夸其談》。
出版收藏類圖書《百年百壺》《老保單》。
出版親子圖書《女兒檔案》《天天向上》。
出版詩集《高星詩選》《詞語詩說》《壺言亂語》《十年情詩》《詩話易經》《轉山》《療傷》。
編輯《狗子的飯局》一、二。
 
張后簡介：
中國著名獨立詩人、高產作家。曾被評為1917--2016影響中國百年“新銳詩人”。其作品以情詩為主，意象奇幻，視角新穎，充滿新唐詩之美。擁有廣泛的讀者，素有“夢幻之王”之美譽。并獲過多種獎項，2017年獲得網絡文學詩歌組銀獎。并著有歷史小說春秋三大霸主系列：《雄飆霸主齊桓公》《威凌霸主晉文公》《荊楚霸主楚莊王》（1998）、長篇小說《再紅顏一點》（2004）《像鳥一樣飛》（2003年）、詩集《少女和鷹》（2004）《夢幻的外套》（2007）《紙上玫瑰》（2008）《牙齒內的夜色》（2005）《張后網絡詩選》（2005）《草尖上的蝴蝶》（2005）《獨自呢喃》（2012）及《三人詩選》（田力、張后、韓永合著2002）《叢林七子》（羅唐生、楊然、張后、趙福治、北塔、周占林、張嘉泉合著2013）、散文集《月光下的水影》（張后、海沫合著1995）、隨筆集《詩人之夢》（2015）。《張后訪談錄——訪談詩人中國》(2012)、訪談錄《詩人往事》（2015）。2012年自編自導自演中國首部以詩人海子拍攝的詩電影《海子傳說》。2016年創辦中國唯一訪談類?？对L談家》?，F居北京。
 
來源：張后供稿
作者：張后  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