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家】北塔訪談錄
 
尚未銹蝕的時針正指向北塔
——張后訪談詩人北塔


 
張后：我讀過你的詩集《正在銹蝕的時針》，我只讀了半部，哈哈，因為另半部是英文我看不懂，我還讀過你的另一本詩集，《石頭里的瓊漿》，兩本詩集相比較，我可能更喜歡你后一本里的一些詩，譬如這一首《寂靜的力量》：有蚊子的夜晚/我寧愿是植物/被叮咬時一聲不吭/堅忍在微光里……從你的詩歌似乎看不出你的師承，想問一下，你比較喜歡誰的詩歌？
 
北塔：非常感謝您花時間讀我的詩，而且還不是一兩首，而是我的詩集，而且還是兩本，甚至還做了比較。
 
《正在銹蝕的時針》是我的處女詩集，您只讀了一半，責任在我，因為是我把她弄成了漢英對照本，好象給了她兩張面孔、兩個靈魂。
 
在全球化語境里，隨著中外詩歌交流的日益加強，這些年，漢語詩人出雙語詩集方興未艾。我曾在文章里專門談過這個現象，而且還在做相關的研究。
 
我自己在其中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曾經把幾十位漢語詩人的作品譯成英文，在海內外發表，還曾在香港《詩雙月刊》雜志開過“漢詩英譯”的專欄，跟香港的銀河出版社合作，主編主譯過雙語叢書，叫《錦瑟詩叢》，還是在海內外影響很大的雙語詩刊《當代詩壇》的副主編，曾幾度率領中國大陸詩人前往世界各地參加國際詩會。
 
我不知道別人出雙語詩集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我弄雙語，有兩個原因。一是需要，二是方便。
 
我跟國外交流比較多，收到過很多外國詩人饋贈的詩集；中國是禮儀之邦啊，我不能來而不往啊。給我詩集的外國詩人來自各個語種，其中大多數都把他們的詩集出成英文版或雙語版（母語加英語），我在美國的書店里翻看詩集時，發現雙語版非常普遍。如果只有母語，那我只能看著發呆。外國詩人的漢語一般都一竅不通，你要給他看漢語，他也只能干瞪眼。跟國外交流——真正的國外，而不是在華人圈子里繞圈或只跟漢學家套近乎（專事現代中國詩歌的漢學家，全世界不足10個，只讓他們讀你的作品，有多大意義呢？）——翻譯是必不可少的。
 
而我呢，還算有這個便利，我曾把外語詩翻譯成漢語，也曾把漢語詩譯成英文。在我2002年出版這本集子之前，已經幫海內外的一些詩人把作品譯成英文；當時幫我出詩集的摯友劉艷小姐問我：“你自己何不弄個雙語的呢？”正合我意。


 
英文部分是給外國人看的，老兄不必看的，哈哈。至于兩本詩集的比較，本身可能就是個問題。我到目前為止，個人詩集只出過這么兩本。在出《時針》前，我已經創作了幾百首詩；而那本詩集的篇幅非常有限——雙語版更使有限的篇幅縮小了一半，只能裝幾十首。
 
剩下的大部分作品怎么辦呢？我一直在尋找出第二本集子的機會，直到2007年，世先生圓了我的夢。我在選定作品時，所堅持的最大原則是：與《時針》不重復。我討厭文學創作的重復性，更討厭某些作家重復發表作品，炒自己的冷飯，那是創作力衰退的表現，也是不負責任的做法。我的“剩貨”很多，《石頭里的瓊漿》收的多數作品是《時針》之前寫的舊作，只有少數是后寫的所謂新作，所以，其實無所謂新舊。在我的詩學視野里，“新”、“舊”這兩個概念分量很小；我在《時針》的自序里說，我看重的是時間本身，而不是日期——作為刻度的人為觀念的產物；所以，我的詩集里從不標注寫作時間。如果注重一首詩的寫作日期，那寫詩跟寫日記和書信就沒有太大差別了。我關注的是好壞。有些朋友也喜歡《時針》里的一些篇什，你可以從相關的評論文章里了解到。
 
總的來說，這兩本集子其實既沒有類的區別，也沒有質的差異。
 
《瓊漿》因為是單語本，容量大多了，但也只能裝不到一百首（當然包括組詩，你知道，我寫過很多組詩）。我手頭還有很多存貨，2007年甚至2002年之前寫的也不少。如果有機會馬上出第三本詩集，我也保證不會跟前兩本有一行的重復。
 
《寂靜的力量》是我本人也比較喜歡的一首，因為它是我人格或者說人格追求的一種境界展現。我傾向于內在的力量，這種力量可能是沒有外在的表現的（比如無聲）。咱倆性格比較接近，怪不得你會喜歡它。
 
至于說到師承，哪個詩人沒有？！你看不出來，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
 
我的師承比較復雜，我在閱讀上是雜食主義者，古今中外，文史哲，什么都看，都學，都拿來。我的感情復雜，我的思想更復雜，而我的語言呢，更更復雜。從思想感情角度而言，我可能受西方的影響更多一點點。從語言文字的角度來說，我受中國古詩和新詩的影響還更大些，或者說，中、西影響基本是平衡的。具體而言，我比較偏愛中國的莊子、屈原、杜甫、韓愈、李商隱、蘇軾、魯迅、戴望舒、穆旦等，外國的但丁、莎士比亞、雪萊尤其是波德萊爾、狄金森、葉芝、泰戈爾、艾略特、奧頓、希尼等。
 
我的師承比較隱蔽，屬于“偷學”的范疇。古人說，偷詩主要有三種方法：偷語、偷意、偷勢。我用最后一種比較多，因為我覺得在語言表層上東挪西借，屬于“笨賊”行徑。我們向前人學，要學他們措辭的方式、內在的靈魂、言外的神韻，學的最高境界是“化”、內化，“學文化”就是學到了前人的錦繡文章然后化為自己的營養。杜甫說“轉益多師自為師”，我不敢說我已經到了只有自己學自己的份上了，但我確實在詩歌創作上也奉行“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圣訓。正是因為我不光盯著一家，而是挨家挨戶地打劫（錢鐘書語），然后，把“劫來”的好貨全部打亂，又重新拼裝，所以，您要是不仔細看，不深入研究，恐怕確實是看不太出來。
 
張后：我們有一些性格很是相近，其中一點就是不悔少作，敢于將自己習作“晾”出來，那怕它很“丑”，其實每個人都是逐步形成自己風格的，大可不必隱匿自己“少不更事”的作品，我喜歡你的坦蕩，你最早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寫詩或有詩歌這種愛好或曰情懷的？
 
北塔：我在上小學時，是中國最貧乏的年代（1970年代），我家里更是赤貧，無書可讀，只能看一些報紙。那時的報紙上是有詩歌的，而且版面還不小，當然，那些詩歌的話語方式是老套的，民歌類的革命話語，但是，調子雖然可惡，有的卻還有詩的情緒和形象。不知不覺地，詩就跟其它文體有了分野，成了我的最愛。我還在小本本上抄了不少我喜歡的章句。
 
我初中二年級時寫平生第一首詩，題目是《路》，篇幅還不短呢，大概有30行，意象也比較豐富，是相當成人化的，絕對不能列入兒童詩范疇；因為我模仿的是當時在課本里作為輔助閱讀材料的《黃山松》，作者張萬舒，曾是新華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我剛到北京時，還曾在一個會議上見過他，跟他說過的處女作跟他的關系。作為一個少年的模仿之作，《路》的思路和價值都是很有限的，而且想象方式和抒情調子也帶有少年先鋒隊的革命沖動，顯得有點夸而不實。但我把從小對人生的那種艱苦感覺和理想追求投射到了“路”這個意象，并把它人格化了。就這一點來說，還是可取的，至今我有時還在用這種寫法。當時語文老師給予了高度評價，稍作修改后，就在全班同學面前朗誦；這極大地促發了我的文學寫作的熱情，盡管這種熱情在我的學生時代，一再地因為考試壓力而受到壓抑，但最終成了我一生的愛好和事業。那首詩說不定哪天我還能重新翻找出來，放在哪一部詩集的開頭，讓讀者看看我的起步是怎么樣的，有著什么樣的時代的印記。
 
《瓊漿》里收了一首我高中時代寫的詩，《致北回歸線》，也是豪氣沖天，視通萬里。但我真正的少作是初中時的《路》，還沒拿出來。
 
張后：我第一次讀你的書，是那本《米沃什詞典》，還是2005年詩人法清從千里之外的佛山寄給我的，我很驚心米沃什的那種寫法，國內除了韓少功，還沒有人這樣用過，你和西川是什么原因開始合譯這本書的？你和西川合作的愉快嗎？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佳話可以在此聊聊？
 
北塔：那本書是北京三聯出版社的選題，他們先找的西川，翻譯是非常花時間精力的，而西川那會兒似乎剛剛當了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的副院長，極為忙碌，所以讓我幫他承擔一半的翻譯任務，我自然選了后半部分。這部書其實相當難譯，不是說語法復雜或思想深奧，而是里面有很多米沃什個人生活圈子里的人和事，還有波蘭的很多地理歷史知識，我是相當陌生，第一稿弄錯了好多個地方，都是西川幫校譯出來的。尤其是來自波蘭語的專有名詞的翻譯完全由他確定，因為我根本不懂波蘭語的發音規律，而他學過波蘭語。工作中的他極為認真、細致、負責，真是我學習的榜樣。記得原書沒有“米沃什年表”，我從為讀者著想的角度出發，提出應該附一份年表，因為書里談的都是米沃什個人的生涯和創作情況，年表會讓讀者對他有個總體上的把握，另外也可增加書的學術性。我先弄了份年表初稿，請西川定稿，他做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不少內容，本來已經輸入他的電腦。可是，倒霉的是，那時的電腦出了故障，而他用電腦的技術好象也不太靈光，幾乎要打退堂鼓；我在電話里了解到這情況后，馬上說他口授我記錄。最后年表就是那樣定稿的。總之，通過這次合作翻譯，我對西川有了新的認識，我更加欽佩他了。
 
 
北塔代表中國詩歌代表團向主辦方贈送書法禮品
 
書出來后，非常受歡迎，一是書本身的確好，二是正逢米沃什去世，全國各地有點品位的媒體都做了相當篇幅的報道，而且都順帶著把我們的這本書重點推出。出版社馬上就出了修訂本，加印到了一萬冊以上。詩歌界很多人都買了，有的還買了不止一本，甚至有人一次就買了六本，分送給朋友。所以你說的那種情況還不是個例。在其它學科領域，也有不少人買，如國內的波蘭語文學界。一些知識界精英甚至把它評為當年最受歡迎的十大好書之一。此書在海外也有相當的影響，聽說臺灣香港的書店里也在賣。有個朋友去隨團去波蘭訪問，帶了幾冊過去，在那邊也引起注意，以至于后來波蘭大使館還請我參加過幾次活動。我現在忝列翻譯家隊伍，跟參與這本書的翻譯有相當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真得感謝西川給了我那么好的機會。
 
至于詞典式的寫法，并非米沃什獨創，在西方有很多，比如赫赫有名的《魔鬼詞典》等。順便說一下，《米沃什詞典》的原文是“米沃什ABC”，“詞典”一詞是我建議而被西川采納的。當時國內正流行“詞典風”，并非韓少功一人獨步，詩人洪燭用此法寫過一本關于北京的書。我的《瓊漿》也采取了詞典的編排法啊。我以后還會寫（不是編）“詞典”。
 
張后：屠岸先生稱贊你在“構思、語言的運作、喻象設置諸方面苦心孤詣，但無鑿痕。深思熟慮而趨于爐火純青。有的是奇思妙想，但不導向炫耀……”我覺得他所言極是，以我這幾年對你的了解，你為人很內斂和低調，平時我們見面談話并不多，但相視一笑中，彼此盡可意會，但在此我想為“訪談詩人中國”的讀者，向你討教一些寫詩的法門或譯詩的甘苦，你看如何？
 
北塔：屠岸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前輩，一直很栽培我，對我勉勵有加。他在《瓊漿》的序里對我有所揄揚，使我備受鞭策。
我總體上有個判斷，詩歌作為一種張揚的聲音已經過時，它不再是一種廣場藝術，而是崗位藝術，甚至角落藝術。我們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或角落里，或自言自語，或與神靈對話，或尚友千古，那是我傾心的詩歌創作狀態。我在詩歌界領教過太多的夸談和表演，都是過眼云煙。站在歷史的深處和時間的高處，我們真正應該比拼的思想和藝術，其它一切全是扯淡。

至于說到寫詩的法門或譯詩的甘苦，問題太大，真不知從哪里說起。
 
我一直在追求這幾對矛盾的統一：感性與知性、形而下與形而上、現實與超現實等等。我對修辭美學考慮得確實比較多，具體的手法用的比較多的是比喻、象征、通感、夸張、對偶、軛式法、擬人法等等。但我要聲明的是，我更注重言下之意和言外之意，使每一個文本與我們周遭的世界建立起深廣的聯系，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經驗的加強，我更注重這種聯系。當然，這種聯系還是詩歌的、曲折的、暗示的。
 
文學翻譯很花時間，譯詩尤其如此，因為詩不僅有意，還有形，還有音，還有神。四者又是相互結合的。對于時間越來越少的我來說，而我又不能把這種對時間的焦慮加諸翻譯。這是最大的苦。這些年跟我約翻譯稿的很多，但我譯得極少。當然，譯詩也是非常享受的一種行為。沒有比翻譯更近地去欣賞原作風采的途徑了，論細致和深入，任何閱讀都比不了翻譯。讀書可以難字過，翻譯卻必須攻破前面的任何一座要塞，在出發語和目的語之間，鋪筑所有應該鋪筑的路，架設所有應該架設的橋。而且我還可以把這種欣賞中產生的美感傳遞給不懂外文的讀者，獨樂不如眾樂，這也是人類的一種本能。當然，懂外文的人讀了我的譯文之后，如果他覺得作品好，就會丟掉我的譯文，跑去讀原文。甚至不懂外文的人也可能就此而去學好外文，然后只讀原作。翻譯的悖論就在于此，譯者是為人作嫁衣裳。文學翻譯是一種悲壯的行為。
 
張后：你的生活好像很有規律，有板有眼的，幾乎不像別的一些詩人到處集會啊，泡吧啊什么的，你平時的生活是什么樣的？你一般都有些什么業余愛好？
 
北塔：我的生活是表面有規律，其實無規律。

我確實不太出去熱鬧，因為性格使然，而且不年輕了嘛。但我因為不坐班，有事才出門，沒事就在家里讀、寫。當然，社會活動還是比較多，一是北京作為文化中心，經常舉辦與我的專業相關的活動，而且作為首都和世界名城，全國各地、世界各地來聚會的朋友熟人很多，有的我有興趣，或者離家比較近，就去參加。我也經常到外地去，參與各類采風、研討等活動。
 
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圖書館，尤其是國家圖書館，比去單位還勤；因為它離我家比較近，而且藏書豐富，而且現在服務的態度和質量也相當不錯，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公共圖書館（他們以前居然不愿意承認，真是荒唐！無賴！）。因為我的寫作有相當一部分是學術性的，需要查閱大量資料。
 
從時間上說，我出門有季節性。一般春天和秋天這類活動多，冬天則我基本上貓在家里。對于寫作者來說，貓冬是很必需的。如果我把自己比做蜜蜂，那么在其它季節我在外面到處采集花粉，就得在冬天把花粉釀成蜜。我的創作生活更接近農業模式，春耕、夏播、秋收、冬藏，冬藏的同時是冬釀，把多余的糧食釀成酒，自己先醉，然后四散出去，讓朋友們分享。其它季節當然也寫，但沒有冬天寫得多。本來秋天是我的黃金季節，但現在北京的冬天都是暖冬，很像秋天，我把冬天當秋天過，收獲頗豐。
 
 
左1北塔、谷禾、安琪、張清華、右1瀟瀟
 
我的工作日和周末沒有區別，白天和黑夜差異也很小，將來恐怕退休后也與現在基本一樣；爬格子這行業沒有退休一說。我有時會工作到后半夜，以至于我對后半夜寫作的習慣有過一系列比較深入的感受和思考，曾經提出過“下半夜寫作”的美學概念，有關論述連同一組詩曾發表于臺灣的《創世紀》詩刊。
 
最后我想說，作為學者，我的生活的確不是五彩繽紛，我會通過聽音樂、看電影等加以調劑；我喜歡旅游，喜歡交友。跟朋友在一起，是人生一大樂事；跟朋友一起旅游，則是人生第一大樂事。我此生能把興趣和職業結合起來，是莫大的榮幸。
 
張后：最近我從網絡上看到關于你參加世界詩人大會的一些報道，可以詳細談談此行的來龍去脈嗎？據說你還被世界詩人大會聘為中國事務顧問，如果這事屬實，那在這里我先對你表示祝賀，以后可以為漢語詩歌做更多的實事了？
 
北塔：謝謝你。所謂“事務顧問”其實就是辦事員，為大家服務。
 
世界詩人大會是當今世界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詩歌組織，每年在一個國家或地區舉行一次大會。我有幸參加過三屆了，2006年的蒙古烏蘭巴托，去年的墨西哥阿卡普爾科和今年的匈牙利布達佩斯。我跟大會現任主席楊允達先生和秘書長吉爾曼先生兩位前輩建立了非常友好和信任的關系。記得2006年9月初，在一場大雪之后的早晨，在一個寒冷的蒙古包里，楊先生就鼓勵我并要求我，利用自己的外語優勢和出國經驗，利用世界詩人大會這個平臺，為中外詩歌交流多做些事，我表示愿意協助他戮力而位 。今年，他從巴黎特地寄來了讓我出任中國事務顧問的聘書。我就責無旁貸了。
 
第29屆世界詩人大會于2009年9月28日上午在歐洲中部匈牙利共和國的首都布達佩斯隆重開幕，至10月1日圓滿結束。本次大會的主題是“未來就在塵世”。來自中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28個國家和地區的130余位詩人與會。
 
中國大陸詩歌代表團成員有冰峰（北京《人民文學》雜志編輯）、于連勝（遼寧沈陽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書記）、野賓（湖南郴州市作家協會副會長）、高旭旺（河南《大河詩刊》執行主編）、丁仕宏（北京詩人）、譚清紅（湖南湘潭女作家協會常務副主席）、曹志平（湖南）、許英（于連勝夫人）和我（中國作家協會現代文學館）。大家推舉我任團長，野賓任副團長兼財務總管。
 
之前我已經把與會詩人們的作品、簡介都翻譯成英文，連同照片發給了匈牙利的主辦方，由他們編入《2009年世界詩選》（英文版）。
 
北京時間27日中午11點40分，代表團由首都國際機場乘坐荷蘭皇家航空公司的飛機啟程，歐洲時間27日下午4點到達阿姆斯特丹斯基普國際機場，大家利用轉機的富余時間，參觀了機場博物館，欣賞了荷蘭的精美油畫。據說，那是全世界唯一的機場博物館，斯基普國際機場很大，對于荷蘭那樣一個小國來說，先得尤其大；不過，其規模不如咱們的首都機場。我想，首都機場作為文明古國古都北京的機場，不妨也建一個小型博物館，以加強其文化內涵。
 
當天晚上8點，我們到達布達佩斯費里海吉國際機場，會議主辦方已幫聯系好機場巴士，直接把大家送到了多瑙河弗拉門科賓館(Danubius Hotel Flamenco)，這是會議主會場所在地，也是代表們下榻之所。一到賓館大廳，本屆大會秘書長安娜女士就迎著我們，讓我們辦理報到手續，領取會議專用的袋子、紀念品（一件T恤）、一支筆和資料（議程表、《2009年世界詩選》等）。我們還在辦理入住手續的過程中，世界詩人大會主席楊允達先生和本屆會議執行主席土爾極•伊斯特凡先生從宴會廳里聞訊出來，迎接中國大陸代表團。我向他們一一介紹團員，他們與大家紛紛握手寒暄、合影留念，表示熱烈歡迎和溫暖慰問。這時我才了解到，安娜女士是土爾極•伊斯特凡的夫人，夫婦倆為這次大會奔波很長時間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由于出席本屆會議的漢語詩人比較多，主辦方還特地請了一位漢語翻譯愛娃小姐。她曾于1980年代末在北京大學留學6年，非常優秀大方、開朗坦誠、負責認真，口齒伶俐，笑容燦爛；幫大家安頓好之后，陪大家吃完飯之后，她才獨自回家。她必須抓緊時間好好休息，第二天她還要為開幕式承擔極為辛苦的同聲傳譯任務呢。主辦方是臨時請她來義務幫忙的，沒有提前給她提供要翻譯的文字材料。我也做翻譯，我知道，那將是非一般水平譯者所能勝任的艱苦任務。
 
27號晚上其實有歡迎晚宴，但我們進飯廳時，晚宴基本上已經結束了。但那里還有許多代表，其中不乏跟我一起參加過2008年在墨西哥阿卡普爾科甚至2006年在蒙古烏蘭巴托舉行的世界詩人大會的老朋友，見面時當然要問長問短。根據我的經驗，在歐美，越是正式的重要的規模大的晚宴，飯菜越簡單。我隨便吃了些最能填飽肚子的東西。
晚飯后，時間還不算太晚（大約10點），我們中國大陸詩歌代表團全體團員前去楊允達先生及其夫人，饋贈給他們自己的書法、書籍、月餅（10月3日中秋節馬上就要來臨）和工藝品，作為不成敬意的禮物。北塔再次向他隆重介紹代表團顧問、沈陽市文化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局黨委書記于連勝，于隨即贈送了一幅自己的書法作品。楊先生說，多年來他一直有個心愿，即能在自己的祖國舉辦一屆世界詩人大會。于連勝當即表示他可以幫忙挑頭在沈陽主持一屆，2010年或2011年都可以。我隨即附和說，也可以考慮由沈陽和北京合辦。楊先生喜笑顏開，連連道好。
 
在賓館的地下一層，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廳，里面有作為本屆會議配套項目的書籍與雜志展覽。其中雜志基本上都是詩歌或文學的，如《頂點》（比利時，主編為世界詩人大會秘書長吉爾曼先生）、《水仙》（匈牙利，主編就是土爾極）等。大會設立有最美書刊獎，獲獎作品就由其中產生。其他人都累了，早早歇息了。我跟丁仕宏在愛娃的陪同下，去匆匆欣賞了一下。

28日上午10點，在賓館底層（其實是一層，那是歐洲的說法，跟中國和美國的說法不同）的拉威爾廳舉行了豐富多彩的開幕式。匈牙利籍世界詩人大會副會長土爾極•伊斯特凡主持。匈牙利共和國教育和文化部部長希萊爾•伊什特萬（Hiller Estvàn）出席會議并發表熱情洋溢但有些隨意的講話。先后發表講話的還有本屆大會的名譽主席暨匈牙利筆會主席等。真是難為了被關在翻譯間里的愛娃；她要在匈牙利語、漢語和英語三種語言之間來回穿梭，而且事前沒有準備，不過，她譯得還是相當充分而且流暢。水平之高，令人嘆為聽止。匈牙利筆會主席給來自臺灣的詩人、音樂家、文化實業家愚溪先生頒發了筆會紀念獎，因為后者作為世界詩人大會的供養人（patron）之一對本屆會議有實質性貢獻。土爾極給一位韓國中年女詩人頒發了“《水仙》國際詩歌獎”。楊主席則給幾位來自不同國家、創作成就斐然的詩人頒布了美國世界藝術文化學院的榮譽博士學位證書。本來，今年7月份，大會董事會已經通過評審，決定給中國著名詩人王明韻頒發此學位，但由于他臨時家中出事不能成行，董事會遂決定延后到明年會議期間頒發。于連勝也動過申請的念頭，但由于時間太晚而作罷，看來也得等到明年一起辦理了。
 
開幕式期間，高旭旺和于連勝展示了他們的書法作品，并饋贈給世界詩人大會和土爾極本人。還有一些音樂節目。首先是布達佩斯的一所音樂學校的小朋友們合唱匈牙利國歌和民歌，中間穿插表演的是愚溪帶去的臺灣年輕音樂家們的表演，有聲樂（唱的是愚溪自己作的歌——《路》），也有器樂（簫、笛和古箏協奏），東方帥哥靚妹的表演既悅耳又養眼，整個會場立即沉浸在中國文化的幽香之中。小朋友們唱完之后就先行退場了。整個開幕式結束之后，大陸詩人們紛紛與臺灣的樂手們合影。
 
28號下午，大會安排分組研討、發言和朗誦，根據不同語種分為英語、西班牙語和法語與漢語三組。我跟法籍華人吳婉華女士一起主持中法詩歌專場。由于在場的漢語詩人（包括香港的三人）人數幾乎是法語詩人的兩倍，我決定每兩名漢語詩人發言后，安排一名法語詩人；這樣有一種交叉和互相的氛圍。吳婉華已年近花甲，但精力充沛，思維敏捷。她出生于馬來西亞，曾在聯合國某機構做譯員，其丈夫喬治也是詩人——在法國相當知名。她的法語極好，英語次之，漢語很一般。法語詩人中也有英語相當不錯的，但高傲的法國人總認為法國文化極其燦爛，法語妙不可比，所以不樂意好好學英語。而我的法語根本不夠用，所以往往我先把漢語翻譯成英語，然后再請她轉譯成法語。這樣的翻譯免不了走樣。盡管如此，大家興致依然很高，紛紛演講或讀詩。一共有20多人，全部都有所表現，而且，還有一些互動性的討論甚至爭論。中國詩人絕大多數讀的都是入選《2009年世界詩選》中的作品，他們讀中文，我幫讀英文，而法語詩人手里都有這本書；所以，至少他們可以從英譯中體會我們的詩歌的特質。而當他們讀法語詩歌時，只有我能對著書看英譯，然后把大概意思轉述給其他漢語詩人。讀的最出彩的是一位比較年長的法國女詩人，捶胸頓足，敲桌捕風，激情灼灼，卻一點兒都不做作。我在最后做了簡短的總結，并闡述了一些我對中西詩歌差異的認識，即西方歌更多是超驗的、宗教的、神性的，中國傳統詩歌則更多是經驗的、世俗的、人性的，兩者中的“抒情主人公的角色意識和潛對話模式”也相當不同，西方詩歌中抒情述人公往往與自我或上帝對話，而中國的則往往與別人（親的疏的、活的死的，不一而足）對話。我還讀了一首我今年他新寫的詩《白公祠戲擬白居易閑適詩》，以支持我剛才發表的理論。會場氣氛嚴肅而活潑，瀟灑而緊湊。楊先生和土爾極時不時跑來觀摩。結束后，大家一起照了好幾張合影。
 
9月30日晚是大會閉幕式，但要到8點才開始，所以我們根本不著急，優哉游哉地欣賞完幾乎所有的美術作品才走出故宮，還在故宮大門外照了好幾張相，反正對著故宮就是背著多瑙河，反之亦然，所以那兒是照相取景的絕佳位置。在回賓館的路上，還順便去了趟超市，買了些第二天前往維也納的火車上要喝的礦泉水。到賓館時已經7點半多了，趕緊去會場。閉幕式上比較有意義的是頒獎儀式。我們這個9人團隊，除了于夫人，其他8位詩人都獲得了貢獻獎（其實無非是世界詩人大會感謝我們萬里迢迢去參加此次會議，所以每人都有，其他國家的詩人代表恐怕也人手一份）。另外，冰峰還獲得優秀漢語詩歌獎，我呢，作為中國大陸詩歌代表團和世界詩人大會中國事務顧問獲得組織獎。為此，我至今特別高興，因為社會上有許多人以為我這樣的人只會讀書寫作，不善組織等事務性工作。而大會對我這方面的工作恰恰給與了正式的肯定，讓我覺得受寵若驚、難能可貴。
 
因為第二天早上7點多，我們中國詩歌代表團就要離開賓館，前往火車站；所以，在閉幕式之后的晚宴上，我們紛紛與楊主席和各國詩人朋友一一道別，相約明年12月上旬在臺北再見。愚溪先生將出任臺灣第29屆世界詩人大會的執行主席，他有事要先走一步，但在臨走前，特地跑到我們的桌邊，跟我們每個人碰杯，歡迎我們大家明年去寶島，分享他的榮耀。

回顧整個會議期間，中國大陸詩人與外國詩人進行了誠摯的交流，更與臺灣和香港地區的同行進行了坦蕩的切磋。
 
會后，我們一行九人，前往奧地利、德國、盧森堡、法國、比利時和荷蘭六國考察，領略了最精粹的西方歷史文化，體會了最本真的西方社會生活。此次考察活動精彩而節儉，緊湊而勞累。10月8號，大家滿載喜悅與收獲，返回祖國。
正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此次中國大陸詩歌代表團出席國際詩會，也是中國詩歌界的金字品牌“中國詩歌萬里行”首次走出國門，走向歐洲，對于這個品牌的全球化發展具有開拓性意義。
 
 
2016年1月北塔（右四）與詩人張后、洪燭、張脈峰在保定
 
張后：前一陣，我有幸參加了一個阿拉伯詩人的研討會，我認真閱讀這位詩人的一些詩作，我發現他的詩并不比我們中國當代的一些詩歌先鋒和前衛，無論從詩歌形式上還是技術上，都有點稍遜一籌于中國詩歌文本，由此我不禁有點狹隘的心中暗竊，中國詩歌已可告慰國人，它至少通過我們的努力，已和世界詩歌水平看齊？我想問你的是，就你的觀察中國詩歌在世界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位置？我們還需要怎樣和國際的詩歌文化更好的進行交流和有效活動？
 
北塔：以我20年來對世界各國當代詩歌的有限了解和觀察，中國詩歌放在任何一個國家的譜系里都不遜色，無論從質還是量上看，我們都應該有這份自信。為什么？我總結有三大原因。
 
中國是詩歌大國，具有悠久而優秀的詩歌傳統，在“五四”時代，這個似乎過于龐大而沉重的傳統被新詩人們誤認為是包袱，但新詩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和反思，我們已經把包袱轉換為資源，而且我們已經摸到了對歷史資源進行現代化轉化的門徑，使偉大傳統重新煥發出了活力。
 
從1980年代初開始，中國有相當多的詩人拼命學外語，研讀翻譯外國詩歌，即使外語不好的詩人們也通過譯本了解借鑒了大量的外國詩歌，我們是站在世界詩歌的整體版圖上進行創作的，甚至是在其制高點上殫精竭力、勤奮寫作的。我們能把東西方的資源匯合在我們的筆下，而歐美詩人對東方資源的利用卻相當有限。就這點而言，我們比他們視野更寬闊、胸懷更寬廣。
 
我們的詩歌隊伍是全世界最龐大的，有些國外的朋友問我中國有多少詩人，我回答說光是北京就可能有一萬。雖然魚龍混雜，但是，這其中有博聞強記之士，也有才華橫溢之人，而且他們為詩歌甘于貧困和寂寞，堅守著，奉獻著。我們的詩歌怎能不繁榮、不進步、不沖頂？
正是因為我身后有如此龐大而優秀的詩歌創作隊伍，我跟任何一個國家的詩人交流時，從不妄自菲薄。我想交流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平等對話。
 
對話的方式如何有效？這個問題確實費思量。我想，首先應該有好作品，這是有效對話的基礎。其次，得有好翻譯。沒有翻譯，你只能找華人（而且還是第一代移民，因為第二代的漢語未必夠用了）和漢學家（而且是年紀比較大的，年輕的漢語可能好但未必能跟你談文學），無法真正跟外國詩人學者進行交流。當然，最好是自己學好外語。每次，中國詩人跟我出國時，總是說回國后一定要好好學習外語。我希望大家在出國前就能學好。
 
張后：我知道你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你出國期間，一定參訪了匈牙利國家文學館吧，我順便想問一問，他們那邊的文學館和我國的文學館對比一下，有何不同？他們有些什么可以令我們改進的形式？
 
 
從左至右，北塔女兒、洪燭、北塔2016年
 
北塔，是的，我在動身前拿到的初定議程里，就有在匈牙利國家文學館讀詩的環節。到了那里，我才知道，那個文學館叫裴多菲文學館。所以他們的文學館相當于裴多菲的個人紀念館，相當于北京的魯迅博物館（也可以說是國家級的，因為它屬于國家文物局），他們兩家似乎走得挺近的。把國家機構設立在個人名義的場所里，這在西方是慣例。如德國的國家文學館是歌德故居，俄羅斯的國家文學館是托爾斯泰故居。而中國現代文學館則屬于中國現當代的每一個作家，而不屬于某一個作家，也就是說，我們的范圍比他們廣得多。因為他們是個人的，而我們是全國的，所以我們比他們大多了；事實上，我們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文學類博物館。
 
裴多菲文學館是一座古老的宮殿建筑，已經315歲了，1694年開始營建，1696年告竣。而且她還有皇家血統。我們本來也在古建筑里，即海淀區的萬壽寺——慈禧太后那個混賬老太婆的行宮里，因為那房子是借用的，后來被趕出來了。當然，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我們新館的條件比當年老佛爺的行宮好多了。
 
我出國都要看相當多的博物館和圖書館，都會考慮國內的博物館和圖書館如何能轉變觀念、改進工作？我想，最關鍵的是從業人員的素質和觀念，而觀念里最重要的公共理念；有了公共理念，我們才會想方設法利用各種資源，去為社會大眾服務。
 
張后：經常有人說，搞翻譯的在自己寫作時，很容易陷入別人的窠臼中，你覺得呢？
 
北塔：這個問題確實存在，我也曾遇到過，但是階段性的。我想，這個發生在不同個體身上的程度不一樣，有的很嚴重，有的無關緊要。在我這兒，程度比較輕。因為我有防范機制。首先是心理機制，我翻譯外國詩，是要從中吸收營養，但并不是要把自己的靈魂交給我翻譯的對象。我想，我不會一輩子只翻譯一個詩人的作品，那樣可能會受他的影響太大，甚至無法自拔。我翻譯不同詩人的作品，會盡可能克制我的主體性，我的主體性太強，就會抹平不同詩人之間風格的差異，而好的負責任的譯者應該能表現不同翻譯對象的差異。這等于是說，我把自己分成不同的自我，讓他們去扮演不同的角色，與不同的翻譯對象溝通、融合。當這些不同的角色重新組合起來時，可能不是原來的我，而是新的我，但絕對不是哪個翻譯對象的奴隸或翻版。
 
另外，我還想說，是否陷入別人的窠臼，跟搞不搞翻譯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不搞翻譯的人的文章翻譯腔可能也很重甚至更重。
 
關鍵是你要有主體的力量而且對這個力量要有足夠的自信。《象山集•語錄》曰：  
“學茍知本，六經皆我注腳。”我知道自己的“本”之所在，所以翻譯對象都只是我創造的原料而已。
 
張后：你為什么寫詩？
 
北塔：這個問題太復雜，請允許我用最簡單的方式回答你：因為假如我不寫詩，詩就要寫我。
 
 
北塔簡介：
北塔，原名徐偉鋒，男，漢族， 1969年5月1日生于蘇州。現供職于中國作家協會現代文學館，專治詩歌、評論與翻譯，系世界漢詩協會副會長、國際詩歌翻譯研究中心顧問，《當代詩壇》、《詩歌季》和《世界漢詩》等雜志副主編。曾參與編寫《中國詩歌藝術鑒賞辭典》、《中國文學年鑒》等，參與翻譯《葉芝文集》等，參與“九五”國家重點課題“中國文化發展報告”，曾受中國作家協會邀請，為歷屆“魯迅文學獎”撰寫專家審讀報告。曾赴美國、蒙古、韓國和墨西哥等國內外各地參加研討、采風、朗誦和講座等各類文學活動。曾獲第三屆“中環杯”《上海文學》獎詩歌獎，第二屆世界漢詩藝術獎理論獎、香港《詩網絡》2006年度詩歌創作獎、中國網“中秋詠月”優秀獎等。主要著作有中英文對照個人詩集《正在銹蝕的時針》(2002年)和《石頭里的瓊漿》（2007年）等，主要學術專著有《吳宓傳》（2001年）、《戴望舒傳》（2003年）等，主要英譯中著作有《哈姆雷特》（2001年）、《歐洲幽默文化史》（主譯，2001年）、《八堂課》（2003年諾獎得主庫切的長篇小說，2004年）、《莎樂美回憶錄》（主譯）、《米沃什詞典》（1980年諾獎得主米沃什的自傳，與西川合譯，2004年）、《泰戈爾詩選》（2005年）、《奈保爾家書》（2001年諾獎得主，與常文祺合譯）和《菊與刀》等，主要英譯中著作有《卞之琳短詩選》（與卞之琳合譯，2004年）和《花開無意——佟晶石詩選》等。
 
 
張后簡介：
中國著名獨立詩人、高產作家。曾被評為1917--2016影響中國百年“新銳詩人”。其作品以情詩為主，意象奇幻，視角新穎，充滿新唐詩之美。擁有廣泛的讀者，素有“夢幻之王”之美譽。并獲過多種獎項，2017年獲得網絡文學詩歌組銀獎。并著有歷史小說春秋三大霸主系列：《雄飆霸主齊桓公》《威凌霸主晉文公》《荊楚霸主楚莊王》（1998）、長篇小說《再紅顏一點》（2004）《像鳥一樣飛》（2003年）、詩集《少女和鷹》（2004）《夢幻的外套》（2007）《紙上玫瑰》（2008）《牙齒內的夜色》（2005）《張后網絡詩選》（2005）《草尖上的蝴蝶》（2005）《獨自呢喃》（2012）及《三人詩選》（田力、張后、韓永合著2002）《叢林七子》（羅唐生、楊然、張后、趙福治、北塔、周占林、張嘉泉合著2013）、散文集《月光下的水影》（張后、海沫合著1995）、隨筆集《詩人之夢》（2015）。《張后訪談錄——訪談詩人中國》(2012)、訪談錄《詩人往事》（2015）。2012年自編自導自演中國首部以詩人海子拍攝的詩電影《海子傳說》。2016年創辦中國唯一訪談類專刊《訪談家》。現居北京。
 
來源：張后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