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后現代主義詩歌辨析


資料圖
 
無論是現代主義維度，還是后現代主義維度，中國新時期的詩歌創作都不能脫離現實主義文學的主流，都要以現實性為基礎，以人民性為立場，既扎根現實主義土壤，又高揚理想主義情懷。
 
后現代主義詩歌有其特定的文化、文學動因，它在中國新時期詩歌版圖中出場既顯示出合理性，也表現出不少缺陷。因此，對其進行辨析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在新時期綜合性詩歌寫作的語境中，遵循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將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創作維度適度結合，是詩歌寫作的合理取向。
 
后現代主義詩歌及其癥候
 
以后結構主義等哲學精神為內核的后現代主義文學，是出于反駁、超越現代主義文學而建構起來的，因而兩者的創作精神、美學特質有很大不同。在美學原則上，后現代主義文學主張反價值、反意義、反本質、反中心、反崇高，還原普通人的生存本相。在后現代主義文學中，讀到的只有現象，而沒有對現象的觀念、認知和態度、評價，其所反映的現實也大都意義缺失、價值匱乏。在美學表現上，后現代主義文學主張平面化、無深度、抽空主體的冷態敘事和零度抒情，追求客觀還原日常生活瑣碎、世俗的“原生”、“本真”效果；具體到語言運用，則集中、典型地表現為反意象和口語化。在消減價值、瓦解意義的后現代社會文化思潮中，后現代主義文學在一定程度上為“讓文學回到文學”提供了可能路向；同時，后現代主義文學也為文學書寫開辟了一個極其廣闊的領域，那就是一直被遮蔽、掩蓋著的世俗生存、日常生活和形而下事實。
 
后現代主義文學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著陸，在中國的后現代主義文學浪潮中，詩歌又一次擔負了“輕騎兵”的任務。應該說，中國后現代主義詩歌的初始姿態是健康的、起始立場是合理的，一些詩人的創作行為在當時看來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然而，當后現代主義文學一味朝“后”，就會出現因為過度抽空價值、排干意義而失卻價值、淪喪意義的情況。正如王岳川所指出的：“文學本真的精神‘氣息’飄逝而去，文學成為無棋盤的游戲，后現代文學的語言因喪失了精神超越性和價值追問性，而日益變成一種不斷膨脹的話語，一種夸張而刺激性的廣告，一種追新求變的‘操作’”，“后現代語言由精神向本能還原，使后現代語言成為思想的中斷而不可遏止地滑向價值的平面。藝術家在這種語言貶值中，突然意識到自己并不真切地存在，因為自己已不可能用這類格式化語言來表達任何屬于自己的感情。”（王岳川《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當后現代主義文學由嚴肅的文學探索突進泛濫為隨意、低俗的文學娛樂、游戲，并加入消費、媚俗的市場大合唱后，它的“文學性”、“詩意”就大打折扣，它被名之以“文學”、“詩”的合法性、有效性就面臨危機。不幸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漢語詩歌版圖上，一些扛著后現代主義旗幟投遞自我對文化物象的非文化感知的詩歌寫作，沉溺于粗俗、凡庸、細碎、無聊的自我日常生活中，耽潛于自我意識、自我無意識的幽暗迷宮里，一定程度上敗壞了后現代主義詩歌的名聲，也貶損了現代漢語詩歌的整體形象。
 
后現代主義詩歌寫作的糾偏路徑
 
新時期如是混亂蕪雜、泥沙俱下的“后現代”詩歌景觀，自然會引起一些忠實維護詩歌、真切關愛詩歌的寫作者和批評家的反思、批判。在他們的理論主張和話語實踐中，詩歌寫作與真理有著非此不可的聯系、與意義有著水乳交融的統一。既然重提“價值”、“真理”、“意義”等現代性指標，他們無疑是要把脫韁的詩歌之馬拉回到現代主義詩歌的疆域中去。不過，對于接受過后現代主義詩歌洗禮的他們來說，也并非要將后現代主義精神從詩歌寫作中徹底清除，而是主張吸納、化約其中的合理成分、有效因子，從而讓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原則、手法結盟，聯姻打造出具有綜合審美特質的詩歌產品。
 
在將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文學審美特質綜合起來的詩歌寫作中，詩歌寫作者首先“救活”了那個“已死的作者”。這種有“我”的詩篇，不僅“記錄”的是“我”的現實生活，而且其中有“我”在“研究”“我”的現實生活；同時，“我”用以批判、反思、質疑、對抗——“研究”——現實生活的根據和標準是諸如人性、生命、精神、靈魂、良知、價值、意義等現代主義哲學命題。其次，詩篇中的“現實”不再是瓊樓玉宇、空中亭臺中的形而上生活，而是人間煙火、世俗人生。這類詩篇的后現代主義美學精神的重要體現正是由于其所吸納的是日常性、凡俗性的“生活”。在新時期這類詩歌寫作中，現代性的思想意識、觀念認知與后現代性的生活圖景、人物世象的交織纏繞、融會貫通，或者說用現代性的眼光查看、現代性的思維評判后現代性的生活、人物，促成、催生了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文學創作原則的綜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將詩歌創作拉回到現實主義文學的主流之中。
 
“神性寫作”是純度較高、合格率也較高的現代主義詩歌，而“口語寫作”則是較為標準、純粹的后現代主義詩歌，新時期的一些詩歌寫作者則將兩者綜合起來，成為既非絕對的現代主義也非嚴格的后現代主義的“人性化寫作”。在“人性化寫作”中，一方面，在思想和精神內容上普遍增強人性體驗的深度與廣度，增強凡俗人生的外在敞開和內在感受，同時對其加以現代性的審視、反思；另一方面，在表意策略上采取口語化、反意象等。新時期的部分詩歌作者，對一度變異、扭曲了的后現代主義寫作加以糾偏，“加入生命的人格、良知、心地、品質和當下的人文關懷，以及蟄伏于生命中未被驚醒的神性”（陳曉明《語詞寫作：思想縮減時期的修辭策略》，見王家新、孫文波編《中國詩歌：90年代備忘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即是對“人性化寫作”的有效實踐和對文學創作中人民性立場的堅守。
 
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相結合的美學意義
 
在質疑、反思所謂純粹的后現代主義詩歌寫作的作者和批評家看來，寫作并不僅僅是“語言的游戲”。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相結合的詩歌寫作，通過超越、反撥“到語言為止”等偏于一端的寫作主張和行為，有力抵制并扭轉了一味媚俗、逢迎、討好的詩歌寫作意圖。他們清醒、理智地意識到，大量所謂純粹的后現代主義詩歌其實難逃媚俗之嫌；而媚俗之作通過世俗的甜膩意趣填充當代人的心靈，在某種程度上對人的批判和反思能力進行了消解。
 
作為精神性、心靈性行為，詩歌寫作只能是“有我”的主體性行為，不存在“無我”（無主體）的詩歌寫作。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相結合的詩歌寫作的重要價值，就是使被后現代主義詩歌驅逐了的“我”又回歸文本而恢復了詩歌的主體性。通過“我”的思想、意識、觀念、認知的參與、介入而復蘇了詩歌批判、反思等精神指向，使其附著上了現代主義美學精神。由于這個在詩歌中“說話”、“發言”的“我”是用現代主義文化品格武裝、打造起來的有著“現代性”精神內質的主體，所以詩歌的精神品質就具有可感可知、可解可識能起到現實點撥、生活啟示作用。比如，在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兩者之間取得微妙的綜合性平衡的“人性化寫作”，既避免了思想缺席、精神空場，又在詩歌語言、形式的選擇與運用上呈現出“親和力”，具備了獨特的詩學價值。
 
在新時期，許多高揚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精神的詩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在他們的詩歌寫作中引入了后現代主義的積極因素。如在陳曉明看來，王家新的《回答》便是一首在“后現代主義式的修辭敘事”里“包含著現代主義式的意念”的典型詩篇。詩人并沒有停留于呈現生活表象，而是據此寓言性地反思時代現實，并由此升華為對人類處境、命運遭遇的審視、揣度。
然而，無論是現代主義維度，還是后現代主義維度，中國新時期的詩歌創作都不能脫離現實主義文學的主流，都要以現實性為基礎，以人民性為立場，既扎根現實主義土壤，又高揚理想主義情懷。這樣的詩歌，才能夠在充滿現實生存氣息和感性生活色彩的同時，承載精神重量并涵納思想底蘊，同時也能夠充分體現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相結合的美學意義。
 
（作者單位：湖州師范學院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王昌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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