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強：新世紀詩歌的活力與危機

 
王士強（資料圖）
 
　　近年來，關于新世紀詩歌的評價呈兩極分化的態勢。有的人認為當今的詩歌處于最好的時期，也有人認為當今的詩歌失去讀者、自說自話，甚至瀕臨死亡。實際上，新世紀詩歌更多的是活力、契機與問題、危機并存的。在這之中，它正處于一個走向自由、多元、繁榮的上升階段，其基本面是向好的，其活力大于危機。
 
　　勃發的活力與創造性
 
　　從詩歌史的角度來看，新世紀詩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詩歌的生態系統已然進行了整體性的重組、重構，雖然稱不上“日日新”，但的確出現了若干新的特質，爆發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與創造性。
 
　　網絡快速發展所催生的自由、開放態勢。對于新世紀詩歌而言，網絡的出現和快速發展稱得上是一個“大事件”。網絡詩歌于上個世紀末在中國出現，但其真正進入“尋常百姓家”并發揮重要的影響是在21世紀之初。網絡的出現使詩歌的寫作、傳播、發表、評價等均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對舊有的詩歌秩序形成了劇烈沖擊，使得詩歌界的整體生態鏈條被重新組合、再造，堪稱一種革命性的力量。作為“現代科技”與“民間力量”相結合的新生事物，網絡詩歌迅速“崛起”，它有著更高的自由度，體現著強勁的創造性，經過短短幾年的發展，網絡已成為新世紀詩歌的“主戰場”。網絡時代的詩歌總體而言是更為自由自在了，雖然它也連帶、附生出了一些堪稱嚴重的問題，但其首要的意義無疑是積極和正面的。
 
　　多元化、多向度的詩歌格局。與網絡所帶來的自由、開放有關，新世紀詩歌初步實現或者說更為接近了“多元”。21世紀的詩歌真正來到了“王綱解紐”“天下大亂”的時代，是一個眾聲喧嘩、多元化、去中心的時代。新世紀詩歌呈現出離心、彌散的態勢，其體量增加，邊界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擴展，內部充滿了差異性與復雜性，價值觀念、審美取向、藝術技法等方面的探索在不同的向度上得到了展開。
 
　　本土性、現實性、中國性增強。新世紀以來，詩歌的本土性、中國性特征明顯增強，它更接地氣，更具及物性和有效性，而少有西方化寫作。近年來引起持續關注的“底層寫作”“打工詩歌”“工人詩歌”等便是這一時期詩歌本土性、現實性增強的一個表征，其所引起的關于詩歌寫作倫理的討論加深了人們對詩歌與現實等關系的理解。當然，這里面“中國性”因素的增強并不代表“世界性”因素減少，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更為復雜、互相交糅的。
 
　　現代性價值理念的再度推進。在新世紀詩歌中，現代性價值理念再度受到了重視和呈現，詩歌的現代性程度再度顯著提升，詩人群體體現出更為明顯的現代意識，許多詩歌作品包含了對于社會的關切和對于人的關懷，有著明顯的權利意識、責任意識、參與意識、自由意識等，體現著鮮明的現代性價值理念。究其原因，這與網絡平臺所帶來的信息傳遞方式、參與可能和互動方式等均有關系，也與轉型期中國的社會現實狀況、公眾文明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等均有關系。對仍然處于現代化進程之中的中國來說，這無疑是正面、積極、意義重大的，這一態勢在未來也必將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和推進。
 
　　詩歌技藝、風格層面的融匯與發散。在詩歌技藝、審美取向、藝術風格層面，新世紀詩歌可以說是兼收并蓄、無所不包，古今中外匯聚一堂，確乎達到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必要指出的一點是，如果說在新時期的初期對外來資源的學習、借鑒有不少是表面化的，那么在新世紀則更多是從自身獨立的立場、判斷、追求出發的，是更為成熟或者接近成熟的。從詩歌的先鋒性角度來看，新世紀以來，集體性、大規模的先鋒詩歌運動已經不復存在，但是詩歌的先鋒性仍然存在，且更為內在、多元、強韌。
 
　　新詩人與優秀作品大量涌現。如果僅僅從數量的角度來看，新世紀詩歌毫無疑問是繁榮的，詩歌的產量較之此前有井噴式的增長，而且每年均保持在相當可觀的高位，就作者的數量來說，不但此前的老作者仍然在進行著自己的創作與探索，而且源源不斷地有新作者加入其中。從新世紀初至今的十數年時間內，許多詩人成長為優秀、成熟、重要的詩人，其數量較之新詩歷史的任何一個時期恐怕都是更多的。從作品質量的角度來看，新世紀詩歌的整體水平更高，達到“基準線”的作品多，收獲了諸多沉甸甸的果實，有許多重要的、卓越的作品面世。
 
　　存在的問題與危機
 
　　新世紀詩歌在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同時，也面臨著重重的危機與陷阱，如果不能引起足夠的重視，將可能產生嚴重的后果。
 
　　過度自戀、自我炒作、缺乏自律。當今許多詩人不見得寫出多少有說服力的作品，但卻舉止乖張，不尊重他人，不講社會公德……認為這樣才具有“詩人范”。實際上這不過是把惡俗當個性，把無聊當有趣，暴露的是內心的淺薄與庸俗。正如西川所說“太像詩人的詩人不是好詩人”，詩人最重要的應該是寫出好的詩歌作品，是詩意地去生活、去寫作。在當前這樣一個物質化、消費化、浮躁的時代，詩人尤其應該自律、自重，尊重自己、敬畏詩歌，不應把詩歌作為手段、工具而應作為至高、神圣的追求，這樣的詩人才是值得尊重的，才可能獲得公眾的尊重與好評。
 
　　圈子林立、黨同伐異、內耗嚴重。詩歌界另外一個現象是圈子化明顯，絕大多數的詩人都有其特定的圈子，圈子之多、之復雜，相互之間隔膜、對立的程度之深，在所有的文人圈子中最突出。圈子化本身并無問題，由于地域、受眾、寫作取向等方面的原因，詩歌同好之間聚到一起，切磋交流、互相取暖，這是正常且有積極意義的，但物極則必反，而今詩歌界的圈子化已發展到了黨同伐異的程度。不健康的詩歌生態敗壞了詩人和詩歌的形象，也是使得詩歌影響力愈加萎靡的重要因素之一。
 
　　門檻降低、低水平重復、辨識度不高。網絡釋放了詩歌的生產力，但同時也極大地降低了詩歌的門檻，甚至已無限趨近于“零門檻”。門檻的降低有其好處，但同時也魚龍混雜、良莠難分，導致了濫竽充數、渾水摸魚等現象的出現。門檻降低帶來的另一個問題便是詩歌標準的缺失與混亂，關于詩歌的“共識”已然失去，詩之為詩的一些基本要素也遭到解構、質疑，舊的秩序打亂了，但卻并沒有新的秩序建立起來。這實際上同時也失去了自我反思、提高的機會，使得許多的人固步自封。當今詩歌中的相當部分是處于一種低水平重復的狀態。從事詩歌寫作的人雖然為數甚多，但真正有個人化的風格追求的，為數并不太多。
 
　　浮躁、孱弱、被同化與被征用。在當今這樣一個消費至上、“娛樂至死”的語境中，社會文化的浮躁、表淺、快餐化、娛樂化無可避免，詩歌本應作為一種糾偏的力量而存在，但在現實中，詩歌卻在相當程度上也沾染了時代病，很多時候它不但沒有作為異質性的力量而做出文化上的警醒，反而是被同化，成為了現實秩序、消費邏輯的一部分。許多寫作者在精神、思想上無根、孱弱。
 
　　如果對新世紀詩歌做一個總體性的觀察，應該說其活力、創造性是大于其危機與問題的，否則許多現象便難以得到合乎邏輯的解釋。如果認為新世紀以來的詩歌是處于衰退、沒落之中，便無法解釋其作品總量的倍增和思想觀念、藝術風格方面的多元。如果說中國的古典詩歌經數千年的發展確顯老邁的話，那么僅僅面世百年的新詩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已完成它的生理周期和歷史使命。如果說看起來中國新詩蹣跚學步、牙牙學語的階段已經過去的話，而今它最多也只是處于一個快速變化、成長中的少年、青年階段，離真正的成熟、衰老、終結都還距離遙遠。也許當今詩歌的確并不“成熟”、問題很多、“層次”不高，但是，它是走在探索、前進的道路上的，是有活力、生機勃勃、充滿可能性的，這應該成為關于我們時代詩歌的一個基本判斷。
 
　　在當前詩歌已經比較小眾、與社會公眾有了相當程度的疏離與隔膜的情況下，關于新世紀詩歌的前景，固然不應盲目樂觀，但也不必過分悲觀，詩歌歷來是中華民族文化中最璀璨、最精粹的部分，而今也并不例外，應該說新世紀詩歌仍然葆有著強悍的生命力與創造性，凝聚著我們時代的詩意、光榮與夢想，它是對得起自己的時代的，同時也值得人們有更多的期待。
 
　　（作者系天津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作者：王士強 
來源：文藝報   
 
http://www.zgshige.com/c/2017-09-14/427958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