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楊黎
 
譚克修/文


楊黎（劉不偉 / 攝）


譚克修（劉不偉 / 攝）
 
        部分第三代詩人對此前漢語詩歌強大的“詩言志”“詩緣情”傳統進行了調校。楊黎的非非主義，即后來的“廢話詩”，走得最為極端，把漢語詩歌的敞口，從延續了數千年的內容事實，徹底向語言事實轉移。詩基本放棄了“言志”“緣情”，用語言取代現實，成為廢話詩唯一的宗教。他們完全抽空了詩歌的意義和深度，把詩歌視為自足的語言結構。有人認為這是無效的實驗，甚至不客氣地說是“語言游戲”。楊黎也為此承擔了當代詩“口水化”的主要罪責。今天，對第三代代表詩人的認識，楊黎身上依然存在著極大分歧，在我看來，倒是好事情。因為對多數第三代詩人而言，分歧越來越小，往往意味著他已經成為過去式。他過去被高估的寫作，他提供的那些屬于當代詩在1.0版本階段的好詩，在2.0版本階段的今天，已經不再有效。如果他也沒有在詩學建設上提供有效的經驗，對他的認識確實已經不需要有太多分歧了。但這種共識，雖然正在越來越多的行家里面形成，但很少有人公開談論，所以現在看起來，并不影響到他繼續以大詩人自居，充當各種場合的重要角色。
 
        楊黎身上聚集的分歧，說明他的寫作，或他的廢話理論，對當前的寫作，依然在產生作用。比如廢話詩的后起之秀烏青，比楊黎走得更為極端，也被批得更狠，但他能在最沒有詩意的地方，靠出色的語感，就生出微妙的詩意來。在當代詩里，語感本身成為詩歌內容，也是廢話詩能在過去三十年里持續保有生命力的原因。但語感，牽涉到心理、情感等各方面的經驗，可劃歸神秘事物范疇。那微妙語感的傳遞，與其他詩性經驗的傳遞相比，對擁有不同聲音的讀者之接收系統而言，信號更不穩定。而讀者對語感的接收能力，完全依靠自己的感悟力，甚至無法由別人教育、轉述。語感信號容易在傳播中丟失，也基本無法建立有效的批評話語體系。靠語感寫作，多數時候只能是自說自話。
 
        楊黎早期的非非主義詩歌，是一種帶有純詩性質的語言詩。把詩完全當成語言材料的組織，對語義刻意抽空，使他的某些早期作品，現在依然有著某種迷人氣息。那時候的楊黎，應該是帶著某種理想主義來寫詩的，詩歌語言盡量要抽空其現實意義，努力讓詩成為能指被無限放大的話語編織物。但這樣的工作，我把它視為繆斯女神對楊黎進行的無休止的懲罰，類似于諸神對西西弗斯的懲罰。無論西西弗斯多少次把巨石推上山頂，巨石依然會在重力的作用下滾下來。這是一種帶有悲劇性質的工作。意義與語言的關系，就像重力與石頭的關系。只要在地球上，沒有人能把重力從石頭里清除，楊黎也不可能把意義從語言里清除，意義是語言的自然屬性。所以，世界上并沒有真正的廢話詩。意義可以來自于主體或現實世界，也可以來自于語言自身的生長，來自于語言對主客體的誤解或遺忘。成熟的詩，意義藏在語言中，像游走在渾水里的魚，固然難以捉住它，但能看到它在游動。某些當代詩，雖然呈現出廢話詩的某些特點，但這廢話，也能使詩性意義處于某種敞開狀態，游走在它自身的澄明中。
 
        廢話寫作取消了意義和深度，拒絕解釋。這種完全排除外部評論，將語言視為唯一現實的寫作存在嗎？有誰能真正寫出不夾帶意義的語言結構？這讓我想起了法國“新小說”派主將羅伯·格里耶，他被羅蘭·巴特視為小說界的哥白尼，成為后者闡釋“零度寫作”觀念的樣本作家。巴特稱格里耶開創的是一種無厚度無深度的風格，創作的是一種表層的文本結構——“表面小說”。盡管早期的格里耶對巴特給自己小說貼的“物化”標簽頗為受用，因為這個帶有實驗藝術色彩的標簽，能讓自己可讀性并不強的小說被人們廣為談論。后來，他的“物化”小說被指控把法國小說帶入了死胡同時，決定不再買巴特的賬，說巴特“在我身上發現那種不是我的，而是他自己的理論”。曾經反對比喻語言的他，在一次訪談中卻坦然承認：“我批判了隱喻，與此同時，我寫了《嫉妒》，而這本書卻是我對隱喻文體的稱頌。”
 
        反觀楊黎近年的寫作，似乎也有類似的變化。他早期的詩，必須要求無意義，現在的詩，他對詩歌有無意義已經無所謂。借用楊黎的詩題《打炮》說一句，雖然無意義的廢話寫作算是他自己約的炮，如果真不想打了，未必需要含著淚把炮打完。很多大詩人，都是在不斷改變著自己對詩的理解，不斷抵達新的高度，而成就自己的。雖然當年的楊黎，年紀輕輕就閃亮登場，迎來了自己的高潮，但我不認為，對一個天賦很高，也對詩歌一直保持著熱情的詩人來說，有那一次高潮體驗就足夠了。何況，楊黎現在依然有旺盛的體力，幾乎每天都能寫詩。對他目前寫的《遠飛》系列，我主要當作行為藝術來看。他或許想用張口就來，極度松弛的分行行為，對另一些過于煞有介事的的寫作進行嘲諷吧。楊黎是一個好玩的人。
 
        最后談句題外話。就是當代詩這個主流的壇子，如果說還虧欠什么人的話，我想到的第一個名字是楊黎。或是他們對他的誤解太深吧，發出去那么多獎項，居然沒發過一個給他。就算我并不認可楊黎的廢話理論，就算楊黎的廢話理論要糾偏，甚至出現被后人完全否定的極端情況，談論楊黎的價值，也要站在觸及當代詩某些本質問題的高度來談，他畢竟用自己的寫作和理論，涉及到當代詩的走向問題，也產生過實際影響。現在看來，詩歌要進行完全意義上的語言學轉向，在西方也受到質疑。第三代之后的部分詩人，進行了相應調校，他們重新思考詩歌與生命、語言和世界的關系，他們將詩歌寫作視為一次語言行動，又不滿足讓詩停留于將語言視為絕對之物的層面。但無論如何，這些對新詩的現代性改造工作，與第三代的“非非”“他們”等將漢語新詩與西方語言哲學進行重新對表的努力分不開。而某些著名的流行詩人，到現在為止，真正能明白自己在寫什么的有幾人？那些娘娘腔似的悲憫情懷，矯飾的小資情調，遍地的懷鄉病，是不是還在現代性的皮毛上撓著小癢癢？
                                                                                                                          
        2017,9,29
 
來源：譚克修新浪博客
作者：譚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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