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先鋒詩”的精神空間與歷史場域
——讀姜紅偉《大學生詩歌家譜》
 
霍俊明/文
 
姜紅偉的《大學生詩歌家譜：《飛天•大學生詩苑》創辦史（1981——2014）》（以下簡稱《大學生詩歌家譜》）無疑具有重要的詩歌史價值。這不僅在于這是一部《飛天》的詩歌欄目“大學生詩苑”的專史，而且還在于圍繞著這份刊物和欄目所呈現的極其復雜的波詭云譎的“校園先鋒詩歌”的場域狀貌、精神空間和文化生態。盡管“大學生詩苑”在先鋒詩歌、校園詩歌熱潮散盡之后的文學和社會學上的雙重影響已經大不如前，但是一份刊物所呈現的詩歌歷史的進程和轉捩足以在中國詩歌史上留下紀念碑一樣不可或缺的重要形象。在我看來，在整個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風潮的大背景下被譽為“中國新時期校園詩歌的淵藪和濫觴”和“中國新時期詩壇黃埔軍校”的“大學生詩苑”與“校園先鋒詩歌”是一體的、互動的，相互激勵和彼此生成的。那一時期的大學生校園詩歌必然是先鋒的、實驗的、創設的、挑戰的。而到了1990年代末期尤其是新世紀以來所謂的“大學生詩歌”基本上成了青春期寫作的代名詞，與“先鋒”基本上不沾邊了。
 
透過30多年的歷史煙云，姜紅偉的這本極其立體的具有現場感和歷史感的“刊物專題史”重新呈現了幾代大學生在青春的歲月里的文學理想與生存的精神狀態以及圍繞其上的一整個時代的歷史煙云。這既是一部詩歌史，也是一部思想史。而圍繞著“大學生詩苑”這一欄目所生發和形成的不同年代的文化語境、詩歌狀況、詩歌觀念與詩學趣味，個人的青春生活、校園記憶、文學理想、校園刊物、大學教育以及詩歌體制的立體化空間都無不真切地呈現了歷史事件的細節與可感的場景，還原出了一段縱橫交錯的先鋒詩歌和校園詩歌歷史的田野。當然時過境遷，隨著新媒體和自媒體的發展以及校園詩歌的繁而不榮狀態，“大學生詩苑”這一欄目在當下遇到的諸多問題和挑戰也是不言而喻的。而對于中國的“先鋒校園詩歌”的歷史而言，《飛天》以及姜紅偉都做出了應有的貢獻。這就足夠了。
 
而地處“非文化中心”西北的《飛天》雜志竟然通過堅持了30多年的“大學生詩苑”欄目推動了整整一個時期的漢語先鋒詩歌的進程。這不能不是一個奇跡。從1981年2月至今，圍繞著“大學生詩苑”先鋒詩歌以及校園詩歌的文化場域逐漸形成并影響日深。
 
在歷史譜系學的層面，說到《飛天》不能不說到其他與之相關的民刊狀態以及對先鋒詩歌的影響。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文革結束之后一些民刊和重要刊物所起到的作用。文革之后中國內地鋪天蓋地的各種民間刊物的發生和發展顯示了這一時期人們的特殊文學和文化心態。這種“民間”“地下”刊物又讓人想到前蘇聯時期的“薩米茲達特”（此詞的俄文原意是“自發性刊物”）。而后來獲得巨大國際聲譽的蘇聯作家如布羅茨基、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等都是在這些“地下”性質的刊物上發表作品，然后才在國外正式出版然后又通過“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引起俄羅斯國內的轟動和廣泛傳播。1980年代的民刊和校園詩刊的熱潮不能不讓人聯想到中國文學史上兩次辦刊熱潮——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及1978年開始的民刊運動。80年代的詩歌民刊尤其是大學校園的內部刊物在當時媒體尚不發達、官方出版物和刊物仍然嚴格把守的時候對青年詩人的詩歌閱讀、交往和傳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時油印的詩歌民刊打開了散落于全國各地詩人的眼界。此外其他大量的校園詩歌刊物更是難以計數。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民刊從地理上分布則主要集中于南方，這就說明了為什么80年代先鋒詩歌運動更多地轉向了“南方”包括西南地區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從1980年代開始廣義上的南方詩歌開始占據時代的潮流。以這一時期的一份名不見經傳的文學期刊《青春》為例，該雜志1987年5月號推出了名為“桂冠詩人專號”共收錄23位詩人，而其中浙江詩人就有6位。我想這個數字不是個例和偶然，而是帶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盡管這些民刊更多是小范圍的“內部”交流資料，但是這種形式顯然對于年輕一代人的詩歌寫作和思想狀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們無疑打開了一個更為自由和開闊的空間。這些民刊確實在當時的正統刊物權力之外為自己的詩歌美學提供了陣地并加大了各自之間的美學上的差異，但是這其中仍然有著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最后反光以及理想主義抒情年代的尾聲。這一時期的詩歌傳播仍然禁忌頗多，這種仍然不自由的詩歌生產和傳播狀態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這些民刊的產生和發展。這些轉折年代的詩歌刊物也試圖在一些官方刊物中尋找幾個突破口以便進一步提升這些“地下”詩歌的聲音。而“第三代”詩歌在官方刊物上的集體登場是遲至1986年才出現。在更多研究者看來《飛天》可能屬于一份省級的官方刊物，但是我必須強調的是在“大學生詩苑”與先鋒詩歌、民間詩歌以及開放的校園詩歌的關系上而言它又具有十足的“民間”色彩、獨立精神和開放意識。盡管《詩刊》曾在1979年第1期和第3期轉載了發表于《今天》上的《致橡樹》和《回答》，但是包括《詩刊》在內的官方刊物卻在此后的幾年對先鋒詩歌和民刊置若罔聞，不再轉載民刊作品。由此可見當時的文學環境仍然是不容樂觀的。可能很大程度上正是《飛天》的這種“官方”與“民間”融合平衡的姿態使得中國八九十年代尤其是80年代的校園先鋒詩歌在這里找到了一份健康的豐富的土質和水源。
 
關于《飛天》的“大學生詩苑”對先鋒詩歌的推動還與地緣文化有一定的關系。80年代的先鋒詩歌運動是從創辦民刊尤其是大學校園的詩刊開始的，而到了1986年的“詩歌大展”的時候這一切不可辯白地證明先鋒詩歌場已經由北京的《今天》轉向了“外省”——主要集中于西南和西北地區。這種文化場的轉向也許都隱約透露出《飛天》與先鋒詩歌在空間形態上的關聯。在說到80年代的“大學生詩苑”的時候會必然涉及到幾個詩學概念，而且這些概念大體具有交叉和重合的指涉。這包括“先鋒詩歌”、“大學生詩歌”、“校園詩歌”以及“第三代詩歌”。這些交叉的概念體現了詩歌史命名的錯亂，但是大體而言共同指向的是生于60年代，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讀大學并且從事實驗性和先鋒色彩的詩歌創作群體。“大學生詩苑”在80年代所推出的詩人基本上涵蓋了當時中國先鋒詩壇非常活躍且嶄露頭角的青年詩人群體。而之所以“大學生詩苑”推出如此龐大的詩歌寫作群體不僅與刊物理念和具體的編輯者的先鋒、開放的詩學思想有關，而且還與整個期刊界對先鋒詩歌的旁觀和冷望的刊物環境有關。為此《飛天》承受了時代不小的壓力。盡管這一代大學生詩人占盡時代風潮且各領風騷，但是也不能不因為運動性色彩而飽受爭議。
 
在我看來，姜紅偉的這部書無疑是完成一次歷史的還原和復現工作，盡管真正意義上的還原是不可能完全實現的。值得注意的是漢語詩歌的“地下性質”在20世紀的發展中處于一種在國家、民族、戰爭、運動語境中不斷被邊緣化的一種處境，在60、70年代更多是一種與主流和政治相對抗的隱伏狀態，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以來則更多顯現出寫作的一種個人狀態。而由于時間上的過于迫近性，致使歷史的敘述者在選擇的范圍和重點上都有著相當的難度。80年代《飛天》的“大學生詩苑”在很大程度上正體現了這一公共媒體空間與先鋒的校園詩歌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地下”狀態的密切關聯。盡管這一時期的詩歌的“地下”狀態已經與此前的文革有了相當大的差別和表現形態，但是對于正處于解禁期的仍然較為單一的紙媒時代仍帶有一定的挑戰性和異質性。這無論是對于《飛天》這份刊物還是對于當時的主編和編輯而言都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從當時發表的詩歌來看，其中有些能夠在當時公開發表出來已經是非常不容易了。由此，中國80年代的校園詩歌和先鋒詩歌甚至大學生詩歌運動都一定程度上離不開《飛天》以及“大學生詩苑”的推動作用。由此，將這一段時期特殊的刊物和欄目以歷史化的方式再次呈現出來將必然有著重要的歷史性意義。這不僅對于找回那些“歷史上的失蹤者”而言具有重要性，而且這一歷史性的瞬間對于整整幾十年的當代先鋒詩歌發展和生態而言具有啟示性。
 
當然，重現這段“當代史”也是有著必然的難度和挑戰性的。看看以下的相關數字就可見一斑了。《飛天》的“大學生詩苑”1981年2月創辦，至今歷時33年，先后經歷4位主編、4位責任編輯，編發212輯，發表462所高等院校，2003名大學生詩歌作者創作的作品4388首。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涉及的詩人人數、群體、社團、流派的數量都是相當驚人的。因為都發生在“當代”，這都還有待時間的檢驗和進一步的篩選。當然，這種“當代”性質的歷史書寫由于時間上的壓力而有著不穩定的流動狀態，因此文學史敘述的事件越是靠近文學史家生活的年代所記住的作家就會越多，甚至成為一大批作家的名單和目錄表（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歷史注定是被講述的，而這種講述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原生態”的歷史本相似乎只能永遠是不斷被挑戰的話題。而問題的關鍵是在歷史的書寫過程中任何一個書寫文本都有不可替代性。這些文本的前后連貫或者斷裂正揭示了歷史敘述的復雜性。而這些面目不同的文本面貌也共同呈現了歷史的不同側面。
 
歷史必將收割艾草，讓田野恢復最真實的一面。這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
 
 
另：
 
姜紅偉編著《大學生詩歌家譜》搶購啟事
       
（數量有限，搶購從速）
 
1、由于這本書的出版歷時十四年（收集資料十年，出版運作四年）費盡很多人力、物力和財力，希望各位詩友和讀者給予理解并支持這本書的銷售，踴躍購買（本書概不贈送，敬請大家理解），以便幫助我做好今后的八十年代詩歌史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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