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碧薇：地雷上的玫瑰
 
 
作者簡介：
楊碧薇，云南昭通人。詩人，作家。著有詩集《詩搖滾》、《坐在對面的愛情》。
 
　　地雷上的玫瑰
　　——搖滾樂視野下的詩歌正義
 
　　楊碧薇/文
 
　　一
 
　　今年十月初，在我的新書發布會上，陳家坪老師邀我為本年度的北京青年詩會寫一篇文章，主題是“詩歌正義”。按照我的理解，首先想到的是“詩歌與正義”、“詩歌的正義”，這個話題立馬讓我來了勁，好像有很多話，早已郁積在心，在平靜的江面下暗濤洶涌，只待時機合適，它們便會井噴式爆發。但真正要下筆時，我卻不得不一再延遲寫作計劃：在當下，發達的娛樂、正確的口號和無處不在的高尚能量早已把詩歌的尊嚴擠壓成可憐巴巴的米粒，即使詩歌一鼓作氣，登上高聳的紀念碑頂，舉起金屬大喇叭，它所發出的聲音也會被公共空間的滾滾喧囂瞬間覆沒，沒有誰的目光會為它那副孤獨的美麗面龐多停留一秒，更沒有誰在乎它的嚴肅、顫栗和悲憤。在無孔不入的大合唱中，“在安分繁榮的路燈下”，“在立竿見影的人民幣斗爭熱情里”，我，一個兩手空空的詩人，要談“詩歌正義”，其實比預想的要難得多，除非我的大腦對媚俗的世界、愚蠢的偏見自帶屏蔽模式。
 
　　但沉積多年的搖滾素養還是推動著我在猶豫中開始。話題自然而然要從搖滾樂引入。臺灣搖滾、文化與政治評論家張鐵志寫有兩本很棒的書：《時代的噪音》、《聲音與憤怒》。這兩本談論搖滾樂的書，可視為同一話語體系下的雙生子。在雙生子身上，張鐵志要檢視一個涉及到搖滾樂尊嚴的基因密碼：作為一種抵抗現實的力量，搖滾樂是否能改變世界？
 
　　抱歉，我又讓你不輕松了。要給出一個體面的答案，也并不輕松，即使“是”或者“否”只需噏動嘴唇、脫口而出。1989年，侯孝賢拍下力透紙背的史詩電影《悲情城市》，講述臺灣先輩們在“二二八事件”中為爭取自由與公義所付出的努力與犧牲；但短短二十多年后，張鐵志卻深感臺灣青年們沉溺于“小我”、醉心娛樂、無所作為——他們“不再管世間的不規則
黑洞與煩惱”；對于現實，他們主動放棄了批判的權利，也因此喪失了言說與改造的能力。

　　因此，張鐵志呼喚搖滾。“而我們，則會像某人期待欠薪/某人期待上市一樣/去期待下一次偉大的搖滾樂”嗎？？——這個疑問，是他寫搖滾樂評的出發點。而“這本書是書寫西方搖滾與社會的關系，但這些書寫背后，其實是為了反思我們自己的搖滾文化，我們的社會”，這是他寫作的目標。
 
　　抱歉，不輕松還將繼續。一個足夠好的時代，應允許人們有選擇不同生活的權利，寬容他們的平庸、愚蠢、自私、無所作為；而當一個時代不夠好，當它昂貴的錦袍掩蓋的已是千瘡百孔的肌體之時，更多的注意力會自發地指向其疾病。基于對通俗意義上的幸福的尊重，我們沒有理由制止前一種情況，謀殺人類的美夢；而張鐵志們，偏偏要打破幸福的幻象，將那些自我說服者和社會意淫者的夢境撕得粉碎，因為真實的常態是——“我們生活的世界，是一個垃圾場”。這個時候，藝術不再“躲進小樓成一統”，它迸發出全部的力量，以勇士的姿態“選擇堅強”。在這個壯麗的反轉過程中，藝術所要容納的洪流，遠遠超出它自身的飲用需求，它必須迎合、創造并經營各種附加值，以參與到迫使它發聲的公共語境中。這一定是對的嗎？——被貼滿了附加值的藝術，包括被投以“正義”期許的詩歌，像博物館里穿著金箔片衣服的陶土士兵，你是看重它的衣服呢，還是稀罕它的真身？
 
　　二
 
　　讓我們把古代的士兵暫時擺在一邊，先來看看最近發生的事。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來襲，國人又被打臉，今年評委們居然玩起了跨界，把這一殊榮給了鮑勃•迪倫（Bob Dylan），稱贊他在“在美國歌曲的偉大傳統中開創了新的詩意表達”。估計不少人是趕緊用度娘來檢索，這才知道迪倫是以搖滾/民謠著稱的美國藝術家。很快，迪倫的詩歌中譯本在網上傳播開來，這不知激起了多少詩人的酸葡萄情緒：在那些自視甚高（尤其是技術派）的詩人看來，迪倫寫的那些文字分行哪像詩啊！如果我們非要給當代漢語新詩定什么標準，那么，單是從對語言復雜性的要求來看，任何一個學院派都可以秒殺迪倫。
 
　　但你不能否認迪倫寫的就是詩；并且，對詩歌這種文體，他玩得比只懂詞語和修辭的你要高級。迪倫的譯者之一、詩人周公度就理直氣壯地說，酸葡萄詩人們都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迪倫是一個偉大的人。當他們還在爭論迪倫的詩是否是詩時，迪倫已經成就了他自己。

　　其實，搖滾樂迷都知道，不只是迪倫，還有抗議歌手尼爾•楊（Neil Young）、呼喚愛與和平的約翰•列儂（John Lennon）、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U2主唱波諾（Paul Hewson）……他們在面對這個世界的苦難與不公時所管的“閑事”及產生的影響，已經可以回答張鐵志前面的提問。而這種“傳說理想的忠誠騎士”，在中國搖滾圈里，其實已并不少見。搖滾樂固然是一種西方舶來品，但它一進入中國，馬上就融入了我們當代的語境。這不得不說有漢語的大功勞，借助漢語這一載體，中國的搖滾人也可以思考并分享人類共同的精神文明，并對這個社會發出他們的聲音。不論是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竇唯的“噢，我的天，高級動物”還是扭曲的機器發出的質問“為什么生活中處處都需要有效的證件，為什么沒有證件就得不到合格的身份”，都像斧頭一樣，在捶打著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秩序。即使只是踮著腳尖踩在小小的煙渚上負隅頑抗，但他們沒有停止發聲，因為“我要告訴你們/我根本他媽沒錯/錯的是我不應該安靜地活著”。
 
　　那么，比起搖滾樂，漢語新詩在做什么？在《失去象征的世界》里，耿占春認為，詩歌本是人類話語實踐的核心，這種最高級的話語活動，應該被其他學科分享使用。但漢語新詩顯然沒受到這樣的禮遇。在介入公共領域時，漢語新詩作為一種獨特的話語方式和現代性知識，同時作為一種高級的審美范式，其影響力卻遠不及媒體批量生產的話語垃圾；再高明的詩句，也常常在由小機巧撐起的廣告語面前敗下陣來。而在深入人心或公信力方面，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高明一無是處。但——，我不禁要問：這種被邊緣、被排斥，僅僅是外部世界施加于詩歌的嗎？詩歌自身沒有一點錯誤，它像竇娥一樣潔白無辜？始終面臨著身份合法性困擾的漢語新詩，還能不能為自己負責？
 
　　而我親愛的漢語詩人們，既擁有使用、改造漢語的權力，還擁有越來越多的人正在喪失的敏感心性，卻將大量的精力投入語詞的迷宮，在精雕細琢的象牙塔里流連忘返。“用一張假鈔，買一把假槍，保衛她的生活，直到大廈崩塌”他們可以視而不見，“不毛之地已高樓林立，流亡之處已燈紅酒綠”他們也可以視而不見。但我愈來愈懷疑，這種自我蒙蔽是否真的有助于過濾現實中無處不在的苦難、不公與荒誕？而它是否又真的能建造起一個自足的王國，吸引人們“拋開一切，走進天堂”？先不論這種詩歌自我蒙蔽法的有效性，真實的情況是：這個現實是我們共同面對的；穹頂之下，同為家園。我想，周公度說的迪倫的偉大之處，正在于他打破了藝術范式的壁壘，將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推到了公眾面前，用一種利于傳播的方式去表現這些問題，激勵著千千萬萬的人去反思并做出改變。這樣的藝術，不再是只生長于搖滾或民謠的后花園，它在向外飛翔時接觸了人間的生氣，它明白人類的眼淚、歡笑、掙扎與從容，于是能跨越膚色、種族與國度，成為一種具有實踐性的知識體，當然，更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
 
　　人生最大的偉業，不在于知，而在于行。知識帶來可能，行動改變世界。縱觀西方搖滾史，我們無法無視搖滾樂為世界帶來的改變，它的“四海一家”的奮斗、“愿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的夢想，始終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傳唱。而我們的漢語新詩，面對這廣闊的一切，卻反身走進了一扇有可能行不通也有可能通向虛無的窄門，這扇窄門除了能證明某種自私以外，并不能證明自身的高尚與價值的正確。自帶精英幻想的漢語詩人，前仆后繼地涌入這扇窄門，彼此討伐、樹敵，爭取自我陶醉的合法性以把玩語言和技巧。而結果是，在這人人都高高在上的狹窄地帶，詩歌正在成為一門復雜精湛卻毫無用處的學問，被華麗的修辭所一再強化的，不過是它的小而無用。這就像拉什迪在《羞恥》里所寫的，神秘的三姐妹將家族的生活鎖閉于城堡的高墻之內，拒絕與外界發生聯系。漢語新詩也面臨著這樣的困境，打開城堡大門的鑰匙，到底在哪里？如果，鑰匙就在眼前，那么，這門是開還是不開？如果開了，那放開了腿腳的漢語新詩還能跑多遠？它如何應對外面的世界？在更大的范圍內，它還會不會受到待見？它的影響力的邊界在哪里？而在詩歌的內外，我們還要用什么，才能有力地證明其存在的合法性與獨特性？ 由此看來，“詩歌正義”不只是偏正結構的“詩歌的正義”，還是動賓結構上的“正義”，也即對詩歌意義的注疏、義訓。
 
　　三
 
　　在解決這些問題前，我們先容許漢語新詩進行自我辯解。如此混賬年頭，漢語新詩能在文明的荒原上堅守二畝三分地，躬耕不輟，必會有動人的豐收。它對自留地的態度，不得不說有維持話語權力的考慮，但也有孤芳自賞的成分。因此它有超然的一面，并不急于向外界展示、推銷自己的魅力，而是敞開竹籬笆，等候著尋找美的人主動找來。無論如何，有些東西還是值得慶幸：我們陷于文字內的弱小自由，我們可憐巴巴的精神勝利法，我們建立于小抒情上的小快樂，都被綁在這二畝三分地的褲腿上。
 
　　但換個角度，漢語新詩廣受詬病的一點，在于它與大眾拉開了距離。它自造、自營一套規則，并用一再推進的難度來保障自身地位及價值。它的門檻頻頻加高，更多的人被拒之門外。拋開極個別的歷史時刻，似乎一直以來，總是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用它的蜜汁。它自身內部的分裂也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二畝三分地里，沒有一個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式的人物（在這里我更愿意稱之為“super star”），一只手嫻熟地操控著美的制造，另一只手翻云覆雨，搧動起無法阻止的影響力，蔓延過廣泛的人群。
 
　　當詩人們在一再抬高漢語新詩的門檻時，也在一再地加強自身對外界的免疫力——承認吧，我們已毫無疑問地“產生了對社會行動和正義沖動的道德誘惑的免疫力”。在這里，云集著大量的使用顯微鏡的詩人，沒有誰使用瞭望鏡——仿佛使用瞭望鏡即意味著對美和詩歌的背叛，就是自身格調低下的象征。在二畝三分地的美麗新世界幻象中，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詩人們已習慣了注射疫苗，那帶著細菌的廣闊天地被排除在敞開的竹籬笆外。當彌漫著塵土氣息的風消逝不再來，天空中懸浮的只是毫無雜質的冰冷晶體，漢語新詩就變成詩人們不可或缺的梭麻，服下了它，我們就能自我欺騙：“我的舌頭純化了/人對世界的終極評價/——甜”，并在藥物的力量下看到美好的幻象——“沒有了，早就沒有人孤單/沒有人不愛捐助/沒有人/無心睡眠”。
 
　　在自我欺騙與相互欺騙的合謀下，愈發技術化與工藝化的漢語新詩，就像是現代陶瓷廠流水線上的瓷器，一個個面孔精致卻輕脆易碎；閱讀它們，又像觀看一場韓國選美大賽，持續不斷的語言整容術將它們一個個打理得趨近完美，但你無法記住其中任何一位。面對它們，仿佛“倒在自我虛設的洞里”、“感到越來越有些疲倦”，總有一天，你會質疑這樣的審美，你呼喚血性，但它已被漢語新詩關在了竹籬笆門外，游蕩至遠方，再也不見蹤影。“亂石間，陳寅恪猶峭然冷對，/而我，只屈從于這陣鳥鳴”，在茍活哲學與權力話語的雙重催眠下，詩人們在白日夢中進化成穩定、精密的寫作機器，不用再添加感情原料，只需往里面投入一個個詞語，即可批量生產面目統一的詩歌。
 
　　難道我們的腸胃也會被調教得只能消化精糧？難道“你那永遠不變/低收入的鏡頭里/永遠是春天”？而事實是，我，“很想把對你樂觀的理解，深深地/插進你的喉管”。你難道毫無感知：越來越多的暗流匯聚在這個時代的河床上，一波又一波地發出怒吼。面對此世盛景，人們的心境正如萬能青年旅店在《殺死那個石家莊人》里所唱，“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廈崩塌/云層深處的黑暗啊/湮沒心底的景觀”。個體安全感正在遭遇一步步的破壞，流光溢彩中游蕩著一個個流離失所的靈魂。我們不再是我們自己，只是被巨大無邊的機器所抽打的陀螺，被動地“在酒杯里轉/在噩夢里轉/在不可告人的陰謀里轉/在欲望里轉/在掙扎里轉/在東窗事發的麻木里轉”。然而，鮮有人意識到這就是悲劇，悲劇正在發生，我們都為其所害卻又都沉默地參與其中！“國事與你何干，你要自由何用？”身處這悲劇中，你不過是發出這樣的疑問：“昨天晚上我可能死了/是怎么死的我也忘了/昨天晚上我忘了活了/怎么是活著我也忘了”。一切的界線都模糊了，喜劇與悲劇同臺，連死也與生相擁。這就如同2014年我在朝鮮板門店參觀三八線時的感受：冬末春初，土地仍然一片荒涼。人跡罕至，空氣干燥。我所到之處有一種前工業時代與后現代的奇異混合味兒。就在這片土地上，地雷無處不在，但你無從知曉它們的具體位置。只有守護我們前行的朝鮮士兵肩頭扛著的槍在提醒著你：稍不留神逾越了鐵絲網搭起的邊界，真實的危險便會一觸即發。
 
　　當下漢語新詩，也沉睡在密密埋伏的地雷之上！
 
　　四
 
　　然而，在面對當下漢語新詩的諸多問題時，即使“我有不安的睡夢/與嚴寒的隆冬”，也不想將它頃刻間推向街頭，使它成為熱血沸騰的宣傳員。雖然我一再地震驚于它的孱弱與自私，但既然還要賦予其希望，就必須認識到它的特殊性。

　　還是以搖滾樂來展開比較。先說普及方式。搖滾樂產生于現代音像技術已臻成熟的前提下，由于音像的特質，搖滾樂的傳播也主要是依賴于電視、網絡等新媒體，因而它能夠更容易地抓取更廣大的受眾面。而在網絡傳播普及之前，漢語新詩的傳播主要是依賴于傳統紙媒，比起搖滾樂所倚靠的電視、電臺而言，傳統紙媒的普及能力顯然有其局限性。
 
　　而現在，雖然漢語新詩與搖滾樂越來越多地分享著同樣的、類似的普及方式，但它們還是各有各的側重點。提到搖滾樂，人們常常會聯想到它在拷問世界時釋放出的獨特力量，它就像一把尖刀，又準，又狠，直捅這個社會的陰暗與不公正，直到捅得鮮血淋漓，逼你奮起反抗。這一行為，常有奔放的旋律與強烈的鼓點助推，瞬間激起你的痛感，讓你凜然一震，為之揪心。而文字似乎沒有這么直接、強大的生理魅力，相比起來，靠文字說話的漢語新詩就柔弱得多。搖滾樂偏愛直捅與插入，但詩歌偏愛徐徐的滲透。它很少以暴雨的形式出現，而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它極為耐心地、一點一滴地打濕蕓蕓眾生麻木不堪的神經，待這根神經濕透了、恢復了知覺，我們才會驀然發現許多的問題。很多時候，在詩歌里，我們的痛感與懷疑，我們的自我建構，就是這樣緩慢來臨的。
 
　　因此，我們又怎能要求正義踏著風火輪，朝詩歌狂奔而來？不要忘記，曾經的普羅文學、新民歌運動，又何嘗不是疾風驟雨式的？可即使它們在短時間內形成了潮流，事后卻并沒留下什么經得起檢驗的文本。如果對正義的追求蓋過了對詩歌中其他美學因素的要求——而這些美學因素正是構成詩歌的織體，它們的變形或消匿會直接導致詩歌性質的轉化——那么，所謂的詩歌，也就被扁平化為一種工具性的話語，就像身穿男裝威嚴凌厲的女革命，失去審美性。所以，我在文章開篇時提到的下筆困難，其實正源于此。我擔心自己的憂慮會在急切的敘述中不自覺地滑向表面上的幼稚的激進，而這種左傾的激進必然會遮蔽真實的憂患，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在猶豫：正義、和平、民主等諸多美好的詞匯，無論有多吸引人，都不能替代詩歌的主體性。這些漂亮的附加值就像是衣服，只有剪裁得合身了，讓詩歌穿上它們，才會顯得彼此都錦上添花。而作為衣服的擁有者，詩歌必須從內在上調養自己，才能更好地駕馭這些衣服，并使自己與其相得益彰。同時，也只有承認詩歌擁有這種選擇與自我調解的權力，我們才能來談它與附加值的關系，談詩歌的正義。
 
　　而這樣一個時代，詩歌是否需要正義？其實我的立場，在前面幾章已經表述得很清楚了。我并不認為，“我的反抗只是要消耗自己的不甘”，君不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千年前杜甫寫下的悲憤詩句，至今還是那么鏗鏘有力，當它落到我們現世的土壤上時，仍是字字千鈞。“一個社會中如果所有文化人都為政治發聲，那顯然是一個僵化的社會；然而，如果文化人對政治集體沉默與犬儒，那更是一個社會的悲哀”，而正義，這個特殊的附加值，它的一種反抗沉默的方式，就是與代表著人類美好向往的詩歌結合起來，通過詩歌發出自己的聲音。詩歌，也會因為正義的參與而變得更有重量。
 
　　托馬斯•索維爾曾悲觀地說：“我們所生活的這一世界中的關鍵性事實則是：所有的作為或所有的不作為都會付出代價。”既然作為或不作為都要付出代價，那么，我們不妨參考一下魯迅的做法：摘下詩歌——這地雷上的玫瑰，刻不容緩，喚醒鐵屋子里的人。
 
　　而我們的行動應帶著這樣的一個詩學問題去進行實踐：在對詩歌正義的追求中，漢語新詩應該如何繼續自身內部的修煉？它應該用怎樣的方式發聲以介入公共空間，才能確保自身的存在不被附加值掩蓋、滑入空蕩的巨響之中？這是詩人們在進行正義實踐時的切身問題，透過它，我們也可以明確，正義訴求與詩學內部是不能割裂的整體。
 
　　2016-11-18 初稿于河南郟縣
　　2016-12-11 修改于北京

 

作者：楊碧薇
來源：批評者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QzNDQ3MQ==&mid=2652028063&idx=1&sn=da0afe55e58258546d95fe9daeca7c78&chksm=84e90897b39e8181007237d4551735a3d2e4462e3f5c55b0fee6a6eca66a5ab4509d7b98ffcf&mpshare=1&scene=1&srcid=1119HZuzwcCVieDqNzRn18ug&pass_ticket=5tX8QlLVuTHenPday9wZsTBBYwshdcQjGtQ%2BjbfDzv2zVYvAzpY%2Bo4bDnVRQvxSe#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