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江河：詩歌地理的邏輯、結構與線索
 
　　張清華從一個批評家的角度、從中國當代詩歌發展的角度，將不同的歷史內在邏輯、結構、線索加以追蹤、整理和呈現。依我所見，我們從詞與物的關系來考察和建構中國詩歌文本史，就應該將物質文化進步所帶來的種種變化，放到對寫作新規則之出現、寫作新能量之積聚、新格局之形成的深度考察里面。比如說，如果將印刷史的變化這個角度放進去以后，那整個宋詩的寫作發生史就與唐詩完全不一樣了，黃庭堅的重要性、革命性一下子就突顯出來了，杜甫所說的“讀書破萬卷”就不只是一個隱喻，而是一個實在。得益于北宋時廉價印刷物的大量涌現，鄉村書生人人都能海量閱讀，所以詩詞文本中才會有這么多的化典入詩，化腐朽為神奇。然后把翻譯的影響也放進去，才會有佛義和禪味，對詩歌趣味和詩歌思想的散文化的影響。然后還有晚唐古文運動的影響，把安史之亂多種胡文雜語和漢語的混雜，把這個語言亂局對寫作造成的影響，與佛經翻譯史的影響，以及戰亂帶來的統治渙散、種族雜居史放進去以后，才會有后世對韓愈古文運動的總體認識。所有這些東西綜合在一起后，就不僅僅是一個文本的寫作史，句子的修辭風格的簡單變化。我們在看待當代文學史時，也是如此。剛才張清華的發言，透出一種史學家的目光。比如，如何看待朦朧詩的發生，這個事件不僅僅是一個美學事件，它同時也是一個社會事件，是歷史裝置中種種政治的、社會心理的、美學的總的反應之匯集與激活。所以朦朧詩的地位和影響，也應該在這個角度被界定，這是朦朧詩本身的一個榮耀，但也是一個宿命般的局限性和短板。那么連北島自己都在否定他自己早期的詩，那些讓他成了大名的東西，那些事件史研究的、意識形態的東西，詩意的成色遠不及史料成色來得重要。不僅僅只是90年代以后的那個經濟大潮的歷史，或者更多的這種實際發生的事件史，據此勾勒我們對詩歌現象史的認識，那么這個文本史所反映的還有背后的更深刻的“現代性”這么一個東西。剛才張清華提及唐曉渡的文章，時間神話意義上的進步觀，這個進步時間觀其實就是現代性的一個大的隔斷，新比舊好，一直追溯到康德的那個啟蒙神話，從那以來，新人的誕生就來了，新我的誕生。那么歷史這樣追溯下來，變成了一個我們現在根據時間線索來劃分，包括80年代、90年代、千禧年代，這個越變越庸俗的、變成一個斷代史的、變成一個出生年代先后之別的文本史觀，這是非常可疑的。根據這個呢，有什么第三代啊，或者下半身啊，后來還有千禧一代啊，等等，反正都是一些比較取巧的淺薄描述。就在這么紛亂的一個詩歌分布里面，張清華所提出的詩歌地理概念，其實是空間、時間、心理、語言的文本政治、新聞成分的一個綜合，還有學術研究之要素，這么一個大的綜合。他不是只是說空間分布不同，不是那么簡單，而是時空轉化，還有人的意識的扭結，還有精神分析的東西，精神分裂的東西，都在里面有所扭結。如果依照這個架構來理解中國當代詩歌史，我估計可能會是一個人類詩歌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我一直認為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本身就是一個盛世和亂世綜合的時代，它的混亂、它的骯臟、它的殘忍，和它的純潔、它的崇高、它的神奇是混在一起的。那么這樣一個混合里面，我們怎么從寫作的角度去投射它，又怎么從詩歌文本史的角度去觸及它、反映它，而且這里面還得考慮地方史、風格史、公共詩意與少數人語言兩者之間的比例、以及和我們所說的大詩人這個概念，把這些東西扭結在一起，這樣一種勾勒，我覺得是真正的是一部詩歌史的勾勒。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那么我再講一個問題，就是新聞和詩歌的區別，以及兩者之間的可能的、微妙的文本勾連。因為持續好幾年了，我都在考慮當代詩如何處理當代媒體意識形態，這么一個特別困擾人的問題。怎么從詩歌立場的角度，從詩歌邏輯的角度，甚至從元詩的“發生”的角度，去綜合處理新聞的東西，但又不把寫作文本變成是一個所謂的意見的、媒體意識形態的、碎片化的東西？這是當代詩歌寫作面臨的一個根本的、大歷史的挑戰。那么從這個角度看，西川的那個《小老兒》，我覺得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文本，它涉及和處理了從時間蹤跡到空間恐懼的、從繁殖到死亡的、從一到多的（最終導致“一”的消除）、這么一種當代病毒形態之發生和傳播、這整個的過程。這跟于堅的《0檔案》很不一樣，作為一種深刻的現代性形態，一種人的存在形態，于堅的檔案是歸檔，把人變成文字以后歸檔。西川的《小老兒》則是把已經歸檔的病毒釋放出來變成生命，變成一種沒有生命體的生命，沒有面孔的資本，資本就是沒有面孔的活體，就思想的活體，這樣一種東西，一種只剩下集體性的個體，去掉“一”的多。這里面其實已經包含了時間被觀念扭曲之后的空間腫塊，已經進入了純粹的、近乎清潔和神圣的、在抽象和絕對層面才能加以解釋的、那樣一種繁殖。非典時代的、電子病毒時代的、癌變時代的繁殖。它們共同搭建了一種新政治、新詩意，這新，剛剛出現。無疑，這種與多媒體新聞同步和同質的新政治、新詩意，它不只是傳統的舊意識形態，不只是民主和獨裁、東方和西方、貧困和富裕所影射的傳統政治建構那么簡單。舉一個大家都熟知的例子，比如在非典時期，有攜帶非典病毒嫌疑的入境者，被查出來是絕對禁止入境的，這種禁止里面，就包含了的我所說的新政治和新詩意，新的可能性，關于人類境況的新描述。那么西川的《小老兒》有這樣一個敏感，他抓住了這個從來沒有被人類詩歌處理過的東西，這個使得反常本身作為常態的東西，將之建構成堪稱詩歌地理學兼病理學的一個特別杰出的、新政治的、新詩意的范本。
 
　　那么我再回顧另一個文學如何轉化新聞事件的經典例子。最近我重聽源于《暴風雨》的系列音樂作品，那么我又回頭再讀這部莎士比亞的名作。《暴風雨》的寫作動因與1690年代（即伊麗莎白時代）的百慕大事件有直接關聯，這個轟動一時的新聞事件到了莎士比亞筆下，變成了他晚年最后一個完整的劇作，一個神話的、文學的崇高范本，為人類打開了一個新世界，帶有幻想的精靈的這樣一個新世界。這不是一個新聞的、事實構成的世界，而是屬于心靈的、詩意想象的、觀念開拓的世界，自我完全沒有返回舊世界的那個工具了，航海之船被風暴（在劇本中是被魔法）毀了，劇中人只能留在一個孤島上，由此誕生的一種新的處境：在你自己的新世界面前，你的新我和舊世界的關系產生了根本的割裂，存在的延續性在哪里？然后這個時候出現兩種方案，一種是，孤島上新的烏托邦世界，要廢除舊世界所有的東西，意識形態和技術，人只要大自然的不勞而獲就行了。還有一種方案是普洛斯彼羅方案，就是原來的那個王（也是施魔法者），他代表的新我的誕生，但還有殘存的技藝，權力關系等等，新我里面有舊我的殘余，這么一個新人誕生的方案。這里面暗藏了一個文學與政治扭結在一起的檢驗，在你完全跟你的舊世界割裂以后，你置身于時間神話被扭轉成異質空間之后，你檢驗你作為新人的存在，和原來的舊我的全部存在，它們到底是什么呢？這么一種全新的、割掉一切舊東西之后的、剩下的東西，其實在新世界和新我身上，這些傳統的舊的東西，李白、屈原、杜甫、蘇東坡的東西，有什么意義，在這個全新的世界和文本里面他們還殘存嗎？在我們要避免寫作的趨同，展示各種地方意義的時候，那種無人島意義上的故鄉，那種懷舊之思實際上是全新的，除了最后從莎翁百慕大孤島狂想中誕生出來、抽取出來的美國意向，所謂新世界意象，不過是荒蠻之地，沒有開發的、種種可怕的蚊蟲的、巨毒的、狂風暴雨的、沒有絲毫人工技藝痕跡的天然花園，它與人工最高次序的東西，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什么？這里，構成文本的元素，它的地方性是什么？它的全球化意識是什么？它在詞語的共和國里面，它到底是英語、還是漢語、還是德語、還是神的語言？或者是人的語言？是詩學的語言，還是新聞的語言，還是歷史考古學的語言？還是多語之間的翻譯語言，或者是不可譯、不可說、不可寫的語言？完全不會說話的人，那個孤島原住民格列班，他在很短的時間內掌握了文明人的話語以后，他說出來的話，其音樂的內涵及外溢是什么？風景作為一個觀念又是什么？等等。我一直在想這些東西在進入詩的文本之后，呈現出來的地方性，地貌性，個人性，以及語言區隔與歸屬。作為文學的、詩歌的語言，它不僅僅只是技術上的英語、德語、法語、漢語。由莎翁這個劇，最后啟發了英國殖民者，引導他們發現了美洲大陸，發現了新世界，英國人將航海發現與意識發現、觀念開拓放在一起，最后把他們的罪犯流放到美國去。作為新世界的美國就是這樣出現的，從伊麗莎白時代的百慕大熱，從當年百慕大一場震驚英倫的風暴和海難，被晚年莎翁做了文學性的提煉與處理，美國是這樣一個關乎新世界和新人的鏡像，就這么出現了。我想到詩人昌耀先生，他在詞物的構成關系上，提取出地域的物質性，一種詞語意義上的當地的物質性，那種質感，那種直接性，他有一首短詩《斯人》念及美國的密西西比河，什么此刻風雨，地球這壁一人獨坐無語。這個時候詩文本中如果出現的是尼羅河，萊茵河，恒河可能都不大對，但密西西比河就對了。由美國這個深度意象里的新世界與蠻荒花園，這樣兩個完全分裂的東西，所構成的還鄉沖動，歸隱沖動，田園沖動，變成現代文學以后成就了那么多的大師。但是這個構造、這個沖動本身被弗洛伊德質問，這個對現代性的逃離和質疑，根本的質疑構成了困惑，其實就是整個20世紀的一個最大的文化主題：精神分裂。而沒有精神分裂就沒有美國。所以美國這個17世紀的蠻荒之地，一邊是荒原，一邊是花園，中間經過人的技藝之介入，經過莎士比亞《暴風雨》的文學性處理，誕生了新的真實。我們追逐這個意義上的文本后面的發明能力，發生能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再回到孔子的“知止”。在詩經里，江南的東西和北方的東西完全不一樣，而江南作為一個知止層面的故鄉，它可以轉換成現代性嗎？轉換以后又是什么？我以為不是簡單的復古。傳統的豐富性進入文本以后，作為隱喻，有很多很多的層疊，對應于不同的當代性，形成各種不同時代的同時并存。不同時代的同時并存啊，就說到這里。已經超時了。
 
　　剛才定浩講的有意思的一點，就是文學中的地理不是出生地的一個問題，而是文本的問題，另外他注意到，就是當代這詩歌的這個緣由，如何傳播技藝，為什么海子和北島，因為他們的東西是更復雜的東西，但也是更簡單的。因為他們的一開始是簡單的東西。像龐德這樣的詩人，我們沒人能記得他的詩句，但相比那些為記住句子而寫作的詩人，龐德無疑是更偉大的詩人。這里面有一個很復雜的張力關系，需要我們認真的考慮。故鄉的問題從來不是一個出生地的問題，而是一個寫作的問題。我前一陣子去岳陽，700年前寫《岳陽樓記》的范仲淹根本就沒去過岳陽樓，沒去過洞庭湖，但他寫下這個傳世千古的文章。這很有意思啊。
 
　　互聯網時代的地方性和地理，是個值得深究的問題。互聯網時代，地方性擱到互聯網上去了以后，變成什么了，全球化嗎？剛才德明兄講到先鋒性，它在網絡時代的轉型，我現在質疑的是先鋒性本身，這個概念還存不存在？記得去年我跟葉兆言一起去蘇州給中學語文教師們做講座，他說起他爺爺葉圣陶的一個說法：我手寫我心。對此我也談了自己的看法。寫作是我手的問題，還是我心的問題？其實假寫作，不僅僅是一個我手的問題，也是我心的問題，“我心”也是被制作過的東西，被資本啊、消費啊、權力啊、宣傳啊、意識形態啊、流行傷感啊，等等元素制作過的東西。已經沒有童心意義上的、純屬個人意義上的“我心”了，我心本身變成了一個被集體化、被制作過的假東西。所以假寫作的問題在這。我們提當代性，當代性本身是不是一個被制作的東西，“堅信”是不是也已經被制作，已經是消費的產品了？已經是一個沒有其本意河原文的、根性意識不在的那個東西了？已經是我們所有傳播環節中的一個變體了？剛才西川講的地方性，一個假的地方性，這個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們質疑問題，要深究下去。
 
　　現場這個話題其實是可以展開的，但今天沒時間說太多。我舉個例子啊，作為球迷，我看足球，一般是看轉播，不去現場。我去過幾次現場，每次都像假的一樣，真的變成假的了，就特別像表演的感覺。因為我們已經被轉播的方式改變了觀看足球的方式，觀者可以隨不同的機位、從多角度去看是不是犯規了，是不是越位了？好像更公正了。但是比賽的現場感大家都知道，有時候誤判啊，錯誤啊，還有那個氣氛，跟球沒有太大的關系。從球的角度來講，不在現場反而更權威了，客觀的眼光啊什么的。至于寫文學史，是不是在現場，在現場重要不重要？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在現場，隔了一層，內外有隔或許更有意思？這是可以討論的一個話題。
 
　　元峰的發言非常好。我們的討論圍繞張清華老師提出的話題，前面很多人的發言，把他放到了一個開闊的、多元陳述的開放性語境，那么這個話語分支，包括民刊的一些變化，包括發展到最后甚至連彌撒亞時刻的末日感也給逼出來了。這里面的壓縮非常有意思。元峰提到一個問題啊，之前言宏也提到了，就是《今天》改為《此刻》。大家都對此表示關切。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轉型，這個轉型的得失并不是一個神話時間終結的翻版。其實《今天》是個同仁刊物，從老今天到新今天本身就有一個轉型，那么我是從新今天這個角度進入的，作為社長我也從來沒有管過編輯問題。現在又轉型為《此刻》，交給年輕人去編輯，這個雜志表面上看來轉型是失多得少，這不是說由國外轉到國內，由老今天轉為年輕的《此刻》所造成的。或許有更深刻的、文本的、社會的原因。但是更大的危機，剛才我們也討論很多很多的東西，包括先鋒性的失效等等，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轉型不能成功。這真的很麻煩。首先就是一個代替轉型的新方案，我們有嗎？北島他們那一代，那個老《今天》時代的寫作內驅力、那種寫與讀的時代遺風，那種寫作方式與存在方式，現在已經沒了。老今天的寫法與讀法，后面的那種活法，沒了。一切都變了。然后我們這代人面對的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今天，今天的神話，今天的還鄉意識，今天的田園沖動。進入新世紀以后，莎士比亞的筆下的暴風雨過去之后，伊麗莎白時代的一個新聞事件變成文學、變成美國夢之后，美國帶出全球化的問題之后，而全球化本身又是一種被寵壞的地方性，比如北島本人，他到底是一個全球化還是一個地方性？或者他只是全球化語境里面，中國這個地方詩歌品種的一個代言人？但這樣一個時刻，種種危機來源于寫作本身，不是說只來源于表面的風格的化身，或者只是波及文學史、詩歌史的翻譯與傳播，這個轉型包括媒介與心靈的多層次接受方式，把先鋒話語的界定、風格的原創性啊等等，或者進入學術描述以后的樣態，這樣的危機都總括進來。但是最根本的危機還是寫作本身。所以對于《今天》的轉換，我的看法是最極端的，停掉吧。我三年前就提出過。因為寫作本身的不一樣。這個雜志，真的不是年輕人一代的雜志，停掉它，就是為了保住這個“不是”，這個老今天固有的、斷代史的珍貴品質。這樣來保證，這個雜志變成一個過往世界的表象。我們這群即將推出歷史舞臺的人，作品反過來維持這個雜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我不知道這個里面是什么，還鄉沖動？這里的悲哀，其實還是在這個時代的總體的寫作的危機，這是更大的一個危機。寫作本身是不是出了問題：比如寫作的趨同化，而不是雜志的、印刷物的趨同。我最后再說一點，人活著一定要有更為久遠的、已成亡靈的歷史意識，我現在是五百年前的某個人，或者五百年以后的某人也提前活在我的命里，你帶入這樣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你思考的問題，你的選擇，你的沖突就完全不一樣。因為死者刀槍不入。在這個形態下寫作，思考問題，看待這個世界，你會有另外一層的清醒和釋然。那么文學史的目光是不是應該放在這個樣態上去，這個我說的是題外話了，但這是不是也是詩歌地理學的一部分。
 
作者：歐陽江河 
來源：文藝爭鳴  
 
http://www.zgshige.com/c/2017-11-24/479285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