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孤兒》在第三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節展映
 
 
巨變時代的神恩與救贖
——陳家坪紀錄片《孤兒》觀后
 
張杰/文
 
一個價值觀瓦解的時代，亦是一個建構新價值觀的時代。如何去建構新的精神體系，重塑民眾的精神與道德，無疑是我們時代生活里一個不容置疑的新問題。中國人越來越富裕，但貧富差距導致的矛盾卻在劇烈拉大，貧富階層逐漸固化，貧富階層之間的流動逐漸固化。近段時間，學者梁鴻曾論及“中國階層固化已經越來越嚴重，嚴重到以至于我們不知道對方的存在。”導演陳家坪拍攝的紀錄片《孤兒》，正是被人們幾乎忽略或忘記的一個殘疾孤兒群體，這時浮出了水面，恰好印證了梁鴻這一敏銳的論斷：中國的階層固化真的已經到了“我們不知道對方的存在”。而救贖這些殘疾孤兒的，是天主教的神父、修女和義工，那么，這意味著什么？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意識形態與宗教信仰的沖突，在觀影中我們也許會獲得一個答案，那就是宗教的勝利即是信仰的勝利。新聞人陳朝華注意到了，目前很多傳統媒體紛紛裁撤深度報道部，新聞不斷反轉但真相依然難明，在這種真相不明的情況下，紀錄片《孤兒》所聚焦的小人物與普通人物群體，展現了底層人群一些難得的生存真相，這其中自然包含了導演陳家坪對于社會人生的思考與踐行。阿倫特認為，思考是同過去關系最為密切的心靈活動，聚攏思考可以用來創造意義的碎片，思考在許多方面表現為一種觀察者的行為，正是這種抽身的能力保護了心靈的自由。在紀錄片《孤兒》的鏡頭里，底層民眾的精神世界同樣聚攏了多方面的思考，值得觀眾深思。
 
導演陳家坪把自己的紀錄片《孤兒》作為一個整體性的意見文本，主動跳出傳統對于完整故事的維護心理模式，而從信仰的角度介入現實，形成統一的一組人物，呈現一個碎片化的故事結構。在這個碎片化的故事里，導演陳家坪重視的不是講“故事”，而是怎么“講”。在這個看似開放，實則封閉的結構里，影片把思考和討論都包含在鏡頭的內部。其實，影片并沒有完全脫離故事軌跡，影片利用視角敘事和聲音敘事，把宗教與中國當下現實，神職人員、殘疾孤兒和信眾的心理與形態連接在一起，始終圍繞著影片主題，以孤兒院里的殘疾孤兒群體為載體，探討精神與信仰的本質功用與時代有效性。
 
紀錄片《孤兒》主要講述河北省邯鄲市永年殘疾孤兒院，孤兒院主要照顧被社會遺棄的殘疾孤兒。孤兒院有孤兒13名，男孩6名，女孩7名。服務人員6名，其中2名老人，4名青年人。這個孤兒院由一位天主教神父申京全創建并管理。導演陳家坪花費五年時間拍攝了這部紀錄片，為我們展現了這個天主教孤兒院里殘疾孤兒們的日常生活。
 

紀錄片《孤兒》海報
 
影片開頭是一幅《最后的晚餐》，一個巨大的隱喻性存在。蜈蚣在贊美詩里漫步，像踩著云朵。麥田像海洋。神父申京全在靜靜地讀著圣經。凌晨七點，神父申京全抱著頭思索，窗外蛐蛐叫著。鏡頭轉換，神父申京全又在贊美詩中分發圣餅，虔誠的信眾逐一接受，令人動容。去世的人，棺材上寫著“息止安所”。天主教信仰讓傳統的北方葬禮變得神圣，一些世俗的死亡意識被抽空，轉而被一種神性所取代，中國北方的精神構架在改變。在影片第七分鐘，夜里的十字架閃著亮光，與明月同輝，孤兒們在孤兒院里享受著自己的生命時光。一切看似平淡，但又觸目驚心。導演陳家坪鏡頭下的中國底層人群，令人垂淚。好在孤兒們有天主教和神父申京全的護佑，變成一種有重生意味的神恩，使孤兒們免于受到更大的傷痛或死亡。導演陳家坪是2012年去的孤兒院，2017年完成了紀錄片《孤兒》。在影片里，陳家坪沒有刻意營造一種傳統敘事，而是更多用長鏡頭做細節跟蹤、觀察和告白，讓觀眾身臨其境，走進孤兒的生活，進而體會出一種彌漫在殘疾孤兒院深處的悲涼與信仰救贖。影片中多處鏡頭因切近現實深處，使得我們常被畫面震撼。我們的民眾衰弱到了何種程度，那種衰弱也成為一種寓意和象征，那種袒露出的殘缺不僅是肉體上的，其實也暗喻、投射到了我們這些健康的人群在精神上的殘缺。好在有神父申京全，他不辭勞苦，把一種宗教的信念、意志與天父的恩愛帶給了信眾，一切才沒有變得更加沉淪與不堪，一切又慢慢復蘇、懺悔，轉而開始施予愛。普世的教會恩賜給我們時代一種純正的祥和，內心的平靜，平衡了外面世界所帶來的喧囂、冷漠和物欲的折磨。在這個意義和精神層面上，紀錄片《孤兒》揭示和呈現出了一種現實黑洞與信仰世界的對撞與結合，這是中國在巨大轉型期所折射出來的一個巨大而嚴峻的現實。精神空心化與主流價值式微以后，殘疾孤兒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底層群體和弱勢人群，他們的整體命運將發生怎樣的變化，這無疑會成為一個社會焦點問題。這時，天主教作為一種信仰，一種精神空心化后的信仰在場，及時拯救了我們的民眾。
 
紀錄片《孤兒》有許多詩意化的鏡頭，有許多直面現實的冷峻。一邊是殘疾孤兒們的苦難在匯總，而且好像成為終生難以解脫的魔咒；一邊是無怨無悔的義工，還有神父申京全在拖地，把水泥地面拖成一面光滑的鏡子，反射著神父申京全的影子，那是一個圣靈的影子。時而，孤兒們呆呆地出神，在鏡頭前做著白日夢。時而，他們又不知所措，空間似乎凝固了哀愁和無助。有時殘疾孤兒在水泥地上趴著，爬著，像祈求著自己另外一個生命的火苗。神父申京全去上墳，這讓神父帶有了諸多煙火氣，顯得愈加真實。在床前，神父守護著老人，臉上的皺紋溶進地面上的雨紋，十字架又在雨紋里被震碎，一個神話像雨像雪一樣降下，又溶化。圣誕平安夜，孔明燈升上夜空，象征一個光明，內在的存在與升起。看陳家坪導演的紀錄片《孤兒》，讓我想到王兵的紀錄片《鐵西區》。《鐵西區》有三條敘事線，而《孤兒》并沒有邏輯敘事結構，呈現為一種松散和碎片化的敘事。《鐵西區》主要三部分是工廠、火車和生活區。生活區里《艷粉街》的棚戶區，與《孤兒》里的孤兒院，成為兩個可以對應的典型。生活中那種真實的痛苦，在獨立影片里并不是輕描淡寫，兩部片子里所有散場般的清冷，都使得以前的熱鬧愈發顯得荒謬。沒有評論，沒有對象互動，如此活著的意義充滿吊詭般的心酸，而最大的不同，是《孤兒》有宗教的神恩、顯靈與賜福，而《鐵西區》呢，顯然映照出一種缺失與沉淪，這意味著什么，值得人們沉思。
 
《孤兒》里的細節刻畫比比皆是，孩子吃奶與耶穌受難的穿插閃回，鄉村的無奈沉默與空寂，與一種城市喧鬧形成碰撞，那是底層一種別樣的靜。小啞女純潔無邪的笑和外長的牙，令人幾乎落淚。一無所有的窮人，那么窮的窮人，他們祈禱，做彌撒。殘疾的孤兒有時形同木雕，出現在油畫般的藍色清晨。夢霧中的鄉村，展現了最弱勢人群的生活場景，他們集體站在那里，站在教堂里，站在苦難深重的北方大地上，希望獲得一種救贖。蒼蠅在殘疾女孩手臂上休息，普通民眾在平靜與麻木里尋找著自己，信教，填充了他們內心的空虛。領吃圣餅時，只有嘴咂巴時發出一聲吧唧的靜默。地上跪爬的孤兒，生命在無情地流逝。宗教作為一種喚醒和解脫，贊美詩里滾動著白云，虔誠的心壓服了欲望和長夜的漫長，在那里，沉淪畢竟獲得了一種救贖，北方的憂傷總在下一個清晨的空曠里被點燃。慶祝圣誕節的聯歡達到了一種高潮，圣靈寬恕了世人的罪，圣靈的餅繼續給予人們純潔的撫慰。信眾們跪在地上，合頌著“一切榮耀永歸于主”。最后兩分鐘，殘疾孤兒們安靜就餐，一切似乎平淡無奇，而孤兒院和教堂外面的世界，鏡頭外面的世界，一個大國正在發生著滄桑巨變。
 
面容凝重的神父申京全在霧里乘車向村里開進，顛簸出一種命運。阿蘭•德波頓作為無神論者在《寫給無神論者》一書里，曾理性分析過甚囂塵上的無神論觀念。德波頓認為一個人可以繼續做一名堅定的無神論者，但宗教富含古老智慧還是有用、有趣的。許多無神論者的興趣所在，是證明上帝是如何不存在的，但真正的問題不在于上帝到底存不存在，而在于一旦假設上帝不存在，我們將如何自處？人類總體上是單薄與脆弱的，人們理應從宗教中獲取營養，用以豐富不可避免的世俗生活。人類雖然日新月異，宗教的權威雖然正在被科技與文明的快速發展所消解，但宗教的精神內核，宗教的世俗功能仍在給人們帶來神圣的愛與福音，并及時消滅人們的焦慮與不安。在這方面，宗教與信仰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與意義，而這些根源性的無法回避的問題，也是紀錄片《孤兒》帶給觀眾的深層呈現、積極思考和啟示。現實里，無論是天主教還是基督教，都在對當下中國的國民精神重建以及當下中國的精神構建產生了深遠影響與諸多深遠意義，它們在人權尊嚴、男女平等、醫療、教育以及婚姻家庭等方面，及至內心悲憫等方面積極參與了新的精神構建，影響不可小覷。
 
所以，紀錄片《孤兒》發生了一個因信仰而產生的社會隱性自由度問題，這讓我想到以塞亞•伯林的“消極自由”觀點，即一種不讓別人妨礙自我選擇為要旨的自由。尤其當個人處于非強制或不受限制的狀態時，個人就應是自由的。過多的國家干預常被看做是削弱了個人的積極性并侵犯了基本自由。中國當下處于瘋狂逐利的物質主義時代，出現了許多過度的混亂與無序，包括一些地方主義和各種利益集團的因素，許多人縮進自己的小我。在面對公共空間時，常會抱怨。因為公共空間不完備，還有不少缺陷，任何一個扎出花架世界的努力，都淪為徒有其表。所以，以塞亞•伯林的自由主義成分和他所言的“消極自由”對當下時代應是極其重要的，而不僅僅是一種紙上談兵的書本概念和書本哲學。在這個意義和層面上講，紀錄片《孤兒》記錄的宗教信仰所構建出來的民眾，其自律、有序、宗教認同感和歸屬感，是構成我們當下公民文化和未來公民社會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
 
 
紀錄片《孤兒》海報
 
《孤兒》所帶來的鏡頭思考，對反抗遮蔽，喚醒時代關注，聚焦時代的深度癥候與痛感，具有相當的啟示意義。最起碼，人們感受到了底層弱勢群體在天主教堂里所受到的救贖式教育與宗教啟蒙。這對身處文化和思想沙漠里的民眾，是一種不可估量的拯救。雖然，一個事物的好與壞，不會被所有人一致地接受，有人認為好的，另一些人可能會認為是不好的，或不妥當的。世界總是有反對的力量，但令人們保持力量一致，并脫離各種鄉愿鄙俗，以及意識形態黑洞，宗教力量占了巨大的比重。虔誠的信仰讓群體靈魂獲得一個歸屬和安放，這在紀錄片《孤兒》里變成了一個明證。紀實影像在這時，也承擔了更多探測社會現實與糾偏意識形態誤區的功能。當下即未來的歷史環境與歷史語境，當下聚焦與介入即是未來的形成與擴大，而當下的荒涼也即未來的沙漠，這都是同價對等的，也是具有現實因果關系的結構。同樣，國內紀錄片在這個時候的不犬儒，也在《孤兒》里從容體現了出來。冷靜、客觀的鏡頭語言，呈現、揭示了一些焦慮中國的時代問題。陳家坪是一位詩人，現在兼為紀錄片導演，他始終和他先前的創作思想對話，這在紀錄片《孤兒》里顯示為一種理性，而這種理性在物化社會的腐朽中，自有一種詩性結構。這種對理性的秉持，伴隨著詩人、導演陳家坪的現實精神，并從影片里不斷發散出來，這是很令人欽佩的。中國的文化思想總是被僵化腐朽所禁錮，整個民族都顯得病態了，一些既有的教條與話語權有時也需要在新世紀里，去理性、持續地進行審視與監測，而這一點，陳家坪做到了。
 
2017.12  平頂山
 
 
作者簡介：
張杰，1971年生于河南平頂山市。畢業于平頂山學院。曾居北京、吉隆坡，作品散見國內一些文學刊物，兼及詩歌評論。2001年創辦《爆炸》詩刊（2001-2004）。2005年參加第21屆青春詩會，出版有詩集《琴房》（2008）。著有中篇小說《G城人》。2015年與友人創編《靜電》詩刊。現居平頂山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