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者與審視者的雙重言說
——關于霍俊明的《尷尬的一代：中國70后先鋒詩歌》
 
作者：王士強
 
當今詩壇確乎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沒幾年，幾年前新鮮出爐的80后還未及站穩腳跟，90后又已經粉墨登場，相信用不了多久，00后也將很快出現。相比較之下，最早作為一個文學概念出現的70后詩人似乎已經“過氣”、“老了”，面臨被淘汰的危險。不過，詩歌畢竟不是肯德基、麥當勞，也不是彩電、冰箱、汽車，它不是即時、速朽、易耗、易損的物件，它不是日新、日日新、與時俱進，而相反是與時間賽跑的勝利者，是一種“慢”，是愈久愈醇、愈陳愈香的。應該看到，不管是70后、80后，還是xx后詩歌，畢竟是需要以詩歌、詩性為根本的，否則單純的出生年代對于詩歌沒有任何意義。當今很多談論詩歌的文章不是探討詩歌本身，而是將年代、年齡本質化，津津樂道于一些表面、浮淺的姿態、口號、宣言，這實在是有些不著邊際、本末倒置的。
 
談論這些看起來似乎與本文的主題不太搭界，但實則不然。這正可以作為我們理解霍俊明《尷尬的一代：中國70后先鋒詩歌》[1]的起點。實際上，《尷尬的一代》正是在執著于詩歌本體問題的基礎上，對一個詩歌橫斷面（出生于1970年代的寫作群體）所作的史論結合的探討，這里面既有對時間的尊重和同情，也有對時間神話的警惕和反思，不僅如此，在我看來，該書在許多方面都別具一格、獨具特色，可以旁涉到當今詩歌評論、詩歌研究界的許多問題，本文將從寫作對象與內容、語體風格、詩歌史寫作方式等三個方面進行粗略論說。
 
1.  對詩歌現場快速而有效的反應
 
70后作為一個詩歌概念從出現到現在僅僅十多年，他們中年齡最大的也還不及40歲，實際上都還年輕，面對這種進行時態的、變化中的寫作，對之進行考察是需要敏銳的感知力和鑒別力的。霍俊明通過對一代人詩歌和生存狀況的考察，作出了“尷尬的一代”的命名，這里的“尷尬”顯然是設身處地對一個群體作出的概括，揭示了在紅色（政治主義）教育、精神（精英主義）氛圍、物質（消費主義）時代更迭變幻中一代人的處境，“尷尬”所描述的正是這樣一種應接不暇、狼奔豕突的精神和現實狀況。《尷尬的一代：中國70后先鋒詩歌》正是對當下風起云涌、變化多端的詩歌現場的即時性掃描，其反應速度之快、視野之寬闊，都是讓人驚異的。在這本書里，大批70年代出生的詩人成為了觀照的重點：江非、邰筐、朵漁、沈浩波、姜濤、胡續冬、張桃洲、蔣浩、孫磊、宇向、尹麗川、巫昂、黃禮孩、李寒、劉春、徐俊國、韓宗寶、海嘯、譚克修、李小洛、徐穎、丁燕、蘇淺┄┄我們當然不能說這本書已經將70后詩人中的優秀人物一網打盡，但的確可以說已經將其中的大多數囊括其中，他們的“陣營”和“路數”不一，有的屬于民間派，有的屬于知識分子寫作，有的屬于草根，有的屬于“小資”，這顯示了作者完善的知識結構、豐厚的學識積累和寬容的藝術標準，同時顯示了作為一名詩歌評論家（而非作為單獨意義上的詩人）的優異素質。
 
當今的文學研究界大概有一種“厚古薄今”的趨向，研究現代文學似乎比研究當代文學更有價值，研究名家、大家似乎比研究年輕寫作者更有價值，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是卻也存在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脫離了當下的寫作現場，不能與創作產生互動，從而使得文學評論成為一種封閉和冷漠的文體，它在具有了“學術性”的同時卻可能失去了“及物性”，重返了歷史卻可能丟掉了現實，對于同時代文學的發展發揮不了建設性的作用。從事當代批評往往要面臨的另外一個質疑是，由于評論對象的價值未經確證，關注名聲不大的作者、水準不高的作品未免是耽誤時間、浪費才華。這同樣有另外的一方面，實際上文學批評家如果失去了對現場發言的能力，那么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大可懷疑，評論家要做的，正是發現、發揚好的，貶斥、聲討壞的，從而形成健康的優勝劣汰的生態環境，推動文學向前發展。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面對現場是批評家責任的體現，它所需要的能力可能是更高的。在《尷尬的一代》中，作者對寫作現場是熟稔的，他對許多的評論對象都作出了準確、傳神、犀利、動人的評價和論說，更可貴的是，他對于70后一代以及當下詩歌寫作中存在的若干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比如鄉土詩歌、敘事性、口語化、身體寫作、女性主義詩歌等等，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有獨到的發現和洞見，擊中了當今時代詩歌寫作的要害，具有普遍性意義。
 
2.  感性、激情與理性、思辨的結合
 
就詩歌評論的寫作而言，能否找到、形成一種恰切的語言表達方式是重要的。我認為，就像文學評論也應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學性，好的文學評論也應該是一種文學創作一樣，詩歌評論也應具有一定的詩性，好的詩歌評論也應該是一種詩歌創作，這可以說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可以說是愛屋及烏。想象一種語言就是想象一個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批評界、文學評論界似乎面臨一個不能說不嚴重的問題，雖然是在談論文學問題，但很多人使用的語言卻幾乎與文學無涉，他們往往是在征用政治（意識形態）語言，或者西方語言，寫出來的文章有的像政論，有的像譯文，全然失去了文學的美感、韻味、意境和情趣，這固然算不上為文之大忌，但終究讓人有美中不足之感。當然語言的問題是一個本源性的問題，它是深藏于集體無意識之中的一種存在，與生存環境、社會形態、文化淵源等都有密切關聯，個人的語言習慣和語言風格也有所不同，不過，作為一種“理想形態”的詩歌評論語言，還是應該更為強調它的獨特性、它的詩性內涵，因為它與詩歌的本質是更為契合、更容易形成共鳴、達致真知的。在《尷尬的一代》中，作者的語言是感性與理性并重，激情與思辨并行的，這樣的語言既有“文”的沉實，又有“詩”的飛揚，既有感興、妙悟，又有歸納、演繹，我們可以隨便舉出幾例：
 
紅色的時代晚照依然照射在一代人的身上，城市生存中巨大的焦慮與不安卻像長著巨大獨眼的蝙蝠，在黑色的河流上尖叫，誰又不是一件沒有軀干的魂靈一樣飄忽的衣服，開出花朵的殉道的頭顱何嘗又不是遺落在樹根深處的月光中度過艱難的精神危難。（p183）
 
回憶的鎖鏈把此時的過去同彼時的、更遙遠的過去連接在一起。有時鏈條也向內心幻想的未來時刻伸展，那時將有回憶者記起我們此時正在回憶過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詩歌就是一種最好的記憶方式，是對往事在當下的懷想與暗暗憂傷。當時間的潮水無情又無止息地沖涌到腳下，那么我們既然在強大的生活面前不能阻止個體的老去和對美好抑或疼痛細節的挽救，那么，就讓語言，讓詩歌，讓想象，以一種秘密而特異的方式對世界和自身進行再一次的回憶和有效而持久的命名。（p307-308）
 
詩是個人主體性與語言、生存的交鋒、涉險，是可貴而精粹的命名姿態。但是任何優異的詩人都不可能離棄時代而自作高歌，詩不可避免要介入時代、當下，用詩人自己的“來自良知的共和國”和“粗暴的公共世界”進行較量。在此意義上，持有個我話語譜系并完成對當代經驗的有效命名和深入開掘，是70后詩人的“首要信仰”和“特殊知識”。（p404）
 
這樣的語言是透射了主體感悟與生命體驗的，既是對外在生命和藝術現象的命名，也是個體生命痛楚與悲歡的抒發、宣泄，既是一種“知識”，也是一種“領悟”。這與霍俊明的詩人身份顯然是有一定關系的，由于他本身是一位敏感、多思的詩人，他的評論也具有了詩的特征，同時由于他對詩歌創作和詩歌技藝的稔熟，所以談論起詩歌來也根本“不隔”，能夠抵達評論對象的內部、根部。因而，這樣的寫作是非詩的，也是詩的，是心靈的靠近，也是靈魂的共鳴，這樣的語言方式，在詩歌評論家陳超、耿占春、張清華那里有著比較明顯的體現，而今在更年輕的評論家這里顯然得到了承續。詩歌評論家陳超說，“批評與創作的合理關系只能是平行和對話，一個自覺的批評家，應具有既深刻介入創作而又能獨立于創作的精神的書寫能力。”“要同時保持對生存和語言的雙重關注，使自己的詩歌理論和詩人研究，兼容具體歷史語境的真實性和詩學問題的專業性，從而對語言、技藝、生存、生命、歷史、文化，進行扭結一體的思考。”[2]在很大程度上，霍俊明的詩歌評論也具有這種特征，初步具有了某種綜合性，將“詩”與“論”、“史”與“論”進行了較好的結合。
 
3.“專家式”與“見證式”的結合
 
《尷尬的一代》關注的是70年代出生詩人的詩歌創作，這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看做是一部關于70后詩歌的斷代史，而它在寫作方式上也具有獨特的特點，它所作的探索固然不可能全都是成功的，但的確能夠引發人的思考。
 
關于當代詩歌史，主要的寫法可以分為兩種。一種可以稱為“專家式”，主要是詩歌評論家、學者寫作的專著式的詩歌史，這其中較為著名的有洪子誠、劉登翰的《中國當代新詩史》、程光煒的《中國當代詩歌史》等，他們大多是高等院校的教授、研究機構的專職研究者，對于論述對象較大程度上有著“旁觀者”的身份，這使得他們能夠更為嚴肅地對待詩歌史寫作，寫出“客觀”、“公正”的歷史著作，不過專家式詩歌史也容易被詩人們指責為“體制化”、“落伍”、“外行”等。另外一種可以稱為“見證式”的詩歌史，這類著作的敘述者與敘述對象是重合的（全部或部分），所敘述的事情許多正是作者自身，或者圈子中的同人所經歷的，這其中有比如鐘鳴的《旁觀者》、柏樺的《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楊黎的《燦爛——第三代人的寫作和生活》等，此外廖亦武主編的《沉淪的圣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和劉禾主編的《持燈的使者》也與此較為接近。這些著作大量篇幅由當事者的回憶、自述、訪談、書信等組成，有個人回憶錄的成分，但顯然也有明顯的詩歌史考量和“焦慮”，是自己“動手”、“開口”建構的詩歌歷史。這種見證、細節式的詩歌史敘述者與敘述對象關系的緊密乃至重合的確是一把“雙刃劍”，其中既包括了別人所無從知曉的內情和隱秘動機，別處所無的資料，但同時也可能包含了個人的“傲慢與偏見”，容易被圈子化、個人化。關于此，霍俊明早有如下的認識：“詩人，尤其是那些直接參與了新詩發展進程具有當事人身份的詩人，在回顧和敘述與自己有關的歷史時，其具有的親身體驗的優勢和對詩歌寫作的真實感受都是一般新詩史家所不具備的。但是，這種當事人的身份對歷史事件的講述也更多摻雜了個人的甚至主觀的情感因素，歷史敘述的真實性同樣也成了問題，即詩人在敘述詩歌史時如何不至于濫用自己的權力，盡量在不偏不倚中如實的敘述歷史的面貌，而不至充當某個詩歌派別或小集團的‘代言人’。”（p402）。也正是考慮到不同詩歌史寫作方式各有優缺的“兩難”，陳仲義才提出“嘗試各種‘筆走偏峰’的編寫，乃不失為一種上策：不是體大周慮的‘正史’，而是各有側重面的輔助性資料、各種亞史、乃至‘野史’。重要的，不是這些編寫能否達到多大程度的‘規范’，而是這種多側面的強調與鋪開，為后來真正的新詩史提供‘集大成’基礎。”[3]的確，“輔助性材料”可能不僅是一個資料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另外一種觀照詩歌、理解詩歌的方式。
 
而《尷尬的一代》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專家式”和“見證式”寫作的一種結合，一方面，作者本身是一位70后詩人，他所論述大多是他的同齡人，全書敘述的是“我”和“我們”的故事，所以他是見證的，本身就處于對象“之中”。另一方面，作者又是一位詩歌專業的文學博士，是以詩歌評論為業的“專業工作者”，專業精神使得他不可能無限靠近和認同他的考察對象，他又是脫離這一群體、處于論述對象“之外”的。這樣，“之中”與“之外”，同行者、參與者與審視者、反思者，“見證式”與“專家式”……《尷尬的一代》在兩方面的結合上做得比較好，可謂進退裕如，入乎其內而又出乎其外。《尷尬的一代》輻射面很廣，包含了生活片段、成長歷程、詩歌觀念、文本細讀等等，一定意義上它既是詩歌史，同時也是思想史、生活史，溢出了此前詩歌史寫作的框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好的詩歌研究是與詩歌心息相通的，它與詩歌近在咫尺，而同時又保持著有距離的審視，它應該是有內在復雜性、有張力、有意味的。《尷尬的一代》的作者“身份”也是多重的，頗為微妙而耐人尋味，一方面，它是親歷者，另一方面，又是研究者，所以，在面對自己同代人的詩人詩作時，他有時是引為同類、知己，惺惺相惜，有時則是尖銳批判、不留情面。如此，《尷尬的一代》便不是單面、一覽無余的，而是多元、復雜的：它是評論，而又不僅僅是評論；它是研究，而又不僅僅是研究；它不是詩人論，但包含了詩人論；它不是隨筆，但包含了隨筆……這本書具有了某種跨文體寫作的趨向，這或許也與陳超所言“綜合性寫作”接近。正是在這種雙聲話語、差異敘述中，中國70后一代的詩歌寫作得到了有效、有活力、傳神的呈現。
 
70后一代處于歷史的夾縫之中，經歷多重的社會轉型和文化轉軌，加之處于當前這個瞬息萬變、波瀾壯闊的“大時代”，他們是可能而且應該創作出優異的作品的。70后的詩歌寫作還在路上，他們中的大多數還在向藝術高峰攀登的上升的途中，他們還需要更多的時間、更多的人生歷練和精神磨難才能創造出更優秀、更重要的作品，他們還遠未完成。從這個意義上說，《尷尬的一代》對這一代作出的命名是貼切的，傳達出了一代人生存和寫作的若干內在特征，但它也并不是唯一的，沒有窮盡其本質，更沒有蓋棺論定。說出自己能說出的、應說出的，這便已經足夠，重要的是，一代人的寫作者（詩人和評論家）已經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他們必將繼續前行，書寫更為璀璨的詩行。
 
作者簡介：
 
王士強，1979年生，山東臨沂人。文學博士，現供職于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曾在《南方文壇》、《北方論叢》、《名作欣賞》、《內蒙古社會科學》、《山西師大學報》、《詩刊》、《詩探索》等處發表文學批評及評論文章多篇，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詩歌研究。
 
注釋：
[1]霍俊明：《尷尬的一代：中國70后先鋒詩歌》，廣西師范大學，2009年7月版。為行文方便，本文中涉及該書時僅題正書名，引文亦不再一一注出，僅注頁碼。
[2] 陳超：《中國先鋒詩歌論·自序》，《中國先鋒詩歌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3頁、第2頁。
[3] 陳仲義：《撰寫新詩史中的“多難問題”——兼及撰寫中的“個人眼光”》，《詩探索》理論卷，2005年第3輯。
 
作者：王士強
來源：霍俊明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1438870100oax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