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詩百年回顧與反思
     
　　自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上首次為新詩發聲至今，已經一個世紀有余。百余年中，中國現當代新詩經歷了相對“舊詩”而言的“新詩”、相對“文言詩”而言的“白話詩”、相對“格律詩”而言的“自由詩”和相對“古典詩”而言的“現代詩”等幾個階段。從胡適的《嘗試集》，到新月派采擷西洋格律、追求秩序與均衡；從戴望舒的《我的記憶》，到現代詩在奮進與彷徨中發展至今，不斷嘗試與多元文化碰撞，試圖沖破逐漸式微的牢籠。中國新詩的百年變遷實在有太多問題值得去探覓和玩味，卻苦于一直未尋得一個合適的契機。今天，通過趙思運教授的新著《百年漢詩史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10月）來重新回顧反思“新詩”這一概念，不失為一個絕佳的時機。
 
　　中國古典詩脈源遠流長，進入20世紀后，社會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詩界也隨之暗流涌動。晚清黃遵憲“我手寫我口”、梁啟超“詩界革命”雖然已萌發舊體詩變革之意，卻仍具意在改良的保守一面。直至1919年胡適《談新詩》的發表，一場真正意義上的詩歌“破舊立新”的“革命”才算開始。胡適認為舊體詩刻板的形式極大束縛了詩歌內容的充分展現，因此他高呼“詩體的大解放”，而實現這一“解放”的途徑就是寫作“白話詩”。搭乘“五四”運動的順風車，胡適這一呼如怒發的春筍迅速蔓延，新詩運動蓬勃展開。但是由于渴望打破舊詩的心情過于急迫，在良莠不齊的眾多詩作中，出現了只重“白話”不重“詩”的現象，由此招致的批評與反思不絕于耳：成仿吾將其比作“遍地生了野草”的“可悲的王宮”，梁宗岱視之為“一種玉石俱焚的破壞”，梁實秋則認為白話詩“放走了詩魂”，使詩歌創作本末倒置。胡適旨在解放詩歌，卻宕入了“非詩化”的漩渦，造成了詩歌直白、散漫、毫無蘊藉之味的粗鄙情態。
 
　　進入20年代，對早期新詩運動的反思與新詩的形式建設成為詩界討論的焦點，其中最洪亮的聲音來自以聞一多、徐志摩、饒孟侃等人為代表的“新月派”詩人。新月社雖然結構松散，觀念卻十分相近，他們反對以白話入詩，倡導詩歌“血統”的純正，注重詩歌體式的規范和格律的嚴謹，用聞一多的話來說，詩歌的格律就像“鐐銬”，越是有能力的詩人，越是選擇“帶著腳鐐跳舞”，奮力一舞才最酣暢淋漓，反倒越是那些不會寫詩之人，越會被鐐銬束縛。另外，聞一多的“三美”主張從音、畫、構三個角度建立新格律詩的規范，也是對早期白話詩“非詩化”傾向的極力反撥，扭轉了新詩創作缺乏美感與詩味的弊端，將詩者的目光逐漸從“白話”拉回到“詩”的正軌。不過，新月派對格律的執著也使其走入過度強調詩歌形式的死巷，墨守成規的“豆腐干詩”引發審美疲勞，倒真成了聞一多筆下的一潭死水，詩歌美感大打折扣。
 
　　你方唱罷我登場，待到新格律詩的熱度逐漸消退，自由詩與詩的散文化接替新月派的主張，逐漸被大眾認知和接受。戴望舒以十分犀利的觀點劍指新月派的詩歌格律論，他以“詩情”取代華而不實的形式主義詩風，認為感情真實流露才是詩歌的核心，不計較詩歌的體式與技法，也不必為平仄與駢偶勞神費心，其觀點集中在《望舒詩論》中，對后來很長一段時間的詩歌創作都起到了指導作用。另一位自由詩的倡導者便是創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艾青。在他看來，詩是自由最直接的外化形式，“詩的聲音，就是自由的聲音”，而格律就是囚禁并扼殺自由的劊子手，所以他致力于維護詩歌自由的本質，并提出了“詩的散文化”的主張。艾青堅信，散文式的寫作可以有效地破壞韻律，從而為詩歌提供最充裕的自由空間。新中國成立后，對新詩建設的探討依舊如鼓吹喧闐般高漲，卞之琳、何其芳等人都提出了自己對詩歌是否要講求格律的看法。此后便是新詩的寒冬。直到90年代，有關詩歌的論爭才有回暖之勢，但早已不復昔日繁華之境。進入新世紀，詩歌“規范”與“去規范”之爭仍在繼續，詩歌自由與格律的論爭并非登時可以解決，詩歌創作究竟應該講求自由還是注重格律也將會被一直探討下去。
 
　　通過對中國新詩百年的回顧與梳理不難發現，自由詩雖然一直是新詩發展趨于穩定后創作的主流，廢名更是直接提出“新詩應該是自由詩”的論斷，但是我們要看到關于自由與格律的論爭一直此消彼長，從未停歇。對中國詩體形式的探索，究竟要追求自由還是選擇格律，是一個值得去不斷探討和商榷的話題。另外，中國的新詩歷經百年，卻為何在當代呈現出日漸衰微的頹勢？趙思運的這本《百年漢詩史案》對這兩個問題均做出了回答，這也與其他幾點，共同構成本書的特色所在。
 
　　第一，該書以時間為經，人物為緯，繪制了一幅嚴密且清晰的中國新詩百年坐標圖。這個坐標圖的橫軸鎖定了從“五四”運動到當下的一百年的時間，選取了分散于各個時期比較有代表的詩人、學者，其中有新詩草創時期的建設者與國外詩歌的漢譯者，傳統詩學范式與傳統文化的繼承與開拓者，救國情懷與理想信念的獻祭者等等，并從不同的角度對其展開縱深的挖掘，從而將坐標上看似孤立的點牽連成網，對幫助讀者建構較為清晰全面的中國新詩發展脈絡大有裨益。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被該書錄入的二十位詩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些人都經歷了不同程度幻想與幻滅的過程，最終或是擱筆，或是轉而投入對現實更強烈的反抗，這些既與中國新詩百年浮沉相呼應，又似乎是在為下一次觸底反彈積蓄更為深厚的力量，正是對現實的不滿，才孕育了一顆又一顆散落詩海的明珠。與傳統漢詩史不同的是，趙思運將更多的筆觸放在當代詩人身上。他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與現今詩歌發展息息相關的詩者身上，更把希望投向正在看此書的你、我、他。想必，這幅新詩坐標圖在今后的日子里定然會被更多的點填滿，中國新詩也將迎來更加輝煌的明天。
 
　　第二，該書每一個章節的選擇與排布都是苦心經營的結果。雖然選取的詩人看似零散，但仔細分析后會發現在以時間為明線的橫軸深處，還隱藏著一條暗線，也就是我認為的本書致力于闡釋的自由與格律間此消彼長的斗爭。從早期新詩革命以“白話”求解放，到被新月派的格律詩狠狠批下神壇，再到當下對自由詩的若干新鮮嘗試，期間還不時夾雜有試圖為詩歌提供范式的聲音，中國詩人對詩體形式的探索，有自由與格律的不同選擇。自由詩重自由，體現了和而不同的極大包容性，是對“創新”精神最好的支持與鼓勵；格律詩講求格律，追求詩歌帶來的純美享受，卻也無可厚非。自由與格律并非截然對立的兩個方面，但是人們往往過多關注自由與格律的對抗，卻忽視了如何將二者更好地融合，并為中國新詩未來的發展尋找出路。在此提出我粗淺的一家之言，應建立格律與自由并存的詩歌生態，完善詩歌的對話與互動，從而增強詩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調節的能力。該書能引發讀者對中國詩歌發展過程中內容與形式、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格律與自由的思考，繼而對這些問題做更進一步的探究，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點。
 
　　上個世紀90年代，經濟的發展、網絡的推廣、全球化語境下后現代思潮的涌入，不僅使詩歌創作，甚至當代文學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相對穩定的詩歌生態開始逐漸失衡，詩歌創作呈現出不同于前一階段的特征——詩意多元卻又駁雜含混到難以調諧，題材逐漸向邊緣化和碎片化游離，更多選取較為客觀的“他者”為敘事角度代替感性的表達。那么，進入新世紀后的詩歌生態又是什么樣呢？趙思運將其概括為“生機勃勃、汪洋恣肆、雜花生樹、時寒時暖、良莠不齊”。詩歌寫作在當下越來越失去了存在的精神依據，不僅遺落了生命的溫度，也放棄了生存的深度，寫詩淪為毫無價值可言的機械的自動性寫作。如何改善中國的詩歌生態已是迫在眉睫。最后，引用趙思運在某次訪談中的一段話：“復雜詩意的綜合與平衡，對于復雜世相的指涉能力，對人性的邊界的深入考量，強烈的主體意識的建構，問題意識的養成，哲學意識的提升……對于真正的詩人，都是必要的。在這個如此復雜的時代境遇中，真正的詩人應該對自己有所期待。”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對于風雨兼程、坎坷飄搖百年中國新詩來說，其未來到底應該何去何從，這將會是一個值得長久思索的問題。
 
作者：楊向榮 
原載：《中華讀書報》2018年4月4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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