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詩歌能否對公眾講話？

 
今天我要談的話題是“詩歌能否對公眾講話”，而不是“詩歌如何對公眾講話”。
　　
首先我要承認，目前在中國做一個詩人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一方面他要面對詩歌界本身的混亂和墮落；另一方面他還要面對來自公眾的要求、期待甚至指責。有人甚至出來振振有詞地要詩人為詩歌“失去讀者”這一所謂事實“負責”。
　　
在中國，具有專業(yè)精神和眼光的批評家很少見，但卻不乏各式各樣的“呼吁家”和“宣判家”。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來，就不斷有人出來宣布“詩歌危機”甚至“詩歌死亡”。這么說，我們這些人都是被“活埋”過無數(shù)次的人。
　　
八十年代，一位著名朦朧詩女詩人面對社會“讀不懂”的責難時曾這樣呼吁“人們，理解我吧”，今天我不會這樣呼吁。今天的詩人也許只有這樣的請求“人們，過你們自己的日子，忘記我吧”。
　　為什么？因為生活和詩歌都教會了我們沉默。在今天，一個詩人除了將自己的生命默默奉獻給他所信奉的那些價值，別的他還能做些什么？我早已不想說服任何人了。今天我來這里，也許就是一種自我說服的結(jié)果。
　　
匈牙利猶太裔作家凱爾泰斯有一個演講“多余的知識分子”，我看到這個題目，馬上就想到了另一個話題：多余的詩人。的確，一切似乎都很多余。
　　
多年前，在一些中國詩人中曾傳誦著里爾克的一句詩“有何勝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但在今天，我自己更認同凱爾泰斯——這位奧斯維辛的幸存者在思考何謂文學時所說的一句話：
　　
“記錄下最后的一陣攣痛，這就是一切”。
　　
我講這些，是因為我就是在這種情形下面對“詩歌能否對公眾講話”這個問題的。因此，能談些什么？幾周前，我在人大做一個講座，談完后詩歌的主持人一定要我們留一句話，我打開題詞簿，發(fā)現(xiàn)在這之前西川留下的話是“烏鴉解決烏鴉的問題，我解決我的問題”，而歐陽江河寫下的是“詩歌只能解決它自己的問題”，那我就這樣“和”一句吧：“詩歌永遠無法解決它的問題”。
　　
是啊，誰能解決“詩歌的問題”？就今天這個話題，我只能說詩歌在今天很難對公眾講話，但接著我想說詩歌可以對人們講話。我就順著這個思路來談吧。
　　
說詩歌很難對公眾講話，那首先是由于詩歌寫作的性質(zhì)所決定的。從古到今，詩歌雖然一直影響著人們，甚至參與到對一個民族良知和審美感受力的塑造上來，但在其內(nèi)里，它乃是一種個人的精神活動和語言活動。“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胡適當年的這句詩，就恰切地說明了詩歌寫作的這種個人性質(zhì)。“文革”結(jié)束以來，在集體主義神話和意識形態(tài)破產(chǎn)之后，詩歌寫作重又回到了個人，我認為這乃是一種必然。不管怎么說，詩歌不再是一種對公眾講話的活動，早期朦朧詩那種對社會歷史和公眾發(fā)言的集體代言人模式也受到了質(zhì)疑和深刻的修正。在今天，詩歌與其說邊緣化了，不如說愈來愈個人化了。這就是我們需要面對的詩歌的“現(xiàn)實”。
　　
說詩歌無法對公眾講話，還是由詩歌寫作的對象所決定的。在歷史上我所認同的詩中，有與自然和歷史對話的詩，也有與他人或自己對話的詩，有與詩歌本身對話的詩，甚至還有與上帝對話的詩。但無論如何，它們都不是對抽象的、普泛的“公眾”講話的。在中國，幾乎受過教育的公眾都知道《夜雨寄北》，然而這首詩并不是對公眾講話的。它是對“君問歸期未有期”中的那個“君”講話的。對這個“君”有多種猜測和解釋。但無論如何，她指的是一個隱秘的、和詩人的生命構(gòu)成深刻內(nèi)在關(guān)系的、詩人心靈信息的唯一的接受者和對話者。而這個“唯一者”是超越一切現(xiàn)實人際關(guān)系的。她在本質(zhì)上只是一種想象中的精神存在。詩人就是在對這樣一個“對象”講話，并以此作為對人生孤獨和苦難的超越。
　　
李商隱這首詩也說明了，就說話對象和方式而言，詩歌是無法對公眾講話的，它只能對一個特定的對象講話。并不是公眾關(guān)心的所有問題詩歌都要發(fā)言，詩人只能從他個人的內(nèi)心出發(fā)，有時候還必須說出被公眾的喧囂所掩蓋的聲音。不去考察詩歌的這種個人性質(zhì)和說話方式，動輒以“公眾”的名義來要求，這只能是一種非文學的要求。這樣的要求，其實是對詩歌和一切精神事物的取消。這種要求，使我想起了博爾赫斯的一句話“把一本書交到一個無知的人手中，就如同把一把劍交到一個孩子手中一樣危險”。
　　
對于詩歌寫作的這種性質(zhì)及“個人寫作”問題，我在許多文章中都談過，今天我主要想探討的則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面。雖然詩歌寫作總是伴隨著一種深刻的、獨特的個人意識，詩歌也不可能對公眾講話，甚至它只能在那里“自言自語”，但它卻有可能為公眾中的一部分人所接受；這就是說，它有可能表達某種共同的經(jīng)驗和情感，從而在其他人那里喚起“共鳴”。它甚至有可能為一個時代的經(jīng)驗和困惑“命名”。這方面的例證我就不舉了。
　　
僅僅以讀者、發(fā)行量和市場來判斷文學的價值，這是一種商業(yè)時代的蒙昧主義。但在另一方面，社會上某些讀者的要求，有時候卻會形成一個無形的“審判席”，作用于一個詩人的良知和寫作意識。可以說，我尊重這種來自讀者的要求。很多要求，其實體現(xiàn)著歷史未被言說的痛苦。這就是說，人們在這個時代的經(jīng)驗和困惑，在執(zhí)著地期待一種詩的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講，詩人們并不是無辜的，當代中國詩歌也并不是沒有可以反省的地方。
　　
這里再舉一個上次在人大的例子，在我們講完之后，聽眾提了各式各樣的問題，但真正使我受到震動的是一位女生，她提起書包走到臺前遞給了我一張紙條，還沒有等我看清她，就一低頭，匆匆離開了教室。我打開一看“現(xiàn)在有些詩人自殺了，也有許多人被死亡困擾，你有沒有同樣的心路歷程？為什么人們自殺？是因為感到生活沒有意義，又無法解脫？請你談一談，請不要回避！”
　　
使我震動的不僅是這位女生的問題，還有她這種方式。她遞來紙條，想聽到正在困擾著她的問題，但她聽都沒聽，就走了！為什么？因為她根本就不指望有她想聽到的回答，還是……？這就使我想起了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中的那句著名的話：所有哲學問題中只有一個是真正嚴肅的，那就是自殺。但這是否也是詩歌需要面對的問題？我想對那位提問的女生說，我當然在內(nèi)心里，在寫作中經(jīng)歷了這種“天路歷程”，但我很難在這里談。這不是一個公共話題。這是一個需要一個人獨自面對的問題。但是，她會滿意這樣的回答嗎？在人們期望的時候詩人何為？詩歌當然不是用來制止自殺的（雖然我們聽說過這樣的事例），但是，它能對人生的那些問題無動于衷嗎？
　　
我之所以受到震動還在于，人們都說像我這樣年紀和經(jīng)歷的人才有人生的艱難感，但沒想到這么年輕的人也帶著同樣的問題出現(xiàn)了。人們盲目相信“進步”的神話，社會是否在進步？社會當然在進步，但人生的問題仍是那些問題，互聯(lián)網(wǎng)和消費時代的到來并沒有替我們解決那些更內(nèi)在、更根本的問題——它依然存在，只不過變得更隱蔽罷了。那么，詩人何為？
　　
我談這些，是因為我相信這一切都在作用于我們的寫作。在今天這個時代，一個詩人既要堅持一種寫作的難度，不向任何時尚和風氣妥協(xié)，堅持按照自己的藝術(shù)標準來寫作，但在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一種對歷史、人生和靈魂問題的關(guān)懷。只有這樣，它才能具有某種“公共性”，它才會具有它的穿透人心的力量。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曾有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之說，也有為人生而藝術(shù)之說。我相信，只要是真正為人生的藝術(shù)，就會在人間產(chǎn)生共鳴。我所說的為人生，不可能是表面的，或二十年代意義上的。以上我談到凱爾泰斯，我所說的為人生，也完全可以是“凱爾泰斯式”的。對這位“靈魂的拷問者”來說，現(xiàn)代神話是這樣開始的：上帝創(chuàng)造了人類，而人類創(chuàng)造了奧斯維辛。而他把自己的一生，他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寫作，都放在思考和追問這個連上帝也無法回答的謎上。這一切，難道與我們無關(guān)嗎？我不這樣看。凱爾泰斯的“奧斯維辛”，照亮的正是我們自己長久以來所盲目經(jīng)歷的一切。他對“奧斯維辛”這個神話的挖掘，他那毫不妥協(xié)的、敏銳而又精確的筆觸，喚起的正是我們自己對歷史和人生的感受。他在對我們說話。他的“奧斯維辛”，就在我們自己的心底言說和吶喊。
　　
我信任這樣的藝術(shù)。這也正是我所認同的“為人生”的藝術(shù)。這里我再談兩位作家，卡夫卡與博爾赫斯。在卡夫卡那里總是有一種絕對的誠實，他的藝術(shù)探索，無論怎樣難以理解，總是相應于一種更內(nèi)在的生命的要求。但是博爾赫斯就不一樣，尤其是那種泛濫成災的對他的模仿，他們寫著寫著就成了一種智力的、玄學的游戲。這就是說，這種寫作脫離了生命內(nèi)在的要求和人生經(jīng)驗的血肉。它們怎能對人生講話？“重要的不是藝術(shù)”，在九十年代中國的藝術(shù)界有人這樣提出，那么，重要的是什么？最近我還看到一本世界當代攝影家訪談，許多極優(yōu)秀的攝影家都聲稱他們不是什么“攝影家”，“既使不是攝影也不在乎”，而且要和那種泛濫成災的“藝術(shù)”劃清界限。在我們這里，有人有眼光和勇氣這樣來考慮問題嗎？
　　
一個朋友前不久對我談到我們一起見過的一位來自海南的女性，說她回去后“一邊流淚一邊讀你的東西”，“是嗎？”我當時默然了。我知道有許多這樣的讀者。他們的存在對一個詩人構(gòu)成了最深刻的激勵。詩人與公眾的交流是困難的，但又是簡單的——心有靈犀一點通。問題是你有沒有這樣一個靈魂，問題是你的寫作是否真正切入了人生的血肉，而不僅僅是在那里懸空打轉(zhuǎn)。我聽到過許多普通讀者對詩歌的反應，我信任他們，甚于對許多所謂的文人。現(xiàn)在的詩人很多都犯有文人相輕的絕癥，而且也很不自信，總是在詆毀別人抬高自己，因此你能指望從他們那里得到一種詩的公正？算了吧。這里我只談對讀者的信任。我信任讀者，是因為他們不帶偏見，而只是從內(nèi)心里需要真正的詩歌。
　　
同時，我也相信詩歌有能力和耐性創(chuàng)造它的讀者。請注意這里的“耐性”，精神的勞作從來都是和“耐性”相聯(lián)系的，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說“哲學家們互相打招呼的方式是——慢慢來”。不是迎合讀者，而是創(chuàng)造自己的讀者——這正是歷史上那些真正偉大的藝術(shù)所做的事情。屈原的詩創(chuàng)造了它的讀者，穆旦的詩創(chuàng)造了它的讀者，現(xiàn)在那些備受指責的詩歌也將創(chuàng)造其讀者，并且已經(jīng)創(chuàng)造了它的讀者。我相信真正的詩歌是可以穿越重重障礙而抵達人心的。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么比詩歌更能進入人心的？這就是我的信念。
　　
在過去的十多年，在詩歌界一直有一種試圖重新恢復詩歌“對文學講話”（羅蘭·巴特語）的能力的努力。這種努力，姑且可以稱之為“知識分子寫作”。這種寫作當然不是一個流派或圈子，而是一種寫作傾向和精神。它的真正的精神在于，怎樣使自己的詩、寫作和詩學探討不僅對一個狹小的詩歌圈子講話，而且對這個時代的那些獨立的、有思想的人講話；怎樣以詩歌特有的方式切入到時代的話語場中，并成為其中富有想象力的一部分；怎樣把詩歌帶入到當下知識分子那種內(nèi)在的困境和沖突之中，使它處在一種“自我追問的靈魂狀況”，由此更深刻地突入時代和人生內(nèi)在的矛盾和痛苦，等等。
　　
在今天，雖然這種寫作需要反省和修正，但我仍堅持它的基本精神。在藝術(shù)圈中有一句話“學會尊重大眾”，我想我本來就是尊重大眾的，只不過詩歌卻無法對“大眾”講話，它只能對這個時代那些有思想、有更高的審美需求和生命關(guān)懷的人講話。同時，我也不想成為那種狹隘意義上的“詩人中的詩人”，只滿足于修辭的游戲和愉悅，因為正像奧頓所說“游戲的樂趣是暫時的，你得說出什么才行”。我這樣要求自己，不是我有什么更“宏大”的追求，只是因為在我看來，詩歌的寫作比這一切要更嚴肅，也更深入。海子曾在他的詩學絕筆《我所熱愛的詩人——荷爾德林》中說“詩歌是一場烈火，而不是修辭游戲”。在某種意義上，我認同于這種詩觀。不過在我看來這種“烈火”不是那種表面上的熊熊大火，而很可能是一場“看不見的火”。一個詩人便終生穿行在這看不見的、但一直在燒灼著他的火中。在詩歌界不乏行家里手，但它缺乏的，很可能正是這種由詩歌的烈火鍛造出來的靈魂。是的，不把靈魂的問題包括進來，我就很難在這里說出和思考文學的奧義。
　　
也許，這就是一個詩人在一個貧乏的時代所要承擔的一切。對我來說，詩歌寫作不僅是寫出幾首好詩的問題，也不僅是對詩藝有所貢獻的問題，還要承擔起對人生、時代和文明的追問，還要承擔起對靈魂的關(guān)懷。在我看來，如果說有“知識分子寫作”這回事的話，它們的貢獻之一就是把這種追問和關(guān)懷，把一種少見的思想性、精神性和洞察力帶入了當代詩歌。它們拓展并提升了詩歌對時代的精神問題講話的能力。它們在一個更大的文化范圍內(nèi)為詩歌贏得了尊嚴。只不過這一進程在眼下處在了一種更艱難的情形。由于復雜的文化政治原因，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對這種寫作的惡意中傷和詆毀，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許多詩人從歷史、思想、精神和道德的領(lǐng)域的后撤。在一些詩人的寫作中，有一種很顯著的“縮減”的策略。當然，把自己限制在專業(yè)的領(lǐng)域里是明智的，也應該修正那些大而不當?shù)膶懽髯藨B(tài)，但這和一個詩人不斷深化、壯大自己的精神視野和思想能力并不矛盾。可以說，我也認為保持一種藝術(shù)的限度意識十分重要，誰不想把自己的詩寫得更純粹一些？然而，這一切卻不應該成為某種托辭。
　　
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我經(jīng)常想起這樣一句話：“運思的人愈少，寫詩的人愈寂寞”。
　　
回到我們的話題：我不想再問詩歌能否對公眾講話，我想問詩歌能否對這個時代“運思的人”講話？能否堅持“思”與“詩”的結(jié)合，使寫作成為人生和靈魂的更深切的言說？當然，我這樣問，只能給我自己帶來更多的困惑。
 
最后，我還想說今天這個題目“詩歌能否對公眾講話”，其實還有著一個副題——“一種絕望背景下的希望”。我相信即使是最個人化、最晦澀的詩人，在他們的寫作中也都包含著一種交流和對話的渴望。李商隱的無題詩，如天書般令人費解，但它們其實都是以愛情相思的形式，表達對生命對話的渴望，現(xiàn)實的阻隔及本質(zhì)上的不可能。有一位朋友看了我文章中的一句話“一種絕望背景下的希望”后，她這樣問我“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一種人間交流的徒勞和放棄嗎？”我這樣回答：不是一時的沖動使我寫下這句話，它出自多年來我對詩人命運和人類生活無窮的差異性和荒謬性的認知。但這并不意味著“放棄”，因為在這個短句間，在希望與絕望之間仍體現(xiàn)了某種張力。只是我愈來愈感到某種“徒勞”。這些年，也有一些對我們這些人的寫作的評論，但說實話，我看到的眾多評論并沒有多少真正觸及到這種寫作的內(nèi)在本質(zhì)和核心部分。中心部分始終是黑暗的。公眾所看到的詩人，很可能只是一個被簡化的詩人，一個被部分使用的詩人，甚或是一個被潑上了一頭污水的詩人。你可以說這是悲劇性的，只是我并不悲觀，相反，它會從更深刻的意義上激勵一個詩人。事實上對一個詩人來說，真正的災難并不是不被理解，而是他太渴望理解。他只能懷著“一種絕望背景下的希望”來從事寫作，難道可以把這句話反過來說嗎？不可能。
 
因此對我來說，在一個媒體社會，在一個熱鬧非凡的大眾傳播時代，我所認同的關(guān)于詩人的隱喻仍然是卡夫卡意義上的，那就是：一個秘密的不為人知的土地測量員。
 
原載于 中國南方藝術(shù)
 
作者簡介：
 
王家新，詩人、詩論家，1957年生于湖北，1974年高中畢業(yè)后下放勞動，“文革”結(jié)束后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后任教師、編輯等職，1992—1994年間在英國等國旅居，回國后任教于北京教育學院，現(xiàn)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詩集：《樓梯》《紀念》、《游動懸崖》、《王家新的詩》、《未完成的詩》，詩論隨筆集：《人與世界的相遇》、《夜鶯在它自己的時代》、《沒有英雄的詩》、《坐矮板凳的天使》、《取道斯德哥爾摩》、《為鳳凰找尋棲所：現(xiàn)代詩歌論集》，翻譯集：《保羅·策蘭詩文選》（合譯）。即將出版的詩論隨筆集有《雪的款待》。王家新的詩歌創(chuàng)作和詩學隨筆文字均受到廣泛注重，被視為“朦朧詩”后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和當代最有影響的詩人評論家之一。作品被選入多種中國現(xiàn)當代詩選和中學、大學教材中，并被譯成多種文字；曾多次應邀參加歐美和日本一些國家的國際詩歌節(jié)，并應邀在國外一些大學講學、朗誦、作駐校詩人。2009年獲首屆“中國當代文學學院獎”。
 
作者：王家新
來源：盧輝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976280102xxdq.html